哲學王與佔有慾 (北京) 劉曉波 開放社會之敵 二千多年前，正值壯年的柏拉圖在其老師蘇格拉底無辜受難之後，為弘揚老師 的未競思想完成了二十五篇對話，這就是在西方歷史上的影響最為深遠的《理想國 》一書。他按照哲學上超現實超經驗的理念設計出理想社會，他絕對相信自己思想 的正確性，由此引申出必須讓他這個設計者執掌統治大權，哲學王的思想傳統由此 肇始。二千年後，著名科學哲學家和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家卡爾·波普爾，面對世界 性的共產主義熱潮和歐洲知識界普遍左傾，隱居在孤寂的島國新西蘭，完成了當代 思想史上名著《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在波普爾看來，柏拉圖哲學及其政治理論， 正是"開放社會之敵」的最早思想源頭，因為柏拉圖心目中的理想國，居然是一個等 級森嚴的封閉社會， "哲學王」的設計，也不過是柏拉圖意欲把專制化思維付諸於 現實統治，讓思想獨裁走向政治獨裁而已。 柏拉圖開創了社會烏托邦傳統，通過設計完善的理想而進行著自我超越的嘗試 。它既是對現實的批判甚至全盤否定，也是理性對社會改造工程的全盤解決，而完 全忽略了社會自發進化的經驗性積累。同時，柏拉圖式的古典理想主義，一方面， 常常與政治上的封閉主義、等級歧視和道德上的苦行主義、完美主義相聯，另一方 面又與擴張主義和佔有式征服欲密切相關，自我超越表現為權力慾的無限膨脹，是 哲學王的對外征服和行使絕對權力的享受。這種古典擴張主義滿足著權力享樂主義 者的佔有慾。浪漫主義的高揚理想也好，現實主義的熱中於現實的征服也罷，為了 進入無限與永恆，人必須全力向外擴張，去征服、去佔有、去統治，把個人意志上 升為群體意志，把一族意志擴張為人類意志，並通過各種可能的方式將一己意志強 加於他人，在征服和佔有之中體驗到自我之有限生命的無限擴張和膨脹，以至於妄 想覆蓋整個世界。這是人與人之間的力量、意志、智慧的較量，也是選擇時機的較 量，更是殘忍、陰謀、屠戮的競爭。正如馬基亞維利對專制君主的建言：奪取權力 和鞏固權力的最佳手段就是「不擇手段」，關鍵時刻，權力道德要求君主敢冒天下 之大不韙，與真理相反與仁慈相反與善良相反，凶狠欺騙無恥， 否則將一事無成。 佔有慾與權力擴張 佔有慾是人的一種本能，它的存在像穿衣吃飯一樣不可避免，它絕不因個人品 質的善或惡而改變，道德層次的善與惡也無法作為對佔有慾進行評價的標準。我們 通常把麥克白式的野心評價為惡，但是這部悲劇那震撼人心的力量絕不是這種評價 所能包括的。王熙鳳如果不是那般地「惡」，她也絕不會成為中國文學史上最引人 注目的形像之一。麥克白和王熙鳳那近於瘋狂的佔有慾的審美表達，強烈地觸及到 了人本身的深層慾望，觀賞者對他們的道德否定只是表層的外在的社會意識，而內 在的深層的本能潛意識卻在肯定著他們。佔有慾的存在是與生俱來的，其表現方式 多種多樣。它可以是皮鞭、是鎖鏈、是刀光劍影、是原子彈，也可以是善意的微笑 、是愛的溫情、是邏輯的力量、是科學的創造，是理想和信仰的魔力；它發生在劍 拔弩張的戰場，也發生在平和祈禱的教堂；它表現為人與人之間的拔劍決鬥，也表 現為相互擁抱的竊竊私語。權力是佔有，思想是佔有，感情也是佔有。海誓山盟常 常是男女之間的終身佔有的道德形式。人類高於其他生物的智慧在於：正因為人類 意識到了這一點，才逐漸意識到必須在各個領域對無限制的佔有慾進行限制。政治 上的憲政民主，經濟上的平等競爭、言論上的自由權利、人與人關係上的自主選擇 ……都是針對佔有慾的無限膨脹而形成的制度，它們分別針對政治上、經濟上、思 想上、感情上的一元決定論。佔有慾是精神慾望，無法對之進行現實的約束，總不 能只因為我想要統治全世界或表達這樣的慾望而逮捕我或殺了我。相反，現代文明 奉行的是思想無罪和言論無罪的人權原則，以思想或言論治罪是野蠻的。 但是，佔有慾進入現實，必然表現為權力擴張欲，佔有慾的現實實現必須借助 於權力以及權力的擴張，所以現代文明在給人以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同時，決不 能給權力以自由，必須通過現實中對權力的直接限制來間接地限制佔有慾的無限膨 脹。佔有慾不依附於現實的權力，至多是個人的臆想，其極端發作也至多造成兩種 有限的災難，施之於他人的個別暴力犯罪，施之於自身的精神自虐或暴力自戕（精 神病）。然而，佔有慾的無限膨脹一旦有了現實權力的幫助，造成的災難再有限也 是社會性的大災難。佔有慾是無限的，轉化為現實的權力慾也是無限的。由無限的 佔有慾鼓蕩起無限的權力慾，天然地趨向於權力的無限擴張或濫用，直到遭遇強制 性的界限為止。所以，當人類無法以倫理自律完全限制住佔有慾的無限膨脹之時， 就必須以法治化的他律嚴格限制權力慾的惡性膨脹、特別是限制現實權力的無限擴 張。不加限制的權力就會在佔有慾的無限膨脹的激勵下走向獨裁，走向用鐵血手段 對整個人類的征服。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中國古 代的這種「天下意識」，極為典型地道出了人之佔有慾及其權力慾趨於無限擴張的 本性。嚴格地講，這與統治者的個人品質無關，只要沒有外在的強制界限，任何統 治者都很難自願地對手中的權力進行自我設限。而獨裁製下的「明君」和「清官」 ，在根本上不過是一場滑稽的夢。 如果說，皇帝是政治上的專制君主，那麼形而上學就是思想上的專制君主，二 者的深層實質正是指向無限和永恆的佔有慾、征服欲、統治欲。所有的皇帝都宣佈 自己的權力是惟一有效的；所有的形而上學都認為自己的理論是惟一正確的。他們 說自己的權力無遠弗屆，自己體系包羅萬象，是與人類歷史共始終的救星和真理， 千方百計地要人們相信那個「實體」或那個「道」確實是宇宙的終極主宰，相信其 關於社會歷史前景的預言、人類發展的未來設計是惟一正確的，相信其關於人性、 人的本質的定義是絕對天經地義的……總之，讓人相信其權力是不容任何限制的和 挑戰的，其思想體系是不可懷疑和不能懷疑的。而誰相信了這一切，誰就被徹底占 有了。人類思想史上一切關於人的本質的終極理論都是理論家們企圖征服人、統治 人的手段。他們說「一」比「多」可愛， "本質」比「現像」高貴，「統一」比「 對立」美好，「理智」比「感情」崇高，而這些對比無非是想用「一」佔有「多」 而已。而實際上，「多」並不比「一」卑賤，人也不是生來就只能服從，只配奴性 十足地仰視主人，人需要自主自立自由。為人類想，你就必須承認你手中的權力不 是最高主宰；為真理計，你就必須承認每個人都有發現真理的可能。除了宗教信仰 中的上帝之外，政治權力不是上帝、經濟利益不是上帝，哲學形而上學不是上帝、 科學真理也不是上帝。 然而，古典形而上學者們像專制皇權一樣，宣佈自己就是思想的上帝。二千多 年前，柏拉圖曾經夢想過做「哲學王」：在他的理想國中，必須要哲學家當國王或 國王變成哲學家，這難道不是形而上學者們的佔有慾和權力慾的最早的公開化表達 嗎？新柏拉圖主義與基督教神學的結合，終於在中世紀演化為哲學王的統治，政教 合一的教會權力遍及整個歐洲，哲學王的擴張慾望發動了罪惡的十字軍東征，神壇 對世俗的主宰和審判製造了無數駭人聽聞的冤案，迫害異教徒的暴行貫穿整個中世 紀，對布魯諾和伽利略的審判，僅僅是這類暴行的像征而已。而納粹主義和共產帝 國就是哲學王專制擴張野心的現代復活。難道希特勒在用手指轉動著地球儀時所體 驗到的擴張、征服和佔有的快感，與黑格爾宣佈自己的理論體系是人類思想發展的 頂峰之時所體驗到的快感，有什麼根本的差別嗎？難道馬克思宣稱自己為人類找到 了終極的社會理想，與斯大林和毛澤東意欲建立遍及全球的紅色帝國並宣佈自己是 人類的大救星之間，有什麼根本的區別嗎？沒有！所以，波普爾把極權主義的思想 根源追溯到柏拉圖，一點也沒有冤枉這位偉大的智者。在中國古代，孔子有「登泰 山而小天下」的自負，孟子有「捨我其誰」的狂妄，二人周遊列國去跑官，苦口婆 心地想說服君王們，不就是意欲借助於現實的權力來實現他們的「捨我其誰」的占 有欲嗎？他們後來的私人講學，只是哲學王夢想破滅後的無奈選擇，是退而求其次 ──既然做不成手握生殺大權的哲學王，那就做在思想上佔有天下之心的聖賢。即 便是低調的道家，其出世的姿態也頗為狂妄，老子張口就是「治大國如烹小鮮」的 大言不慚，莊子也自稱達到了「天地與我為一」的人格化境。換言之，自以為已經 為人類「立德」的智者哲人，在無緣於「為萬世開太平」的立功之舉的無奈下，也 就只能退而求其次，但即便如此，那抱負也令人望而生畏，他們幹的仍然是「為天 地立心」 的立言大業。多大的口氣，多強的佔有慾，除了「為萬世」，就是「為天 地」！ 哲學王之夢 中國古代文化的重要特徵之一，就是從各個角度激發人的權力慾，把人的一切 積極性調動起來，爭相奔向「仕途」或投身「宦海」，讀書做官或掌握權力，幾乎 就是一個人取得成功及其社會地位的惟一途徑。難道中國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們的那 種以「濟天下」為招牌的強烈仕途欲，僅僅是為國為民的高尚情操，而與人性的占 有欲權力慾征服欲統治欲無關嗎？ 帝制下的文人們的最大悲劇，在於沒有運用只屬 於知識份子的而不屬於政治家的手段來進行征服，因而他們非但沒能征服人，反而 被徹底同化於皇權政治之中，失去了知識份子自身的安身立命之地，成為附在政治 權力之皮上的毛。沒有獨立要求，缺乏懷疑精神和批判意識，也就很難具有社會良 知，是中國古代士大夫的最大特徵。而沒有這些也就沒有知識份子。在這個意義上 可以說，中國幾千年帝制社會中，沒有獨立的知識階層，沒有獨立的企業家和商人 階層，只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皇帝與臣子、官僚與百姓。那些吟詩作畫、知書達 禮的士大夫們，在骨子裡都是夢想著有一天成為主子的奴才，狂妄、狹隘、盲從、 軟弱。這種可悲的現像，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在西方，哲學王之夢，只是眾多思想傳統中之一種，而且還只是古典形而上學 時期的思想，它在多元思想傳統的競爭中，在近現代的反形而上學的思想運動中， 逐漸淡化並最終被思想和權力的分離原則所取代。哲學王傳統的現實形態也只是階 段性的──中世紀神權統治和現代的極權統治，甚至在神權政治的晚期，就出現了 「讓上帝的歸上帝，讓愷撒的歸愷撒」的分立思想。可以說，沒有啟示與真理、信 仰與理性以及教皇權力與世俗王權的相互制約及最後分立，也就不會有近代政治哲 學上的三權分立。而在中國，哲學王的夢想貫穿整個歷史，並在毛澤東時代達到了 道統與法統的絕對合一。這是中國知識份子面對政治權力的最大失敗，而且一代代 敗得很慘。這種失敗的深度，絕非只是獨裁權力的野蠻鎮壓所能標示，更是知識精 英階層在精神上人格上道義上的貧乏、懦弱和墮落。幾千年來，中國知識人從來沒 有取得過獨立，要麼造反奪取權杖，要麼依附於權杖，與權力的糾纏成了知識人的 宿命。由五四運動開始的知識份子現代化運動，使他們在整個民國時期逐漸走向獨 立，但在中共執政後，半吊子獨立又變成全面依附，他們再次成為附在權力之皮上 的毛，而且是被毛澤東隨心所欲地拔來拔去的劣等毛髮。鄧小平的改革使他們重新 受到權貴們的青睞，從劣等毛變成上等毛，但是皮上之毛的命運並沒有根本改變。 江澤民也因「三個代表」而佔據了法統與道統合一的制高點，知識界也基於既得利 益而認同江澤民的核心地位，所以他自封為「繼往開來的領路人」，也就理所當然 。怪異的是，一方面，中國的權力理論歷來都帶有「天下為公」的色彩，而通過現 實權力所得到的卻全部是私利；另一方面，中國的權力意識形態一向用「天命」作 為統治合法性的來源，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而現實中的權力交替卻成了家族 私利或政黨私利的專利。究其實質，中國文化是一種實用化功利化的獨裁形而上學 。它並不超越，也不抽像，更不虛玄，而是極為世俗、具體和功利。在法統上，所 謂的「朕即天下」便可囊括。在道統上，所謂儒家的「學而優則仕，祿在其中」， 道家的「道無所不在」,甚至「在糞土在尿溺」，禪宗的「擔水劈材，皆有佛性；風 花雪月，無非涅盤」，在實用主義和機會主義這點上，可謂三教合一，由此孕育的 獨裁製度自然也是舉世無雙。中國文化已經把人的豐富性壓縮為最簡單的慾望── 權力慾。哪怕我只有一平方米的管轄空間，我也要充分利用這點權力來謀私利。國 人最善於精耕細作的，絕非農家的一畝三分地，而是官場上的一畝三分地，由此擴 展到全社會所有領域內的權力運作。只要有權力，不管大小，皆要充分利用，一個 售貨員也會把手中秤桿的權力開掘到極限。 中國文化中的權力慾 中國歷史上屢禁不止的宦官之患，就是權力慾畸形發達的中國文化之結晶。對 於一個佔有慾強烈的人來說，當他無法通過「學而優則仕」的途徑實現其權力慾時 ，就會通過其他途徑，而中國的閹人傳統就是「讀書做官」之外的主要入仕途徑。 由於太監最接近皇權，通過閹割而入仕就是極具優勢的捷徑，甚至比皓首窮經的科 舉入仕更為方便。所以，太監的來源便由被閹發展到自閹，自閹之人成為宦官集團 的主體。對肉體的閹割畸變為精神上的病態報復欲和佔有慾，並可以借助於現實的 權力實現之。歷史上的大太監，常常斬獲「一人之下而萬人之上」的權力，成為奴 才中最高級別的奴才。而太監一旦大權在握，其貪婪、陰險和凶狠遠超過肉體上的 正常人。以中國文化對權力的極端崇拜而論，即便生理正常人之權力慾也畸形發達 ，連阿Q自以為有了「革命」或「造反」的權力之後，都擺出恃強凌弱的霸道姿態和 陷於惟我獨尊的幻覺之中，何況士大夫者流。在此意義上，完全可以把中國稱之為 「太監之國」，在肉體被閹的職業太監之外，其餘國人的人格或精神世界也被閹割 得只剩下權力慾了，權力才是國人慾望的核心，所謂 "有權就有一切而無權便一無 所有。」政治家和思想家用各自的獨特方式來達到佔有慾的滿足。在一個正常發展 的社會中，思想家與政治家之間的關係是雙重的，思想家既是權力的批評者監督者 ，也是超前的創新觀念的提供者。政治家既是被批評被監督的人，也是把思想創新 轉化為改造現實的制度創新的中介。所謂的「知識就是力量」、「知識至上」即是 指此而言。我們不能只在科學的或經濟的意義上理解知識的力量，偉大的思想發現 往往成為社會大革新的前導，改變一代人的價值觀念並滲透整個社會，變成普及的 社會常識，在某一時代乃至更長的歷史時段支配著社會。不要說人文思想的創新對 制度進步的巨大推動作用，即便是科學創新也會改變一個時代的精神面貌。當哥白 尼、伽利略、牛頓、達爾文、愛因斯坦等人的科學發現改變了人類的信念之時，科 學就不僅是改造自然的物質力量，而且轉化為改造社會的人文力量，所引起的信念 變革必然帶來人們的價值標準、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的改變，而這一系列改變或遲 或早要引起統治方式、權力交替方式的革新。 然而，這裡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前提：知識份子必須保持自身的獨立性，使智慧 的發揮和思想的發現成為不依附於政治權力的獨立力量。因為，在人類的活動中， 最容易僵化的是權力，最不容易僵化的是思想。一旦人類智慧的發揮完全服從於政 治權力，那麼隨著權力的僵化和專制化，思想也就必然僵化和專制化。歷史上，還 沒有哪一個專制政治，不全力通過權力對知識份子的操控和對民眾的洗腦來謀求思 想上的統一；也沒有哪一個習慣於思想獨裁的民族，不全力維持政治上的專制。因 此，對於人類來說，可怕的不是「多」，而是「一」；不是知識（思想）和權力的 分立，而是權力與知識（思想）的共謀。唯有思想者保持對權力的獨立，思想才能 具有質疑、批評、挑戰、制約的力量，才談得上思想創新，進而把權力引向善待人 性的正途。堪稱人類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權力理論家福柯，看透了權力在本性上的野 蠻和貪婪──即便是自由制度中的權力。他的權力理論的出發點是對權力的高度不 信任。他把權力視作對健全人性的壓抑、禁閉甚至否定。任何人面對權力，要麼被 激發出貪婪的野心，要麼感到畏懼、萎縮甚至窒息，一句話，權力的本性就是讓人 喪盡自由──先是蠻橫的剝奪，繼而是馴順之後的主動放棄，也就是逃避自由。福 科深入到被權力主宰的書面歷史的深處，探究幽暗、潮濕、發□的瘋癲史和監獄史 ，挖掘出令人顫慄的歷史碎片。在對細節的考古式清理中，福科發現：權力一直扮 演著暴君的角色，它以科學、理性、常識等知識形式實施技術化統治。知識的權力 化使統治變成一種精緻的權力技術，使權力具有瀰散化、細微化、隱蔽化的特點。 權力沒有主體和中心，甚至不是組織、機構、群體或個人的所有物，不是自上而下 的統治和服從，而是來自四面八方，橫向瀰漫於所有社會關係之中。權力是匿名的 ，在毫無察覺的情況下進行無孔不入的操控，不僅在依靠、聯盟、認同之中操控， 也在反抗、爭鬥、分裂、較量之中操控。這種微觀權力操控的有效性，特別要借助 於理性、知識、話語，把人群分為瘋癲和正常、守法和犯罪、革命與反動、劣等與 優等、正統與異端、真理與謬誤……在被理性知識辯護為社會常識的掩護下，權力 對人性實施著畸形化改造，從而把權力的對象變成劣等的邊緣人，沾滿傳染病毒的 不可觸碰者，最終變成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社會禁忌。在這種匿名的無所不在的微 觀權力織就羅網中，人，消失了！這就是福科繼尼采宣佈「上帝死了！」之後，宣 布 "人的死亡」的原因。 思想必須獨立於權力 人類歷史的發展表明，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佔有是無法消除的，權力的操控是無 所不在的，爭權奪利的廝殺也是沒有終點的。可以說，人類離不開權力，就在於人 類在根本上克服不了人性的弱點以及邪惡，人類只能在由自身弱點所決定的悲劇宿 命中掙扎，只能直面本性趨向於為惡的權力慾，把這種邪惡所操控的範圍盡量縮小 ，在所有壞的權力制度中選擇某種最不壞的統治方式。相對而言，無論是思想上的 佔有還是政治上的佔有，專制、獨裁都是最壞的權力操控方式，因而也是注定要被 淘汰的。任何獨裁都是對人性邪惡的無限制縱容，其結果都是對人的向善慾望和創 造力的扼殺。獨裁與反獨裁也是人性自身最難解決的矛盾之一。在人的個性沒有得 到發揮或充分發揮的早期，統治往往是專制的，權力和思想只屬於極少數人，大多 數人是無個性無思想的被統治者。而人類發展到近、現代，隨著個性意識的逐漸覺 醒，個人潛力的不斷發揮，每個人都想獨立地擁有自己的權利和思想，於是，人與 人之間的統治和反統治的鬥爭最後指向了這樣一個目標：誰也無權強制別人，人生 的最高目的是每個人的自我統治──自治中的自我完成。社會的公益事業來自每個 人每個群體的自治性合作，公共權力來自每個人的自願授權並服務於每個人的權利 ，而不是相反。這就是現當代生命哲學在理論上所要完成的最大主題：人是目的， 而不是他人的工具；每個人只屬於他自己，而不屬於任何外在的東西，無論這東西 是權力，是思想，是感情，還是物質。所以，政治家們和思想家們能否讓人們在他 們統治的社會中、學說前進行自由的選擇，是決定他們的統治是否善待人性和能否 成功的關鍵。要我服從你的權力嗎?那要看我是否願意和認同。要我相信你的理論嗎 ？那要讓我先思考一下、判斷一下。所謂「未經自己思考的生活不是生活」，正是 就此而言。雖然不能說憲政民主是人類最好的生活方式，但它確實是到目前為止人 類所能找到的最好的生活方式。之所以如此，首要的理由不是因為它有效率，而是 因為它有道義。憲政民主制度的高效率來自其善待人性的普世正義性：它把每個人 作為具有理性能力和責任能力的獨立人，而給予平等的對待。憲政民主的魅力來源 於它以制度化的法律保障著每個人的自主權利，保證了在一個人不願意的情況下任 何人也無權強制他佔有他。總統、思想家和學者們都不能剝奪一個人「自由地表示 贊成、反對、中立和沉默」的權利。自由的民主在政治上最大的敵人是專制權力─ ─無論是個人獨裁、寡頭政治還是多數暴政；在思想上最大的敵人是一元論的形而 上學──無論是歷史決定論還是目的論。而自由民主的敵人就是人性之敵，扼殺自 由民主就是扼殺人性。無怪乎在幾千年前，古希臘的一位哲人就說過：我寧可在一 個民主社會中受苦，也不去一個專制社會中享福。如果說，對人的全面佔有是肉體 和精神的同時征服，那麼政治的強制性往往是通過對肉體的佔有來達到對靈魂的征 服，而思想的說服力量則通過對靈魂的佔有來達到對肉體的征服。除非有人能在所 有的時間和所有的空間裡把所有的人都變成奴隸，否則的話，政治上的佔有往往是 短暫的、表面的，「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人的自我意識決定了在刺刀逼 人肉體下跪之時，人的心靈未必就隨之跪下，這是人的精神或意志的相對自由之所 在。而思想的佔有則是長期的、深層的，靈魂一旦被征服，肉體也就同時被佔有。 古典哲學說：肉體是靈魂的牢籠；而現代哲學說：靈魂是肉體的牢籠。所以，哲學 如果能夠說服人就遠比政治權力的征服更徹底、更牢固、更長久，它可以超越幾代 、甚至幾十代政權的更疊而延續下來。幾千年前的人類制度早已化為灰燼，但柏拉 圖、聖奧古斯丁的思想還不時地侵擾著當代人。在這個意義上，孔子是中國帝制時 代中最成功的統治者，他的思想佔有了中國人的心靈長達二千多年，至今仍然在占 有，而且已經化為中國人的血肉。共產主義，如果僅僅作為一種哲學或思想，大概 也會傳之久遠，成為人們批判現實的一種理想參照系。共產主義理論的衰落主要來 自它在現實中的試驗的失敗，而它在世界曾經取得過勝利，則是因為它的烏托邦哲 學征服了人的靈魂，人們在盲目地信仰它追隨它並進行了近一個世紀的社會試驗之 後，才以巨大的生命代價意識到它的虛妄。在古代，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一元論 的形而上學往往與一體化的等級專制相適應。宇宙要有惟一的主宰，人類社會便要 有惟一的權力與之相對應。基督教神學的經院化與大羅馬帝國的等級政權相適應； 儒家思想的獨尊與漢代大一統的專制相適應；黑格爾哲學作為國家哲學與普魯士的 封建王朝相適應，馬克思主義作為人類終極目標的決定論與共產極權相適應。當思 想的統治與政治的統治都走向絕對的一元化之時，社會便處在絕對的專制之中。這 時，打倒或批判一元論的形而上學就是打倒或批判一體化的政治專制，思想批判將 直接轉化為政治批判。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對中世紀的經院神學的反叛就是民主政 治對專制政治的反叛；「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孔子的全面否定也是對中國長期的 帝制政治的否定；西方現代哲學的非理性化、多元化就是對第一、二次世界大戰中 和大戰後的軍事獨裁和技術獨裁的叛逆。而且，這種由思想批判向政治批判的直接 轉化都是由於專制主義向極端發展的結果。 自由民主之敵即人性之敵 在此意義上，中國的改革開放對民主的強烈呼喚是「文化大革命」的直接結果 。因為「文化大革命」粉碎了當代國人心目中的個人獨裁、個人崇拜的神話，動搖 了國人根深蒂固的救世主意識。沒有「文化大革命」走向極端的專制暴政就 沒有今天民主意識的覺醒，沒有「文化大革命」的絕對形而上學的思想獨裁就 不會有今天對思想解放的強烈要求，沒有極端的盲目確信也就沒有今天的普遍懷疑 。「文化大革命」在加速了中國帝制的傳統文化的崩潰的同時，也促進了國人的現 代意識的自覺，因而也就加速了中國歷史的進程。一個封閉的體繫在內部發生了破 壞性的爆炸之後，開放就成為必然；一個千年未變的民族自身開始腐爛之後，改革 就不可避免。「文化大革命」給予我們的最大啟示是：1.在中國，最有危險性的倒 退是帝制傳統的延續或復活。2.中國人長時期的非人生活不是任何外在的原因造成 的，責任只在每個中國人本身，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共謀。必須敢於正視：這千 年不衰的專制、獨裁、個人崇拜、權力狂妄都是國人親手製造並加以維護的。中國 的貧困和愚昧決不只是一、二個專制暴君的罪過，也不僅僅是孔、孟的罪過，而是 每個國人的自我選擇，是全體國人選擇了政治獨裁和思想專制的高度合一。 文革的啟示 從這個意義上說，華夏大地上所發生的千年不絕的悲劇都是由國人們自編、自 導、自演、自 我欣賞的。祥林嫂和阿Q的死最典型地表現了國人的死亡方式──暴虐的他殺的 背後是盲目的精神自殺。奇怪的是，幾千年來，國人們從來沒有捫心自問：在這場 悲劇中，我扮演的是個什麼角色？我應該負有什麼責任?這種無自省的傳統從屈原的 《天問》就開始了。《天問》絕不像某些研究者所說的那樣充滿了懷疑精神。懷疑 是表面的，其深層是以提問的方式來繼續發洩《離騷》式的 "不得幫忙的不平」。 屈原在《天問》中提出那麼多問題，無一是指向自身的，而都是對自然、社會、歷 史這些外在因素的提問，它在實質上與《離騷》中對昏君、奸臣、小人的指責毫無 區別。《天問》中的屈原和《離騷》中的屈原一樣，詛咒身外的一切，懷疑身外的 一切，但是惟獨讚美和堅信皇權本身與自己的人格。「舉世皆醉我獨醒」是屈原全 部作品所標榜的自我評價。難道這種狂妄的昏庸與帝王的昏庸有什麼質的區別嗎?可 悲的是，這種不敢自我提問、自我懷疑、自我負責的民族劣根性，在「文化大革命 」結束後又得到了一次充分的表現。每個人都以「受難者」或「反抗者」的身份來 詛咒「四人幫」，來贏得同情或讚美，來洗刷自己或往自己的臉上貼金。似乎在這 場浩劫中人人都潔身自好，而在浩劫過去之後，人人都對自己的崇拜有加。國人幾 乎沒有意識到，中國歷史上的個人崇拜之如此盛行，就在於每個國人對自身的無條 件自我崇拜，都認為自己是世界上頂頂純潔無私的人。這種道德狂妄像權力渴望一 樣可怕，皇權在中國的長期延續是因為每個國人都有強烈的皇權慾望。正因為每個 人都自我崇拜，所以才有難以根除的個人崇拜；正因為每個人都想龍袍加身，所以 才有不衰的皇權。只要這種深層的民族心理不徹底改變，統治階層的更替根本無法 改變皇權的性質和個人崇拜的產生。這決不是個性意識，而是庸眾意識，是形而上 學的功利化。而真正的個性意識在哲學上是「認識你自己」──在自我確立的同時 進行自我懷疑和自我批判；在倫理上是「自律自治」──在自我選擇的同時自我負 責。而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恰恰相反，它只確信卻不懷疑，它把決定權全部交給個 人之外的某種東西，因而也就把一切責任推卸給外在因素。因此，國人的人格素質 本身就是形而上學的決定論的。而不敢自我正視、自我懷疑、自我批判和自我負責 的民族永遠不會自強。 總之，形而上學在實質上不是單純的理論，而是人的情慾需要，是人的脆弱性 的表現。人類需要形而上學就如同嬰兒需要搖籃和催眠曲一樣。不允許別人說「不 」的理論是最軟弱的理論，而形而上學正是這種理論。哲學史的發展就是不斷地向 形而上學說 「不」的歷史，是撥開迷霧還哲學以本來面目的歷史。與之相伴隨的是 個體的人不斷地從政治獨裁和思想專制的雙重束縛下解放出來的過程。在這個抽像 形態的哲學史的深層，是人的生命的潛力和豐富性的不斷展開，人對自身的意識不 斷地多元化、深化的過程。這是一個沒有盡頭的過程，只要人類存在一天，這個過 程就不會終止(即便那些以反形而上學著稱的哲學理論，也不時地有形而上學的傾向 在非自覺的狀態下流露出來，這正是人的局限和怯懦之所在)。別指望人類會有最終 的且是美好的歸宿，人一旦離開伊甸園就沒有回頭的可能。活著就是流浪，思想本 身是精神流浪。人類作為整體，在終極的意義上像每個個體的人一樣，毀滅就是歸 宿。在古代，上帝沒能中止人的毀滅過程；在現代，科學也不能。「物質不滅」和 「能量守恆」並不能為人的生命製造一台「永動機」， "永動機」像形而上學所堅 信的永恆動力一樣，僅僅是人類之夢，是古典形而上學的科學化，或是現代科學的 形而上學化。也就是說，神化的上帝與神化的科學產生於共同的人類心理：我們總 會有救。雖然我們不能說「熱力學第二定律」所主張的「宇宙熱寂說」(人類末日論 )就是最可信的人類未來，但是它作為關於人類命運的、有說服力的學說之一，還是 值得處在全球性危機中的人類好好想一想的。樂觀主義和悲觀主義之別並不能確定 生命價值的高低，關鍵在於你敢不敢、能不能正視人的局限和弱點，即便我們的聰 明才智能非常巧妙地加以掩蓋，我們所犯下的錯誤仍然舉目皆是。 千萬不能崇拜 我討厭任何本體論哲學，但我相信：在本體論的意義上，人這玩意，就是個制 造謬誤的工具，人製造的謬誤遠遠多於人類發現的相對正確，人就是在無數謬誤所 累積的教訓中進行創造，也就是波普爾所說的不斷地試錯或證偽之中有所發明。不 然的話，蘇格拉底不會承認自己的無知，莎士比亞也不會借助哈姆雷特之口，以極 為輕蔑的口吻嘲諷道：人，這點從泥土裡提煉出來的玩意，對我算不了什麼。 人呀，要崇拜，只能崇拜神，而千萬不能崇拜人。人這玩意，一崇拜──無論 是崇拜他人還是自我崇拜──准大難臨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