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太平洋更遙遠的地方 ──就美國9·11災難及部分中國民眾的反應答記者問 （北京）任不寐 問 題 1999年科索沃事件以來，中國民眾的反美情緒已經使知識界和國際輿論感到震 驚，但是，中國民眾對這次事件的反應仍然超越了理性所能預設的底線。在911大慘 案中，可以說是非常清楚的，但就是這種簡單的大是大非問題上表現出的狂熱或冷 漠更值得反思。當然，我知道仍然有很多中國人並不抱有隔岸觀火甚至幸災樂禍的 態度，表現出這種態度的中國人僅僅是一部分，但這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種情緒，其 在社會階層和地域上的分佈之廣是足以令人重視的。 這些中國民眾到底怎麼了？是什麼讓他們看到鄰居受難時如此無動於衷甚至彈 冠相慶，即使美國的頭號敵人卡斯特羅和卡扎菲都在這一問題上堅決站在美國的一 邊？在這次令人髮指的大悲劇中，除了個別國家，中國幾乎成為了距離人類主流文 明最遙遠的地方。是的，僅僅表示絕望是不夠的，我們需要反思，眾多的中國民眾 的這種反應不是沒有原因的。我不能窮盡各種原因，我理解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以下 五個方面。 一、1989年以來的政策環境 首先，我以為中國民眾的反美情緒和1989年以來這10餘年的政策環境、輿論環 境有關，群眾特別是學生是容易被國家教育、被意識形態暗示的，也更容易被不客 觀的輿論所引導。1989年中國出現了舉世矚目的政治危機，中國政府解決危機的方 案之一就是把中國自由主義思潮和美國等同起來一起反駁，同時，轉移國內危機需 要一個外部敵人，由於同一個原因，美國成為主流意識形態中的敵人。當然，美國 對中國人權問題的批評導致了中國官方更積極地在其壟斷的輿論中凸現美國的負面 形像。也就是說，對一般中國民眾來說，美國就是官方所描述的美國。 這種輿論環境和教育環境對於一般中國民眾特別是青年學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這種導向性的輿論說教通過兩個方面來進行：一方面，主動向社會灌輸美國的所 謂罪惡行徑，另一方面，通過媒體壟斷封閉資訊的暢通，使民眾無法瞭解更多的事 實真相。總的說來，90年代中國的「輿論導向」政策是基本成功的，這在科索沃事 件中就得到了證明。中國民眾幾乎對科索沃事件的來龍去脈一無所知，對米羅捨維 奇在科索沃地區所執行的政策也一無所知，他們知道的僅僅是「以美國為首的北約 」如何在南斯拉夫狂轟濫炸，他們更不會把這種選擇看作是一種不得已的人道努力 。我們看到，即使到了今天，還有中國民眾用5·8事件來為他們對911災難的幸災樂 禍來辯護。事實上，美國在那一事件中已經向中國道歉了，而且，中國民眾對5·8 事件全部真相的瞭解同樣是信息失真的。 在世界歷史上，這種情況並不罕見。漢娜-阿侖特就這樣談到過30年代德國人的 精神，她說：德國人靠謊言和愚蠢為生，而使愚蠢達到了聞所未聞的地步。遺憾的 是，在這個所謂的信息時代，大多數中國人仍然生活在這一時代之外，顯然，這首 先是政府強制管理的結果，然後才是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 二、愈演愈烈的理性缺陷 中國人的精神更多具有一些專家所說的「群眾思維」和「文學思維」的特徵， 這是一種世代相傳的思維結構，當然，當代的「社論體」漢語表達方式對此提供了 更現代的支持，使傳統的漢語思維的理性缺陷進一步政治化全民化。我們知道，在 西方，希臘文化奠定了西方理性主義的傳統，儘管在西方的思想史中也存在文學思 維和哲學思維的對抗，但文學思維從來沒有成為精神世界的結構性特徵。在中國， 文學思維和群眾思維一直是民族思維本身，在當代愈演愈烈為政治思維本身。這種 思維習慣缺乏理性和邏輯的錘煉，它缺乏推理能力，更容易受口號和幻覺的力量控 制。它很有力量，一般說來，證明和論證戰勝不了一些文學抒情和政治套話。不僅 如此，這種思維方式因「掌握」了群眾更難以被理性說服。群眾往往是輕信、膚淺 的懷疑主義和偏執、專橫、不容置辯的混合物，它通過情感放大把個別問題上升到 普遍問題，然後通過語言暴力，實現底層人的「想像力執政」。 美國的911大慘案事實上在中國重新掀起了一場全民大辯論，這是1999年那場辯 論的放大。這場辯論在某種意義上是兩種思維方式的衝突，是文學和哲學的衝突， 是個人理性和群眾心理的衝突。我們可以舉兩個例子來看看文學思維和群眾思維的 嚴重缺陷。 1、對公開信一個有代表性的批評是：你們為什麼只關心911死難者的不幸，而 不關心其他悲劇事件中的不幸？ 這是一個似是而非的指責。因為我關心A並不代表我不關心B，這是一個非常簡 單的邏輯問題。按這種指責，任何社會批評都不可能進行，因為你為了說明一件事 情需要把古今中外所有的相關案例都收集起來敘述一遍，這是很荒誕的。這種指責 也是極其不負責任的，因為它強加於人，批評者有什麼根據斷定簽名者沒有同情其 他悲劇事件中的不幸者呢？根據一般的法律精神，是指控者需要為他的指控負有舉 證責任，而簽名者無舉證責任做這種「無罪辯護」。比如，我瞭解的秦暉先生，他 對911大災難表示了悲憤和同情，但他在5·8事件中也對轟炸表示了譴責，儘管我們 都對官方對5·8事件的描述持不同的看法。 這種指責事實上也面臨著自己的指責：根據同一個邏輯，那為什麼你只關心所 謂其他悲劇事件而不關心眼下的這一悲劇事件呢？恰恰是進行這種指責的人本身對 悲劇事件採取機會主義的態度，即它只關心與自身利益相關的悲劇事件，這種態度 在道德上還處於較低級的狀態之中。與此相關的一種指責是，你這裡同情了美國， 就等於你說美國一切都好，這真是一種莫名其妙的邏輯。 2、認為911大災難是美國外交政策應得的報應。 首先，我們已經說明，中國民眾瞭解的美國僅僅是官方意識形態所勾畫的美國 ，而不是一個真實的美國。我不否認美國的外交政策主要是出於現實主義而不是理 想主義的考慮，是出於國家利益的考慮，但哪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不是首先出於對 自己國家利益的考慮呢？對於美國來說，這種考量並不總是和其政治自由主義的意 識形態完全對立的，因為政治觀念也是國家利益的一部分。也就是說，911大災難主 要不是美國霸權主義政策的應得報應，而是其全球主義政策的非凡代價。這種全球 主義包含著自由主義和人道主義的價值觀念，但這種價值觀念並不是無私的，它是 美國精神的內在部分，是為美國利益服務的。其次，當然，美國的外交政策不是沒 有指責的地方。但是這種錯誤不構成它遭受911災難任何法律上的理由。我們退一步 講，即使美國在國際社會上作惡多端，但在道德和法律上，恐怖主義仍然是站不住 腳的，911災難嚴重超越了懲罰和報復的底線。也就是說，兩錯之和不等於對，美國 錯了，但不能證明恐怖組織就是對的。舉例說，一個人拷打或虐待他人的事實並不 能使他在道德上負有責任接受拷打或虐待的義務，當然，按平等原則，他在道德上 有義務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提供補償。 一個人在歷史上的錯誤不構成它喪失基本人權的理由。否則，人類社會上的一 切災難都得不到同情，得到同情的反而是當下的行兇者。因為沒有人──包括受害 者──沒有犯過錯誤。同時，沒有行兇者是沒有報復的理由的，儘管這種理由的充 分性各有不同。按這種邏輯，抗日戰爭中的中國也得不到同情，因為中國歷史上的 罪惡行徑數不勝數。按這種邏輯，任何刑事案件中的受害者也得不到同情，得到同 情的是兇手，因為他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忍無可忍。同樣，希特勒也應該被同情，他 是被凡爾塞體系逼上了梁山，因而奧斯維辛災難是歐洲應得的報復。你看，這樣推 論下來是非常可怕的，那問題出在哪裡，問題就在於缺乏法律理性，而根據法律理 性，任何人，包括有「歷史罪責」的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911大災難也是一 個簡單的法律問題，毫無疑問，恐怖組織瘋狂地踐踏了國際法的基本準則，受霸權 壓制在法理上不構成進行恐怖主義報復的任何理由，因為恐怖組織決不是法理學上 的「緊急避難者」。 第三，恐怖主義最不能令人容忍的是，它肆無忌憚地毀滅無辜者的生命。我們 同樣假設美國政府或個別美國人作惡多端，但有什麼理由剝奪那麼多無辜者的生命 ？現代文明所確定的基本人權觀念之一就是：反對因個人或集團的行為對其所屬的 家庭、民族或集體進行報復。也就是說，其他人沒有理由為某個人的行為被懲罰， 只有那些實際作出惡行的人才應當承擔責任。所謂恐怖分子別無選擇，所謂一個人 犯罪應有全家人或他的鄰居來承擔責任，這是一種原始而瘋狂的思想，完全是罪犯 的邏輯，是戰爭的普遍動因。不准殺人！這是絕對命令，是人類普遍的最低道德標 准，而恐怖主義是對這一普世準則的公然挑戰。 最後，這種指責缺乏「己所不欲、毋施於人」這種觀念。批評家必須具有「換 位思考」這種習慣，那就是，如果我們是受害者情況將會怎麼樣？如果911慘案中有 批評者自己的親人又會怎麼樣(事實上世界貿易大廈上不僅有中國人，也有各國人) ？如果將來中國遭受類似的恐怖事件又會怎麼樣？我相信，我們的想法會完全不同 。事實上，這種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我剛剛看到一個資料，它說像911大災難這種 恐怖事件將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發生，這不過是一個開端。事實上此前包括世界 輿論嚴重忽視了恐怖分子的動員能力和技術力量以及瘋狂程度，911以後不是美國， 而是整個世界都處於恐怖之中。所以，假如中國不幸成為恐怖分子襲擊的目標，國 際社會會如何反應呢？我相信，國際社會決不會作出我們今天的一些同胞所作出的 反應。這種反應是令人慚愧的，它使我們清楚地看見了中國人在世界文明史上的位 置。中國輿論不是常常說國際上妖魔化中國嗎？事實上在沒有這種反應更自我妖魔 化的了。 3、對這次公開信的一個有代表性的批評就是，「今夜，我門是美國人」這句話 有問題。 「今夜，我們是美國人」，這句話是肯尼迪1963年在柏林的演講「我是柏林人 」的一種套用，表達的僅僅是與不幸的人在一起的這種意思（我不理解即使一些學 者朋友對此似乎也不太明白）。事實上在南丹慘案中，我也曾經說過「我是南丹人 」這種話（有我公開發表的文章為證）。這裡面表達的意思是一樣的。如果非洲發 生了災難，我們也應該說，我們是非洲人。理解這種說法不需要更多的想像力。其 實有「愛國主義者」對這一「比喻」進行指責，恰恰他們自己是「崇美」的，在他 們眼裡，美國即使倒□也是人間天堂，這到是非常具有諷刺意味的。 那什麼是我的真實想法呢？我是地球人，我也希望自己被上面的力量所撿選， 永遠和不幸的人群在一起。 三、世代相傳的道德冷漠症 人類道德準則有兩個界限，底線是「己所不欲，毋施於人」（鐵的法則），頂 線是「不管怎樣，總是愛他們」（黃金法則或愛的法則）。愛的法則在中國文化從 來沒有建立起來。由於生存資源的短缺，人與資源的矛盾轉換為人與人的衝突，因 此人與人之間缺乏愛。一方面，人際關係以敵人意識為主要特徵，當他人遭受不幸 的時候，我們缺乏同情和憐憫。同時，歷史性的戰亂和災難也麻木了我們的心靈， 使我對悲劇缺乏敏感。另一方面，生命的價值低於資源的價值，生命價值至上的觀 念是缺乏的，對生命價值的貶低使我們不願意傾聽鄰居的哭聲。 在這種物質利益高於一切的思維框架之內，人，他人，成為獲取資源的手段和 代價，而人的一切行為都被理解為出於某種物質利益方面的動機。他們自己這樣想 這樣做，也以為所有的人都永遠如此。這種思維不相信有超越物質利益以上的價值 和目的，如果它還不能確信某些行為的具體功利動機，那它就以為只是現在他還沒 發現而已。關於「別有用心」的動機的這種指責是這種思維一種司空見慣的方式， 其實所謂「別有用心」、「不可告人」就是它以為別人必定在高尚的言論後面有物 質利益的追逐，他之所以這樣判斷或堅信不移，事實上正是他自己這樣想的。問題 的關鍵是，一方面，物質利益和高尚目的並不總是衝突的，非此即彼的，另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超越純粹利害考量的對更高價值的追求、出於對上帝的服從或對有 罪的恐懼而作出的道德選擇，這種良心事件是大量存在的。在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 犬儒主義批評中，人類僅僅是低級唯物主義者，人的目的是各種資源，正如豬的目 的是食物。這種思維方式不相信也不能容忍高尚存在，一旦他發現，他一定要想方 設法用「動機分析法」將之弄髒如己。比如在對公開信的批評中，竟然有那麼多「 批評家」確信簽名者是為了在美國那裡獲得某種好處，而不是出於對生命的敬畏。 這種思維並非出於神經錯亂，因為千百年來我們自己一直是這麼想這麼做的。那麼 既然我如此精明於物質利益的算計，你怎麼可能不如此，不和我一樣呢？ 此外，在中國人心靈中，911悲劇首先沒有被理解為是生命悲劇本身，而更 多被看作是國際關係、各種利益衝突的戲劇。對一些民眾來說，他們首先聽不到廢 墟中的哭聲，他們首先想到的是這以事件背後的各種政治動機、或者自己在這一事 件中應該討回些什麼。即使是全天候直播911災難的香港鳳凰中文台，也更多關注的 是這一悲劇對經濟生活和未來國際政治的影響，而不是把生命悲劇本身看作高於一 切。事實上，這種評論發生在鄰居還懷抱著親人的屍體的時候，是不人道的。在這 些評論家眼裡，發生的不是一個個人的死亡，而是世界舞台上某種文字符號的博弈 。康德曾說過：「永遠把人類（無論是自身還是他人）當作一種目的而不僅僅是一 種手段來對待。」我想漢語評論家應該還生活在啟蒙時代以前。 四、種族主義惡性膨脹 這次事件再一次反映了一個問題：那就是有些中國人寧願做中國人，而不願作 人，或者說，他們首先是中國人，然後才是人。我所理解的正相反，我首先是人， 然後才是中國人。正是這種邏輯思維，死了人或許他們會同情，但死了外國人，死 了美國人則另當別論。 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在民族主義的思維中，外國人不是人，不是道德主體。 這種價值觀念由來已久。中國歷史上的種族主義是在千百年來農業社會和草原部落 的衝突中成長起來的，近代以來西方的入侵使這種種族主義獲得了它的現代形式， 而冷戰和89年以後的政治危機則賦予了它的當代或後現代特徵。在中國種族主義這 一發展歷史中，關於「保種圖存」的思想、關於外國人是敵人的思想，一直得到的 延續和強化。 正是外國人不是人這種種族主義思維，使中國人很難把他們本來就貧困的同情 心奉獻給外國人，更遠離了人類是相互依存的兄弟這種「全球人道主義」觀念。 五、社會轉型時期的焦慮釋放 當前中國這種種族主義的喧囂和當下的社會轉型期間積累的各種不滿情緒也密 切相關。中國社會的不公正使很多人特別是年輕人都成了怨氣攜帶者，但由於輿論 的控制使怨言無發洩的渠道。然而，有一個渠道是基本暢通的，甚至是被鼓勵的， 那就是對外國人、特別是意識形態和官方意識形態對立的國家進行語言攻擊。對外 國人進行攻擊無疑是最安全也最能進行自我表現的「言論自由」途徑，這為所有愛 國主義青年所鍾愛。 這種情況也部分地發生在30年代的德國。當時日益加劇的經濟危機使激進派成 為民族英雄，普通民眾在希特勒和納粹身上看到了為達到某種目的可以利用的攻擊 性。 總 結 在某種意義上對互聯網絡上的激進愛國主義情緒不必要太認真，因為更多的可 能是一種情緒性的表演和發洩，我懷疑其中有幾分真誠。比如，當戰爭真的來臨， 這些愛國主義英雄們是否會真的這樣英勇是令人懷疑的，越是狂熱的愛國者越可能 是優柔寡斷的懦夫。這種愛國主義一方面是機會主義的，另一方面受到互聯網絡言 論不負責任這種狀況的惡化。在那裡，理性討論問題往往被淹沒在不負責任的喧囂 之中。 當然，我這樣說絲毫不意味著可以忽視中國民眾對911災難的反映。無論如何， 這種具有代表性的反映是一個重要的警告。雖然中國式的民族主義更缺乏對外的實 際攻擊性，但它向來不缺乏對內部的攻擊性。更重要的是，這種犬儒主義或偽激進 主義思潮使建設性的人道主義事業受到嚴重挑戰，並嚴重制約著中國進入世界文明 主流社會的進程。因此，我們必須反省這樣一個問題，這個民族怎麼啦，它對世界 意味著什麼。美國911大災難使我們悲憤，而大洋此岸的觀眾使我們恐懼。我們必須 反省，否則永遠也沒有機會反省了。這種情緒不僅會毀滅普通人的良知，也會縱容 甚至參與邪惡行動。毫無疑問，911事件打破了人們關於21世紀和多樂觀論斷，他可 能導致國際政治關係的重要轉變。我們遺憾地發現，中國民眾的反應使這種評論擁 有了更現實的根據。這樣一種民眾狀態，使我們深感不安和悲觀，因為一種民眾基 礎可以滋生任何極端主義運動。 是的，人類文明面對一種危機。這種危機感不僅呼召受害者警惕美國變為純粹 的復仇主義者，呼召這個偉大的國家和人民從災難中站起來有更堅定的國際承擔， 也呼籲中國政府多少改變自己10多年、幾十年的政策導向，對人類和民族的大命運 多少有些道義擔當。這種危機也呼籲人類的知識精英和政治精英承擔更多責任，特 別呼籲以這種民眾為同胞的中國知識分子承擔更多的道德責任。我們說中國官方對 這種群眾情緒承擔主要責任，這僅僅是問題的一個方面，事實上每個人都是責任主 體，僅僅把責任推給政府是一種變相的奴隸思維。在90年代，我們知識分子自己究 竟為捍衛真相做了些什麼呢？現在我們必須自己來，我們不僅僅要表態，還要更多 地和民眾、學生講道理。是的，每一個人都是上帝按自己形像創造的，都有理性能 力和道德感，問題是知識分子能否在上帝的幫助下將之呼喚出來。 從1999年到2001年，我們已經沒有退路。我們為911死難者祈禱，最好的祈禱方 式是讓他們活在人類的心中，並通過我們對這世界的道德承擔來使他們永遠活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