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明天 (下) 陸學仁 拙作《為了明天》剛刊出一半, 就讀到《北京之春》上關於獨立筆會暨《傾向 》雜誌給王力雄和廖亦武頒獎的報導，和在新澤西舉行的六四13週年紀念座談會的 發言。兩會發言使我深受感動，啟發我又有很多話要講。現在特就兩次會議提出的 某些問題，同各位探討求教：為什麼至今沒有文字留下整個民族的記憶？ 首先，我在這裡摘錄幾段陳軍的發言：「寫作是為了延續一個種族的記憶，保 存它的文明成果，促進人們在精神上形成一種休戚與共的信念，使得人們在各種死 亡、災難和恐懼面前不致因為孤獨或其他與生俱來的脆弱的特質而崩潰。」當人們 紀念六四13週年，擔心人們只留下對屠殺的恐懼而遺忘了六四的目標和勇敢、富有 正義等善良品德時，胡平、王軍濤等在會上立即表示同意陳軍的上述發言，希望我 們能盡快讀到這樣的人格化的記錄民族的記憶的作品。那麼，事過13年，或者說， 民運已經20年，為什麼，還沒有這種記錄我們民族心聲的作品問世呢？ 現據我個人的寫作經驗來做一點分析。我一直在寫回憶錄，前後拖拉十年以上 ，動筆幾次寫不下去的困難在於如廖亦武說的，我在反右中被劃為右派，我在所有 右派面前「是個苟活的狗崽子，在政治和生活的雙重暴力下，我四肢趴地矮下來」 了，儘管我也如他所說，「但我有脊樑、有血、有眼淚，」卻仍然感到像狗崽子那 樣矮得仰頭看不見人臉，怎麼也不易交待清楚。我是在中共在六四後，在我於1997 年回去後還一再把我當狗打，在我繼革命戰爭時期，繼「六四」1997年後，又為中 國做了力所能及的大量好事後，它仍以『不可接觸的賤民』對待我，甚至有可能對 我施加新的迫害的同時，我自己又在最近幾年努力吸收了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一 系列成果，自己精神上有新的昇華，即從一個獨立思考的馬克思主義者到徹底批判 馬克思列寧主義之後，鏨新地感到自己自1957年開始的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獨立思 考已經達到了一個新境界時，才感覺自己可以對當年同苦命的右派，如今的民運同 仁可以有所交待了，才知道該如何寫下去，才感到自己寫的也許真可謂是一部民族 的記憶，值得寫完它時，我似乎才感到爭得了寫作的自由。總之，要自己感到1有王 力雄他倆那樣有基於政治爭議的自由，不是單單有願望揪可以做到的，必須有深刻 的反省和理念上的昇華，才做得到的。 所以問題的癥結不在『寫』，而在如何認識自己。所以寫作層面的問題必須從 社會層面去剖析，陳軍說：「比較其他民族的流亡者，我們未能將各自的境遇變成 某種文化創造的源泉...反抗使我們生活和心靈有了可以認定的意義，但也使我們可 悲地成為這種制度的衍生物...如果我們僅僅成為這個制度的反抗者...那我們會注 定會成為有缺陷的人。我是說，我們應當想一想，我們能不能超越這個時代和這種 制度加在我們身上的負擔，在反叛的同時有另外的比單純反抗更寬廣，更豐富意義 的人生價值和心靈品質的選擇？說白了，就是你要反抗共產主義，你必須超越共產 主義，而不僅僅是對民主的單純的追求的願望和推薦。 何頻先生的話最直截了當，他說：「十三年了，為什麼越來越沒有聽眾？為什 麼越來越無力？究竟是這社會太墮落還是民運人士墮落了？流亡這麼多年，你有什 麼收穫？除了大家彼此消耗，彼此受到傷害，使民運這個詞蒙羞，還幹了些什麼.. .我看是離現實越來越遠，在急劇變化的世界中沒有調整自己...流亡，已不是政治 資本，而是負債，你不是被流放到更荒涼的土地上，而是到了自由、富足的國度， 可以讀書，可以成就事業，你在這樣的地方都不能自立，不能培養良好的心智，難 道只等到有一天空手回國，說『我流亡回來了』？留在國內的人會接受你嗎？流亡 已使你比國內的同道少了道德優勢，如果你只剩下民主這句口號，中國還需要你嗎 ？」 是中國12億人口都麻木不仁嗎？有一種傾向似乎中國發生了中共專制和金錢資 本的結合，而人民則麻木不仁，對民間疾苦缺乏同情心，不僅民心不古，而且墮落 到了只知道追求金錢與物質享受，我很讚賞現在的《北京之春》，但是它發表的文 章中在表楊9-11後美國人救死扶傷的高尚品德時，屢屢鞭策中國人，似乎如果9-11 發生在中國好像人們只會去趁火打劫。我非常不同意這類論斷。 首先，專制統治與金錢資本的結合是全民所有制的斯大林模式，1980年前完全 實行計劃經濟時代的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關係-中共專制統治與黨政軍掌握全部經濟相 結合。千萬別弄錯，現在是國有經濟大為削弱，民營經濟已經超過半壁江山，為什 麼江澤民要拉私人資本家入黨？就是兩者結合得還不好！ 第二，腐敗不是全民腐敗，是一小撮官僚腐敗。不能說商品經濟已經把人人的 良心餵了狗。只能說，過去人民對共產黨尚有幻想，相信他們大多數是為人民服務 的，現在不再存在幻想了。至於為什麼不奮勇鬥爭？億萬人民的社會行動那是要乘 風而起才行的，平白無故不可能上街欄軍車阻擋解放軍，老百姓也不可能掀起要求 六四平反的運動。 有人說，國內上上下下都沒有人提出六四平反要求。這絕對不是事實。我就認 識一個老前輩，他個人就同幾十位副省級一上的幹部（含政治局委員），副軍級以 上的軍人（含大軍區司令員）探討過六四平反問題，爭取到了其中多數人的同情。 我確知，1999年他還藉機會同到某大城市聯繫工作的幾位政治局委員探討六四平反 問題，而且當某些政治局委員擔心海外搗亂時，他說，海外的工作他包了，說平反 只能使海外的反對力量變成合作的力量云云，後來這幾位政治局委員心有所動，建 議安排他直接同江澤民談。此時，他徵求我意見，是不是先同曾慶紅談，我表示反 對。因為江手下諸如王滬寧是對六四平反問題作過社會調查的，包括到香港去調查 過，（這是徐澤榮告訴我的，當時徐顯然像安全部的人。）很可惜，這一年長江發 大水，江沒有到預定的城市去，我這位朋友又癌症復發，改變了行程。錯過了上面 討論六四問題前夕的時機。也就是這一年年底我同時聽到兩位政治局委員，其中一 位政治局常委的秘書說：「明年不改革政治體制不行了。」接著信息顯示，2000年 兩代會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是討論了六四問題的，因為當時曾宣佈『六四問題維持原 結論不變』這就是對某種平反六四的呼籲的回答。 自1997年以來，我大部分時間呆在中國，我自己給規定一個任務就是幫助溝通 ，以上這些情況，我在2000年都對嚴家其、蘇紹智等很多朋友說起過。 我也同民營企業家有廣泛深入的接觸，絕不能把他們歸類為同中共專制腐敗勢 力一丘之貉，他們有很多弱點，但他們是戰戰兢兢的，隨時準備被淘汰出局，被沒 收財產的。他們的弱點是信用狹隘，所以成不了類似西方特大企業的大氣候，他們 不得不盡量仰仗主要是地方當局，卻遠沒有達到與中共當權派勾結的地步。相反， 據我所知，有些海外活動的媒體還得到過某些私營企業偷偷的支援。 我決不同意那種認為現在大陸全體人民已經道德淪喪的貶斥，相反，現在沒有 人像文革時那樣會把你私下的發牢騷，去打小報告給安全部門或單位領導了，就是 王軍濤說的，「他們的陰謀詭計和干預他人的傾向『比以前』（我加這三字）要少 ，在政治生活中，與他們相處比與他們前輩相處更安全，更少麻煩。我想，問題恐 怕像何頻所說，還是在我們自己身上。」他又說， 「關鍵是我們要有新的視野和圖式：其中，對世界極其可能發展前景，大的勢 力和政治取向、我們的位置和可能定位、我們和中國的主要勢力的政治關係的潛在 合作基礎等問題要有數；否則就會碰壁，就會有無奈感，就會在與主要勢力的發展 脫節的同時我們自己在主導大陸局勢中放逐自己出局。」我在《為了明天》一文中 提出要關心民間疾苦，搞合法鬥爭，看來王軍濤是有同感的。他還理解了現代化發 展中崛起的專業力量和經濟力量對一個民主法制社會的需要，因此我們必須學習和 吸收現代文明之外，並應該努力思考如何使之適應中國的情況。而是不是只會『反 對』，特別是仰仗外國政府去反對，尤其要慎用『制裁』手段，因為經濟制裁的受 害者主要是老百姓。 我在國內同自由化知識界有一定的接觸，比如，王若水的學術思想研討會我兩 次接到通知，直到預定日期前的深夜又接到取消會議的通知。我發現，確實有思想 非常自由化的朋友說：「我現在恨那幫搞六四的人！」他們多數不滿意的理由主要 在兩點：一是當時過激；二是自己遛走後到海外的言行不負責，讓在國內的支持者 為難。我發現他們多半對海外民運寄以希望，恨鐵不成鋼而已，他們甚至勸我不要 同嚴家其搞僵，要好好溝通，他們真的對一大批老朋友熱情依舊。 總之我猜想，那麼多流亡者有很好的寫作和發表的環境，為什麼沒有拿出東西 來？就是因為每個人還沒有回答好諸如上面提出的兩個問題：過激和明天怎麼辦？ 我寫《為了明天》就是企圖從總結天安門前的過激出發，探索明天，希望各位響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