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崗工人採訪錄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 寇天力 失業和下崗對當今的中國人來說，早已不陌生了。中國國務院今年頒發的《中 國的勞動和社會保障狀況》白皮書也承認，中國城鄉就業矛盾依然突出，結構性失 業更加嚴峻；而從1998年到2001年，全國就有2550萬城市人口失業。而不久前由中 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社科院2002年度《人口與勞動綠皮書》披露，中 國城鎮的實際失業率已達到7％的警戒線。 那麼中國各地的普通失業下崗工人究竟有著怎樣的生活狀態呢？ 曾幾何時，失業在中國曾被看成是西方社會的專有產物；而中國社會主義制度 的優越性之一就是沒有失業。而今，隨著中國加入世貿，以及今年年初遼陽大慶等 地爆發的曠日持久的工潮，中國的失業下崗問題更引起海內外的廣泛關注。雖然中 國政府明文表示，對於雙職工家庭，最多只讓夫妻雙方中的一人下崗，而在實際生 活中，隨著各自企業的不景氣和改組，一戶家庭中夫妻二人雙雙失去工作的例子仍 屢見不鮮。在國營重工業雲集的遼寧省省會瀋陽市，劉忠強、崔明麗夫婦就不幸淪 為其中的一個家庭。 記者：劉先生，您原來是在哪上班的？當時每個月收入有多少啊？ 劉：我原來是瀋陽市第六毛紡廠的，在計量室工作。當時(工資)合一塊兒往多處說 能有四百塊錢。 記者：那您是什麼時候下崗的呢？ 劉：96年。那時候企業就不行了。那時企業實行買斷，加一塊兒算是給(我)一萬塊 錢，可是拖到現在，才只給了一半五千塊錢，另外五千到現在還沒給呢。 記者：那您就沒其它收入了？ 劉：沒有了。給這五千還算不錯了，而且這還是不斷去鬧才給的。要是不鬧，連五 千也不會給。 記者：那現在家裡每月能周轉開嗎？ 劉：我們這裡一般掙不到錢。給人打工的話每個月也就是掙個三百五百的。比如這 個月能開個五百，可又能幹個啥呢？全家現在也就我和我媳婦在外面打工掙這麼點 錢，兩人收入加一塊還不到一千塊錢呢。現在這日子難過主要是因為物價都漲起來 了，而掙的錢呢還是不多。現在這物價都是跟他們政府公務員的工資看齊，這邊公 務員一漲工資，那邊物價就跟著漲起來，根本不管你下崗的人怎麼過。 劉忠強的妻子崔明麗原先在瀋陽油漆廠工作。由於工廠從94年開始就效益不佳 ，隨後倒閉，她和其他工人們於是就被放了沒有期限的長假。她對記者說： 崔：我被放了長假，也屬於下崗。原來的單位倒閉了，我都不知道我的檔案在哪兒 ，不知道郵到哪兒去了。 記者：那廠裡給過你們什麼說法嗎？ 崔：是啊，原本應該有，可現在連下崗證都不給我們辦。要是辦了，不就應該有說 法了嗎。所以現在就成了無業遊民，根本沒人管，勞保金也不給我們交。 記者：你現在是做什麼的呢？ 崔：我呀，我做財會，也是在私人企業，不怎麼穩定。 記者：是您自己找的工作嗎？ 崔：對，都是自己找的。 記者：你娘家有老人需要贍養嗎？ 崔：我娘家就我條件不太好，我那兩個妹妹條件還行。老人就靠條件好點兒的贍養 吧，不然，你說能怎麼辦呢？我這邊家裡就不行了，害得我們家老婆婆也只好跟我 們一起遭罪。 崔明麗介紹說，他們夫婦和剛上小學的女兒以及婆婆共三代人一起生活。而令 他們感到內疚不安的是，不但不能為老人提供安逸富足的晚年生活，相反，卻需要 老人微薄的勞保金為補貼全家人的生活，同時還要麻煩老人照顧小女兒，以便自己 能有時間外出打工掙錢餬口。劉忠強的母親在接受採訪時，話語中明顯帶有對生活 的無奈和對現實的抱怨。 記者：劉大媽，您兒子媳婦兒都下崗了，對您會有什麼影響嗎？ 劉母：能不影響我嗎？！他不掙錢，可不影響我嗎？！沒有吃、沒有喝那就不行啊 。沒有錢他能買來東西嗎？！根本就掙不到錢呢！ 記者：就您一家是這樣嗎？ 劉母：不是光我一家，我看瀋陽市、全國都是這樣吧。 記者：瀋陽的整體情況可能有點兒嚴重。 劉母：嚴重一點兒？要是一點兒也就罷了。這對他們貪贓犯倒沒什麼影響，可老百 姓哪來錢去買糧去。我們家還不就靠我這點兒勞保費嗎。 記者：您今年多大歲數了？您每月有多少錢收入呢？ 劉母：六十多了，三百塊錢。哎，干了三十多年了，三百塊錢勞保費。夠幹啥呀！ 連房租水電費都不夠。咱們樓裡這樣的有好幾戶呢。說到暖氣吧，去要一回都費姥 姥勁了，這才給上。我是自己交的暖氣費錢，可到時候廠裡來不來就不給我供暖氣 。 記者：東北這地兒，冬天那麼冷，要沒暖氣可夠難受的。 劉母：這兒可冷了。冬天凍得穿著棉襖在屋裡跑，都零下三十多度，你難過也沒有 辦法。那位慕綏新現在是倒台了。那時候慕綏新還在台上時不是明著說嗎，「不給 你開工資，你也沒餓死；不給你供暖氣，你也沒凍死」。 記者：呦，這領導說話可夠狠的。 劉母：狠？狠的地方多了去了呢！那麼樣地貪污，鬧得老百姓都開不出工資來。 記者：你兒子、媳婦打工，掙錢嗎？ 劉母：他們呀，打工也不行，不掙錢，人家也不給你開工資，咱也沒有認識人兒。 這家招你進去了，你干仨月，然後不行了，就讓你走人，你就白干仨月。咱上別的 地方看看，進去了，又白干仨月，又走了。現在不就這麼來回亂騙嘛。廠子不給你 錢就完事了，就拉倒了，根本就不認你了。你上哪要錢去。 記者：難道就沒什麼保障嗎？ 劉母：有什麼保障？ 與中國大多數家庭一樣，劉家老少三代生活中的重心都是在第三代身上。大人 們省吃儉用，希望能為小孩兒創造個良好的成長環境，但失業下崗後的生活壓力， 尤其是全家每月不足一千元的收入使他們感到力不從心。劉忠強介紹說： 劉：現在是緊巴巴地供小孩兒上學，挺累的。我還說呢，就這她還沒上高中呢，要 是上了高中，那就更費錢了。現在她每頓都是在家吃飯，不能在學校吃，在學校吃 不起。她學雜費是三百塊錢一個月。如果再把買別的東西加一塊兒的話，大概要將 近五百塊錢了。然後把水、電、房費亂七八糟的加一塊兒之後，一個月下來，手頭 上就啥也沒了。 近年來，對於像劉忠強崔明麗夫婦一樣的下崗者，中國政府的政策是希望他們 能自謀生路、重新就業；然而，在現實的社會裡，這又談何容易！ 記者：崔女士，你對將來有什麼打算呢？ 崔：我的打算太多了，我什麼都想做。因為我自己會做服裝嘛，就想著開個服裝廠 什麼的，裁剪、製作些酒店服裝啦、銀行制服啦之類的。可兜裡沒錢有什麼辦法呢 ，所以也做不了。 記者：那您不能從銀行貸款或者跟別人合作嗎？比如你出技術、別人出資？ 崔：那得有抵押呀，我能拿什麼抵押呢。以前也有人要跟我合干，可我也幹不了， 因為我沒有投資。一起合干而我沒投資，人家就怕我不上心、不好好幹。中國人的 想法和外國人的不一樣，都是互相利用的，誰都不太相信誰，除非你自己相信自己 。現在即使是你特別親近的人，你也不太相信，何況這只不過是挺好的一個朋友。 即使互相之間都挺好的朋友也不願意借錢、牽涉到錢。 記者：最後我還想問一下，像你們一家這樣艱苦的生活狀況在瀋陽普遍嗎？ 崔：瀋陽啊還不算嚴重的，還有比這更窮的地方呢。你要是到那山溝溝裡，你乾脆 連現在這電話都打不成，電視也看不到，都還光著屁股呢。 崔明麗表示，她內心雖然對未來還有些夢想，不過瀋陽目前的狀況，乃至遼寧 省或全國的大氣候，使她不敢奢望她的夢想在將來某個時候能夠成真。 遼寧省瀋陽市下崗工人劉忠強、崔明麗夫婦一家四口的生活只是全國下崗工人 生活現狀的一個縮影。瀋陽作為曾經是中國最大最重要的工業城市，它的輝煌早已 不再。前些時候雖然市長慕綏新、副市長馬向東等官員因嚴重貪污腐敗已被查處， 但給人們的心裡留下了權力腐敗的濃重陰影：當他們想起電視上風度翩翩的副市長 馬向東今天拉著下崗職工的手問寒問暖，第二天就飛到澳門一擲萬金豪賭的往事時 ，油然而生的是人們對於失業的憂慮和對腐敗的詛咒。 （二） 中國南北朝時期詩人斛律金所寫的《敕勒歌》中的詩句「天蒼蒼，野茫茫，風 吹草低見牛羊」曾是內蒙地區塞外風光的寫照。不過，進入二十世紀末期，這種風 光已經不再，外來遊客能看到的是遭破壞的生態環境和荒蕪的草原。和全國其他工 業城市一樣，內蒙錫林地區也有著巨大的失業下崗群體，生活在內蒙錫林地區的張 全義就是這個群體中的一員。今年42歲的張全義在70年代在這裡下鄉插隊當農民， 後來，他作為返城知青被安排在當地農機修理製造廠當上了工人。然而，從80年代 中期開始，他就成了一名失業者。 記者：張先生，先請你講一下你當初失業時的情況好嗎？ 張：我原來在縣農機修造廠工作，曾任過木模工、脫修工，也曾經在金鉗車間做過 一定的工種。可以說從80年代的時候我就算是下崗了，屬於最早被國家踢出來的這 麼一幫人，也是被國家卸包袱卸得最早的這批人。雖然那時候不叫下崗，可是國家 卻從此再不負擔你了，讓你自謀生路。唉，有能耐呢，你就自己謀些生路，沒能耐 呢，國家反正再也不管你了。 記者：那失業後原單位給你提供過什麼幫助或者勞保福利嗎？ 張：最低生活保障都沒有，還談什麼福利跟其它待遇呢。您說是嗎。當時國家倒也 給提供了房子跟一些設備，我呢就分到了這麼幾乎一間多一點兒，有二十幾平米吧 ，是土木結構很簡陋的這麼一間房子，我也就靠它維生嘛。可前不久呢，這些貪官 污吏把這些也給強行剝奪走了。使我最難生存的也就是這一階段。幾乎就是連生存 的地方都沒有了。 記者：那這十多年以來你都靠什麼為生呢？ 張：生活來源主要是靠我所掌握的一些技藝，像修理一些小金屬工具呀，或者上門 為人修理一些小機械、小東西呀，就靠這些來維持目前我家庭的各種最基本的生活 需要，像買個油鹽醬醋，買個燃料啊等等。去年就好在天氣也不是太冷，因為我連 個燃料都買不起。目前就已經達到這種狀況了。 記者：那你目前收入狀況怎麼樣？家裡還有什麼人呢？ 張：家裡就是四口人，我們夫婦倆人加上兩個兒子。大兒子上高中一年級，小兒子 上初中二年級。目前反正能鬧個人民幣大約二、三百元左右吧，暫時好像還餓不死 。唉。 記者：孩子上學情況怎麼樣？有沒有困難？ 張：他們學費也不太多，三、四百塊到四、五百塊錢。只不過就這也經常付不起， 只能向親朋好友借一借，到以後再爭取還嘛。這兩年這倆孩子的學費基本上都是靠 親朋好友的贊助。 記者：那你家裡平時還有其它什麼困難嗎，比如看病、醫療什麼的？ 張：假如要有個疾病或者什麼重病之類的，那簡直就不敢想像。那才真是叫天天都 不靈。前天我小兒子就剛好得了感冒，發高燒，我一看，確實燒得挺厲害；最後呀 ，唉，我沒辦法，就到街上……，嗨，說到這些我心裡確實挺難受，我到街上去買 了一塊錢的生薑，家裡有些紅糖，我就給孩子熬了些薑糖水喝，然後捂著被子給孩 子發了發汗，最後孩子基本上也就算挺過去了。好像是窮人的孩子也比較捱得住磕 打一些，也或者是得了老天爺的關照，一碗薑糖水喝下去，第二天孩子就能走路上 學，精神也好多了。醫療條件不敢想像！ 張：目前我屬於是飢寒交迫，連個最起碼的生存的地方都沒有。我也通過上訪這條 途徑，找過有關領導、有關司法部門，可結果是到現在也沒著落。所以目前精神上 幾乎是到了崩潰的邊緣，打擊不小。這樣一來呢，心情也就不好，經常跟家人發些 脾氣，尤其家屬也是下崗的，夫妻二人經常鬧些矛盾。這樣一來，在前一個月左右 ，家屬就領著我們的大兒子出走到她的母親家所在地河北省張家口市。她直到現在 仍然也沒有跟我重新和好的意思。唉，我也對國家、對家庭挺心灰意冷的，挺苦悶 。 記者：那現在家裡只有你和小兒子兩人，家庭破裂對孩子影響大吧？ 張：對他影響太大了。他假如要不是那種懂事的孩子，要麼哭出聲來，要麼掉下眼 淚來，或者表現出痛苦的樣子，那麼我心裡或許會更好受些；他為了怕我難受，雖 然他自己內心相當痛苦，但表面上還要強裝出一副笑的模樣來。 張全義的小兒子張文龍小名龍龍今年15歲。在採訪時他剛好放學在家，因此也接受 了採訪。 記者：龍龍，你想媽媽和哥哥嗎？ 龍龍：想。現在淡了。 記者：你想對他們說點什麼呢？ 龍龍：趕緊回來吧。 記者：你為什麼這麼說呢？ 龍龍：我現在就覺得挺難受的。反正這財富吧，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應該是 母愛吧，還有兄弟手足之情。現在我就希望日子越過越好，別讓我爸天天老想這些 煩心的事兒。 記者按張全義提供的號碼，將電話打到河北，但沒能與他的妻子陳秀華女士取 得聯繫。不過，陳女士的同母異父妹妹王麗華女士剛好在家，但她對張全義夫婦的 婚姻矛盾有不同的看法： 王：下崗問題在他們家已經存在這麼多年了，我看也就沒必要談了。他們家的家庭 問題，不但自己不好好生活，給別人家庭也帶來不少麻煩。您知道嗎，我姐姐跟您 剛剛採訪過的這位張先生已經結婚二十年了，他們的大兒子都已經十八歲了。可他 們在一結婚的當初就存在著家庭暴力，一直就打了這麼多年，所以現在把我姐姐給 打到我這兒來了，給我的家庭也造成一定的負擔。 對於王女士所述，記者隨後在與張全義再次通話時向他求證。張全義坦承，動 手打妻子是他的錯，他對此也很後悔，並希望妻子能夠原諒。另外，他說，他之所 以心情變得極壞，很大程度上應歸咎於社會因素以及由此產生的精神壓力。他說： 所有這一切呢，也就是國家腐敗、官員腐敗所造成的惡果。假如不是他們把我的謀 生之地給強行剝奪去，我靠我這一雙手來養活一家四口，最起碼吃飯應該是沒問題 的。而現在讓這些貪官污吏們把我的生存之地給強行剝奪去之後，我連個謀生的地 方都沒有了。在這種狀況下，誰都可以想像得出來心情會是個什麼樣子。所以夫婦 二人經常會鬧些矛盾。 張全義表示，對於家庭問題，他將盡力而為，不但為自己，也為兩個兒子能夠 享受到完整的父愛母愛。此外，張全義說，目前唯一讓他感到欣慰的是，兒子很懂 事，也很聽話。而他也把自己對未來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了兒子身上。 據中國官方人民網報導，內蒙古勞動就業部門提供的材料，從1998年至2001年 的4年間，全區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累計78.8萬人。所以像張全義一家這樣的處境顯然 不是個別的。 （三） 貴州省位於中國的西南部，這裡大部分地區屬於貧困山區。從小在這裡生活長 大的謝中賢今年已經39歲。由於他從十六歲開始就在貴州銅仁汽車運輸公司作電工 ，因此他戲稱自己當初參加工作時僅僅是名童工。不過，天有不測風雲，1987年， 謝中賢因工負傷而住院治療；但之後在身體還未康復的情況下他卻被公司拋棄，成 了一名失業者。 記者：謝先生，您當初是怎麼失業的？ 謝：那時候我因公負傷後大約住了一個月的院，之後單位就沒給我安排工作。雖然 我一再要求他們安排但也沒用，一直拖到現在。而現在我這腰傷都還沒有恢復。醫 院出具的證明說是不宜從事體力勞動，單位則說我們這兒除了重體力勞動外沒別的 。然後他們就給我下了個解除勞動合同的通知書。 記者：那麼後來廠裡有沒有給你一筆遣散費、救助金、醫療保險或者工傷賠償什麼 的？ 謝：什麼也沒有！工傷賠償什麼的統統沒有，解除勞動合同也沒有按照法律程序辦 。 記者：那你現在生活又是怎麼解決的呢？你家裡都有什麼人呢？ 謝：我家裡共三口人，我，我妻子，和我女兒。全家現在基本上沒有生活來源。由 於我以前搞過電工，懂些家電維修技術，我就在本市開了個家電維修部。但我們這 個地方收入很低的。每個月的毛收入有六百塊左右，但要扣除三百塊的門面費，以 及一百塊的管理費，最後純收入能落下兩百塊左右。生活上經常得靠親戚朋友資助 一點，很頭痛的。平常假如要是生病了都沒辦法治，像感冒之類的從來都不敢買藥 、不敢就醫。 記者：你家裡住房情況怎麼樣？ 謝：我們現在住的是間二十多年的舊危房，大約有三十平方米。後來單位讓自己出 錢買，把工齡給折算進去，最後作價幾千塊錢，最後還是我母親出錢才買下來的。 我母親屬於另外一個單位，是個大集體，效益也不好，每個月有大約一百二十塊錢 的退休金，比我們還強些。 在採訪過程中，謝中賢的妻子張女士，也正好在家裡。她因為沒有工作而只能 全職料理家務，她詳細介紹了如何省吃儉用來度日： 張：錢多有錢多的生活方法，錢少有錢少的生活方法。像我們這種情況，說出來不 好意思，都屬於家庭瑣事，比如我買菜從來都不在早上去買，因為早上的菜賣的特 貴；我一般都在下午五、六點鐘快關門的時候去撿那些賣不掉的便宜的爛菜，然後 拿回家洗一洗煮飯吃。再比如，我們一般都吃不起肉。以前別人買肉都喜歡買肥的 ，現在肥肉都沒人要了，都喜歡瘦的，那我就一個月去買個兩、三斤肥肉，把油熬 出來，用油渣給小女兒解解攙。再說米面，以前是糧食局每月定量供應每人二十五 斤，好壞就那麼多。現在是市場經濟了，滿大街都有賣的，但是價錢就不一樣了， 既有幾毛錢一斤的，也有幾塊錢一斤的，那我就只能買幾毛錢一斤的。每天生活基 本上就是這樣。 謝中賢夫婦說，為了解決一日三餐，全家除了要精打細算之外，平時還要依靠親屬 的部分接濟；不過，日常生活中還存在著其它許多實際困難難以一一解決。 記者：謝先生，照您剛才所介紹的情況，家裡目前也就是解決了個吃飯問題，那其 它問題，比如要是家裡有人真的病倒了可怎麼辦呀？ 謝：沒辦法，只好拖著吧！我們單位生病沒錢治最後死掉的人都有好幾個，連餓死 的都有。另外，我們單位侵犯工人勞動權益的事比那些北京、上海之類的大城市多 得多啦。 記者：家裡目前的這種生活條件，對您女兒的受教育或者成長方面有沒有影響呢？ 謝：當然有影響了。由於經濟條件不好，本來她七歲就要讀書的，後來只好拖了一 年，在她外婆家呆著。現在別家的同齡孩子都要讀初中了，而她十二歲了只能讀四 年級。沒辦法呀！ 謝中賢還向記者表示，在當地，像他一樣失業下崗的還大有人在。其中不少人迫於 生活實在艱難，才不得已多次找所屬單位進行申訴上訪，要求公正待遇。 記者：你找單位上訪過嗎？單位又怎麼說的呢？ 謝：單位給我解除勞動合同以後，卻沒有按照解除勞動合同的規定給我應有的補償 。於是，我就把單位下發給基層的有關文件複印了一份拿到仲裁辦，但仲裁辦卻不 受理。 記者：那你之後有沒有再找更上一級主管部門？ 謝：目前的情況是單位許多工人一起到市政府門前請願，市政府就向我們單位派了 調查組。前兩天我們有幾十名工人在與他們調查組進行談判，我作為領頭的代表也 參加了。但現在還沒有什麼結果。廠方原來進行負責的那位秘書長甚至揚言要逮捕 ；他親口對我說：「你要是再繼續這樣下去，我一定不會放過你的」。 記者：帶頭請願談判？你有沒有想過以後可能真的會遇到麻煩或者被抓起來？ 謝：想過。我主要想過我的家屬，如果只是我自己的話，我根本不怕，因為我是工 傷，殘疾了，卻什麼賠償也沒有，實在是讓他們搞寒心了。 記者：接下來我還想問一下張女士，你作為謝先生的妻子，你對他的做法支持嗎？ 張：當然支持！我不支持誰支持？這是為了我們自己的利益嘛。 記者：那你難道就沒什麼顧慮嗎？ 張：這就一言難盡了。反正心理是很不平衡的，尤其是看著別人輕輕鬆鬆過得好好 的，而我們一天到晚累死累活的卻沒好日子過，所以心裡肯定不舒服。但是不舒服 又有什麼辦法呢。他也沒辦法。現在工人全都起來抗議，但從我內心講，我根本都 不想讓他去，因為萬一他出了什麼事，我和我女兒就沒辦法生活了。可是，不去也 不行呀，不去的話我們又能怎麼辦？所以還是得去，不管輸贏也要掙口氣。否則這 些當權者會把你當成傻瓜、窩囊廢，認為你好欺負、好糊弄。你若起來反抗的話， 即使沒辦法贏，最少也給他們敲了下警鐘，讓他們知道把狗逼急了它還會跳牆，何 況是人呢！ 記者：謝先生，最後我想請你談一下你的心情？ 謝：雖然我家裡目前收入很低，但一旦我出了什麼事，那麼家裡的生活來源就徹底 斷了，所以目前這種情況就很令我很惱火。 在採訪結束前，謝中賢表示，他目前一面在貧困中生活，一面在為這種命運進 行抗爭。他每天早上醒來的一件大事就是希望全家人能夠身體健康，千萬不要生病 住院，因為他們已經實在無法負擔任何醫療費用了。張女士說，生活中勞累艱辛對 她來說並不可怕，她最大的心病就是擔心全家的唯一支柱她的丈夫的安危，同時她 也希望各級政府官員能多些人情味，深入體察民情。 （四） 中國的河南省，地處中原，它既曾擁有過中國古代文明的輝煌，也曾飽受過戰 亂、饑荒和黃河氾濫的肆虐。當今的河南，雖然仍屬於傳統的農業省份，負擔著過 多的農村剩餘勞動力，但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它也和全國其它地區一樣，出現 有大批生活在貧困邊緣的失業下崗群體。這個群體中的一員，居住在河南省中部駐 馬店市的韋鷗一家，為外界瞭解中國中部地區失業者的生活提供了一個窗口。 記者：韋先生，你原先在哪兒工作？ 韋：我從69年參加工作後就先在一家工廠當工人。到了82年從工廠調出來就到了城 建系統。八年以後，因為六四期間我搞了個捐款而受到牽連，他們就把我從城建系 統給清了出來，讓我到了市政公司。這裡雖說仍屬於城建系統，但跟原來的工作完 全不同。原來的工作按照國內的說法叫做吃財政、吃皇糧的，工資是有保障的；而 我另外到的這個單位則是什麼都沒有保障。 記者：你是怎麼下崗的？單位有沒有給你什麼下崗費或失業補助什麼的？ 韋：這裡情況是這樣的，整個河南的市政公司都不存在下崗問題，也不存在沒飯吃 的問題，可只有我們駐馬店情況特殊。這是因為這裡的主管單位把有關的工程項目 都給截留了，有的是分給了他們自己組織的包工隊，有的是下面一些包工頭私下給 他們送上禮物、或者給他們送了回扣，這樣這些工程就不明不白地分流了。所以我 們這個公司從90年就開始走下坡路，沒什麼工程，背上了很多的外債，差不多欠了 兩千多萬。到了95年，單位就開始讓工人們放假，也就是說，單位不給你開一分錢 的工資，你也不要找單位的任何麻煩，單位不管你，你就屬於自行解散了，這樣我 們就沒有任何的工資、沒有任何的下崗費。作為一個真正下崗的人，按照江澤民所 說的，最少還應該能拿到一百六十塊錢的下崗費，可我們的情況卻是一分錢也沒有 。 記者：那你有沒有找有關領導申訴你的困難呢？ 韋：你為這個事情找他們，你就簡直成了個無頭蒼蠅，白費勁。找到他們任何人， 他們都不給你答覆，誰都不管你；沒人管這個事。 記者：那你找過嗎？ 韋：當然找過了。找了我們主管單位，他們卻說：「那你上班不就得了。」；而單 位裡經理也很會作人，他說：「老哥老弟，我現在也是實在沒辦法呀。你就理解理 解我吧。你能作生意的話，你就發財去吧；要不然你就自己去想別的辦法吧。」你 若找到了勞動部門，你會發現我們這個下崗根本就不在它所登記的下崗之列，不算 這個範圍。你說我們算是上班吧，卻沒有班上，你說是下崗吧，又沒有一分錢的收 入。我們的情況就是這樣的。 韋歐說，像他這種情況的工人在當地還有許多。不過，不同的是，他屬於雙職工家 庭，他的妻子霍愛華今年44歲，也已經多年沒有工作了，因此，家庭負擔要比別人 更重。霍愛華介紹她自己單位情況的時候說： 霍：我原先在紡織單位工作，從94年起我還上著班的時候效益就不是太好了。那段 時間我身體不是太好，但還上著夜班；我想讓單位給我調成上個白天班，但沒給我 調；於是，我就請了一段假。之後過了有兩年，大概是從97年，廠裡就開始讓工人 下崗了。我們廠裡現在也有部分工人在上著班，我由於沒什麼生活來源，所以也要 求上班；但他們卻總是說讓我在家等著，因為他們嫌我年齡大了，不讓我上班。現 在就是這麼種情況。 記者：那麼廠裡給你發最低生活保障或者下崗費嗎？ 霍：啥都沒有！他們甚至還想讓我往單位交錢呢，說是讓我交錢辦個停薪留職。現 在大家都已經下崗了誰還要那東西。所以我也沒辦。我們全廠工人都沒下崗費。去 年七月份開始廠裡有不少工人到市政府門前抗議，因為有些工人下崗後實在是沒辦 法了。這樣，到市政府鬧了這麼一下之後，單位就開始讓其中部分人上班、而另一 部分下崗領取下崗費。我沒去要那點下崗費。 記者：那你為什麼不要呢？你是怎麼考慮的呢？ 霍：我想，你若要那些下崗費，也不過就是每月領一百二十塊錢，而且也就發三年 。而像我這樣的年齡再熬幾年就能熬個退休，但如果我去領那每月一百多塊的下崗 費的話，他們頂多就給你三年，而且這三年還不一定全給你，過了三年就什麼都不 管你了。所以我就沒要，心裡想著再熬個四、五年，想熬個退休。好多人都是這麼 想的，都在等待著。可是等著等著，發現廠裡連退休方面的福利好像也沒有了。 記者：你家裡還有什麼人？全家生活怎麼辦呢？ 霍：我有個姑娘今年18歲了，中專畢業，現在也在家閒著。她一開始先學了個裁剪 專業，畢業後我又讓她去學了個電腦培訓。所有這些學費靠家裡是根本出不起的， 所以最後是她姑媽幫忙出了一部分，家裡出一部分。 記者：那靠什麼維生呢？ 霍：94年我們夫婦兩個都從單位出來後，一開始先在家門口擺了個攤，炸菜餃，賣 稀飯，一天能掙個十五塊錢左右，非常地辛苦。干了兩年後，我們的房子就被拆遷 了，所以就到了現在我們居住的這個地方，街道很背；我們在這兒擺了個小煙酒攤 ，當時每個月最多能掙個兩三百塊錢。可這兒後來也拆遷，又走了一部分人，這樣 ，人少了，生意也就不行了，每個月也就只能掙個一百多塊，生活實在是難以維持 。實際上，若是每月能有個兩三百塊，只要能把米面油鹽醬醋給買回來，我們也就 知足了；至於菜，我們也不會講究什麼，每次都是買些最便宜的吃，高檔的反正我 們也吃不起。 韋鷗則更詳細地介紹了他失業後自謀生路的艱難經歷： 韋：說起這些，真是一言難盡。我下崗後可以說什麼都做過，比如，賣過水果，賣 過鞋子，炸過菜餃，賣過小吃，賣過米，賣過糖，總而言之，一般街頭上能幹的活 ，我全都幹過。另外，我們還存在這種情況，我們下崗失業的同時還趕上共產黨搞 建設、搞大拆遷，對我們來說真是雪上加霜。要是沒有拆遷的話，現在的情況可能 還會好一點；我們原先既有門面又有房子住，可它這一拆遷，害得我們既沒房住又 沒門面，生意也就越來越難做下去了。在此過程中，還碰上各種各樣的管理部門， 稅務方面，物價方面，總之共產黨的這些管理部門簡直是多如牛毛；今天過來一幫 人，明天又過來另一幫人，後天又來那麼一大堆人，你根本分不清誰是誰，把你搞 得十分的難以應付。所以，後來這幾年裡，我不但沒有賺到錢，而且還把前幾年稍 微攢下的一點點積蓄以及別人資助我的一些錢給賠了個精光。 目前，對於韋鷗一家三口來說，日子雖然清貧，但總算還能堅持著過下去，而且還 過了這麼許多年了。但現實生活裡，除了油鹽米醬醋，還有其它許多問題需要面對 。與大多數的中國家長一樣，韋鷗夫婦對自己的女兒也有著「望子成龍」的期望； 然而，經濟上的困境使他們只能望洋興歎。韋鷗說： 韋：從96年開始，我家裡的情況就一年比一年差。那幾年裡可以說是非常關鍵，因 為我女兒已經開始上中學，而後來中學就沒辦法上完，也就上了兩年多一點就輟學 了。後來在親戚和朋友的幫助下，她才念完了個職業中專。我當然知道孩子的受教 育問題是個非常重要的事。我想以後假如有條件的話，我還是想讓孩子繼續上學。 現在這種情況下，無論上什麼樣的學，她多上一點總是會比不上要好的多。多受些 教育總是好的嘛。但目前我們對此卻是無能為力，沒一點辦法。 霍愛華則向記者談了她女兒和她本人的心理感受： 霍：從社會層面來講，她還是個年青人，還看不透社會和生活。她似乎有些怨言， 覺得自己父母沒有本事，沒辦法幫她多做些安排。不過，雖然她看不明白社會，但 現在下崗的人多，閒著的人也多，和她同輩的人也不只是她一個人閒著，好多人都 是這樣在家閒著呢。 記者：那你有什麼感受呢？是不是有很多怨言呢？ 霍：還能有什麼怨言呢？社會就是這個樣子，失業下崗閒著的到處都是，太普遍了 。心裡當然對這個國家也不會滿意。 雖然霍愛華的語氣中似乎帶著些許無奈，不過，日子總還是要過下去的。當記 者再次打電話到韋鷗家時，他恰好剛剛結束一整天的奔波、回到家中。他說，他這 一天又去了原單位，希望能找份兒活幹干，但結果卻依舊很渺茫： 韋：從上個月開始我就一直斷斷續續地在找原單位。在這個月裡，我已經連著兩個 星期找了單位的經理和施工隊隊長。到昨天下午我給經理打完電話後，經理同意我 來上班；至於說到哪兒上班，還要靠我自己去聯繫。現在經理和隊長之間很可能是 在踢皮球。看起來經理答應得很好聽，可是他雖然答應得好好的，但人家施工隊隊 長願不願意則還難說。所以說，上班一事還是個沒有把握的問題。 儘管如此，韋鷗並沒有氣餒。他認為，歎氣、焦急、和抱怨，都無濟於事；目 前所能做的就是要在無奈之中打起精神，盡快找出條路來，因為一家三口未來的日 子還很漫長。 記者採訪的以上四例中國下崗工人的生活現狀並不是孤立的現像。有專家指出 ，由於中國經濟體制轉型並沒有配以政治制度的改革，在公有制向私有制轉化的進 程當中，幾乎沒有任何對權力和這一再分配過程的制約；沒有公眾及輿論的監督； 沒有社會保障機制的配合，處於社會中下層的工人無可逃避的成為這一巨大變革的 犧牲品。 在剛剛結束的中共北戴河會議上，中共高層已經意識到，目前中國失業人數居 高不下，已經對社會穩定構成嚴重威脅。中國國家統計局指出，目前大陸登記失業 人數大約七百萬人。而獨立學者估計的中國現有失業人口則數倍於這一數字。中國 失業下崗工人舉行大規模抗議的事件已經越來越頻繁。今年年初在中國東北以及四 川等地爆發的大規模抗議活動引起了廣泛的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