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中共專制辯護的一曲絕唱 ──評康曉光《未來3--5年中國大陸政治穩定性分析》(上) 胡 平 1、一個揭示知識精英心態的精彩文本 今年第三期《戰略與管理》雙月刊發表了康曉光近三萬字的長文「未來3--5年 中國大陸政治穩定性分析」。 這是一篇我期待已久的文章。 我常常納悶，生活在中共專制政權下的知識分子們，難道真的看不清那是一個 專制、暴虐、腐敗而且垂死的政權嗎？我以為大家是看得清的；可是，為什麼他們 之中的不少人還能和這個政權相安無事，乃至怡然自得，甚而為它辯護呢？ 人是講道理的動物，知識分子尤其需要為自己的政治選擇講出一番道理。即便 一個人在做不光彩的事的時候，他也要為自己編派出一套拿得上檯面的理由。查閱 歷史上那些為暴君暴政作辯護的文章，儘管其中充滿了強詞奪理和自相矛盾，但表 面上總還是振振有詞，冠冕堂皇的。後人讀到這些文字，沒準還會心生疑惑：噢！ 願主寬恕，可憐的人啊，他們不知道他們在幹什麼，也許，他們還以為他們是對的 呢。 四年前，我寫了一篇長文「犬儒病----當代中國精神危機」，其中分析了當今 中國社會(尤其是知識界)的一種普遍心態。所謂分析心態，就是揭示出在某些公開 發表的言辭與觀念的背後隱含的深層意識與動機。分析心態常常引出兩個問題：首 先，它可能使被分析的一方惱怒。阿克頓說得好：「幾乎沒有什麼發現比那些揭示 了觀念根源的發現更令人惱怒的了。」第二，作誅心之論，贊同者固然譽之入骨三 分，反對者則往往斥為主觀臆斷。因此，要是被分析的一方肯站出來現身說法，令 分析者更有文本作依據，那無疑會極大地增強分析的說服力。 正是抱著這樣的期待，我發現了康曉光的文章。 起先，我是在互聯網上讀到康文的摘要，並註明摘自《戰略與管理》，頓時引 起極大興趣。我隨即向友人求證，很快得到康作全文(電子文本)，但聽說《戰略與 管理》正式發表時對原文有所刪改，於是趕快托人從北京捎來這期雜誌；和原作對 照閱讀，確實刪改不多，那些重要而露骨的話句基本原封未動。 《戰略與管理》雜誌的「編輯手記」稱讚康曉光文章是在同類話題上，「近年 來中國大陸紙質媒體公開發表的較有份量的作品」。我以為這一讚譽猶嫌不足。我 認為，康曉光文章是在同類話題與同類觀點上，自「六四」以來十三年間最有份量 的一篇。康曉光並非異議人士，也非政治自由主義者，難得他能對許多複雜曖昧的 問題看得清楚看得透徹，對敏感的問題不迴避不閃爍其詞，更難得的是，作者能把 話說得那麼明白那麼露骨。另外，也難得這樣的文章能發表在《戰略與管理》這樣 的官方刊物。 照理說，康曉光的文章，基於對中共政權及其控制機制的深刻分析與冷靜描述 ，本來應該引申出對現政權的堅決否定以及對自由民主理念的堅定追求，但可惜那 並非作者為自己選定的立場。縱觀全文，我們應該承認，康曉光對現行體制大體上 仍是認可的，他所提出的種種建議，主要是希望現政權能夠以更精緻的方式繼續存 在下去，而不是要求它必須進行根本性的轉變。這種看上去奇特的、甚至矛盾的政 治立場在當今中國知識界恐怕有相當的代表性，而康文的價值就在於它給我們提供 了一個相當完整而且十分精彩的文本。 以下我的分析評論，主要針對發表在《戰略與管理》上的正式文本。最近，多 維新聞網徵得作者同意，發表了原稿全文(電子文本)，如果我的批評涉及到原稿中 那些被改動被刪節的字句和段落或作者的其他文章，我將分別作出說明。 2、從穩定性的不同意義看中共政權與中國社會的對立 康曉光首先對穩定性的含義作出說明。 康曉光指出：「在日常用語、大眾傳媒、學術論文和官方文件中，中國大陸的 『政治穩定性』具有多種含義。歸納起來大致有四種，其一指政治領導核心的穩定 性，其二指關鍵政策的穩定性，其三指政府的穩定性，其四指政治制度的穩定性。 」康曉光說：「儘管這幾種穩定性是不同的，但它們並不是完全獨立的。」「對於 中國大陸而言，第三種穩定性和第四種穩定性是高度相關的」；因此，「在中國大 陸，最重要的是政府的穩定性。」 這段說明很重要。平常，一般人在談到穩定時，很少注意到「政治穩定」和「 社會穩定」二者的區分。事實上，大家主要關心的是社會穩定。然而，對於中共政 府及其辯護者來說，他們所講的穩定乃是政治穩定。如康曉光言，在四種政治穩定 性中，最重要的是政府的穩定性，因此，他們所講的穩定，就是中共專制政府的穩 定。什麼叫「穩定壓倒一切」？那就是「中共專制政權的穩定壓倒一切」。至於社 會的穩定，那其實並非他們關心的問題。 也許有人會說，固然，中共政權的穩定性並不等於中國社會的穩定性，但是在 當今中國，由於不存在可替代力量，因而在事實上，中共政權的不穩定就會導致中 國社會的不穩定。康曉光也說，在中國大陸，一旦出現政府不穩定，「很可能引起 全面的不穩定，如經濟崩潰、社會動亂、種族衝突、分裂、內戰乃至國際衝突等等 」。 如果康曉光僅僅把話講到這一步，他就和一般的中共辯護士沒有區別，不值得 我們重視了。康曉光的過人之出在於，他能夠看到並且敢於告訴人們，假如說在中 國大陸缺少其他有組織的力量，那恰恰是中共自己一手造成的。「高度集權消滅了 一切政治對手，並使國內無法產生一個合格的取代者或繼任者」，這就在「客觀上 造成了一旦沒有共產黨的領導中國大陸將出現權力真空的局面，而這種局面又強化 了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導致天下大亂的預期。這樣就有效地使人們接受既成的政治事 實。」 我先前寫下過這樣一段話：「常聽到這樣一種為共產黨絕對權力的辯護：『畢 竟，中國共產黨是目前大陸上唯一的一支有組織的政治力量。』當然是『唯一的』 力量了。既然它拚命壓制『唯二的』、『唯三的』力量出現。當人們為三千宮女鳴 不平時，他們當然知道在皇宮中皇帝是唯一的男性；但人們要質問的一點正是：憑 什麼不讓她們接觸更多的男人呢？馬基雅維裡早就指出：搞專制的秘訣在於，在你 的周圍造成真空，從而使你自己成為不可代替的力量。」我還指出：「專制醞釀動 亂，相比於動亂，專制似乎倒是個較小的惡，於是，專制自己就給自己創造出一個 最方便的存在理由。」 王力雄在政治幻想小說《黃禍》裡，寫到一家氣功團體在中共專制政權崩潰， 社會瀕於解體的混亂情況下，不期然而然地扮演了把一盤散沙的人們加以凝聚和組 織的重要角色。這也就是江澤民政權為什麼要鎮壓法輪功以及其他所有氣功團體的 真正動機。 由此可見，在當今中國，國家與社會依然是互相對立的。國家依然壓倒社會。 國家唯有使得社會軟弱無力，才能保證自己強大穩固。專制愈鞏固，社會愈脆弱。 誰也不能否認秦末的社會大動亂是秦皇暴政苛政的結果，然而誰又能否認秦皇是當 年全中國最希望穩定的人呢？他不是連他子孫萬代的穩定都安排好了嗎？ 由此引出的一個重要結論是，每當人們談到穩定，我們務必要追問一句：什麼 穩定？誰的穩定？如果我們要建成一個具有內在穩定性的社會，我們就不能去支持 象中共政府那樣的專事摧毀社會自生組織和社會自發秩序的政府。中共專制政府自 身的穩定是建立在對社會自生組織和自發秩序的打擊摧殘之上，維護這樣的「穩定 」，就是明知故犯地破壞中國社會的內在穩定性。 穩定性問題是康曉光文章的主題，我在下面還要論及。這裡先且打住。 3、中共到底代表誰？ 康曉光對中共的剖析相當深刻，描述也相當準確。 譬如關於中共的代表性問題。中共到底代表誰？許多人----包括一些異議人士 ----常常為此爭論不休。過去，中共自稱代表無產階級，這話現在大概沒人信了。 有人說中共代表農民。最近，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提出允許資本家入黨，於 是又有人說中共成了全民黨或者成了資產階級的代表。其實，這種種說法都不對。 康曉光講得很乾脆：中共「不代表任何階級，他們凌駕於一切階級之上，對所 有的階級實行『權威主義』統治(即專制統治----引者)。他們僅僅對自己的利益負 責」。 以為中共代表了什麼階級這種觀點之所以錯誤，在於持此觀點者不明白「代表 」一詞的嚴格意義。 代表，就是受委託為某個人或某集體發言或辦事。在這裡，代表的權力以被代 表者即委託者為根據，因而也受委託者的限制。這就是說，代表的言行要接受委託 者的批評監督，並且要根據委託者的意願更換。中共的權力既然不是任何階級委託 的，也不受任何階級的限制，它當然不代表任何階級。有些人之所以認為中共是某 某階級的代表，其實不過是說中共比較照顧某階級的利益以及主要利用該階級的力 量。嚴格地說，這不叫代表某階級。這和代表某階級並不是一回事。 我們知道，在中國古代，帝王的權力也不是來自任何階級的委託，因而也不受 任何階級的限制，所以，古代帝王從不聲稱自己是某某階級的代表或全體人民的代 表。古代帝王聲稱他們是天意的代表，天子受命於天，故而，天權對君權有限制。 按照董仲舒的理論，帝王若是違反天意，輕者，老天爺會降臨災異以示警戒；重者 ，老天爺會革除舊命再授命給他人。 有人說，中共過去代表無產階級，現在不代表了。可是，如果中共現在能夠不 代表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卻對之無可奈何----既不能對之譴責又不能將之更換，那 難道不正好說明它不是無產階級的代表，因而從來就不是無產階級的代表嗎？ 共產黨不代表任何階級，共產黨甚至也不代表共產黨。這一點康曉光也看到了 。查康曉光原文，他並不是說中共「不代表任何階級」「對一切階級實行『權威主 義』統治」，「僅僅對自己的利益負責」，等等。他說的是政治精英即黨政官僚集 團，廣大普通黨員是不在其內的。也就是說，廣大普通黨員也只是黨政官僚集團實 行專制統治的對象而已。看一看在失業的工人中，貧困的農民中，還有備受打壓的 法輪功學員中有多少共產黨員，你就該知道此言不虛。 我要補充修正的是，康曉光把實行專制的主體限制在黨政官僚集團，這個圈子 還是劃得太大了。我在「共產黨一黨專政不是共產黨一黨專政」一文裡指出：「所 謂共產黨一黨專政，實際上是共產黨一小撮最高領導人在實行專政，是政治局專政 ，是政治局常委會專政，是寡頭專政，甚至常常是最高領導人個人獨裁或曰個人專 政，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黨員實際上是在被專政。共產黨能夠以專政的辦法治國， 首先在於它用專政的辦法治黨。」 4、絕對權力的赤裸告白 康曉光還告訴我們，今天的中共，「可以靈活地對待一切理論、道路、原則、 價值」，「其組織目標是『執政』」。什麼叫「可以靈活地對待一切理論、道路、 原則、價值」？那就是說中共可以不受任何理論、道路、原則、價值的約束，可以 不擇手段，一切以是否有利於「執政」即把持權力這一目標為轉移。 這當然不是什麼新發現。問題是，在過去，說出這種話一向是要被貼上「反共 」標籤的，怎麼如今竟出自一個維護中共專制者之口？當一個人清楚地認識到共產 黨毫無理想，毫無原則，為了專制而專制，為了把持權力而不擇手段之後，卻還要 去維護它，支持它，這不是很稀奇的嗎？ 「六四」之後，中共政權似乎重新站穩腳跟，於是，各種為專制辯護的理論應運 而生。由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徹底破產，今天為中共專製作辯護的種種理論，大都 放棄了那套神學式的語言，轉而採取理性的語言，經驗的語言。這些理論大同小異 ，無非是說中國人素質太低，配不上民主，人權首先是生存權，一黨專制仍為當下 中國之必需，還是賺錢最要緊。許多辯護者都樂於表明自己是回頭浪子，為自己在 「八九」時一度幼稚地迷戀民主烏托邦而真誠地懺悔，後來在「六四」開槍的當頭 棒喝之下迷途知返，現在總算理解了共產黨堅持專制的一片苦心。 上述「轉向」毫不足奇。《一九八四年》裡的主人公溫斯頓.史密斯不是早就經 歷過類似的「心路歷程」嗎？ 在經歷了一場朦朧的反抗而遭到打擊失敗後，溫斯頓.史密斯被強迫「思想改造 」。這一天，權力精英奧布來恩向溫斯頓提問：「告訴我，我們黨掌權的原因，掌 權的動機是什麼？黨為什麼要掌權？」 溫斯頓是這樣回答的：「黨並非為自己的目的才追求權力，而只是為了大多數 人的利益。黨之所以追求權力，乃是因為一般群眾是脆弱的、怯懦的動物，他們不 配享受自由，或者說不能認識真理，必須由那些比他們強有力的人來統治他們，有 計劃地欺騙他們。人類只能在自由與快樂二者之間選擇其一。而對大多數人來說， 快樂比自由更好些。黨是弱者們的守護神，是為人民服務，它是為了善才作惡，為 了他人的快樂而犧牲自己的快樂。」溫斯頓對奧布來恩說：「你們是為了我們的利 益而統治我們。你們認為人類自己不能管理自己。」 不難看出，現今一般為中共專製作辯護者，無非是在抄襲溫斯頓罷了。但康曉 光與眾不同。他直截了當地否認所謂中共實行專制是為國為民的迫不得已和勉為其 難。康曉光揭示出其他那些專制辯護士由於愚蠢而看不到或由於膽小而不敢大聲說 的真相：黨不代表任何階級只代表它自己，黨不受任何理念或原則的約束，黨是不 擇手段的，它唯一的目標就是掌權，而掌權的目的就是掌權自身。 估計康曉光是看過《一九八四年》的，不過我疑心他恐怕未能意識到他上面那 段話實際上也是在抄襲，不是抄襲溫斯頓，而是抄襲奧布來恩。 在《一九八四年》裡，身為權力精英的奧布來恩在聽到溫斯頓對黨的權力的解 釋後大發脾氣，奧布來恩給了溫斯頓一通痛苦的電擊。奧布來恩氣惱地罵溫斯頓是 笨蛋，然後他忍不住向溫斯頓講出了黨為什麼把持權力的秘密：「黨完全是為了自 己才追求權力的，我們並不關心別人的利益，我們只關心權力。...我們不同於以往 任何寡頭政治集團，因為我們知道我們所從事的活動是為了什麼。其他任何人，甚 至那些和我們相似的人，都是膽小鬼和偽君子。他們沒有勇氣承認他們的動機。他 們自稱甚至相信他們掌權並非出於自願，只是暫時的勉為其難；他們自稱甚至相信 在不遠的未來就會實現自由平等的快樂天堂。我們的看法不一樣。我們知道，從來 沒有人是為了放棄權力才掌握權力。權力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專政的目的就是專政 ，革命的目的並不是革命，革命的目的就是專政。迫害的目的就是迫害。折磨的目 的就是折磨。權力的目的就是權力。」 當奧威爾借奧布來恩之口講出這一番關於絕對權力的真理時，他不過是發揮其 天才的政治想像力，去揣摩和揭露極權統治者的真實心態。他未必以為極權統治者 真會公開講出這種話。奧布來恩是虛構，康曉光卻是真實。倘若奧威爾死後有靈， 得知在一黨專制下的中國，竟然有人公開講出奧布來恩的那番話，而且刊登在官方 雜誌上，真不知是會為自己的精闢洞見又獲證實而得意，還是被絕對權力的公然無 恥而震驚。 5、知識精英的人格心理學問題 正如菲利普·拉夫(Philip Rahv)所說，奧布來恩的講話揭示出絕對權力的真實 本性，然而，這並沒有解決奧布來恩的人格心理學的問題，一個人能夠僅僅靠著這 種赤裸裸的真理作為支持他生存的唯一因素嗎？同樣不可想像的是，奧布來恩所屬 的那個黨的黨棍們能夠靠這種真理長期存在下去嗎？不錯，對極權統治者而言，權 力的目的就是權力，可是，那些手握絕對權力的統治者必須要自欺欺人，他們必須 要製造出一種他們也需要相信的謊言，即：他們並不把權力本身當作目的，他們的 權力只是一種手段，是為了服務於一個高尚神聖的目的。 我們知道，政治話語不能完全沒有道德的成分，凡是要在大庭廣眾之下公開說 出口的，就不能完全置道德於不顧。正像美國學者格蘭特(Ruth W. Grant)指出的那 樣：「說政治偽善是必須的，就是說道德犬儒主義不可能成為公共原則。」「最具 反諷意味的是，在政治上的偽善正好證明了在公共生活中道德衝動的力量。」他們 必須給自己找出一種看上去冠冕堂皇的說法，起碼是不能公然的厚顏無恥。 康曉光不是奧布來恩。奧布來恩屬於權力精英，而康曉光----按照他自己的分 類----屬於「知識精英」。這就引出兩個問題。首先，有些話，知識精英可以公開 講，權力精英卻不可以公開講；康曉光可以公開講，奧布來恩卻不可以公開講(奧布 來恩對溫斯頓的講話並非公開演講) 你能想像在「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公開講話或中央公開文件或人民日報社論中 出現這樣的話語麼？想想看，如果中共公開宣稱：「我們黨不代表任何階級，我們 只代表我們自己，我們對一切階級實行專政，我們只追求自己的利益，我們不受任 何理論、價值或原則的約束，我們唯一的目標就是把持權力。」那能不引發一場政 治地震嗎？ 是的，黨永遠不會對外公開講出這樣的話語。黨永遠對外宣稱：我們黨是代表 先進階級，代表人民大眾；我們黨永遠堅持某某主義、某某理想和某某道路；除了 人民的利益，黨沒有自己任何特殊的利益；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黨為人民 而掌權，是人民賦予了我們的權力，如此等等。 象奧布來恩這樣的權力精英不能公開講出的話，像康曉光這樣的知識精英卻可 以公開地講。這正好證明了知識精英被排除在權力圈之外，證明了知識精英的陪襯 角色。然而，這又引出了另一個問題，即知識精英的人格心理學的問題。奧布來恩 之所以忍不住要對溫斯頓吐露真言，講出絕對權力的真實本性，那是因為他是權力 精英，他為自己享有絕對權力而無比陶醉，得意忘形；他有一種「我是流氓我怕誰 」式的霸氣和坦率。可是，知識精英們呢？ 康曉光知道得很清楚，雖然知識精英由於對權力精英有利用價值，從而得以在 經濟上分享或分贓，但是，權力精英並不因為你是知識精英就允許你染指權力，也 不因為你是知識精英就允許你享有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等基本權利；在權力精英的剝 奪下，知識精英也和大眾一樣在政治上不能有所作為。這是何等屈辱、何等可悲的 處境。康曉光筆下的知識精英們如何還能安之若素，甚至還以此為榮呢？這不是向 我們提出了一個更嚴重的人格心理學的問題嗎？ 6、關於精英政治 在「政治精英分析」一節中，康曉光寫道：「『精英政治』並不能概括中國政 治的本質。其實所有的政治都是精英政治，即少數人壟斷政治舞台，而絕大多數人 被排除在外，或是成為政治精英的傀儡，所不同的僅僅是『程度』而已。」 康曉光這句話頗有犬儒味。我在「犬儒病」一文裡寫道：「犬儒揭穿中共的真 面目，但那不等於犬儒要成心和中共過不去，因為犬儒認為換上別人也不會有什麼 差別。」康曉光無非是要人們相信，什麼民主，什麼專制，其實還不是半斤八兩， 充其量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按照這種觀點，在丘吉爾治下的生活和在希特勒治下的 生活沒有什麼性質上的差異。 「精英政治」是政治學上最含混也最被濫用的概念之一。什麼叫精英政治？如 果你的意思不過是說任何社會在縱向構成上都是金字塔形狀，當官的總是少數，當 民的總是多數，那純粹是無聊的廢話。精英，按照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的原意 ，是指那些在各自領域中出類拔萃之輩。政治精英是指政治素質高的人，無論這些 素質是好是壞(無論是特智慧還是特狡詐)。帕累托決不認為所有的政治都是精英政 治，因為他深知，在現實政治中，「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情況比比皆是。 在帕累托那裡，「政治精英」決不是「掌權者」的同義詞，因此，依照帕累托，所 謂「所有的政治都是精英政治」一說是不能成立的。 康曉光試圖用精英政治這個概念抹煞民主與專制的本質區別。不錯，確有學者 把民主政治也稱為精英政治的，曰精英民主論。按照精英民主論，民主意味著多元 的精英為競相爭取選民投票而獲得權力的過程；在民主制下，公民不但通過定期選 舉來產生政治決策者，而且還可以通過言論、結社等方式影響決策，而那些意見領 袖和社團領袖則是政治精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再者，精英是開放的，人們有平 等的機會成為精英。 和專制相比，在民主制下，政治精英是多元的，不是一元的；是開放的，不是 封閉的；是競爭的，不是壟斷的。大眾不是被排除在政治之外，而是有權參與其中 ；他們並非是精英的傀儡，因為正是他們，用自己的選票決定了精英的命運；如曼 海姆所言，「在民主國家中，被統治者總是可以採取行動替換領導者或迫使他們作 出有利於多數人利益的決策」。這種種差別難道僅僅是「程度」上的不同嗎？ 專制與民主果真只有程度上的差別嗎？我敢說，普天之下，就數專制者對專制 與民主的本質差別認識得最清楚；否則，他們為什麼要把民主視為洪水猛獸，避之 唯恐不及，必欲根除而後快呢？本來，康曉光文章的獨特價值就在於誠實與坦率， 然而我不得不指出，他對精英政治的這段論述是不幸的例外。 7、所謂精英聯盟 接下來，我們再分析康曉光的精英聯盟觀點。 康曉光認為，九十年代以來，「中國形成了精英/大眾二元社會結構。在新權威 主義的旗幟下，政治精英、經濟精英、知識精英達成共識，結成聯盟」。 所謂精英聯盟，按照康曉光的歸納，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中共號召知識分子 入黨，鼓勵黨員經商；「把一部分影響力較大、久經考驗的知識精英和經濟精英安 排進政府、人大、政協；中共還通過中國科協和中華工商聯籠絡和控制知識精英和 經濟精英」。「比這類制度安排更為重要的精英聯合機制是『政策傾斜』。通過制 定和實施向精英利益傾斜的政策，政府有效地贏得了社會精英的支持。同時，在制 定政策過程中，政府越來越多地通過『咨詢』聽取社會的聲音。作為最主要的咨詢 對象，知識精英和經濟精英獲得了越來越多的利益表達機會」。康曉光還認為，「 『三個代表；就是精英聯盟的政治宣言。它的提出標誌著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知 識精英的聯盟正在走向制度化」。 應該承認，康曉光對所謂「精英聯盟」的具體描述大致是準確的，但問題是， 這能叫聯盟嗎？聯盟意味著聯盟的各方以平等的身份為某種共同目標而結成的一種 聯合或集團，在聯盟中權力為各方分享；儘管各方擁有的權力可能有大有小，但畢 竟都擁有自己的一份權力。 其實，康曉光未必不明白所謂精英聯盟根本不算聯盟。因為他清楚地告訴我們 ，政治精英「凌駕於一切階級之上，對所有階級實行『權威主義』統治」，「他們 僅僅對自己的利益負責」，「其他精英不能直接染指權力」。他還告訴我們，「由 於政府幾乎控制了一切使集體行動成為可能的資源，所以大眾、經濟精英和知識精 英都處於無組織的『一盤散沙』狀態。在這種環境中，政治上能動的社會階級或群 體是不存在的。由於公民只能作為個人存在，無論是普通大眾，還是經濟精英和知 識精英，在政治上都無所作為」。把這樣一種關係稱作聯盟，豈不是自欺欺人？ 一方面，康曉光筆下的「知識精英」非常清楚自己在體制中的實際地位，所以 他們才能不做「非分」之想，不做「出格」之事，因而不會被當局視為「持不同政 見者」；另一方面，他們又分明意識到這種依附和屈從很不光彩，所以他們需要給 這種令人難堪的關係安上一個美好的名稱。 在這裡，我們又一次看到康曉光文章的獨特價值。別的「知識精英」只樂於高 談闊論「精英政治」、「精英聯盟」，言下之意，似乎他們已經和政治精英平起平 坐，儼然也成了統治集團的一個組成部分(他們當然知道他們其實不是)；但是，他 們決不會明確講出絕對權力的真實本性，也決不會明確講出他們對這樣一種權力的 可悲依附與屈從。所以，外人很難從中發現他們的人格分裂。唯獨康曉光對以上兩 個方面都講得淋漓盡致，從而也就把知識精英的人格心理學問題暴露無遺。 8、哪些經濟精英真心支持共產黨？ 講過政治精英，再講經濟精英。 康曉光斷言：在中國，「經濟精英支持共產黨」。康曉光解釋道，因為「經濟 精英最喜愛的東西是『錢』，而不是『民主』。如果集權制度能夠比民主制度帶來 更多的利潤，那麼他們將毫不猶豫地選擇集權」。 可是，為什麼集權制度能夠比民主制度帶來「更多的」利潤呢？這看上去絕無 可能。就連最為中共經濟改革唱讚歌的人也承認，中國大陸的市場機制還很不健全 ，有很多弊端。為什麼偏偏是這種發育不良的市場倒比民主制下相對健全的市場能 帶來更多的利潤呢？ 說怪也不怪。康曉光給我們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釋。他說：「通過不斷地推進 市場化改革，實施鼓勵經濟發展的政策，禁止獨立工會，信息封鎖，降低環境標準 ，為經濟精英創造了最有利的賺錢環境。此外，通過錢權勾結和裙帶關係，政治腐 敗還為他們創造了可觀的非法獲利渠道，如侵吞國有資產、偷稅漏稅、走私、騙匯 、生產和銷售假冒偽劣產品等等。」 原來如此！ 上述各項，除了「推進市場化改革」和「實施鼓勵經濟發展的政策」兩項外， 其餘幾項，在民主制下確實要比在集權制下難辦得多了。 早先在西方，有產者公開向政府提出要求：「沒有代表權就不納稅。」既然你 們政府靠我們納稅人養活，我們就該在政府裡有發言權。現在中共偷偷地向中國的 有產者作交易：「不納稅就沒有代表權。」我們政府不找你們納稅，你們也就不要 向我們要代表權。 當然，決不會是所有的經濟精英都願意發這種黑心財。可是，一旦腐敗發展到 某種程度，就會形成一股巨大的裹挾力量，誰要想潔身自好正派經營反倒難以在商 場立足了。官場也是如此。你若想當清官，別人便把你視為異類，處處跟你扯皮， 讓你什麼事都幹不成。當今中國的官場和商場都腐敗到驚人的程度，不過其中仍有 主動腐敗和被動腐敗之分。對此我們應當有所區別。 必須看到，政府給經濟精英提供各種非法獲利渠道，也有拉人下水，再反過來 加以控制的陰險意圖。什麼時候看你不順眼了，或者是疑心你長反骨了，或者是需 要替罪羊了，隨便查你個偷稅漏稅就夠你受的了。 我不相信經濟精英都願意發黑心財因而支持專制反對民主。不過，就像康曉光 提示的那樣，我們倒很可以相信。那些真正支持中共專制的所謂經濟精英一定都是 地地道道的奸商。 9、中國政府為什麼不收富人的稅？ 如前所說，康文的獨特價值就在於它把話說得明白，說得露骨。這一優點不僅 表現在作者對上述一類抽像問題的議論，而且也表現在他對若干具體問題的議論。 我們不妨以稅收問題為例。 不久前，中國的鐵面總理朱鎔基講話，責怪中國的富人不交稅。朱鎔基說：「 為什麼越富的人越不交稅呢？這是不正常的，都不交稅，國家哪裡有錢，怎麼辦事 業呢？」其後不久，著名電影明星、有億萬富婆之稱的劉曉慶涉嫌偷稅漏稅被逮捕 關押。於是，有關中國的稅收問題也成為海內外討論的一個熱門話題。 盡人皆知，中國目前的稅收狀況極不合理。中國最富有的階層，不論是個人還 是公司或企業，都大量地逃稅漏稅，而廣大底層民眾，工薪階層，特別是農民，反 而承擔著各種繁重的苛捐雜稅。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的陳東琪說，中國的個人所得 稅制度有「劫貧濟富」之嫌。 其實，責怪中國的富人為什麼不交稅，本身就是一個錯誤的問題，是一個有意 誤導輿論的問題。真正的問題是：中國的政府為什麼不收富人的稅？ 稅收本來就有強制性，如果政府真要徵收富人的稅，哪有收不上來的道理？所 以，問題不是出在富人上，而是出在政府上。朱鎔基當總理當了四年多，五年任期 馬上就要滿了，現在才想起來富人沒交稅的問題。好比一個老師等到學年快結束了 才責怪學生為什麼不交作業。這裡，真該受責怪的到底是誰呢？ 那麼，中國政府為什麼不認真向富人收稅呢？答案很簡單。這是為了官商勾結 ，權錢交易，為了維護共產黨一黨專制。 舉個例，某富人張三，去年本來應該交稅一百萬元，可是政府卻故意給張三提 供偷稅漏稅的機會，只收他二十萬元的稅，這樣，張三就白撿了八十萬元的便宜。 然後，張三再從這八十萬元中拿出個一二十萬或者三五十萬，給政府裡的大小官員 上下打點。真可謂兩全其美，皆大歡喜。本來這八十萬元是要交入國庫的，現在則 被官員和富人私下瓜分掉了。 康曉光講到，由於權錢交易，官商勾結(作者把它叫作「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結 盟」)，掠奪瓜分國家資產，使廣大民眾深受其害，故而對現行體制不滿，威脅到共 產黨的政治穩定。為了緩和這種矛盾，中共需要調整政策，適當地限制政治精英和 經濟精英的既得利益。辦法之一就是強化稅收，「為此必須削減經濟精英享有的各 種優惠包括偷稅漏稅的機會。」 請注意這句話----「必須削減經濟精英享有的各種優惠包括偷稅漏稅的機會」 ，真是一語道破天機！原來，富人們能夠大量地偷稅漏稅，實際上是中共故意給他 們提供的優惠，其目的是為了換取富人對體制的維護和支持。當然，這也是為了讓 富人更方便地給大小官員送禮行賄。老百姓早就編了順口溜，說中共幹部是「吃喝 基本靠送，工資基本不動」。康曉光講得很明白，腐敗是許多官員「最主要的收入 來源」。如果政府認真收稅，那豈不把官員和富人兩頭都得罪光了嗎？ 康曉光憂慮的是，「在切身利益受到損害的情況下，中下級官僚能否和黨中央 保持一致，經濟精英能否繼續支持現行體制都會成為問題」。因此，康曉光說強化 稅收和反腐敗是雙刃劍。富人的偷稅漏稅問題就像官員的腐敗問題，不反不行，真 反也不行。注意，他說的是必須「削減」偷稅漏稅的機會----正如「削減軍費」決 不是不要軍費，可見，今後，政府還是要向經濟精英們繼續提供各種優惠包括偷稅 漏稅的機會的，只不過數量上會少一點罷了。這還只是康曉光的政策建議，當局肯 不肯採納尚未可知。 難得康曉光的文章把話說得這麼明白，這麼露骨。由此，我們也就可以料到眼 下這場中共發起的要富人交稅的攻勢到底是為什麼以及到底能走多遠了。 10、「讓我們有節制地壓搾他們」 在刊載康曉光文章的同期《戰略與管理》上，還發表了一篇由王紹光、胡鞍鋼 和丁元竹合寫的文章「經濟繁榮背後的社會不穩定」。試把康曉光的文章和王紹光 、胡鞍鋼、丁元竹的文章對照閱讀，我們可以得到很多有益的結論。 王、胡、丁的文章指出：「當前中國社會形勢極其嚴峻，再次進入社會不穩定 時期，其突出表現為：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經濟結構調整；章講到社會分配不公平現 象的嚴重性以及糾正社會不公正的迫切性。這當然不錯。但是，社會分配不公現象 究竟是怎樣產生的呢？糾正社會不公應該採取什麼手段呢？可惜不見作者有更多的 分析。那大概不是這篇文章的重點。不過，文章中有這樣一段話，扼要地表達了作 者的基本觀點。他們說：「市場力量和市場機制必然自發地導致收入差距擴大和各 個階級分化，只有政府有意願或有意識地主動地在社會公平分配收入和財富，才能 抑制和縮小收入差距，糾正社會不平等和社會不公正，真正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 』」。 這正是新左派的典型觀點。在作者看來，今天中國的問題和一般資本主義國家 無異。在今天的中國，社會分配不公平是市場造成的，而糾正社會不公的方法則是 政府實行公正的分配政策。這種觀點確實和西方的左派很類似；但問題是：這種觀 點--尤其是對社會不公的形成原因的描述--是符合中國現實的嗎？ 王紹光、胡鞍鋼和丁元竹認為，市場是造成不公正的罪魁禍首，唯有政府才能 對之加以糾正。這和康曉光的觀點幾乎相反。康曉光在講到今日中國的腐敗、不平 等和貧困時明確指出：「是強大的政府、政府主導型改革、市場化改革是造成這些 問題的三個主要原因。」 康曉光分析道：「強大的政府和政府主導型改革使政治集權問題無法得到解決 。市場化改革尤其是國有資源的私有化為權錢交易提供了可能性，而政府主導型改 革則使這種可能性成為必然。在私有化過程中，沒有公眾監督、沒有輿論監督、沒 有獨立的司法、沒有獨立的銀行和中介機構，黨政官員擁有巨大的權力，而且一些 人又是利慾熏心的投機分子，腐敗怎麼能夠避免！正是這種腐敗孕育了銀行的壞帳 、金融風險、國有企業的低效率。錢權勾結、信息管制、禁止獨立的工會和農會， 使極少數人可以肆無忌憚地掠奪經濟財富，孕育了持續發展的、日益嚴重的不平等 和貧困問題。」 康曉光對社會不公現象的成因分析無疑要比王紹光等深刻得多，正確得多。順 著這條思路往下走，那麼，解決腐敗、不平等和貧困問題的治本之道就應該是：改 變政治集權，建立公眾監督和輿論監督，建立獨立的司法和獨立的銀行以及中介機 構，限制黨政官員的權力，開放信息，允許獨立的工會農會，等等。然而，康曉光 本人決不是這個意思。康曉光的全部論述恰恰是以維持現行制度為前提。他從一開 始就排除了進行上述改革的可能性。這樣，康曉光所能提出的解決方案也就只剩下 了由政府出面「對利益分配格局進行相當大的調整」這一條，從而也就和王、胡、 丁提出的方案沒有區別了。 不過，和王、胡、丁文章相比，康文仍是略勝一籌。康曉光沒有空談「公平分 配」的高調，因為他知道在現行體制下根本做不到「公平分配」。他只是很老實地 提出「限制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的既得利益，適當照顧大眾的權利，在財富蛋糕的 分配遊戲中向大眾適當傾斜」。 注意，康曉光反覆強調的是「適當」，因為他清醒地知道，現政府、現行制度 正是建立在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共同剝奪大眾的基礎之上，如果對他們的既得利益 限制得多了點，超出了必要，那就會惹得精英們惱火，那就有可能危及政府和制度 本身。大款們憑什麼支持中共，還不是憑著中共能讓他們大賺黑心錢發橫財？再說 ，要是大款們不能從政府那裡得到額外的好處，他們又拿什麼去賄賂官員呢？難道 你要大款們自己「出血」嗎？誠然，政治精英不怕得罪經濟精英，因為後者橫豎也 沒有集體抗爭的手段；可是，他們願意跟自己過不去嗎？小說《天怒》通過一位貪 官之口供認，中共現政權正是讓大小官員享有貪污腐敗的大好機會，從而贏得他們 對政權的支持維護，這就叫「腐敗使我們的政權更加穩定」。 所以，康曉光提醒道：「解決威脅穩定的問題的措施(反腐肅貪、強化稅收等- ---引者)，往往又會破壞穩定的基礎。」因而，他認為當局務必要善於權衡。說到 底，康曉光無非是要求精英們不要做得太過分，無非是要求「精英們還讓絕大多數 老百姓活下去，在掠奪瓜分之餘還給他們留下一口飯吃」罷了。能把話說得如此直 白者，除了康曉光還有誰呢？ 如前所說，中共現政權的唯一目標是維護自身的穩定，而現政權又是建立在權 勢集團對人民大眾的壓迫掠奪之上；因此，面對著越益嚴重的社會不滿，康曉光們 向政府提出的全部建議，歸結成一句話就是：「讓我們有節制地壓搾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