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時局與選擇」研討會 英夫（整理） 十月五日、六日，在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東亞所和皇后區法拉盛圖書館，分別 舉行了兩場有關中國政經形式和未來前途的研討會，本刊上期發表了對這兩場研討 會的綜合報導，現在我們再把這兩場會議的重要發言分別刊出。 以威權推進民主 孟 玄 我想，主持人安排我先發言是因為我平時喜歡發表一些似是非而的恢宏議論， 例如中國應當恢復帝制和三從四德，主持人想讓我拋磚引玉，作為靶子引出專家的 精闢分析。何頻先生也說過，預測形勢可以問孟玄，孟玄說什麼，你只要反著理解 就可以了。不過，我會盡力闡明我的觀點。 十六大在即，人們有許多關心問題。首先是江澤民是否會退位；是全退，還是 半退，還是假退□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改革開發二十年，積累了許多問題，不能不解 決了。十六大之後，中共能否著手解決這些問題□這些問題不解決，或者解決慢了 ，或者解決不好是否會導致動亂？這是關心中國命運的人思考的問題，也是人們對 十六大感興趣的原因之一。美國有人預測，中國十年內必然大亂。何清漣女士也說 ，中國目前的穩定是坐在火山口上的穩定。這意味著，隨時可能發生突發性顛覆事 件導致大亂。 中國大陸的政治穩定性是一個複雜的問題。1989年，中國就有許多問題。六四 鎮壓後，天人共憤，有人預測，那個政權只能維持三個月，後來又有人說，能維持 三年。然而，那時，幾乎所有主要共產黨政權都垮了，中共不但沒垮，反而有世界 上最快的發展速度，人們被弄暈了。所以說，預測中國政局是一個困難的事情。我 要做的是，通過歷史發展模擬的方式判斷中國大陸政局的穩定性。這種方法主要是 找出動亂循環的規律，然後看中國處於週期的哪個階段，以此評估動亂的可能。我 的結論是，不穩定是一定會來的。 通過歷史模擬有中外兩個參照系。中國是歷史悠久，有其獨特發展特色和內在 規律的國家。以史為鑒，可以知興衰。關於中國，又可分為三種長短不同的週期。 第一種是從文明受到挑戰開始，到文明消化挑戰從而實現穩定為止，其間因為缺乏 文化穩定機制，動亂會很頻繁。中國的儒家文明成型於周代。東周時陷於危機，秦 滅六國而面臨生死存亡的挑戰，直至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完成一個週期 ，儒家再度成為中國主導意識形態。第二個週期始於兩漢，儒家開始面臨佛教的挑 戰，直至宋朝才消化，與佛教融合的宋明儒家標誌著中國文明的新高度，同時內政 也空前穩定。第三個週期自19世紀中葉中國敗給西方後開始的西學東漸，目前仍在 過程中。這是前所未有的挑戰，根據以前兩個週期的經驗，至少要有三、四百年才 能在消化西方文明的基礎上形成新的穩定文明，從而為穩定的政治提供必要條件。 不過，在完成這一歷史進程前，動亂不斷是不奇怪的。目前，我們只有一百五十年 左右；我們還沒有消化西方的制度和文化價值；因此，動亂還是不能避免的。 第二個週期是王朝更替、治亂循環的週期。這就是俗話說的「分久必合、合久 必分」的規律。金觀濤曾說，中國社會是超穩定結構，在週期性動亂中表現出結構 的穩定。東周開始的諸侯爭霸亂局，經過秦統一中國戰爭、秦朝暴政、秦末農民戰 爭直至漢武帝時達到穩定。然後自東漢末年到隋唐，又是一個週期。大陸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毛澤東治下像秦始皇，鄧小平則像漢高祖，江澤民應當是漢文帝。許多問 題沒有解決，小胡同志對應於漢景帝，可能會有「七國之亂。」我們要等武帝時， 才能有穩定的大治。這樣看來，亂也是要來的。 第三個週期是西風東漸後中國的治亂循環週期被更頻繁的週期性動亂替代，每 十年左右，會有一場牽動全局的亂事。1900年代有庚子之亂，義和團招致八國聯軍 打破北京。1910年代有辛亥革命及隨後的軍閥混戰。1920年代有北伐。1930年代有 日本入侵、大半錦繡國土淪喪。1940年代有國共內戰，江山易手，共產黨最後取得 天下。1950年代運動不斷，社會主義改造持續，直至大躍進，及災荒年，導致數千 萬人非正常死亡，創下和平時期平民死亡的世界歷史記錄。1960年代是文化大革命 ，全面動亂。1970年代有林彪事件和粉碎四人幫事件。1980年代有改革開放和1989 年風潮。倒是只有江澤民統治的1990年代中國沒有全局性大亂。現在，有10年沒有 大事了。究竟是英明領袖江澤民改寫了近代治亂週期？還是中國馬上又會有亂局？ 人們感到，許多問題已經積累到很嚴重的程度，這是人們擔心亂局再現的一個理由 。 與外國相比，也有兩種比法。一是將中國放到現代化進程的發展過程的不同階 段這樣的大背景中看中國類似的階段的政局的穩定性。現代化起始於西方，在工業 化快速發展階段，社會結構和制度框架都伴隨著激烈變動的調整，階級鬥爭、利益 衝突和政治革命動亂不斷。我們中國似乎也不能例外。我們正處於產業結構劇烈變 化帶來的快速增長階段，社會結構、制度框架也會變化很快；同時，可以預期，會 有政治亂局。我不認為西方是最好的參照系，拉美似乎更適合與中國相比較。雖然 中國與拉美在文化上不同，但都有長期的威權政治傳統，這對理解政治事件更重要 。如果比較拉美，我們會發現，中國政治還是簡單得多，還有許多特徵沒有表現出 來。拉美一百多年由盛變衰，再有復興，現在情況也不明。拉美的教訓是，缺乏穩 定合理的制度支撐，一段時間的發展並不保證政治長治久安，利益衝突和各種政治 力量的鬥爭終會導致動亂。而且，治亂循環不見得是象西方國家導致前進，倒退和 徘徊也是可能的。這樣看問題，中國還不能樂觀。 另一種對外比較是在古老文明之間比較，這使中國可以樂觀一些。九一一事件 凸顯了中國文明與其它古老文明之間的區別。中國比較伊斯蘭文化和佛教文化似乎 更有彈性，沒有拒絕吸收西方的同時更新和發展自己。中國像古埃及文明，但古埃 及由於地理隔絕太結晶化，已經沒有適應變化能力。但中國還能與其它文明相互衝 突時發展調整自己。只是還需要時間；在調整完之前，中國還要有亂。 由與中國歷史縱向比較和對外橫行比較可知，亂是肯定會來的。我們還沒有消 化西方，我們也沒有建成成熟的制度框架，我們應當對亂局有心理準備；而且，由 於資源更匱乏和壓力更大，中國現在的情形似乎更不妙。當然，歷史比較是不確定 的，比什麼和怎麼比都可以有不同選擇，結果也就不會一樣；但這畢竟提供了理解 政局的一個角度和思路。那麼，這樣的比較對我們創造歷史能有什麼啟示呢？我提 出兩點。 第一，避免週期動亂的只能是建立民主政體。在這一點上，我們不應當糊塗。 威權政體可能有一段時期的經濟奇跡和政治穩定甚至科技和文化成就，但終究會再 陷於動亂。我們能選擇的是或者通過應付亂局，建立民主政體，會使我們以後避免 亂局。或者通過適時適度的調整，將動亂代價降至最低，並且建立民主政體。 第二，建立民主政體的方向雖然與西方相同，但具體途徑一定會受中國歷史文 化傳統制約，其建立起的民主政體也會與西方和其它國家不同，有歷史文化的影響 。這裡，我特別強調，中國的長期威權傳統，使中國人習慣於服從權威，只懂治， 不懂政。這樣，完全自發的由底層開始的民主往往不會產生新的制度，而是無休止 的爭鬥導致大亂。如果一定照搬西方的模式，會有更大的動亂代價。中國的民主化 應當是自上而下，甚至由威權領導推進，能建立的民主政體至少在初期會帶有很強 的精英色彩。我對孫哲教授的藥方在現實中國政治中的可行性不是很有信心，但除 此又沒有更好的選擇。 總之，展望中國大陸政局，動亂不可避免，關鍵是政治改革建立民主政體將代 價減到最低；但這一改革應當是權威領導下的漸進過程，主要是精英之間的遊戲過 程。 精英聯盟維持的穩定可以繼續維持 康曉光 我感覺，我從下飛機就開始討論了。先是何頻和孟玄，然後是王軍濤和胡平。 討論都集中在中國大陸政局的評估上，中國大陸究竟會不會有亂局出現？最近，我 寫了三篇文章討論中國的穩定性問題。我是將政局穩定性問題與一個列寧黨在現代 化、市場化、開放和全球化的進程中如何生存和維持統治的政治邏輯相聯繫來討論 分析。我的三篇文章及其基本觀點已經發表在國內外刊物和網絡上，這裡只簡單介 紹關鍵要點。 國內外關於這個問題有兩種看法。一是崩潰論，認為中國大陸有許多問題無法 解決而且日益嚴重，不僅是生態和資源限制，而且是政治和其它體制以及文化不適 應，終會導致體制崩潰，政局動亂。二是繁榮論，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快，人民生活 水平提高快，綜合國力增加快，中國現有問題可以在持續快速發展中消化，中國不 僅不會崩潰，而且會崛起成世界第二甚至第一強國。這兩種說法都有根據，也都有 具體實證材料和數據支持。我想，必須超出對具體問題和局部形勢的看法，必須有 一個框架同時解釋政治穩定因素與不穩定因素，然後才能看出穩定或不穩定哪個占 壓倒性優勢，也就是說，要有一個對決定穩定與不穩定的政治系統的宏觀動力機制 的全面描述，才能對問題有較為準確的答案。 我提出結構－群體分析框架審視中國穩定性問題，基本結論是，短期內如果沒 有大的突發事件導致應對失策，中國政局的穩定性在短期內或者可以預見的時期內 ，應當可以繼續維持。所謂結構、群體分析框架實際上來自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 即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基本適應，就可以維持穩定。這裡有兩個分析，一個是受帕 森斯的社會系統分析的啟發，全面考察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子系 統是否相互協調，或者說是否有致命的不一致會導致整個系統失調。二是中國改革 開放後新形成的社會群體之間相互作用的動力機制中是否有重大衝突足以導致局勢 崩潰。 從結構分析角度看，改革開放後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政治由極權體制 向權威體制過渡，意識形態由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為中心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 向鄧小平經濟建設為中心加改革開放和四項基本原則的兩個基本點調整，各個子系 統基本上相互一致，沒有致命的內在不協調。 從群體分析角度看，改革開放後，社會結構有很大變化，社會開始分化。精英 的結構也複雜化，在政治精英之外，被消滅的經濟精英重新出現，並急劇崛起，知 識分子地位也由社會底層迅速上升。相比較而言，工農大眾的各方面權益和地位相 對下降。 80年代，中國大陸不穩定很大程度是由於政治精英沒有處理好與其它精英特別 是知識精英的關係。一系列危及穩定的事件都是知識精英與政治精英關係緊張造成 的。進入90年代，政治精英調整了對其它精英的政策，基本上消解了其它精英的敵 對心態，從而建立起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的三角同盟的默契合作；知識 精英不再從根本上挑戰政治精英所維持的現行體制。 解釋政治精英包容經濟精英的合作動力較為容易。經濟發展，即使是腐敗的發 展，只要提供了機會和財富，使經濟精英滿足現體制的經濟成就和前景，就可以使 經濟精英產生與現在的體制和政策以及政治穩定有共同利益的認同感。 但如何解釋政治精英的調整使知識分子接受腐敗和不公正的現實的認同感呢？ 用提高待遇、開放機會和改善條件的方式增進知識精英的利益以及確實起了有作用 ；對反對活動的鎮壓和迫害也有一定作用；但這還不是完整的解釋。 我認為，至少有六個因素導致知識分子重新評估中國發展的可能道路從而使他 們在理性上接受了現狀。第一，92年南巡之後，中國政治精英重新採納改革開放的 國策，這是導致知識精英由敵視轉為合作的最大因素。第二，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 長，不僅增強了綜合國力，而且普遍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第三，蘇聯、東歐改 革的挫折後果使知識精英意識到政治改革是有風險的。第四，對東亞和拉美國家的 民主化及其經濟社會後果的觀察使大陸知識精英認識到，民主化有其局限性。民主 化不一定能解決發展及其帶來的問題，例如腐敗、社會不公正和暴力犯罪；在局部 地區和時間甚至使情形更惡化。第五，民主化是長期過程，需要一定條件，還要有 適宜的戰略步驟。否則，不適宜或急躁的民主化會不僅不會帶來穩定，可能造成動 亂甚至崩潰。最後，西方特別是美國與中國的衝突使民族主義抬頭，知識分子由80 年代崇美到90年代反美；恨烏及屋，美國的民主制度也成為憎恨目標。這些因素從 正反兩方面促使中國知識精英離開浪漫的理念，轉而務實，並在感情和理智上都與 政治精英結盟。 中國工農大眾相對地位下降，對現實不滿，是威脅穩定的主要挑戰性因素。國 內有調查發現，中國最近幾年僅有8%左右的人可以每年從發展中顯著改善自己境遇 ；大多數人生活沒有顯著改善；另有20-30%的人境況肯定有惡化。大眾不滿會越來 越嚴重。但相對於精英之間的默契合作，面對這樣的精英聯盟，不滿的大眾無法形 成足夠的力量反抗或改變現實。 這就是一個將中國的現實中穩定與不穩定的因素結合在一起的框架。穩定與不 穩定都來自同一個過程。一方面，精英同盟是穩定的基礎和條件。另一方面，製造 精英聯盟的正是中國存在的威脅穩定的問題，腐敗和社會不公。兩相比較，穩定可 以維持。 由此可見，雖然中國的問題嚴重而且有惡化趨勢，但共產黨執政不會被外在事 變衝垮，剩下的問題是是否會發生黨內高層衝突導致政局動盪。我判斷，由於江澤 民已經牢牢掌握大權，並且在未來可以繼續發揮影響力，不會出現足以攪動全局的 黨內衝突。 我的分析需要補充幾點。 第一，我是實證描述，不攙雜個人好惡；我並不認為中國沒有問題或者形勢好 ，也不認為這樣的局面是最佳選擇，中國各種力量都承認中國現在有許多嚴重問題 ，大家的爭論是問題的原因和出路；我僅僅想說，現在看不到根本上改變政體的可 能；反對派沒有表現出能力、執政者沒有表現出意願去選擇民主化。 第二，我預期的是短期政局。對於中期和長期政局，我雖然認為照我的分析框 架和中國現實趨勢，結論不會有不同，但突發因素和新情勢出現都使我必須謹慎。 不過，精英同盟似乎已經建立起來了；這是現行政權穩定的基礎；但即使現政權崩 潰了，這樣的結構以及精英聯盟還是不會變化；由這個聯盟帶來的腐敗和社會不公 正也不會有根本的變化。 第三，這裡沒有考慮突發事件。歷史證明，突發事件常常改變本來的進程和沖 突力量間的動態平衡。中國現行體制最大致命弱點就是應變能力差。這大概也是一 切權威政體的致命弱點。特別是，如果經濟衰退或崩潰，中國會有不穩定發生的可 能。 第四，中國最終還是要民主化才能真正長治久安；民主、制衡、認同和權利都 是需要的。不過，在此以前，在目前，可能要採取行政吸納政治的策略去應對問題 。由一個凌駕於社會之上的、相對有權威和效率的政府採取適宜的方案整合不同的 社會社會集團的利益。富人要仁慈和明智，拿出一部分收益幫助窮人，窮人的基本 權益要有保障。現在的問題是，精英太貪婪，以殘酷和不公正的方式盤剝大眾，激 化了矛盾。 最後，我們遇到的問題是獨特的，因此需要想像力和勇氣去面對；沒有現成的 模式可以供我們採納。一般的主義之爭對我們幫助不大，這樣或那樣的模式也很難 幫助我們去把握自己的困境。我們應當正視所面對的問題。一個不民主的政體會不 會與社會自由和市場經濟矛盾？亞洲過去的發展經驗表明這一點並不必然。民主化 需要的市民社會以及我們具有的東方文化背景需要一個歷史過程去積累和培育民主 的條件，這是我們不能迴避的長期過程。 討論： 李進進：當我們討論政治穩定性時，我們不能抽像地說政治穩定性。我們需要 澄清一個問題，什麼樣的穩定性才是可以接受的；用實證主義的語言說，什麼樣的 穩定性是中國人可以接受的，什麼樣的穩定性不能接受，也就是中國人對穩定性的 承受力的問題。或者說，什麼是穩定、什麼不是穩定，需要我們定義。對我們而言 ，這些問題隱含著一個社會責任，中國要選擇什麼樣的政治模式。 王軍濤：曉光的模式比較全面的幫助我們理解穩定與不穩定較量的動態過程， 但從方法論看，還是太大而化之。這樣的宏觀結構分析方法容易做出的理解思路是 ，如果中國現在是穩定的，我們就試圖找出一個穩定的結構；如果不穩定了，就找 出一個內在因素相互衝突的結構。這樣的模式容易犯的錯誤是，也許某個政權已經 有很深的內在的結構衝突，但僅僅是缺乏偶然因素或事件去引發崩潰；另一方面。 某些政治體制內部社會群體基本相互協調，但某些外在的因素或偶然事件導致其崩 潰，從而被誤認為是結構內在地有致命的衝突。歷史研究常常重新發現和解釋一些 國家的政治經驗和歷史事件的意義，就是因為當時當事的一代人有這樣的迷誤。最 近，孫立平在做的研究是實地考察和描述具體的社會群體在特定的情境中的認知和 選擇行為來重建我們關於中國社會的理解，包括微觀行為和相互作用的微觀行為所 構成和體現出的宏觀制度框架，以防止我們以我們熟悉的語言、概念和理念誤讀和 曲解現實中社會群體的行為。我也不贊成曉光所說的知識精英已經認同政治精英並 與之合作。曉光的證據是新權威主義的盛行，而且將新權威主義等同於新左派。實 際上，無論是自由派還是新左派，在政治選擇上都不認同目前的政體。自由派的拒 絕可以理解。新左派則由於關心由積極有為的政府解決社會公正問題並且在國內討 論空間中迴避政體討論而易於被誤解為背書威權政體。其實，王紹光先生的新左派 是社會民主黨的思想，他們在海外的討論中是徹底的自由主義者。汪暉先生的新左 派是後學為出發點，更是以當代自由主義者的思路在全球化的後工業時代審視問題 。當代人類政治表明，這樣的觀念會在不長的時間對現實產生衝擊甚至摧毀性效果 。此外，第三波民主化表明，真正的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動力來源不是在反對運動或 大眾造反，而是源於執政者陣營的內部。這樣的轉型在特定事件發生後，很快由於 利益和理念有分歧的精英集團之間相互間的戰略互動而被激活。 程曉農：曉光的框架很有啟發性，但採取的是西方社會學中結構功能分析方式 。西方學界現在對這樣的方式的普遍批評是，這樣的方式在理解社會系統的穩定的 內在原因時，過於強調內部子系統的相互協調性，而忽略了內在衝突的一面。這是 後來社會衝突學說興起的學理根源之一。如果我們從衝突理論出發建構理解框架， 找出各種導致不穩定的因素和個社會群體內部和之間的矛盾，我們就可能傾向於得 出另外的關於穩定性的預測。 紐約大學社會學系一學生：康老師的思路強調精英聯盟間的合作，這與流行的 合作主義有什麼關係？此外，康老師考察的是全國範圍的精英群體之間的關係，對 中國研究中的地方精英聯盟以及與中央之間的關係怎樣看？ 康曉光(響應)：先回答紐約大學同學的問題，我的研究是對國家平面的精英關 系的宏觀的描述，不是對中國社會群體和地區的更細緻的理解。這樣的理解還需要 很多的工作。我認為，雖然，更精緻細微的理解可以幫助我們深化認識，但國家平 面的精英群體關係已經可以解釋政治穩定性的動力機制了。關於曉農和軍濤的看法 ，我的答覆是，我不關心概念理論框架是否合乎國外理論流派的評論，我更關心的 是對中國現實問題的理解和把握；只要中國人容易理解就行了。 王軍濤：但這裡仍有問題，結構-群體分析和曉農提出的衝突理論都源於馬克思 的歷史唯物論，我們怎麼知道中國人對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關係的理解比階級鬥爭 理論更容易接受；也許，中國人會覺得，所有宏觀描述都不如現場行為主義的描述 更容易被理解，因為後者是他們的實際生活。 威權穩定與知識精英責任 胡 平 現在，我們討論中國穩定問題。然而，我認為，穩定概念本身就是一個值得探 討的問題。籠統地討論穩定，會誤導人們的思考。 首先，是不是所有的穩定都可以接受呢？這的確是一個問題。秦始皇追求穩定 ，屠戮天下，焚書坑儒；他希望穩定到秦千世、秦萬世，所以他自命始皇。但他的 穩定不僅今天的人們不能接受，就是當時的古人也不能接受。溥儀也希望滿洲國穩 定，但所有愛國的中國人都不願接受他的穩定。顯然，誰的穩定是我們理解穩定時 一定應當首先弄清的問題。 其次，在不同國家中，穩定的涵意和意義並不一樣。在中國，遊行示威就是動 亂，組織反對黨更是動亂，「犯上」就是「作亂」。但在美國，遊行示威不僅不是 動亂，而且還是正常的權益，是健康的參政，你還可以組織反對黨，公開和執政黨 競爭?，這些都不是動亂，而是正常秩序的有機組成部分，是穩定的有機組成部分。 顯然，判定穩定問題是依賴於政體性質的，穩定涵意與政體相關。我們不能忽略政 體背景考察穩定問題。我們究竟是要民主的穩定，還是要專制的穩定。 有人說，中國現在很穩定。但我們要問，這是什麼性質的穩定？是誰的穩定？ 是對誰有利、讓誰受害的穩定？讓我們看看中國現在被列為不穩定的因素就知道了 。過去，毛澤東和共產黨將階級敵人列為不穩定因素，現在我們都知道那是冤獄是 政治迫害，但是在當時，迫害者中很多人真相信那些人是壞人。今天呢？看看康曉 光實證描述中的威脅穩定的群體，是工農大眾。維持穩定就是鎮壓、壓制和迫害大 眾。沒有人認為他們是壞人，大家也都知道他們的要求是正當的，是合理的，但還 是要鎮壓和控制。這是什麼穩定？這樣的穩定是否公正？從良知的角度看，這樣的 穩定比毛時代還不能讓人接受，毛時代的穩定是人民參與鎮壓他們心目中的壞人， 今天的穩定則是明知別人是好人還要鎮壓別人！ 前些天中央電視台播放一出電視，叫《省委書記》，其中寫到某市來了個新書 記。大刀闊斧搞改革，導致大量職工失業，連省勞動模範都下崗上大街擦皮鞋。這 位勞模被書記領到市委會議上，勞模說：「書記講了，舊企業是艘破舊的大船，要 是大家都賴在船上不下來就要船毀人亡，我們工人階級不能給國家添麻煩，所以我 就主動下崗了。我別的不會，就會擦皮鞋。」然後，會場上的官員們都很感動，都 伸出腳來讓他擦皮鞋，再付給他錢。這個場景實在令人作嘔。問題是，國企這艘大 船當初是誰下令建造的？不是你共產黨嗎？要下船，該誰先下？共產黨不引咎辭職 以謝天下，倒把別人趕下船。別人不肯下倒顯得別人在耍賴，是破壞穩定，該鎮壓 。天下還有比這更不公正的嗎？ 再看看政府是如何維持穩定的。康曉光說是牢不可破的精英聯盟作為基礎，政 治精英、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結成聯盟。我看不是聯盟，因為這裡不是平等的自願 的結盟，不是權力分享，而是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依附政治精英，被政治精英利用 。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的命運完全操縱在政治精英手中。因此，這裡也沒什麼牢不 可破。 我的問題是，中國的知識精英怎麼可以接受這樣的穩定而不懷疑和反抗？甚至 寫文章來為這樣的穩定進行辯解？ 我對在中國進行民意調查一直是有保留的。首先，什麼問題能問，什麼問題不 能問，當局明顯是有限制的。高明的宣傳不一定是撒謊。高明的宣傳是只說出一部 分事實，故意不說出另一部分事實。如果你只問共產黨允許你問的，不問它不允許 你問的，這本身就可能產生誤導。另外，在沒有言論自由的地方，一般人聽不到不 同的聲音，聽不到不同意見之間的爭辯，因此很難形成自己的真正的見解，很容易 被官方的宣傳牽著鼻子走。中共為什麼要壓制我們的聲音呢？因為它知道一旦我們 的聲音加入，就可能改變別人的看法，就可能改變輿論的主流。史天健提出的那些 民意調查結果，只怕中共自己就不敢相信。否則它為什麼那麼害怕言論自由新聞自 由呢？它知道那些結果靠不住嘛。 中國的知識精英並不是一開始就這樣的。這有個變化過程。1989年開槍時，大 家都很憤怒，認為這樣的政權不能容忍。那時，很少有人談論穩定性，因為人們不 認同那個政權穩定；或者，更準確地說，只有結束這個政權，中國才能有中國人的 良心可以接受的穩定，才能有符合中國人正義感的安定。今天，穩定性成為問題了 。不少精英開始關心和憂慮這個政權的穩定性，而且是在知道這樣的穩定是通過壓 制無辜受害的好人來維持的。這是與許多精英開始為這個政權辯解同時發生的。我 的問題是，這樣一個良心變化是如何發生的？我認為，這是鎮壓導致的惡果。 有人說今天中國已經有了很多自由，知識分子的待遇也有很大提高，有的知識 分子寧可說他們放棄批判是因為被政府收買了。他們往往喜歡把今天和文化大革命 的時候相比。為什麼不再往前比呢？如果我們再往前比一比到六十年代乃至五十年 代，那當然還是現在好得多，但再往前比呢，和四九年以前比呢？那時候的知識分 子，無論是在經濟地位上還是在政治地位上都比今天要高得多，可那時的知識分子 並沒有放棄對政治的關心和對政府的批評。另外再和八九之前比，那時候知識分子 很風光，當時沒有多少大款，知識分子在經濟上的相對地位也很不錯，但當時的知 識分子最關心政治，最有批判精神。怎麼到了九十年代以來，知識分子的心態全變 了呢？這當然是壓制的結果，恐懼的結果，不是被收買的問題。我曾經說過，雍正 乾隆以後，文字獄少了。但那不是皇帝變開明了，而是臣民怕入骨髓了。就像馬戲 團裡的老獸，很少再挨鞭子。 不錯，中共有人也說中國要民主；但是，他們強調必須是「中國式的民主」。 什麼是「中國式的民主」？鄧小平說過，中國式民主不搞三權分立、不搞多黨制， 不搞西方式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可是，如果這些都沒有，那還能叫民主嗎？ 還有人講台灣經驗，國民黨原來也專制，後來不是民主了嗎？我要強調，國民 黨和共產黨有很重要的區別。國民黨從一開始就從原則上承認憲政民主。國民黨講 「軍政、訓政、憲政」，把訓政即專制當作權宜之計。國民黨有「還政於民」一說 ，它就承認它在威權期的權力是從老百姓那裡借來的，將來是要還的。共產黨什麼 時候說過要「還政於民」？共產黨硬說它的一黨專制天經地義，它的統治就是人民 的統治，根本沒有還不還的問題。這一區別很重要，這關係到民主化在黨內合法不 合法的問題。 還有人說民主需要一定條件，例如市場經濟、中產階級。然而，像阿爾巴尼亞 ，像被毛澤東譏笑為「只識彎弓射大雕」的民族蒙古都民主化了。那些國家並沒有 強大的中產階級，也沒有什麼市場經濟。現在，連許多黑非洲國家都進入民主化了 。難道堂堂中國連它它們都不如嗎？我們對中國人還有信心嗎？即使我們說民主需 要一定經濟和文化條件，這也不能為政治迫害辯護。停止迫害不需要任何條件，只 需要其意願。實行言論自由需要什麼經濟條件？別人發表了什麼不同觀點，你政府 不要去抓不要去關，這不就成了嗎？停止政治迫害也沒有什麼漸進不漸進的問題。 一個強盜過去一個月殺二十個人，現在一個月殺十個。你能說這個強盜在進步，在 改進嗎？你能說這叫漸進改革，應該慢慢來嗎？不，你必須叫他放下屠刀，立地成 佛。 還有人說，現在形勢不好，搞民主不是時候；等以後形勢好了，再搞民主比較 好。問題是，如果形勢好了，共產黨會說，我們不是搞得挺好嗎，可見我們原先「 四個堅持」堅持對了，反自由化反對了，可見我們還要繼續堅持下去，可見我們不 需要民主；民主還會帶來風險和不確定性。 關於民主化，我想強調兩點： 第一，不僅市場不是民主的必要條件，而且，在中國，發育市場尤其需要民主 ；因為，中國的市場化是伴隨著私有化或產權重新界定的過程。如果沒有民主的監 督和制衡，權勢者很容易利用職權化公為私，產生腐敗。國有資產流失已經是嚴重 問題，是腐敗的最大來源。沒有民主，中國的經濟改革就是最不公正的財富分配。 沒有民主的私有化不能獲得合法性，由此造成的財產再分配的現實，人民是不會承 認的。現在人民沒有發言權，只好眼睜睜地看著權勢者搶奪屬於人民的屬於國家的 財產，只好滿足於在權勢者的豪華宴席上撿點殘湯剩飯，一旦他們有了發言權，他 們一定會追究，要求權勢者把搶去的財產退還。權勢者害怕被追究，所以他們拚命 抵制民主化。因此，如果中國沿著目前的改革邏輯發展，中國離民主不是近了，而 是越來越遠了。我們都能感覺到，1979年，甚至1989年六四前，搞民主的困難相對 要小；今天，對統治者而言，風險大了，難度大了，以後還會更大。 第二，自由民主有其獨立價值，不能僅僅作為工具用其它事物來判斷其價值。 人類實踐表明，自由民主國家的各方面包括從功利標準看，都有更大成就；許多學 者也試圖解釋這些成就為什麼會與自由民主相聯繫。而威權肯定不能持久取得這些 成就。但是，自由民主本身不需要其它的成就來判定價值。打個不太恰當的比喻， 譬如戀愛自由婚姻自主，在包辦婚姻制度下也可能實現後代的繁衍、家庭的穩定和 子女的教育等目標。我們要求戀愛自由婚姻自主，不只是為了更好地實現上述目標 (其實，能不能「更好」有時倒不一定)，重要的是，在自己的事情上由自己做主， 這本身就是好的，是有價值的。 討論： 顧為群：我覺得胡平的問題不難理解。中國的教育體制就是扼殺人的獨立思考 ，愚弄青年，系統製造所謂只有專業技能和知識但沒有思想的人才，佔據中國各方 面精英位置。少數漏網的有思想的精英在1989年後，或者入獄，或者不許回國，這 樣就使得中國的思想界的狀況很貧乏，也很可憐。那些被製造出來的大批專業人士 ，既沒有思想、也沒有勇氣對國家和社會負責任地做有關正義的批判性考察，而是 在專制許可範圍內摘章尋句，剽竊拼湊學問。所謂批判，也是小罵大幫忙，而且反 復聲明，惟恐權勢者誤解。他們的專業目標就是在專業領域發表文章和評選職稱， 偶有所得，就沾沾自喜。最初，他們還知道自己的弱點，並不去圍剿有思想、不妥 協因而受迫害、被剝奪位置的知識分子。久而久之，他們成了氣候，有了利益，就 長了脾氣，開始為自己也為專制辯護；儼然以學術中立名義和學術研究成果幫助權 勢者圍剿和扼殺有良知的獨立的知識分子。 王軍濤：我現在研究中國1990年代的精英中流行的新保守主義。我認為，在高 壓下的恐懼心理效果和收買之外，確實有其思想根源。歷史上為專制尋求理由的思 想家不都是懼怕和貪戀個人機會；他們的爭辯理由即使在今天的西方思想史也不全 然歸結為為權勢者的辯護，其學術和思想價值依然受到尊重和被嚴肅討論，例如霍 布斯。中國今天的政治上以反對民主化為特徵的新保守主義有三個來源，一是對動 亂的恐懼，二是對西方反感而生的民族主義，三是西方自身遇到麻煩時非主流的挑 戰具有的刺激性吸引力。這些都不是新現象，中國上個世紀至少出現三次。辛亥革 命前後，二十至四十年代，和90年代後期。這些是值得討論和爭辯的關於中國發展 的思路。□ 台灣視野中的大陸穩定性問題 徐斯儉 我個人對康曉光兄的研究更感興趣，即：大陸能否保持穩定。但我今天只能奉 籌辦者的命介紹台灣人對大陸政治穩定的看法；雖然此一課題並非我的專長和興趣 。 坦率地說，台灣的環境不利於研究大陸問題。因為，受政治和意識形態影響太 多；黨派之爭常常需要某種簡單化的大陸概念。更準確地說，台灣人對大陸看法應 當分普通民眾和研究圈兩種。 台灣一般人或普通民眾對大陸瞭解不多，對大陸真實的狀況也缺乏興趣。在政 治鬥爭的驅動下，形成兩種極端的看法。 一種是崩潰論，其實代表人物不是台灣人，而是章家敦，是美國人。李登輝曾 經提出中國七塊論，但這不是他的發明。其實七塊論若從學術角度是值得討論的話 題。但在政治壓力下，這些觀點被政治化了，很難按照原意去理解了。 另一種觀點覺得大陸一片大好。這受台灣經濟蕭條和大陸經濟發展的對比的牽 動。台灣這些年經濟不好，而大陸又像磁石一樣吸引著包括台資在內的外資，長江 三角洲正在成為東亞經濟中心。你說中國會有危機，但外資評估前景挺好。大量外 資進入，也牽動了台灣人對大陸的看法。現在不少台灣人在大陸買房。 我認為，這兩種看法不僅都僅看到問題的片面，而是過於膚淺和感性，缺乏理 性基礎。 台灣專家研究大陸穩定，並不像大陸人真關心大陸穩定，而是有特定角度。簡 單說，有三個特點。 第一，台灣學者傾向於從台灣利益出發，看大陸穩定與否對台灣利益有什麼影 響。一般的看法大陸人會覺得奇怪。台灣某些學者從台灣發展環境和兩岸關係穩定 角度講，希望江澤民繼續掌控局勢。因為老江能把握軍方，而且知道老江的底線， 況且老江比較買美國人的帳。台灣許多人對胡錦濤心裡沒有把握。 第二，台灣學者看大陸問題喜歡投射台灣經驗。台灣經驗是民主化，而且是比 較成功的民主化經驗。對大陸也有類似期待。其實台灣經驗雖然未必能夠完全適用 於大陸，但我個人認為台灣的民主化經驗中的確有許多值得大陸借鏡，如果大陸能 好好研究台灣的民主化經驗，應該可以有所受益。 第三，台灣學者多從兩岸關係角度看大陸穩定性問題。這裡容易摻入自己的希 望。 從長遠看，兩岸關係是一個不同的問題。對大陸的長遠穩定性的估計，會影響 台灣人對兩岸關係的選擇。這牽扯到台灣人對自己能否撐過眼前困境的計算。其實 台灣對兩岸關係的看法是很現實的，基本上是一種理性計算。如果你問台灣人，若 大陸承諾不動武，對他們統獨意見有何影響，則結果是有將近超過半數的台灣人願 意選擇偏向獨立。可是對於同樣一批受訪者，如果你問他如果大陸經濟比台灣好， 以及大陸民主化對他們統獨的影響，則結果卻又是有超過半數的願意選擇偏向統一 ，而且其中民主化的影響還更大一些。所以不能單純地看待台灣的民意。 下面提一下我主要感興趣的問題，關於大陸穩定性，康曉光兄提出一個重要的 問題。他關於穩定性分析的框架意在整合兩種相互對立的趨向，精英聯盟一方面提 供穩定的社會政治基礎，但是另一方面又使問題更嚴重。他還有個命題，就是通過 行政吸納政治來化解問題。我的問題是，如果精英同盟這種維持穩定究竟會為行政 吸納政治創造條件、贏得時間呢？還是導致問題日益嚴重最後最後釀成大亂呢？換 句話說，一系列微調究竟會最終是能夠化解問題呢，還是反而造成錯過解決問題的 機會呢？其實，過去的精英同盟造成了嚴重的不穩定因素，我們憑什麼認為同樣的 精英同盟可以為未來創造穩定呢？ 討論： 孟玄：斯儉所說的曉光的第二點確實值得注意。最近，裴敏欣寫了篇文章，反 應美國主流看法。江澤民核心在十幾年中迴避重要改革，只挑容易的事項，沒有建 立必要的制度，錯過了改革的良機，使問題逐漸積累。現在中國象勃列日涅夫的後 期和蘇哈多的晚期。這兩個政權都是這樣，不論前期多穩定，問題不變，後期翻車 。如果精英合謀勾結維持穩定，會不會錯過改革良機、從而使問題更嚴重。 呂曉波：在西方政治學中，穩定命題的提出是與革命相對應的，兩者都是大命 題。突發事件會深深影響我們的判斷。因此，我主張迴避談論具體時間。 顧為群：曉波提到突發事件。我認為，我們預測穩定性的誤區就在這裡。說可 以維持穩定，都立足於正常情況；但突發事件出現會怎樣？我可以舉出幾個偶然突 發事件。第一，銀行壞帳據說已經超過50%，早該破產了。聯合國專家和哈佛大學鉑 金斯教授都說中國會發生擠兌風潮。現在，政府比較幸運，因為老百姓還不知道真 相。如果知道然後擠兌；如果擠兌不出然後衝擊銀行和政府，那就會有問題。第二 ，鄭義寫了關於生態的書，其中提到91年和98年兩次長江差點兒淹出江堤。如果真 淹出來，後果不堪設想。第三，政權轉移。現在誰能說清誰決定和什麼程序權利轉 移？如果沒有這點，就還不過關。繼承問題確實是影響穩定的大事。 葉敘理：我有一個問題，既然中國有那麼多問題，為什麼還會有這麼高的發展 速度？ 程曉農：讓我來討論你的問題。我正好做過點研究。90年代的發展實際上應分 為前期和後期兩部分。前期發展快，後期則按照經濟標準陷於衰退，失業率高和物 價下降。後期的危機是前期發展必然造成的；因為前期的發展是不保證持續增長的 偶然因素。第一，當時朱容基向賠錢的國企大量輸血，這釀成了後來的金融危機。 第二，全國大量資金投向沿海，導致了沿海發達的同時，內地衰敗了。換句話說， 沿海發展是以內地衰敗為代價的。最近，全國四大銀行系統撤調很多辦事處，這表 明基本上不對農民貸款。第三，是吸引外資。這些外資自成系統與國外接軌，但與 內地發展無關；這還是內地沿海差距大的原因之一。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先生寫了 篇報告，指出，90年代後期中國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脫節，社會階層譜系已經形成 斷裂。 李強：我想從工人運動觀察角度補充些事實支持曉農先生的看法。目前中國沿 海發展很大部分是面向國外市場。但美國公司並不直接開廠，而是香港和台灣投錢 辦廠，大陸工人只掙很少的血汗錢，而且勞動條件差。我問過一百多打工者，都不 願留在打工地方，而是將來要回家鄉。這表明靠外資投沿海所取得的增長的成就與 中國發展以及工人利益改善沒太大的關係。□ 制度建設是長治久安的基礎 王紹光 很久沒有參加這種類型的討論會了。二十年前，我與在座的許多朋友一樣，對 中國政治有些看法，希望能改革快一些。我至今尊重仍然在這方面繼續努力的朋友 。不過，這些年，我更多的時間花在解決對老百姓利益和生活有直接關係和改善社 會質量的政策和體制研究上。有些問題不能等政治體制改革完後才進行；老百姓的 利益和痛苦不容我們等。政策研究使我有了一些新的經驗從而對老問題有新的審視 角度、產生些新的想法。我想在此就中國大陸政局的穩定性問題談幾點看法。 首先，我同意這個說法，談穩定性是有個誰的穩定和對誰有利的問題。不過， 通過有些制度和利益的調整，可以改善穩定性的利益影響範圍，使更多的人能享受 穩定中發展所創造的利益。這就是我近年的工作方向，通過呼籲建立更公平的社會 經濟制度和政策，讓更多的中國人分享發展成果。 其次，穩定與不穩定是相對的、動態的和可以轉變的，這並不像初看起來那樣 容易把握。而且，不同的人處在不同的位置，對局勢和人心會有不同的感受，因而 有不同的判斷。 今年是我們北大同學畢業二十週年紀念，我們有不少同班同學聚會。我發現話 題轉到對形勢看法時，我們的看法非常不同。大部分同學認為形勢很好。他們本人 收入和地位不錯；對國家未來深具信心，豪情滿懷，大有超英趕美德勁頭。但另外 也有一些同學認為形勢不好，他們往往來自基層法院，列舉許多嚴重問題，對國家 前景充滿憂慮。 另一個例子是人們對農民處境的憂慮。呂曉波最近有項研究表明，其實農民隨 地域分佈有很大差距。東部農民處境不錯。西部農民由於國家轉移支付也還可以。 主要問題是中部省份。不應太籠統說農民問題。 顯然，個人感覺或表面觀察不那麼可靠。一個比較客觀準確的關於穩定性的評 估需要我們有定量分析。這就是我欣賞天健的研究的原因，天健的實證研究的意義 就在於為我們提供了量化的「穩定」概念。 我觀察穩定性問題的角度是從影響人民生活和不滿的問題以及政府可能的對策 。穩定性不僅取決於現狀和問題，還取決於政府的因應對策。我的思路是，在對人 民生活總體評估的基礎上，找出人民極度不滿的問題，看看這些問題能否有政策和 體制調整空間去解決，最後，再看看國家是否向著這樣的方向調整。不過，由於談 論數字在這裡有爭議，我想甩開數字討論問題。 總的說來，通過關注和研究中國的發展政策，我對中國保持穩定具有信心。我 們最近寫了文章，強調不穩定的因素和後果，意在提醒執政者對片面發展戰略帶來 的公正問題不要掉以輕心；我們對這些問題的可能後果的評估不是危言聳聽，但這 些問題也不是不能解決的、必然導致亂局的問題。我對穩定問題有六個判斷，構成 我的看法。 第一個判斷，國家總體形勢估計可以說是穩定，改革開放二十年，國家形勢確 實有很大進步，我們這一代人不難感受到這巨大的進步。我是八十年代初來到美國 的。那時，商店裡中國製造的東西只有些草編製品，在最廉價的商店裡出售。現在 ，你到一些高檔店中，很容易找到中國製造產品。在短短一代人的時間裡，人均國 民生產總值翻了好幾翻。尤其是最近幾年增長穩定，起伏不大，說明現在的中國領 導人已對發展經濟和宏觀調控具有相當的能力。另外，貧困人口顯著下降。這樣的 成就或許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過去講亞洲四小龍創造了經濟奇跡，其實有13 億人口的中國能在二十多年的時間裡保持高速增長，才是真正的經濟奇跡，四小龍 中最大的南韓也不過只有中國一個中等省那麼大，台灣、香港、新加坡就更小了。 小型經濟持續增長比較容易，但中國這樣的巨型經濟體能持續增長，同樣保持社會 大體穩定，實在是史無前例。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中國經濟和社會結構發生了 翻天覆地的變化。計劃經濟轉向了市場經濟；公有制體系轉向混合所有制體系；社 會由不流動轉向快速流動；封閉社會轉向開放社會。最近有本書說，中國正面臨三 千年未有之歷史大變局，我完全同意。 第二個判斷，上述成就是否表明中國是太平盛世？不是！中國還有許多嚴重問 題。有如狄更斯談論英國類似發展階段所說，此時是最好的時代，但也是最壞的。 我研究的是最壞的一面。中國在發展成就背後有許多不穩定因素存在。直接影響人 們生活和信心的主要有四項。一是中部農民收入下降，主要因為負擔過重。二是城 市下崗工人生活困難，因為結構調整在短短五年裡減少了五千萬工作機會，比一個 韓國的人口還多。三是腐敗嚴重。四是分配不公。80年代的發展是全贏遊戲，大家 都享受發展成果；90年代則是贏者通吃的遊戲，出現兩極分化。 第三個判斷，中國的問題雖然有特殊性，但與世界其它國家相比，在同等發展 階段又有其共同性。快速經濟發展伴隨急劇的社會轉型。這些問題是急劇轉型中產 生的。面臨變化的經濟和社會，國家的治理方式必須調整。但由於制度建設跟不上 變化的經濟和社會，因而產生了這些問題。從制度滯後於轉型的角度講，這些問題 是正常的。在如此急速變化的社會中出現一些問顥是正常的，不出現問題才是怪事 。仔細分析產生上述四個問題的原因，可以得出結論：這些問題都可以通過制度建 設的方式加以解決。 一是中部農民負擔過重主要是由於我們現在要求農村政府負擔本地公共事業和 公共服務的費用。這在東部地區的農村也許不是問題，因為那裡工商稅已佔稅收主 體，我很少看到報導東部地區的農民稅收過重。西部農村很多地方有各級政府的補 貼。問題是中部農村，那裡的稅收仍然以農業稅為主，收入因此不多。但公共服務 開銷很大，例如教育，占中部農村很多地方政府開支的70%左右。正稅收入不足，於 是向農戶強加苛捐雜稅，因此出現農民負擔過重問題。這個問題決不是靠制止幹部 吃喝就能解決的。這個問題只能通過中央政府和省級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加以解決 。 二是下崗工人多與發展戰略中的問題有關。這裡有三個問題。一是過於注重企 業層面的微觀效率，想通過減員來增效；但某些研究表明，減員並不增效。二是近 年經濟增長模式不符合中國國情，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越來越低，說明我們的產業 結構越來越變成資本密集型、而不是勞動密集型。中國的國情是勞力供給充裕，必 須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現在，政府已經發現問題，要求以後上馬工程項目必須有 就業評估。第三，失業問題也與社會保障系統不完善有關；這也許是本屆政府最大 的問題。現在，政府也已經意識到問題，正在加強社會保障系統建設。 三是腐敗，主要是政府官員的自由裁量權過大。毛澤東時代是計劃經濟，官員 的自由裁量權不大；另外，週期性的政治運動對防止官員腐敗有阻礙和威攝作用。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使政府經手資金大大增加，而不搞運動的承諾使他們有恃無恐。 過去二十年治理腐敗的著眼點往往放在「反」腐敗上，但如果制度性漏洞很多，腐 敗的收益巨大，貪官污吏仍然會前赴後繼奔赴斷頭台。要治理腐敗，必須把重點放 到「防」腐敗上，通過制度建設，堵塞腐敗的機會，如減少政府行政審批權限等改 革，從源頭上減少腐敗機會。 四是社會分配不公可以通過政府增加所得稅、加大財政轉移支付的力度來解決 。目前中國所得稅占稅收比例很低，只有0.5%不到。發展中國家一般是4∼5%，發達 國家是20%左右。這表明，中國還有很大潛力。如果將所得稅提高到GDP的4%，中國 財政可以增收約2至3千億，那可以解決許多問題。 第四個判斷，目前中國已經有改善跡像。一是農村正在進行費改稅試驗，雖然 前些時候的改革有問題，但新的設想和做法已經成型並快要出台。二是今年召開了 就業工作會議，這是非常重要的會議。會議規定，要求以後上項目必須有就業評估 。此外，政府進一步完善低保系統，能使收入低於一定水準的人能有補貼。三是政 府也正改革行政審批手續和完善財政預算體制，這會大大減少腐敗。另外，政府已 經開始抓富人交納所得稅問題。我贊成抓劉曉慶，就是要殺雞給猴看，讓那些為富 不仁的富人吐出一部分錢幫助窮人。現在關於如何讓轉移支付到位也正在研究。 第五個判斷，政府堅持目前努力方向，加大力度，就可以解決這些引起民眾極 度不滿的問題。有政策和制定調整空間，也已有解決問題動向。 第六個判斷，小亂有助於解決問題。這與許多人看法不一樣；他們認為小亂不 好。我的理由是，小亂可以讓人們出氣，釋放不滿能量，以防積累至大亂才爆發； 小亂還可以使政府學會如何與抗議民眾打交道，不過度反應，而是通過必要調整處 理這些問題，平息民憤，化解危機；小亂還可以暴露問題，增加壓力使政府及時有 效解地決問題。因此，小亂不一定是大亂的徵兆，也不必然導致大亂。相反，小亂 可能是中國社會的「散熱器」和「穩壓器」。 討論： 李強 (《中國勞工觀察》主席)：我認為，從工人運動的角度看，王紹光先生的 判斷符合現實。中國大陸是穩定的。例如，目前人們關心的大量下崗工人抗議活動 特別是大慶和遼陽前段時間發生的危機，如果仔細研究或深入瞭解就知道，確實不 會引發大亂。目前工人運動沒有大亂基礎。 呂曉波(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目前還有值得注意的現像，就是，中 央和地方的關係。其間矛盾不一定是主要的；中央要求地方將問題和抗議地方化， 在地方就地解決。我研究農民負擔，實際上就是研究中央與地方在這方面的關係。 史天健(杜克大學教授)：這裡有個理論問題。美國60年代後期開始有許多抗議 ，似乎不穩定。但社會學家研究表明。抗議分兩種，一種是政體破壞型，另一種是 政體增強型。前者確實對政治穩定構成威脅；後者則釋放不滿能量，揭示改進方向 。他們發現，美國大多數抗議是政體增強型。中國實際上也是這樣，如紹光所說。 孫哲(復旦大學教授)：分析穩定不能非黑即白，這裡有許多複雜原因，有些不 是常人能想到的。不能用腐敗揭示所有政府官員的行為和動機，低估他們解決問題 的誠意。例如上海，現在防止北韓流民從北京轉到上海已經是穩定的大問題。 陳希(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我是研究社會運動的。最近在大陸進 行了一些調查。發現一些與人們想當然的印像不一樣的事實。第一，現在政府對民 眾沒有高壓。對知識分子有高壓。農民並不怕政府；相反，地方政府害怕激化矛盾 ，被中央政府指責，因而迴避衝突，在農民的衝擊下常常表現太軟。在地方，保持 穩定是僅次於發展的頭等大事；政府在衝突面前總是認讓。第二，現在，知識分子 可能馴服，但老百姓並不馴服，而是行動增加。 誰能預測中國局勢？ 何 頻 在座的多數演講者是以政治學的角度看中國問題。我不是做學術研究的，因而 對預測沒有系統的科學的方法，而且我並不相信政治學是科學，具有預測能力；不 像康曉光先生、孫哲先生那樣在體制內工作，能直接掌握一些內部情勢；也沒有像 史教授那樣到中國進行系統的民意調查；更不是像王丹那樣勇敢的鬥士，對政治敏 感度高，有強烈的反抗意識。 我是從事媒體工作，只是從媒體淺薄的層次看問題。媒體是淺薄的，因為它常 常要把大家不懂的東西變成大家懂的東西；而政治學是深厚的，因為它常常要把大 家懂的東西變成大家不懂的東西，這叫做學問。 但是我仍然要說，不管你是深沉還是淺薄，對中國局勢掌握都是很無力的。 二十年來，在中國發展的不同時期，我聽到、看到和讀到許多學者關於中國發 展的預測，坦率地說，幾乎都不準確。唯一給我深刻印像的是，1988年，我在北京 京豐賓館參加關於現代化討論會，在座的軍濤也是主持者之一，當時全國體制內外 許多重要理論人物都有參加，會上多數人認為中國很快會出現大危機。儘管他們不 可能料到胡耀邦先生的突然去世，他們的預測還是很快被應驗了。但失敗的例子卻 很多，例如1989年六四事件後，很多人都認為預測中國執政者將會靠殘酷的鎮壓維 持統治，並且將在不久垮台，江澤民站不住腳等等。但現在我們看到，中國政府不 僅沒有垮，也沒有僅僅靠鎮壓維持，而是在世界上以最快的速度發展經濟；江澤民 穩固地把持著權力，甚至超過毛鄧。如果1989年那時有學者做民意測驗並以此評估 穩定性，那他一定會科學地預測天下大亂，現在他也一定會「科學地」失敗。因此 ，我不大相信學者的政治預測。專家們有道理，但也有盲點。或者說，他們的長處 在於頭頭是道，概念清晰、邏輯嚴謹和證據確鑿；頭頭是道不一定準確，邏輯推理 不一定是事實，歷史常常也不那麼理性，甚至以學者和科學缺乏的幽默開玩笑。 當然，媒體問題也很嚴重。現在信息爆炸，信息也經常自相矛盾，甚至有虛假 信息。民主化和市場化對媒體造成的壓力，既有開放信息和討論的一面，也有媚俗 和搶風頭的一面。 此外，有些事情本身就不斷變化，紹光就曾對我說，別把多維辦成謠言中心。 作為多維的負責者，我知道多維是嚴肅的，多數信息都是來自我們經過嚴格檢驗從 而相信是認真的來源。然而，錯誤還是不可避免。有些是來源有失誤，有些則是由 於形勢或事態不斷變化，有些是我們工作粗糙、急躁造成的。我作為媒體工作者， 有時也深深為這些失准感到沮喪、抱歉。 我想說的是，預測中國沒有一個可靠的方法，對讀者而言，最好是各種信息、 觀點都聽聽，然後比較。你也許會說，那就不會有結論了。其實，討論性預測本來 就是幫助我們理解事態，考察影響因素和可能後果。預測的準確與否是其次重要， 或者說，根本不重要。 現在讓我們看看中國能否穩定。剛才，諸位專家似乎都認為中國可以保持穩定 。儘管我的方法與他們不一樣，但根據我與中國各方面人士接觸，感覺至少在高層 權力平面上，穩定應當可以維持一段時間。我特別強調高層權力平面這個範圍，是 因為對中國這樣的快速發展和轉型的大國，地理區劃、社會階層和政治思想都很復 雜，穩定不會只有單一的意義。 中國的社會現在就不穩定，某些區域和社會群體很不穩定。我們不能籠統地說 穩定或不穩定，而應當明確我們討論的範圍。不論中國最高權力層面多麼穩定，某 些中國老百姓仍可能在不安定之中；以權力穩定抹殺或忘掉部分公民的不穩定帶來 的痛苦，這既不科學，也不人道。不過，相對於全局是否會崩潰的穩定，應當是指 高層權力平面的穩定。 我對高層權力的穩定評價來自以下幾個觀察： 第一，中國執政者目前的所作所為就是為了延續自己的統治，他們沒有任何理 想主義和意識形態，因而他們可以很現實地操作和選擇，既堅決和冷酷，又靈活和 善變。例如，在台灣問題上，不論李登輝或陳水扁怎樣做，不論中國人多麼憤怒， 江澤民不會採取實質行動，因為任何衝突的結果都有不確定性，都會影響他的執政 ，他不願冒險。中美關係也一樣，不論是炸館，還是撞機，江澤民最後都會讓步， 讓美國人得到他們想要的。我是經歷過一個過程才認識到這一點。最初，我也義憤 填膺，認為肯定會有嚴厲的反應。但一次次預測失誤，使我終於意識到，中國現在 的執政者是沒有原則、沒有信念、沒有理想、沒有意識形態的統治者，他們只現實 地關心自己能否執政，什麼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都是宣傳口號。現在，只要有台 海衝突或中美衝突，如果有人問我結局，我根本不用思考就會告訴他們，江澤民最 後肯定會按照美國人所要求的去做，最多是聲色俱厲地做個姿態，表演給老百姓看 ，找點個人面子。 這樣的執政者，不太容易犯可能丟掉政權的錯誤。 第二，中國的權力鬥爭不像外面人們想像得那樣嚴重和激烈。外面有很多猜測 和介紹，誰與誰內鬥了。權力鬥爭不是沒有，但並不危及權力層面的穩定，因為江 澤民牢牢控制了權力，權威遠不如毛鄧，權力卻超過毛鄧。 毛澤東是打天下的一代人。由於有一批出生入死共同打天下的同伴，毛澤東必 須與他們相處；如果想搞掉他們，必須通過殘酷的鬥爭。這些都使政局不穩。鄧小 平則更需要與他資歷差不多的人的支持與合作。江澤民運氣好，他的同輩沒有什麼 挑戰者。因為兩個原因：其一，這些人都沒有革命資歷，也沒有多廣的人脈關係。 你如果研究他們的背景，他們中的大多數在文化大革命中既不是造反派，也不是保 皇派；這樣的人在政治上是沒有進取心，沒有強烈的奮鬥意識，也不太敢擔責任。 他們不會為了理想和信念，為了原則和正義去挑戰江澤民。即使有個別的人有點脾 氣，也很容易叫江澤民抓住辮子像陳希同那樣被整掉。這樣，即使他本人願意冒險 ，他的家人和秘書、部下以及同夥會制止他；其二，在面臨危機時，所有權力核心 中的人有某種來自於危機的團結意識。大家都知道，如果內鬥，可能會導致翻船， 那時船會下沉，大家都是輸家。這樣，沒有人願意挑戰江澤民。 第三，執政者以壓制和誘惑雙重手段去分化知識精英和經濟精英。 過去，當知識精英挑戰執政者被迫害時，他們得到社會的廣泛同情和支持，成 為士林領袖和文化英雄。那時，中國有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和魏京生。今天， 在整個社會腐化和公眾輿論庸俗化的情況下，犧牲個人專業地位和個人前程去挑戰 ，已經被視為傻和不識時務；一段時間被剝奪發言機會和打入另冊後，在專業和公 共輿論空間兩方面都會出局。替代的精英滿足於既有的地位和機會，不再挑戰，反 而去合作甚至幫助尋找辯解理由。 權力層面的穩定並不意味著沒有問題；中國到處都是不合理和不公正的問題。 對許多大眾而言，其環境和個人生活是不穩定的。現實社會陳勝吳廣不是沒有，隨 便找找，就可以發現很多，然而，所有這些反抗都不會動搖甚至不會威脅現在的統 治，因為現在的鎮壓機器太發達了，而民眾反抗的資源太弱小和貧乏。 因此，雖然中國的社會不穩定，經濟不穩定，政治也在相當意義上不穩定，但 權力層面的統治還相當穩定。儘管有很多問題，有不滿因素和力量，但不會構成實 質性挑戰，也不會構成足夠壓力去改變現狀。除非發生突發事件，例如某人暴亡、 台海戰爭、中美軍事衝突和重大災變等，引發權力核心分裂，或者精英嚴重不滿等 ，從而引發大規模的政治風潮，否則中國權力層面的穩定還會繼續相當一段時間。 討論： 問：你怎樣看台灣問題？ 何頻：鄧小平在台灣問題上的短視，人民長期在付出代價。他對台灣的幻想， 促成了台獨勢力的成型。而江澤民對台灣、對美國的無知，使台獨勢力進一步發展 ，而且江澤民將中國大陸的弱勢暴露無遺，美國對台海政策也由戰略模糊變成了戰 略清晰：你不可以動武。總之，這成了一個結構性僵局。 問：你怎樣看待中共第五代？他們中不少人是從西方留學回去的。 何頻：這個問題應該問孫哲教授，他就是美國回去的博士。政治變革來源於壓 力或掌權者自覺。政治變革很重要的是壓力資源，現在恰恰壓力不足，現實的誘惑 使人們降低了政治追求。有人說中國政治變革還要靠中國權力層的自覺意識，但是 他們會自覺嗎？我還看不出來。 問：剛才有人說海外有些人評價中國問題是站著講話不腰痛。 何頻：我同情那些不能站著講話的人。正是你彎著腰，不能把話全講出來，才 需要站著講話的人。我們在海外可以站著講話，可以不腰痛，那為什麼不講話呢？ 健康的反對運動是穩定推進民主化的保障 王 丹 我們顯然有些共同的看法，例如，中國存在許多問題，人民的願望被壓制，這 些可能會導致不穩定，中國只有民主化了才能長治久安。但是，這些共同看法並不 能掩蓋我們之間的分歧。不同觀點之間的碰撞對於不同觀點的發展和完善本身也是 必要的。我想就這兩天的討論爭論中表現出的兩組分歧引出反對運動的戰略思考。 第一，在討論中，受過嚴格實證訓練的學者主張，客觀地理解和看待穩定性問 題，不要攙雜主觀願望，毒化學術解釋。這些學者採用民意調查方法、結構功能方 法、歷史模擬方法等框架力圖客觀描述。 我懷疑這樣的實證方法在解釋和預測中國正在發生的歷史變遷的有效性。我研 究歷史，歷史學界的看法是恢宏的，牽扯許多因素，這些因素有以複雜的方式相互 作用，很難以可行的實證方法所能容許的少數變量來描述；如果遺漏了某些對局勢 發展起關鍵作用的變量，就會失算。而歷史發展中這些決定性因素經常發展變化。 所以，第一個由此產生的問題是，當你為了應用實證方法進行研究，你必須簡化和 抽像現實，以便把握主要變量。忽略什麼和選擇什麼就有主觀偏見；而選擇什麼幾 乎就決定了你會看到什麼，得出什麼結論。即使在自由國家的學術界純粹為理解現 實，這種選擇也極有爭議；如果在公共輿論討論空間，就更會受意識形態支配。在 一個獨裁國家，客觀、開放、自由和公正研究本身就是挑戰極權，是不被允許的； 此時，研究者必須小心翼翼地避開敏感問題，逃避政治迫害和禁區。這些學者的處 境是值得同情的，但我們必須警惕由於這種局限產生的成果的先天不足。 例如，不少學者談論經濟沒有看看庫存量。這個指針在中國已經到危險的度了 。目前大陸庫存商品已經達四萬億元人民幣,佔去年GDP的41%強.按國際公認的標準 ,庫存商品與GDP的比率,發展中國家以不超過5%為好,現在大陸已經超標八倍.宏觀經 濟管理，就是私人企業投資和消費者也要關注這個變量，但中國的學者談論形勢並 不理會它。在庫存量嚴重超標時還能維持的繁榮既是有問題的，也是靠不住的。 再例如，學者喜歡在開放社會中用民意測驗或抽樣調查的方法研究現實穩定性 。可是，這種方法應用於中國必須小心。我們知道，動搖人心乃至穩定的最大問題 一定是人民最不滿的問題。如果在一個關於穩定性的民意測驗中迴避老百姓最憤怒 的問題，那怎麼能評估影響穩定的人民情緒呢？可誰又能去公開調查那些爆炸性問 題呢？因為提到這些問題就是被禁止的。 從歷史的角度看，所謂客觀理解的最大失誤的根源還不是選擇變量的局限，而 是歷史是活的，不斷被發展和改變的；其中，人的願望和創造性選擇才是歷史的直 接動力。沒有某種同情投入的理解，很難把握歷史的方向。人的介入和不介入以及 怎樣介入，會有不同結果。而且，各種力量一定主動或被動地積極為維持或牟取利 益而行動；這些選擇會影響局勢走向和結局。 在所謂實證研究的爭論中，我的觀點是，應當有積極的政治參與的角度評估穩 定性。我高興地看到，王紹光和孫哲教授也持有這種觀點。他們對穩定性的樂觀估 計並不建立在客觀的調查上，而是計算考慮了人的選擇因素。尤其是孫哲教授，主 張我們應當積極介入解決問題，這才是穩定的真正可靠保障。 但如何介入，我與他們有分歧；這是我要討論的第二組分歧。紹光和孫哲相信 ，中國政府可以在現行體制內通過正確的體制、戰略和政策的調整性選擇解決問題 ，維持穩定。 我不同意這個看法。顯然，曉光先生的結構/群體分析也不會認為他們的對策可 以解決問題，因為神聖鐵三角的同盟關係是建立在這些問題之上的，腐敗收買精英 是這個基礎。徐斯儉教授問曉光的問題，點出了這樣的選擇是延誤時機。他說，以 台灣政治發展的經驗作為參照背景看，我們怎麼知道這樣的基礎上的精英聯盟會以 行政消化政治，解決問題，而不是拖延解決問題從而使問題日益嚴重？孟玄先生引 用裴敏欣研究員的最近的文章說，大陸以這樣的心態錯過了最好的政體變革時機， 現在由於沒有體制積累，問題更危險了，而且；越來越危險。如果這是比紹光和孫 哲更現實的估計，那麼，中國今天的穩定是為今後不穩定做鋪墊。 我的最大質疑還不是從這個角度展開。我的問題是，既然我們的選擇是穩定因 素的一部分，那麼，我們當然應當首先考慮，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穩定？這是胡平的 問題，穩定的意義是什麼？何頻已經說了，中國早就不穩定了；對許多老百姓而言 ，經濟機會、生活質量和社會環境既不安全，也不穩定；我們今天正在討論的所謂 穩定只是權勢者在維持權力結構意義上的穩定。胡平指出，這樣的穩定是建立在壓 制大家(包括鎮壓者自己在內)公認的好人基礎上的穩定，是壓制大家公認的可以理 解、值得同情的要求的穩定。難道這樣的穩定應當繼續維持嗎？我們當然需要穩定 ，但是，一定要符合大多數中國人的良心標準的穩定，要符合人類進步潮流的穩定 。這樣的穩定不是現在的政府能提供的；到不是說他們很壞，而是因為體制決定了 他們的容量和局限。 我的觀點是，能夠提供這樣的穩定的只能是自由民主的體制；在這樣的體制中 ，人民? i以選擇領導和政策，這種公正程序產生的決策以及人民享受權益可以保持 穩定的人心，而穩定的人心是穩定的最大保障。這樣的穩定必須要由一個反對健康 的運動來創造。 曉光和何頻都看到中國的嚴重問題，都對在現行體制中解決問題不樂觀，但同 時他們又都看不出別的希望，從而認為這樣的體制會繼續維持下去。我的看法沒有 曉光和何頻那樣悲觀。誠如胡平所言，如果鎮壓象秦始皇所設想的那樣靈驗，可以 鎮壓反抗，維持不義的話，我們今天應當生活在秦千世或秦萬世的統治下，而不是 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下。其實，曉光和何頻的悲觀都來自中國目前解決問 題的動力不足，而反對運動就是提供這樣的動力。一個強大的反對運動會推動中國 改變。 這也順便回答了另一個問題，中國沒有可以替代共產黨的力量；反對運動正是 一種對共產黨的替代性選擇。只不過，反對運動不是堅持以自己替代共產黨，而是 創造一個體制，在其中人民可以選擇自己的領導。 我知道，馬上會有人說，沒有這樣的反對運動；中國的反對運動證明，不能指 望反對運動。這裡，才是我今天想討論的問題，即：總結以往的經驗教訓，發展一 個強大的反對運動，推動中國民主化進程，建立正義基礎上穩定繁榮的中國。 沒有人比反對運動的參與者更能刻骨銘心地體會反對運動的挫折所帶來的痛苦 了。然而，這些挫折並不表明反對運動的不必要和不可能成功；所有這些，不過說 明反對運動確實勉勵困難，需要調整自己。 反對運動是必要的。即使在民主自由的國家，已經有言論自由和壓力團體，仍 然需要反對黨對執政黨的監督。在中國這樣的快速轉型的發展中國家，在這樣一個 權勢者有無限權力卻不承擔失敗罪責的極權國家，反對運動更是不可缺少的監督力 量。經濟改革和發展並不自動產生公平和正義，必須有政治改革才能讓全體中國人 分享發展的成果。 以往反對運動的衰落有大的歷史背景原因，誰也無法左右，更重要的還是反對 運動的戰略。過去，反對運動既缺乏清晰的操作目標，又缺乏適宜的發展戰略，還 缺乏切實可行的工作方案；這是主觀原因。我相信，如果採取適宜的戰略，反對運 動就可以回到中國政治發展的中心，影響中國的命運。 反對運動必須回到中國人民的懷抱，必須擴展自己的基礎和成分，力圖捲入所 有中國人，不分職業、宗教、階層和地位，特別應當避免外國化、精英化的傾向。 為得到中國人的擁護，反對運動應當關心現實問題，研究響應政策，以理念批 判現實，使民眾意識到，沒有民主，就不會有公正，從而動員民眾的支持。 我們目前正在推動憲政協進會，就是希望民運有個新的起點。 積極穩妥推進政治改革實現社會長治久安 孫 哲 關於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問題，是一個值得深長思之的問題。長期以來，人們討論中 國的政治改革，往往把它與輿論自由、三權分立、司法中立等一系列帶有濃厚西方 色彩的政治理念聯繫起來，這種思維習慣的一個最大的弊病,就是在現代政治文明的 藍天中呼喚自由、民主的空氣同時,容易忽略自己無法割斷的文化歷史，忘記自己無 法擺脫的土地。結果，不少精心製作的「政治改革產品」最終因為食洋不化或者水 土不服而無奈的退出歷史的舞台。那麼，我們應該如何看待中國的政治改革問題？ 又應該怎樣推進中國的政治改革進程呢？ 一、 改革、發展、穩定：中國政治改革的「大棋局」不容忽視 我們討論中國的政治改革問題，不能破壞穩定的環境。對於一個人口眾多，社 會支撐結構疲弱的國家來說，沒有什麼東西比穩定更重要。不難想見，一個擁有十 幾億人口的社會的激情如果突然釋放出來，對於該社會的發展是一件多麼可怕的事 情。 當然，我們討論的穩定，並非以旁觀者身份觀察中國現有因素如何導致穩定和 不穩定；更不是把穩定或不穩定看作是被這些因素決定了的、非白即黑的現象。我 們認為，穩定不是靜態的靜止狀態，而是動態平衡，而且是人們有意識地努力創造 和選擇的結果；現代社會是發展變化很快的社會，不斷有新的矛盾和問題，通過政 策和體制調整，及時解決問題，才能維持穩定。換句話說，穩定是發展中的穩定， 是一種社會向前發展的動態平衡。 因此，中國人研判穩定問題，必須考慮中國人特殊的應變措施，也就是中國人 內心信念中的穩定結構。這些應對措施是否得當，是否適合中國人的習慣，成為穩 定或不穩定的最重要條件。穩定或不穩定不是由客觀因素預先決定的，客觀條件只 是提供可能性空間；最後的結果取決於我們中國人的選擇。那些把一潭死水看作穩 定的看法，對於一個民族的發展是極其有害的。至少這種看法陷入了社會達爾文主 義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忘記了社會發展是活生生的歷史話劇，忘記了比較政治學反 復告訴人們的學術真理。 為此，我們應當看看中國的主要力量是如何認識和應對問題的，看看中國的政 治家，知識精英，更重要的是組成社會大多數的民眾是如何看待改革的。在這方面 ，我們不能想當然地低估政府及其官員解決問題的願望、誠意和努力，他們也許為 民族的發展遭受萬人唾罵，但是中國的二十年改革卻不能不說凝聚著他們的指揮、 力量和汗水。我回國之後最大的收穫恐怕就是對這些官員的思想和能力有了新的看 法。這是在海外批評政體時所難以體會的經驗。 同時，我們還應當看到，知識分子的努力也構成中國人選擇的一部分，而且是 影響中國社會發展的很重要的因素。廣大的知識分子應當對自己的選擇採取負責任 的態度，應該具有一種「苟利國家生死已，豈因禍福趨避之」的社會責任感和道義 良心。學者的責任是為社會提供智能和力量，這種力量來自於理性和責任，更來自 一種追求人性完美的人文精神。古今中外的大思想家，無不對社會有著一種襟懷坦 白的莊嚴，更有著在默默無聞中不息耕耘的氣概。我不認為憤世嫉俗可以解決問題 ，這種對社會冷嘲熱諷，偏激固執的態度，既看不出對社會問題的解決有什麼啟發 ，更不利於促使或幫助其它力量發現解決問題的方式。 毋庸諱言，今天中國確實存在許多問題，有些問題還很嚴重。然而，「與其慷 慨罵邪惡,不如奮鬥求善良」。我在美國學習政治學時，感到中國問題嚴重，甚至有 時覺得不可救藥。但回國後有了新的感受，覺得在海外容易誤解國內的年輕一代。 國內的年輕一代並不認為中國沒有問題，也不是不想解決問題，而是努力探索可行 的道路，只不過他們明白，解決這些問題必須既要積極，又要穩妥。這就是所謂的 中國國情，它是確確實實存在的。所以，中國的政治改革應當採取什麼樣的步驟是 應該深入討論和加以探索的。我的總的一個想法是：中國的政治改革不太會像某些 人所設想的那樣可以一步到位，其本質和內涵都有著眾多的理論環節和複雜的理論 邏輯值得研究。這可能是那些對中國政治改革感到「急躁」的人們的理論誤區所在 。 二、超越性和前瞻性：中國政治改革的視角 中國政治改革應當有超越性和前瞻性的視野。沒有適當的視野，就會看不到問 題，就會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就會解決一些問題時造成另一些問題，就會可能追 求暫時的收效而導致長遠負作用。我認為，一個適當的視野應當是站在三個高度基 礎上造就的。 第一，我們不能僅僅就政治體制問題看政治體制改革，而是要超越政治體制審 視政治改革。現代社會各個方面密切相關，現代化進程是包括政治、經濟、社會和 文化的全方位發展過程，政治改革肯定會牽一髮而動全身。要從現代化需要出發， 全面評估各種改革措施在各方面的影響和效果。不能僅僅在政治體制改革的迷宮裡 迷失了方向，忘記了政治改革本身應該具備的價值關懷。 第二，我們不能僅僅看到現行政治體制的弊端，而是要超越這些問題，看到更 高的關於政治改革和發展的目標和理念坐標。現在許多問題是暫時的和過渡性的， 但我們的選擇可能會有長期效應。政治體制不是政策，不能隨便變來變去，而是要 有可靠的信譽，才能起到作用。因此，我們不能為了僅僅解決眼前問題而貿然行動 和選擇，要有長期規劃和長遠眼光。政治改革是關乎一個國家和一個社會的長遠發 展大計，牽涉到幾乎所有社會領域中的利益，只有從政治理念確定坐標，有一個長 遠的戰略規劃，才能展現符合國家最大利益的政治藍圖。 第三，我們不能僅僅局限在中國的經驗尋求答案，而是應當超越國界，在世界 範圍內吸取經驗和教訓，理解世界各國的發展過程，最好落腳在中國的需要和國情 上。中國政治改革的奧秘在自身，但是啟發在世界。應該站在現代政治文明的潮頭 ，舉目遠眺，才能在人類社會裡發展過程的萬千流水中發現中國政治改革前進的方 向和啟迪。 二、 價值取向和改革標準：中國政治改革的「試金石」 中國的政治改革不能追求不切實際的「理想的空頭支票」。我們中國人應該明 白自己正在開創的事業意義何在，更應該明白自己從事的事情那些是正確的，哪些 是錯誤的。中國不能期待上帝的賜予，更不能指望其它的「牧師」或者「傳教士」 來為自己指點迷津，中國的政治改革，只能由中國人自己來做出抉擇和判斷。我在 這裡提出三個衡量改革成功與否的標準： 第一，穩定與改革並舉。應當在肯定穩定的前提下，加大改革的力度。中國需 要積極但漸進的改革。中國目前不應當有革命，或者直接說中國不具備進行革命的 社會條件和社會資本。中國人亂不起，自相殘殺的「窩裡鬥」成為動盪時期中國人 千百年來的悲劇場景。中國期待的不是「七八年來一次革命」，而是通過加大改革 的力度來實現理性的價值目標。 第二，速度與質量兼顧。中國應當在注意把握改革的時機和加快改革速度的同 時，更應當注意改革的質量。這是蘇聯、東歐及第三波民主化中不少國家的教訓。 中國比他們的資源更少，人口壓力更大，生態環境更惡劣。中國沒有本錢犯他們的 錯誤。這是新一代人思考政治選擇時的思想特點。不能簡單地說這種態度是缺乏理 想和信念；不僅追求速度而且追求質量是心態平衡健康的表現。 第三，理念與利益統一。在改革中應當注意兼顧各方面的實際利益，不僅要考 慮理念，更要以理念指導建立中國主要力量可以接受的利益博弈的規則。這樣的理 念才能為創造財富、制度和歷史的重要力量所接受。空談理念或自說自話並不是負 責任的態度。以理念簡單地指導創建的政治體制如果不與利益相適應，就不會被接 受，也不會被重視，還不會被人們掌握，更不會被人們捍衛。一定要意識到，中國 人已經由80年代的理想激情推動改革，進入到90年代的基於現實利益進行選擇的新 時代。 四、適宜的可操作目標：政治技術的重要性 中國的政治改革不能依賴政治熱情和激情，必須提供切實可行的政治基礎。關 於體制技術，我也認為應當包括體制性目標和非體制性目標兩類。 所謂的體制性目標，主要是建立一套合理公正的制衡體系。絕對權力絕對導致 腐敗，這是政治學基本原理。同時，現代社會的決策複雜性也要求有多元化的合理 競爭，作為保障少犯大錯誤的體制和程序。體制目標包括三個方面： 一是要有黨、人大、行政機構和獨立司法甚至境內外輿論的平行制衡體系。在 執政黨由領導革命向指導建設轉變中，應當從憲法上規定黨、人大和國家其它權力 機關的職責、工作程序以及相互之間的關係。權力過度集中，既容易產生腐敗，也 容易出現決策失誤。同時，如果職責不清、關係不順，既可能出現重大疏漏，也可 能出現摩擦，這兩類問題嚴重時都會導致動亂。 二是要有聯邦制的垂直制衡體系。我認為，中國現在已經是初步聯邦制，因為 地方和中央在財政收入和職權劃分上各有側重了。中央的優勢在於維持穩定、交流 和法治，提供全局性的公共產品。地方則瞭解基層和民眾情況，切實解決直接問題 。聯邦制何以在制度上保障人民和國家在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局部需要和全局需 要之間的平衡。中央權力過大會導致權力中心過於遠離人民的直接利益和感受。地 方權力過大會導致權力中心過低的同時，還會權力分散不足以提供必要的協調一致 的公共產品。 三是要有自由流動、公開多元的競爭制衡體系。應當允許人們自由發言和表達 ，允許人們自由組合追求或維護團體利益，允許人們競爭影響政策決策和體制調整 。沒有自由競爭，就沒有機會在全面考慮問題基礎上進行選擇。 體制目標固然重要，體制外目標也不能忽視。我這裡所說的體制外的目標，主 要是政治文化和習慣的改造。中國是世界上非西方文化背景中比較早地嘗試建立民 主共和國的國家，然而飽受挫折，至今還有困難，文化和習慣是重要因素。在中國 有機會時，中國人只重視理念和制度，忽略了文化和習俗。西方二次大戰後的政治 文化研究成果道出了中國半個世紀前的教訓─盲目追求和模仿西方政治制度，在中 國已被證明是失敗的。 為使改革便於起步，少些阻力，降低改革成本，我們必須考慮可操作性問題。 我認為，應當遵循下述步驟：從黨內到黨外；從高層到基層；從精英到大眾。為使 改革有動力並且保證改革方向，我認為應當採取下述措施。一是再造人大，加強對 預算控制；二是有步驟開放輿論，加強媒體監督；三是建立政治特區，讓一部分人 先「民主」起來。 總之，正如許多與會者所言，中國正面臨三千年以來前所未有的歷史大變局， 需要我們有意志、有理性、有耐性、有創造性和務實地思考我們的政治改革，既積 極推進，又穩妥漸進。 政治高壓不能維持社會穩定 何清漣 我出來已經一年多了。這一年多有機會與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交換對中國的看 法。我感到，在中國的學者與在美國的學者之間對中國現狀在認識上有很大差距。 美國的學者普遍對中國的現狀和前景更持樂觀態度，國內學者相比要悲觀得多。 我問過一些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家，你們根據什麼做出這種樂觀的評價？據 他們講，依據主要是兩點，一是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各種經濟增長指針以及 統計數據，二是他們在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等幾個城市親身遊歷後的印象。這 使我感到，這些中國問題研究專家的信息渠道有問題，這可能會導致結論的錯誤。 我告訴這些美國朋友，在大陸讀統計數字是一門本事，需要先對中國具有常識 層面的瞭解，並下功夫仔細推敲才能發現其中的問題。例如，國家經濟信息中心有 報告說，國民生產總值每增加1%，就能夠提供約一百萬個新的就業機會。目前中國 每年城鎮新增就業人口約為200萬左右，每年國民經濟增速為7~8%，也就是說新增7 00萬~800萬個新的就業機會，除了200萬需要提供給新增勞動人口，其餘600萬左右 可以消化原有的失業人口。同樣據國家統計局公佈，中國城鎮失業人口在90年代中 期據稱只有1000多萬。如果統計數字公佈的經濟增長率沒有問題，在連續10多年的 經濟增長之後，中國的失業現象不但應當完全消失，還有多餘的就業機會提供給其 它國家的失業人口。但中國的統計數據就是這麼矛盾，一方面向世人展示著自改革 以來連續20餘年的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在經濟增長持續增長的情況下卻出現了持續 的高失業。這是世界經濟史上從來沒有過的現象，無法用歷史經驗解釋。 有關失業的統計口徑也是有問題的，我曾經瞭解過國家統計局失業的統計口徑 ，據說是平均每天工作一個小時，每個月三個工作日就算「就業」。我最近要計算 失業率，仔細讀過自1997年至2001年的統計年鑒，結果發現即使依據官方數據，真 實失業率數字也高達21%，這還不包括農村失業人口。如果要計算城鄉總和失業率， 那就高達35%以上。更何況還要考慮中國是一個嚴格控制新聞的國家，如果僅僅依據 政府公佈的資料作研究，其中的缺失可想而知。我曾經說過，如果僅僅根據報紙就 可以對一個國家做出結論，那麼將美國最具影響力的報紙《紐約時報》與中國政府 的《人民日報》加以比較，只會得出一個結論，美國是一個問題叢生的國家，而中 國人民卻生活在天堂裡，那裡的領袖熱愛人民，官員廉潔奉公，人民守法，樂於助 人，整個社會安寧幸福且富足。但這種結論可靠嗎？ 外國人對北京上海等四個城市的印象很好，當然有道理。不僅到中國的外國人 有如此觀感，我們中國人也感到這些城市的快速發展和巨大變化。但問題是，這幾 個城市能代表中國嗎？要知道，90%以上的中國人並不生活在這幾個城市，而是生活 在貧窮的農村與日趨衰敗的中小城市，所以我稱這些城市為中國「現代化的櫥窗」 ，是向世界展示中國現代化成就的展品，並不反映絕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狀況。我 在深圳生活了十多年，那裡的生活的確讓人滿意。但我的老家湖南省邵陽市，從90 年代開始，失業現象就一天比一天嚴重，到1996年起，就連公務員工資都經常拖欠 。而這樣的城市在中國卻相當多，生活在這種地方的人生活十分困難。 康曉光的研究很有意義。康曉光將問題揭露得很徹底，在國內做學問，在揭示 問題方面不能比他更尖銳了。我不同意的是他認為穩定能繼續下去所持的理由。他 在文章中用了一個比喻，認為中國現在就像佈滿乾柴的房子，隨時有可能起火，但 中國政府卻好像一支設備齊全的消防隊，並且正在增加更強大的消防設施，這些設 施不但可以隨時撲滅燃燒的火焰，還可以將任何火苗消滅在萌芽狀態。中國的穩定 完全可以依賴中國政府所具有強大的「消防能力」。這個結論我表示懷疑。 首先，我想問的是，如果政府花費巨大的力氣，採用種種極不光彩的政治高壓 與特務手段，加強對公共領域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的控制，維持 的竟是這樣一種表面穩定，生活在這種「穩定」狀態下的中國人有什麼幸福感可言 ？這樣的「穩定」距離現代民主政治的距離是不是越來越遙遠？這種要中國人民與 中國的未來支付沉重代價的「穩定」是否值得長期維持下去？ 其次，我懷疑這樣的穩定能繼續維持。我早在幾年前寫的那篇《當代中國社會 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裡就談過，政治精英、經濟精英早在90年代中期就開始合 流，一些專業便於為政府服務或市場化的知識精英出於利益考量，主動依附於精英 集團，並為目前這種統治格局作種種辯護。康曉光的文章談到知識精英們認同目前 的威權政治，不完全是出於政府的收買政策，而是認為中國只可能走威權政治的道 路，我不同意這個觀點。據我所知，部分知識分子從內心深處並不認同這樣的穩定 ，相反認為這種穩定對中國未來長遠的發展極為不利。在國內，從90年代以來，一 批獨立學者一步步深入研究中國的問題，並且也有了一些經得住時間檢驗的研究成 果。我感到，海外學者在認識中國的問題上，與國內學者有五年的時間差，也就是 說，中國國內學者今天認識到的問題，海外學者可能要五年以後才能達到這樣的認 識。這裡面當然不完全是信息來源問題，還有別的一些利益考慮。 根據康曉光的描述，中國政府可以依靠高壓繼續維持統治。我想，政治高壓可 以在短時期內起作用，但並不能從根本上維持一個社會的長治久安；否則，今天世 界上應當有許多很殘暴的政權還存在。穩定顯然需要其它條件，一般來說，至少需 要三個條件，一是生態系統，這是一個民族的生存底座；二是文化親合力，其中最 重要的是社會信用；三是政治整合力，而且主要不是指中國目前這種高壓政治。讓 我們看看三個基本條件在中國的情形。 第一個條件是中國人賴以生存的生態系統。1988年我就寫過一本書，書名叫做 《人口──中國的懸劍》，由走向未來叢書出版，主要研究清代中葉到改革之初的 人口問題。中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極少，這是一個老問題，也是中國目前失業現 象嚴重的根源所在。改革以來由於對生態資源的掠奪性開發非常嚴重，沙漠化面積 已經占中國國土面積的38%以上，從南到北七大水系，兩江兩湖都已經被嚴重污染， 飲用水源已經出現短缺現象，尤其是大中城市缺水現象日益突出。如果照目前這種 嚴重透支生態環境的開發方式繼續「開發」，這個生態系統無法支持中國人未來的 生存。鄭義寫的<中國的崩潰>談的就是中國的生態危機，大家也可以讀讀中國國家 統計局每年發佈的環境報告，只要對數字有點感覺，就不會不注意到中國人的生存 底座已經出現嚴重問題。 第二個條件則是文化親和力。作為文化親和力的核心是一個國家的信用體系。 我將信用體系分為三個層次。一是國家，二是社會中介組織，三是個人。國家信用 破產可以表現在統計數字造假上，政府壟斷了一切信息的供給，但卻是虛假信息的 製造者與提供者。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度早已下降到不能再降低的程度，對於媒體上 所說的許多東西，有頭腦的中國人也持不信任態度。比如深圳人就說《深圳特區報 》的頭版除了報頭和天氣預報是真實的，其它都是假話。作為社會信用的中介機構 律師行業，其職業操守受到中國人的普遍懷疑，律師自己就宣稱打官司不是靠法律 ，而是靠關係，打官司成了打「關係」。會計造假問題也很嚴重。每年三月北京召 開「兩會」期間，政府答覆兩會代表質詢時提供的事實，從1996年開始，每年由政 府查處的造假帳案件就高達12000到16000起。中國人現在根本就不信任這些所謂代 表社會信用的中介組織。最能說明問題的是銀行的壞帳問題，中國銀行壞帳相當嚴 重，據說政府有三套數據，每年對外公佈說是12%，另外一套在較小範圍內公佈的是 20%多。但這兩個都不真實。 1999年深圳市撤掉了《深圳商報》的總編輯，事件起因是該報編輯登載了該報 記者采寫的一篇文章，記述一位從北京來深圳檢查工作的央行負責人在內部工作會 議上的講話。該負責人透露銀行的壞帳其實已達到48%。那個參加會議旁聽的記者剛 參加工作，編輯也不細心，結果照註銷去，輿論嘩然。這位總編輯因此掉了烏紗帽 。至於個人之間的信用也早已崩潰，人與人之間缺乏信任。中國過去是「老鄉見老 鄉，兩眼淚汪汪」，現在則變成「殺熟」，不少人行騙就是從老鄉、熟人與朋友之 間開始。四川有不少農村女孩子到城市找工作，最後就是被老鄉騙賣作妓女，這種 案例幾乎每天都可以在中國的報紙上看到。 第三個條件是政治整合力量。中國目前之所以能夠維持表面「穩定」，其實完 全是依靠政治高壓做為整合力量。而所謂政治整合手段是在組織路線上依靠抓小辮 子等把柄控制官員，利用反貪污腐敗排除政治異己是近幾年行之有效的手段。中國 官場非常腐敗，官員們絕大多數都有問題，但利用反貪污腐敗整誰則是有選擇的。 還有一點則是壓制一切不同聲音，如對敢於直言批評中國政府的知識分子採取特務 手段嚴厲打壓，控制公共領域等等，消滅一切有組織的力量，如對下崗工人與農民 當中的有組織活動無情鎮壓。但這一切正好與現代民主政治精神完全相悖，中國現 在的模式可以說是「市場經濟＋極權政治」，政治層面完全又退回到改革之前的專 制政治模式。 根據上述三個維持社會穩定的基本條件，我覺得中國目前的穩定很像火山口上 的穩定。《民主》雜誌曾邀我寫文章談中國的穩定，我那篇文章的題目就是「火山 口上的穩定」。 影響穩定的經濟因素的長期趨勢 程 曉 農 我今天談兩個問題，一是穩定問題的討論對中國當前與未來發展的意義。二是 影響中國穩定的長期趨勢的背景因素。會議談的比較多的是眼前的情況，我探討一 下長期因素。 自1989年之後中國政府就將穩定列為壓倒性任務，而且為此不懈努力了十幾年 。現在，十幾年過去了，胡鞍鋼、王紹光和康曉光最近的報告重新提出了中國能否 穩定的問題；我們仍然在這裡討論中國是否能維持穩定；穩定也還是熱點話題。為 什麼「穩定壓倒一切」了十幾年後，穩定仍然還是一個難題？或者說，為什麼旨在 維持穩定的政策反而產生了不穩定的形勢？這樣的問題政治家當然不願意問；大陸 學者似乎也有意迴避。原因大概是兩個思維定勢。一是對所有現實問題的研究都以 是否有利於改革或保守來劃線；要保改革，就要肯定改革成就和大局。任何探討形 勢中嚴重問題都被懷疑是反對改革。二是改革出路似乎只有中國現行的漸進和蘇聯 實行過的震盪療法兩條道路可以選擇。這樣，蘇聯的崩潰和失敗，似乎證明中國式 漸進道路的必然正確。這樣的認識誤區妨礙人們認識改革戰略失誤帶來的問題並且 延遲解決時機。最近王紹光和康曉光的兩份報告以及我們今天的會議也許是轉折的 標誌，人們開始正視改革中的問題了，可以事實求是、冷靜客觀地評析改革及其後 果了。這是人們深化認識的標誌。 紹光和曉光的報告對中國現在的問題都有深刻和全面的刻劃，尤其是曉光的報 告很尖銳。我們需要認真追問的是，究竟是什麼導致了目前的不穩定。我認為，我 們不能將眼光局限在短期政策失誤，而是應當看看影響穩定的社會經濟條件中的長 期趨勢。這樣，我們或許能夠找到「穩定壓倒一切」十二年後穩定還是一個嚴重問 題的原因；我們由此也可以評估穩定是否會繼續是困擾我們的問題。 首先，我們看看農業。紹光和曉光的報告都提到三農問題。國內外學者都認為 三農問題現在很嚴重。農業實際上可以說是破產了。意思是靠務農為生是賠本的。 這種狀況在未來五到十年不會改變，因為中國農產品高於國際市場價格20%。入世貿 之後，中國農業會更困難。 再看看工業，眾所周知，中國在50年代以來建立了自己的獨立的門類相對齊全 的工業體系。這個體繫在改革後垮掉了。雖然沿海發展了一些高科技產業，這些產 業大都是組裝活動，本身沒有多少自主開發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價值。因此，總體看 ，中國經濟發展中的產業結構出現了降級和退化現象，正在經歷一個「去工業化」 的過程。現在60萬人口以下的城市中70%的企業已經不開工了。這些企業也不會有機 會再開工。換句話說，中國有許多企業還留在企業名冊上但實際上已經不存在了。 這表明國企改革失敗了。 就業問題也很嚴重。如果仔細解讀國家統計數字可以推測，中國目前城鎮失業 人口大概是6500萬，占城鎮勞動力30%多到40%。但被國家統計局用各種方式掩蓋了 。據統計數字，最近三年平均每年新增200萬工作機會，但失業人口一直在數千萬以 上。中國經濟雖然高增長，但就業卻下降了。鄉鎮企業就業人數也減少三分之一。 今後連大學生畢業後找工作也越來越難。 中國物價連續七年下降，也是經濟蕭條的表現。 財政金融的問題也不容忽視。據北京師範大學教授鍾偉的文章，中國的國有資 產，包括地下未開發的資源和空中可以出售的無線電頻道，共9萬億。但國家負債， 如果包括外債、銀行壞帳和待支付的社會保障資金，共有12萬億。這樣來看，中國 的國家財政已經破產。如果這些債務不能支付，中國將會發生一系列連鎖反應。現 在，內地城市已經開始推遲和降低支付社會保障金了。 所有這些問題，農業、工業、失業和財政金融，都向我們警告，穩定仍然是嚴 重問題。我們不能不問，這究竟是執行政策中的失誤？還是政策本身的錯誤？ 討論： 孫哲：目前大學生確實有沒有工作的現象。不過，我所知道的復旦大學生有些 是對工作挑剔，而不是沒有工作。 程曉農：大學生就業難是個普遍性問題，今後擴招的學生陸續畢業後恐怕就業 會更難。 王紹光：失業是很嚴重，但與收入的關係又很複雜。有人進行社會調查時發現 ，某些人沒有工作，但開支仍很大；工作收入可以占開支的50%到70%。這樣的就業 不是沒有問題，例如，沒有勞動保護和福利，但有失業者以這種收入買了房子。聯 合國目前也鼓勵非正式就業。對於評估穩定性，非正式就業收入應當考慮。 史天健：如果從穩定角度研究失業，那麼就業概念和失業後果都值得推敲。我 在調查時發現，有人有不錯的工作，但他不認為自己就業了；因為他想找的工作是 能提供房子和勞保的。而我們知道，這樣的工作隨著經濟改革深化，不會再有了。 這樣的就業概念過時了。我還發現，工廠停產後，有三種處理工人方式，一是徹底 買斷，二是包一部分今後的收入，三是留廠看攤。一段時間後再看，徹底切斷與原 單位聯繫的人處境最好，仍有部分收入者其次，最差的是留廠的。在小地方，社會 紐帶還在，家庭和親友能夠承擔發經濟中的社會保障功能。 程曉農：如果只是在京，滬，廣州，深圳等少數大都市觀察，似乎失業者還能 找到一些機會掙錢。但到中等以下城市去看，情況就不同了，除了政府機關和電力 銀行等壟斷行業以外很難有就業機會，在經濟蕭條的城市裡服務業不可能無限吸收 失業者。 孟玄：農業衰退確實值得研究，但去工業化是否是產業結構優化還是工業衰敗 ？ 程曉農：根據湖北省監利縣前幹部李昌平的書，每種一畝地賠錢2百至3百元。 顯然，農業是虧損的；這種衰敗其實已經有好幾年了。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 不可能跳過工業化階段而進入發達國家的那種以第三產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工業不 能快速發展而吸收大量農業轉移出去的勞動力，是所謂「去工業化」對穩定的最大 負效應。工業衰敗的另一個標誌是工業領域的投資越來越少，銀行的資金大部分進 入金融投機領域，這是前些年房地產市場和股票市場繁榮的條件。現在連政府都承 認房地產業的盲目投資已經造成了泡沫經濟，一旦房地產業的投機浪潮冷卻下來， 似乎就看不到新的經濟發展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