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六大與中國前途 蘇 洋 (整理) 2002年12月1日由紐約皇后區公共圖書館國際資訊中心和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辦 了題為"中共十六大與中國前途"的研討會。本刊特刊發此次研討會的發言紀要以饗 讀者，其中，胡平、蘇紹智、黎安友的發言由作者本人供稿，黎安友的原稿是英文 ，由朝輝翻譯（未經本人審閱），其餘發言由蘇洋根據錄音整理。 第一部分 中共十六大後的中國政治 主持人引言 陳一咨 女士們，先生們，今天會議能夠順利召開，首先要感謝紐約皇后區公共圖書館 ，感謝該館國際咨訊中心項目主持人李江琳女士；其次要感謝各位演講人，有的80 歲高齡眼睛患白內障，有的昨晚剛從國外趕回來，也有的今夜要赴台灣；當然，我 們更要感謝今天來捧場的聽眾們、同胞們！ 中共16大已經結束半個月，會議結果不是在會上而是在會前決定的；16大成為 關注的話題，原因有三：一是中華民族幾千年文化的熏陶，二是在20世紀中國人經 受了不同的災難，三是很多人在中共統治下吃過苦頭。相信各位關心中國，大多抱 著「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情懷；特別離開中國後，對親友、家園、故土懷著深深的 眷戀。關心中國就不能不關心中共16大，畢竟共產黨是中國的執政黨。 中國近年有不少變化，有兩種比較方法：一種是跟國際社會比，還是落後；一種是 跟過去比，變化不小。觀察中共16大，有三個視角。第一視角是權力轉移，也就是 組織人事變化；其中一種認為權力平穩轉移是很大進步，一種認為仍然是黑箱作業 沒有改進，一種認為已經出現半制度化的局面。第二視角是「三個代表」的提出， 也就是意識形態的變化；其中一種認為是創新，一種認為改變了共產黨的性質，一 種認為適應了當前形勢。第三視角是全面小康的提出，也就是路線政策的變化；其 中一種認為是中國復興之路，一種認為是為轉移當前社會矛盾而作，一種認為不僅 是經濟指標，更重要的是社會政治指標。 國外媒體報導中共16大只提經濟建設不提政治改革，甚至說中共只接受資本家 而拒絕民主；不過也有人認為，江澤民在六四後是非程序化地登上權力寶座，卻是 中共掌權後第一個沒有被整肅下台的總書記，說明中國從毛澤東極權政治轉向鄧小 平威權政治，江澤民在16大的平穩交班是威權政治成形的標誌。對中國局勢，也有 三種看法。第一種來自中國媒體，把中國說得天花亂墜、鶯歌燕舞，好像沒有一個 國家比得上；第二種來自越來越多嚴肅的學者，看到中國經濟發展的同時，也發現 蘊藏著深刻的社會危機；第三種來自更多的人們，認為中國社會處於轉型中－－有 發展模式的轉型，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封閉社會向開發社會的轉型，計劃 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極權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轉型，更面臨著制度的轉型。 最近跟國內朋友交流，當中有上層的中層的、當官的民間的，有從美國回到中 國四面八方跑過的；大都感覺近年經濟有發展，基礎建設、民生改善不少，城市生 活改善幅度更大。再有演藝界朋友，跑遍美國、歐洲、中國，國內的窮鄉僻壤也去 ，看到國內社會最大的變化，是人人為錢奮發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同時缺乏道德規 范法律約束，表現出空前未有的浮躁氣，一夜之間想成為巨富、想成為頭號強國， 傳統儒家道家熏陶在消失。還有學術界朋友，說現在研究社會科學，只要不直接碰 觸政治問題，在民間想說什麼說什麼想罵誰罵誰；就是說政治輿論控制很嚴，社會 輿論空間逐步擴大。有上海朋友國內跑一圈，大家唯一的共識是共產黨「六四」殺 人錯了；解決「六四」問題16大以後可能有一線契機，當然不會在短期內。 中國現存問題有五類。第一是政治上沒有言論自由，沒有自由空間。第二是社 會不公嚴重，政府沒有創造平等競爭的環境和機會，帶來嚴重的貧富懸殊，財富增 加富裕的是達官貴人，改革負擔卻讓工人農民承擔；美國的基尼係數0·34，而中國 的達到0·4以上，已超過危險點。第三是貪污腐敗嚴重，沒有輿論監督沒有權力制 衡，絕對權力帶來絕對腐敗，權權勾結造成制度性腐敗。第四個是金融問題，中國 主管金融的官員說銀行的壞賬呆賬五年前達52％，現在更為增加，隨時可能暴發。 第五是物慾橫流道德淪喪，從共產黨掌權否定中國傳統文化，到人們不再相信共產 主義，再到出現唯利是圖、不講信用、坑蒙拐騙、嫖娼賣淫，現在整個中國變成了 道德淪落之地。 中國實現現代化需要那些基礎建設呢？第一是比較公平合理的經濟制度，第二 是比較公平合理的法律制度，第三是比較公平合理的政治制度，第四是比較公平合 理的社會政策，第五是比較公平合理的文化環境。根據發展經濟學，一個國家或地 區的快速發展，決定於五個因素：資源、勞動、技術、資金、組織，組織就是制度 。東西德、南北韓、大陸和台灣香港都可比較，如果大陸不發展政治民主化、國家 法治化、社會政策公平化、文化環境多元化，僅僅靠發展經濟，不可能建起現代化 的摩天大樓。中國的民主化，是一個人們努力的過程，一個成長的過程，一個歷史 的過程；上世紀1932年有32個民主國家，到現在又增加68個，而中國仍然在路上， 還有漫長的路途。今天就是希望通過討論中共16大及中國的現狀和前景，使我們對 中國局勢有更清醒的把握，各位演講者對此將有精采的發言。 謝謝大家！（掌聲） 中共第四代與政治改革 胡 平 對這次十六大，我想談三個方面的問題： 1、江胡的矛盾與胡曾的矛盾 中共十六大閉幕，胡錦濤接任總書記，江澤民留任軍委主席，政治局常委增至九 人，江派人馬佔多數，更明顯的跡像是，在十六大後的官方媒體上，江澤民仍居首 位。由此可見，這次權力交接並不像初一看去的那樣順利完整。報上登出兩張大照 片，江胡雙核心並列。使人聯想起當年毛澤東與劉少奇兩主席並列的大照片。 這裡有兩個矛盾，江胡的矛盾和胡曾的矛盾。畢竟，江胡的關係不同於鄧江的關 系。江是鄧指定的，因此鄧對江的態度是能支持就支持，能不換就不換。九二年南 巡前後，鄧對江很不滿意，最後江卻能化險為夷，其間固然有曾慶紅的政治手腕， 但也和鄧在主觀上對江這位他自己指定或認可的第三個接班人不願意再撤換的心理 有關。胡不是江指定的，江對胡的態度大概是能不支持就不支持，能換就換。如果 上述鄧江之事發生在江胡之間，那江還不趁機把胡給換了？ 胡錦濤與曾慶紅的矛盾也是明顯的。在《第四代》一書裡，作者宗海仁這樣寫道 ：「到目前為止，曾一直被認為是胡錦濤執政的最大威脅，甚至可能取代胡錦濤。 不可否認，曾慶紅確胸懷大志，但他幾乎不可能取胡而代之，原因是曾慶紅無機可 尋。首先是胡錦濤不會不改革，第二是胡錦濤比曾慶紅獲得更多的民意支持，第三 是胡錦濤比曾慶紅年輕三歲。這一切決定了曾慶紅極可能充當喬石的角色，只是可 能比喬石發揮得更出色一些。」但是，《第四代》也承認：「如果真的出現胡錦濤 執政能力不佳的狀況，中共十六大產生的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將會推舉曾慶紅為新的 最高領導人」。 然而從目前的政治格局來看，胡錦濤很可能「執政能力不佳」，幕後有江澤民監 視，周圍有江派人馬掣肘，胡錦濤處在內外夾攻之中，能有多少自己的空間？再說 ，十六大並沒有解決如何確立接班人的問題，胡錦濤是鄧小平所謂「第二代」隔代 指定的，那麼接下來所謂「第五代核心」該如何確立？眼下誰都說不清。很可能是 由這一屆政治局常委會確定，而其中江派人馬又佔多數，如此說來，曾慶紅取代胡 錦濤的可能性不可低估。就算胡錦濤在十六屆任期之內找不出理由擠下去，到了十 七大總是一個名正言順的好機會。 胡錦濤不會對自己的處境沒有感覺。儘管到目前為止，胡對江和曾都百依百順， 但是連宗海仁也承認，「誰能保證，胡錦濤不會變成1992年春季的那個江澤民？當 時的江澤民正圖謀報楊氏兄弟對他夾擊的一箭之仇，胡錦濤有朝一日也許也會記起 江澤民曾慶紅對他的夾擊」。 2、「六四」問題和法輪功問題 江澤民任內，沒有順應人心平反(姑且用「平反」二字)"六四」，那麼在胡錦濤 主政後，「六四」是否會解決呢？不錯，「六四」的當事人，死的死了，退的退了 ，新班子和「六四」都無直接關係，若「平反」則少了一層障礙。但是，「六四」 不同於「四五」，「平反『六四』」勢必會涉及到政治民主化的問題，最起碼的， 當局也需要明確做出實行民主的承諾，並從終止政治迫害開始做起。新班子有沒有 這種眼光和魄力？令人懷疑。儘管我們都知道，啟動民主進程乃留芳百世之豐功， 但「肉食者鄙」卻在歷史上屢見不鮮。 《第四代》裡有句話很是突兀。作者說：「如果給曾慶紅適當的政治活動空間 ，他會公開平反六四，會開放黨禁報禁」。我不知作者此說的根據何在。在介紹第 四代領導人對各種重大政治問題的見解和主張時，宗海仁一般都引用他們的對外發 言和內部講話為根據，但上面這段話卻沒有給出任何出處或其他根據。 假定曾慶紅在私下確實講過這種話，問題是它有多大意義呢？我也聽幾位「自 由化」的朋友說起曾慶紅在私下對他們的友好表示，我不懷疑這些朋友講述的故事 的真實性，然而我不敢由此引出進一步的結論。我認為這和曾慶紅的特殊身份有關 。正因為曾慶紅是江澤民的心腹，倍受信任，所以他在私下講些「出格」的話不會 遭到猜忌；別人要這麼講就會惹麻煩了。又正因為曾慶紅只是江澤民的高參，本人 並未主政，這就給人留下想像的空間。江澤民做了的好事，人們把它記在曾慶紅帳 上，認為江是採納了曾的主意，江沒做的好事，人們又把責任擱在江的名下，認為 是江沒有採納曾的主意。於是在這些人心目中，江做的好事有曾的功，江做的壞事 沒曾的份。這真是一種奇妙的邏輯。 當然，有人願意對胡或曾抱某種希望，其心情也可以理解。因為第四代面前還 有機會，不像江澤民，棺未蓋而論已定。在政治改革方面，第四代再差，還能差過 江澤民去？ 九七年，江澤民首次訪美，我在以海外民運團體的名義致江澤民公開信裡寫道 ：「處在你的位置，不為大善，即為大惡；君子禽獸，只爭一線。」 那時，江澤民已經掌穩大權，如果他要啟動民主改革並不會遭遇多少阻力，也 不致引發多少混亂。這就是為什麼九八年克林頓訪華要對江澤民勉勵有加，這也是 為什麼一大批異議人士要在那時積極籌建民主黨，因為他們都認定，如果江澤民願 意扮演民主推手，此其時也。我當時從策略的角度不贊成組黨活動，可惜未被這些 民運朋友們採納。這也難怪，因為他們一度以為江澤民有政治改革的意向(大概也聽 到了一些令人振奮的小道消息)。照他們想，如此順天應人、留芳百世之美事，江澤 民幹嘛不做呢？ 記得在那時我寫文章，一方面力勸組黨緩行，另一方面則向江澤民政權提出警 告：如果此刻鎮壓組黨活動，以後便再難啟動民主進程。好比在高速公路上開車開 到岔口，一旦選錯了道你就無法回頭，除非一直開到下一個岔口才有重新選擇的機 會。 可是，江澤民終於選擇了鎮壓，從此他就失去了啟動民主化的主動機會。江澤 民無非是想，憑著「六四」屠殺的威懾效應("殺二十萬人換二十年穩定」)，短期內 民間不可能爆發大規模的民主運動，他只消抓一小批「帶頭鬧事者」，無須乎大開 殺戒，製造流血事件，就可以達到維持專制的目的。江澤民放棄了為善(而且是大善 )的歷史機會，他選擇了惡，不過他以為還不是大惡；他以為沾「六四」的光，他可 以免於做大惡之事。 就在這時，發生了4.25法輪功「包圍」中南海事件。其實，這不過是一次大規 模的集體上訪，而且它已經通過對話而解決；但是對於已經下定決心堅持專制而神 經緊張的江澤民，法輪功卻是不可容忍的，於是，江澤民不顧若干同僚的勸阻，一 意孤行，下令鎮壓法輪功。江是沒有信仰的人，他對信仰的力量茫然無知。他沒有 料到法輪功竟會頑強的抗爭。獨裁者的邏輯是死不認錯，三年多來，江澤民為鎮壓 法輪功用盡了一切殘暴、卑鄙的手段，欠下了幾百條命債，極大地毒化了整個社會 的道德風氣，鑄下不可原諒的大惡。然而，法輪功並沒有屈服。官方私下也承認， 至今仍有六、七萬法輪功學員(這只可能是一個被縮小的數字)"拒絕轉化」，冒死抗 爭，甚至就在軍警密佈，戒備森嚴的十六大期間的天安門廣場，居然還有法輪功和 平請願。法輪功無疑是江澤民的夢魘。越來越多的人們相信，在這場看上去力量懸 殊的鬥爭中，法輪功將贏得最後的勝利。 現在的問題是，隨著第四代走上前台，他們將如何對待法輪功？是糾正江澤民 的荒唐決策，還是接過鎮壓的大棒，把江澤民欠下的債自己接著背下去？ 照理說，對第四代而言，平反(姑且用「平反」二字)法輪功並不難，因為即便 站在維護中共統治的立場，鎮壓法輪功也是極其錯誤的。平反法輪功並不必然導致 對中共統治的挑戰。法輪功這個中共政權的勁敵生生是讓江澤民一手造出來的：你 把他們當作敵人，他們不能不是你的敵人；你不把他們當作敵人，他們就不會是你 的敵人。這在中外歷史上都不乏先例，譬如基督教之於羅馬帝國，譬如佛教之於古 代中國的某些王朝。 話雖如此，但是要讓中共第四代糾正江澤民這一顯而易見的錯誤，卻相當不容 易。正因為鎮壓法輪功是如此荒唐，如此殘暴，如此卑鄙，一旦認錯糾正，共產黨 的權威還能保得住嗎？錯犯得小還可以改，錯犯得越大越不能改，因為錯犯得越大 越擔心改不起。在五九年廬山會議上，與會者誰不知道彭德懷的意見書是正確的？ 誰不知道毛澤東的三面紅旗闖了大禍？但是他們依然要維護毛澤東，惡毒攻擊彭德 懷。甚至連彭德懷本人最後也要違心地在打倒彭德懷的決議上簽字畫押，承認自己 犯了「反黨」的錯誤。這就叫「顧全大局」，「維護黨的威信，維護領袖的威信」 ！ 然而，如果所謂第四代連糾正鎮壓法輪功這樣的錯誤都不敢，那也就意味著 他們將把江澤民欠下的命債讓自己背上，並且沿著江澤民的罪惡之路繼續走下去， 不為大善，即為大惡。這也是一條不歸之路。 3、中共第四代會啟動民主進程嗎？ 那麼，中共第四代有沒有可能著手啟動民主進程呢？ 許多人都認為第四代是務實派，是實用主義者，不是教條主義者，也不是對自 由民主抱有多大的偏見和敵意。我承認這很有可能，時至今日，就連傻瓜也知道自 由民主制度更優越。不過我更傾向於認為他們是機會主義者，有知識，無信念。在 缺少外部壓力的情況下，你很難指望他們會啟動民主進程。 黎安友教授認為，如果中國出現出現經濟危機、政治僵峙和國際壓力的同時並 發，胡錦濤、曾慶紅們有可能做出非常的舉動，。但問題是，如果在此之前他們已 經在老路上走得太遠，到後來他們手中還有多少牌可打？ 現在，中共領導人是以發展經濟為借口，並以連續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為資本 ，抵制和拒絕民主化。他們無視、起碼是低估了在經濟繁榮背後的深刻危機。卞悟 在「二十世紀末中國的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二十一世紀》2002年八月號，香港 中文大學)一文裡寫道：如果在眼下經濟高速增長的形勢下感覺不到政治體制改革的 需要，等到經濟發展的活躍階段過去(畢竟任何經濟都不能永遠超常增長)，那時許 多原先被高速增長掩蓋著的矛盾就會爆發出來，形成我們在印尼「蘇哈托繁榮」之 後看到的「危機激發的遲來之民主」。在印尼以這種方式啟動民主所經歷的混亂， 人們都看見了。然而要知道印尼畢竟還不是經濟轉型的國家，那裡的腐敗無論在程 度上還是在性質上都不能和當今的中國相比，具體而言，中國如果等到公共資產不 明不白地「流失」完畢後再來搞民主化，長期被說成是「公有資產」主人的公眾一 旦有了知情權、監督權乃至政府命運決定權時，卻發現他們那一份資產已被搶光偷 光，那時的中國將出現怎樣的局面？ 16大政治改革和基層選舉 劉亞偉 許多演講者者注意高層的變化，大家也知道高處不勝寒，當然到底怎樣運作不 知道，想必鬥爭很慘烈；現在冬天還未過去，也許不合時宜，不過我還是想講一點 春天的故事。 首先要講20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那確是一把雙刃劍，鞏固了共產黨政權，也 造成兩極分化和社會公正的偏離；更重要是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經濟利益，有了經 濟利益，才會有權利意識，繼而有政治訴求。 其次要講中國共產黨的「三個代表」。中共有六千多萬黨員，過去是革命黨， 現在是執政黨，革命黨要打天下消滅異己，執政黨要獲得合法性；而「三個代表」 顯示其多元而已，至於要如何實現民主化可以說條條大路通羅馬。 第三要講中共政治改革，首先要政治話語改革。中共非常敬仰政治術語，如嚴 肅使用馬列主義、工農聯盟、無產階級專政；同時自相矛盾，如說絕對不照搬西方 多黨制議會民主，又沉醉於百多年前一位西方猶太老人的話。在國內做一點事很難 ，要有提到那事的上級講話作上方寶劍；有鄉村選舉官員從中共15大後一直等，到 1998年才聽到江澤民相關話語。15大政治報告有一段不起眼的話：「城鄉基層政權 機關和基層群眾組織要健全民主選舉制度，實行政務公開和財務公開，保證人民群 眾直接行使民主權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創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就此話語，19 98年村委會組織法在試行10年後得到修正，成為中國的基本法之一，於是深圳人大 一度要求鄉鎮長直選，四川一個鄉開始實行鄉長直選，湖北一個縣級市有人四次主 動參選人大代表成功。當然也有反對者說村委會選舉是削弱黨的領導，阻礙經濟發 展，助長家族和黑社會勢力，要在過去每一條都足以致人死地；另外海外也有人說 村委會選舉是中共的伎倆、煙幕，是小兒科，等等。 第四要講中共16大工作報告政治改革任務提出，要改善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 執政方式，規範黨委和人大、政協、人民團體的關係；要深化幹部人事制度改革， 擴大黨員和群眾對幹部選拔和任用的知情權、參與權、選擇權、監督權，要加強對 權力的制約和監督。現在提出要建設全面小康社會，15大說是精神文明、物資文明 ，16大加上政治文明，說要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還有提出「三個代表」 ，如果拋開其動機或背景不論，每個黨派都可能認為不錯，對民主建設有好處。我 們說要有多黨制、言論自由、結社自由，拿到巨大複雜的中國放大起來，每一個步 驟都相當艱難。民主本來就是一個程序化過程，沒有規範化、制度化的民主，是無 序的文革的大民主，只能製造混亂，為反民主的人提供口實。河南有個村委會候選 人被殺了，立刻見諸各大報，馬上有人說，看啊，這就是中國老百姓的民主選舉！ 剛開始的村委會選舉，有10年是政府提名候選人，直到法律條款修改成「任何組織 性的提名都是非法的」。我們國家很多制度是正式的，而程序是非正式的，而且很 多程序是暴力式的，就是不允許你推候選人！在村委會選舉中，存在老百姓選舉的 村委會與黨支部的矛盾，發展下去可能扼殺村委會選舉，因為它直接衝擊黨在農村 基層的工作權力；於是又有後來中央民政部發的14號文件規定，黨支書當選前必須 參加村委會選舉，落選者自動失去黨支書候選資格。 第五要講中共16大政治報告比15大強調保證億萬人民「創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中共知道現在面臨大大小小的危機，如社會問題、金融問題、台海問題、信仰問 題、腐敗問題、農民問題、環保問題，沒有適當的管理和解決機制，定會出現相當 動盪導致領導高層的脫胎換骨；當然目前還是危而不亂需居安思危，看不出走到崩 潰邊緣的跡象，老百姓還沒有到要揭竿而起的地步。前蘇聯布爾什維克，20萬黨員 時革命成功，200萬黨員時打敗法西斯侵略，2000萬黨員時政權被推翻；中共現在6 000萬黨員，能否保住政權，要看其是否進行有序政治改革、擴大議政參政範圍、深 化議會政治，而且趁著已有憂患意識，而尚未天下大亂之時。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 寒冷的冬天，要講春天的故事，春天的故事講的就是小康社會，講的就是讓人們追 求自己的幸福！ 謝謝大家！（掌聲） 中國兩個權力中心問題 嚴家祺 我今天主要講中國兩個權力中心問題。中國1982年制定的憲法有一個很大的漏 洞，就是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都不掌握軍權，在世界少有；民主國家的武裝力量統 帥權，美國是總統掌握，議會制國家是總理掌握，而在專制中國是中共軍委主席掌 握。現在執政黨內的中共軍委主席，不是政治局委員，也不是中央委員，只是普通 黨員；如果明年三月人大，江澤民不連任軍委主席的話，漏洞有可能補上。另外只 有伊朗在1979年曾制定憲法，規定武裝力量統帥權由宗教領袖掌握。這種情況不出 問題就不出問題，一旦出問題就不得了；如果江澤民明年三月連任中共軍委主席， 就可能出現兩個權力中心問題。當然造反、起義、政變，都可能造成兩個權力中心 ，如太平天國、共產黨革命也曾造成兩個權力中心；當兩個權力中心穩定下來時， 就會發生國家分裂或割據。 今天我要講的是由於憲法問題而形成合法的兩個權力中心，如11世紀神聖羅馬 帝國時期的教皇和國王，17世紀英國革命時期的國會和國王；中國的國家主席和中 共軍委主席也是兩個權力中心，如果產生衝突處理不當，就會發生重大危機。1989 年「六四」期間，中國一度形成國家主席趙紫陽和軍委主席鄧小平為首的兩個權力 中心；時間短到不足一個月，處理的辦法就是鄧小平採取的軍事鎮壓，結局是造成 難以挽回的流血悲劇。「六四」前中央軍委五人就鎮壓投票，兩票贊成兩票反對一 票棄權，軍委主席鄧小平拍板鎮壓；鄧小平召集政治局委員到他家開會，趙紫陽沒 參加，喬石棄權，還是決定鎮壓。可能江澤民考慮到兩個權力中心出現的教訓，在 中共16大將政治局常委擴大為9人，而且曾慶紅、吳邦國、黃菊等多人都以江為背景 ；將來在重大問題上發生分歧，可以通過他的人來實施接近的意圖。毛澤東當主席 時期，鄧小平非常怕毛，開會老坐在後面；鄧小平當軍委主席時期，江澤民也很怕 鄧，江夫人每晚提心吊膽地等門；江澤民明年三月後還擔任軍委主席，那胡錦濤只 好比難過日子的小媳婦，特別是出現重大危機，江派擁有巨大的發言權，不排除胡 下江又上的可能。 中共16大是國家的大事，一批新人成為中國實際的最高領導人；他們在25年前 與諸多在座者一樣，是普通老百姓，經歷過毛澤東時期。胡錦濤家開茶葉店對公私 合營應有印象，大家困難時期都在大學裡餓肚子；溫家寶文革時期也跑到北京看大 字報，東瞧瞧西望望，跟普通人一樣發表意見。到20年前只有少數人成為中央候補 委員，胡錦濤剛剛調到團中央；他們懂自然科學，對西方有所瞭解，知道專制制度 有必要改革。 如果胡還要在江的專權陰影下生活5年，心裡可能萌發改變制度的意識；正如鄧 小平看到毛澤東終生任職造成文革災難，在1982年將國家主席和國務院總理不能連 任兩次以上寫進憲法。 如果明年三月真的出現兩個權力中心，那麼重大危機發生時，就有可能造成災 難性的變化；比如台海發生問題，江要堅持打台灣，胡按照江的意思去做就要承擔 責任；決策正確可加強江的權力，後果不利則大大削弱胡的權力，甚至出現高層領 導的更替。初步看來江連任軍委主席的想法非常強烈，對他不好寄予希望；即使胡 擔任國家主席也擔任軍委主席，在初期他也不可能作出大的改變。中國的政治體制 改革，有三件標誌性的事可予衡量：一是對趙紫陽軟禁13年後是否繼續軟禁，二是 對「六四」死難者極其家屬丁子霖等的態度，三是對達賴喇嘛流亡43年後是否允許 回到西藏家園。當然，中共16大新領導鞏固權力後，中國改變不是不可能，還是存 在著從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可能性，不過只是可能性而已；作為可能性，還需要依靠 整個社會的變化，依靠私人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依靠人民力量的壯大，才可能出現 。 好，謝謝大家！（掌聲） 離民主化越來越遠的中共十六大 蘇紹智 文化大革命以後，痛定思痛，鄧小平正確地指出：中共建國以來最大的失誤是 沒有建立切實的民主制度。然而中共是照布爾什維克的建黨原則建立起來的，素來 堅持一黨專政、領袖獨裁，鄧小平自己又提出必須堅持以黨的領導為核心的四項基 本原則，加以中國兩千多年皇權專制主義的影響，故民主化的政治改革終鄧小平之 世未能推行。 於是人民寄希望於鄧後或能通過發展黨內民主的方式來推行政治改革。 但是，接下來的江澤民掌權的十三年，在政治體制改革或走向法治社會方面沒 有任何進展。最近舉行的中共十六次代表大會，在會前經江澤民多方運作，在會上 由江澤民主導一切，正像海外多家媒體所指出：大會成為江澤民的個人秀場。會後 ，江澤民仍抓住中共軍委主席不放，仍是實際上的權力核心。這一切說明中共離民 主化越來越遠。 關於「三個代表」思想之載入黨章 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之說，最初是作為對黨和黨員的工作要求的標準，本 來是具有積極意義的。後來把它拔高為「對黨的性質、宗旨和根本任務的新概括， 是對馬克思建黨學說的新發展」，還把這個思想具體化為允許私人企業家入黨的根 據。 這樣一個涉及黨的性質、宗旨和根本任務的重要問題，按照黨章的規定，是不 能由個人草率地做出決定的，更不能以黨的領導人個人的名義公開發表，應該經過 全黨的認真研究和討論，付諸表決。如有不同意見，還應進一步調查研究，充分交 換意見，再行表決。這是黨內起碼的民主程序。 但是江澤民在二000年三月提出「三個代表」思想之後，從未經過任何認真的政 治性、理論性的討論，更沒有在全黨按照黨章規定進行討論和表決，只由黨組織自 上而下地決定組織學習，表態擁護。中宣部控制的媒體和一些御用學者又大力宣傳 鼓吹，製造氣氛。後來甚至發展到由江澤民悍然提出：凡不贊成「三個代表」思想 者，不能進中央委員會，不能進地方領導班子。 在十六大上，對於這樣一個涉及黨的性質、宗旨的重要問題，理應提交代表會 大會討論、表決，做出決議。然而這一切都告闕如，反而由江澤民在自己的政治報 告中把「三個代表」思想拔高為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相提並論的 「強大的理論武器」和「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並稱之為「是我們黨的立黨之本、 執政之基，力量之源」。 現在，這種說法已經十六大通過，新一層的中央政治局在部署學習十六大精神 時更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十六大的靈魂」之說，適足以見代表大會之更加 淪為橡皮圖章和新領導層受江澤民控制的程度之深。黨的代表大會毫無民主可言。 關於新老交替的人事安排 十六大上新老交替的人事安排沒有真正的民主選舉，差額選舉被限制在極小的 範圍。更嚴重的是江澤民利用手中的權力和政治資源，拉幫結派，在會前會中多方 運作，以確保他十六大後仍有足夠的力量來維護其影響並保護其家族利益。 眾所周知，江澤民的親信曾慶紅、賈慶林、黃菊、李長春等在十六大前的選情 並不看好。曾慶紅原系政治局候補委員，當政治局委員謝非逝世後，理應由曾遞補 。但曾在十五屆五中會會和六中全會上都未獲通過。至於賈慶林、黃菊之政績不佳 ，不受人民歡迎，乃是人所共知的。特別是賈慶林與廈門遠華走私大案脫不了干係 ，至少應負重要責任，自是不爭的事實。 但是江澤民完全不顧民意和黨內慣例，在新班子即將成立前夕連續公佈賈慶林 、黃菊上調中央，賀國強、劉雲山公掌中組部、中宣部，造成既成事實以拉抬選情 。還為了要把時常發些不同調子的李瑞環排擠出政治局常委會而臨時製造出六十八 歲退出常委會的決定，全然不顧十五大時為逼通喬石而已經作出的七十歲退休的規 定了。至於擴大政治局常委人數至九人，當然是為了便於納入更多的心腹以掌控常 委會的大多數。 在上述一系列動作下，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會「選舉」的結果是：除胡錦濤乃 鄧小平代指定的接班人，溫家寶乃眾望所歸的總理人選，無法動搖外，其他七名常 委，除羅干原為李鵬親信外，全屬「江家班」。儘管曾慶紅和賈慶林在中央委員會 票選時得了最多的反對票----曾有八十五票反對，賈有六十五票反對。美國的《華 盛頓郵報》根據中國大陸的分析家的說法，指出曾慶紅獲最多的反對票是因為人家 怕他，賈慶林則是因為涉及中共最嚴重的走私案。 這個新的領導班子，其組成過程充分反映出中共黨內沒有切實的民主制度，又 因頗多成員不孚眾望，使中共喪失相當多的誠信力。美國《新聞週刊》(十一月二十 五日)在報導中共十六大時說：賈慶林變成黨內第四號人物，卻是政治債務最多的人 ，他之上台，令人懷疑中共反貪腐的決心。該刊並以「貪官上台，弄得民間笑不出 來」作為結論。 關於江澤民緊抓核心地位不退 江澤民在中共十六大上顯示了他處於權力的顛峰：既順利地將「三個找表」思 想寫進黨章，取得與毛、鄧並列的領袖地位，又在政治局常委會中使「江家班」占 據絕大多數，令整個權力中心處於他的控制之中。人們認為在這樣的「新老交替」 格局下，江澤民似乎應該放心地、滿意地「全退」了。這是歷史給他的一個機會， 他可以有幸成為共產黨內第一個在有生之年「主動地」退出權力核心的領導人，甚 至還可以為中共之結束領導職務終身制立下一點規矩。憑這一點，他可以青史留名 。 然而江澤民放棄了這一最後的機會。他師鄧小平故伎，繼續擔任中央軍委主席 職務。他權欲膨脹、戀棧不退的程度較之過往的一些獨裁者毫不遜色。他幾度逼退 同時代的其他領導人，前有七十歲的喬石，現有六十八歲的李瑞環，而自己卻留下 當七十六歲的太上皇！不僅如此，在十六大後新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排名時，江澤民 仍排名第一，在媒體上的照片仍形像最大。這有悖於中共總書記向來排名第一的慣 例。鄧小平生前實際上是中共的最高掌權者，但在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公開排名中一 直排在總書記之後的第二位，在胡耀邦、趙紫陽擔任總書記時是如此，到江澤民任 總書記時也是如此。這顯示鄧小平對中共體制和總書記地位的尊重，也顯示其個人 的胸襟廣闊。如今新任總書記不但排名第二，而且在為期一周的十大期間，沒有發 表一篇重要講話。而當胡錦濤終於講話時，幾乎只是重述江澤民的政治報告，甚至 言必稱「受江澤民同志的囑托」云云。令人恍如又見一個「兒皇帝」了，悲夫！ 江澤民這種霸佔核心地位的作風，在中共歷史上倒可以算得一個「突破」或「 創新」。毛澤東思想之被提出並作為黨的指導思想，是在中共七大由劉少奇的報告 提出來的。鄧小平理論之作為黨的指導思想，是在中共十五大由江澤民的報告提出 來的。而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思想之作為黨的指導思想，是由江澤民在十六大的 政治報告中自己提出來的。 江澤民的這類做法，不僅違背了中共的體制和慣例，也暴露了他個人強烈的權 力慾望和政治野心。起碼的民主已被踐踏無餘了。 中共連黨內的民主改革都不存在，那麼想通過黨內民主來推行政治改革當然也 沒有希望。中國的政治改革在看得見的未來是難以實現的。胡錦濤在論及十六大時 ，又循慣例稱之為「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這種虛偽的、不符合實際的頌辭 中國人民已經聽得太多，早已聽厭了。人們盼望的是：什麼時候能夠出現一個民主 的大會呢？ 中共十六大對中共製度化的影響 黎安友 1989年天安門危機後，許多中國問題專家和民主理論家(包括我本人在內)，都 期望共產黨制度將很快朝著更民主的方向發展。但是，威權的政黨--國家制度卻再 次穩住了陣腳。根據西方的政治科學理論，威權體制因為只有微弱的合法性，過於 倚重強力，決策過程過度集中和專權，以及個人性權力超越制度化的規則，所以， 它從本質上來說是很脆弱的。但是，這種威權的體制目前已經被證明是具有回彈性 和修復力的。 這種威權體制之所以具有彈性和修復力，原因之一是因為它有能力使得權力理 替程序化和制度。對任何威權體制來說，權力更替都是最艱難的挑戰之一，因為一 旦權力是個人性的，那麼一切會受其影響，幾乎沒有任何威權體制(包括共產主義、 法西斯主義、法團主義和個人獨裁諸種形式)能夠勉為其難來完成有序、平和、適時 和穩定的權力更替。相反，在權力更替之時往往是威權體制危機多發之秋。它們要 麼爆發在形式性的權力交接之前或之後，採用清洗、逮捕、派系鬥爭，有時甚至暴 力等諸種手法，為大規模的民眾介入政治程序或軍干政打開大門。 但是，當下中國的權力更替卻展現了制度化的許多特徵，這在威權制度史上不 同尋常的，也是中共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在中國現代史上，除了台灣近期民主選舉 的制度化以外，這次權力更替是一次最有序、最平和、最周密審慎、最守規則的權 力轉移。如果不出重大意外，這一進程持續到2003年3月並最終完成有序的更替。屆 時，胡錦濤將執掌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兩個要職，其它的國家領導職位將交給年輕 一代的領導人。 對照歷史來看，當下的權力轉移創造出了許多個「第一」，顯示出制度化的發 展趨勢。 第一，江澤民能在其位上生存下來，並能完成安排的任期。江的庇護人鄧小平 儘管在1992年曾萌發此想但並未免去江澤民的職務。另外，儘管江被招來坐上北京 的高位，凌駕於他的兩個競爭對手----李鵬和李瑞環----之上，並形成一種競爭關 系，但後兩位卻沒有試圖去取代江。同樣，當江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地位，妙施計 謀在1992年將楊尚昆和在1997年將喬石拉下馬之時，楊和喬都沒有試圖將江拉下馬 。 第二，當遊戲規則要求江澤民應該離職時，江並沒有戀棧。1997年，政治局達 成共識，產生了一個新的非正式規則，即高級領導人年滿70歲後不應繼續留任下一 任期。江當時是71歲，江作為一個特殊例外而留任，但他保證將在2002年退休。在 有關他的黨內職務方面，江履行了自己的承諾。我相信，江將在2003年3月也會履行 承諾，退出其所擔任的國家和軍隊的領導職務。 第三，江是中共黨史第一個沒有選擇自己接班人的領導人，毛澤東為自己選定 了幾個接班人(劉少奇、林彪和華國鋒)。鄧小平也這樣做了(他選擇了胡耀邦、趙紫 陽和江澤民)。作為對比，胡錦是由鄧小平在1992年以當時最年輕的政治局黨委而安 排接班的。在過去胡錦濤作為非正式的接班人的十年間，江澤民並沒有對胡的地位 有所挑戰。而且，下任總理溫家寶是由朱鎔基推薦的，繞過了江澤民所中意的總理 人選----吳邦國和李長春。 第四，退休的元老(1997年後包括萬里、喬石、宋平、劉華清等)，這一次並沒 有試圖干預權力的轉移，或事實上並試圖干預任何一項決策。三元老(鄧小平、陳雲 和李先念)干預決策的特權是在1987年政治局的一項秘密決議裡確立的。鄧小平擔任 中央軍委主席一職使得這一特權更加無可置疑。1997年，隨著三大老之中僅存的鄧 小平去世，喬石和其他幾位政治局黨委的退休，一個新的元老集團開始建立。但是 ，1987年通過的政治局秘密決議並未繼續適用於這一新的元老集團，而且他們也沒 有在中央軍委保留位置。這批新元老儘管也能收到文件，偶爾表達他們自己的一些 觀點，但他們並沒有參與政治局會議，或者行使任何決策權。這些慣例可能會在20 03年3月江澤民在退休後，將在幕後施加巨大影響力的說法。我相信，江將得到禮遇 和尊重，但不會有干預決策的權力。 第五，軍方在這次權力轉移過程中，並沒有施加影響。儘管軍方一些元老將領 積極表態希望江澤民繼續留任中央軍委主席，但他們的聲音並沒被理睬。除此之外 ，軍方將領並沒有在涉及權力轉移的其他問題上發表過任何意見。在軍委中，穿軍 裝的軍人的權力轉移與非軍方的權力轉移相一致，即與江澤民關係密切，並且年齡 在70歲以上的傅全有和於永波都在十六大上退休，而且被更年輕一代的軍官取代。 這次十六大還沒循了1997年形成的慣例，即沒有任何一名軍人被選為政治局常委。 黨中央內的軍人代表只在政治局佔有一席之地。 第六，新政治局委員的選擇安排是在舊政治局一致同意下進行的。當然，挑選 的過程是由資深的成員主導，而且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試圖、並成功地將自己的親 信安插進新的班子。但是，這些派系利益的考慮都是在滿足了高層領導人須有共識 的條件下進行的。沒有一個高層領導(包括江澤民、李鵬和朱鎔基)，能夠強大到迫 使對方違背意願接受某個候選人。 第七，與過去的幾代領導人相比，在第四代領導興起的過程中，英才政治發揮 了較大的作用，而派系政治的作用則相對較小。這一發展可追溯到1980年鄧小平向 黨的高級幹部提出的領導幹部的「四化」要求，即發現和培養年齡在40歲左右、具 備「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的幹部。因此，在1982年，胡錦濤被當時 他所在的甘肅省委第一書記連提幾級，溫家寶也成了甘肅地質局的副局長，今日新 的政治局中的成員大致與胡、溫的經歷相同。 如今，九位政治局常委中有五人早在1982年時，就已經是中央委員會的候補委 員。這表明了中共權力接班過程的深思熟慮和規範化。這樣，政治局常委的選擇范 圍就可縮小，集中在經歷了二十年的優勝劣汰而生存下來的候選人中進行，由此成 功地限制了派系鬥爭在2000-2002年可施展的空間。而江澤民之所以能夠舉薦黃菊和 賈慶林、李鵬可以舉薦羅干、朱鎔基能舉薦溫家寶，也完全是因為在過去二十年來 他們在具有挑戰性的技術和行政崗位上表現出個人政績，而不是因為象徵性的擺設 (如毛澤東提拔陳永貴)，或意識形態上的正宗(如毛澤東提升四人幫)。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從來沒有任何一次權力交替能夠像這一次，權力從 上一代向下一代移交的各項安排能夠預先敲定下來，結果如此明晰化。這次較少的 派別色彩和較多的正常程序所產生的結果是一個有能力的領導集團：他們有較高的 士氣，在代表黨內各派別力量和各種意識形態傾向上達成了政治平衡，而且領導層 內也缺少一兩個強勢人物，並由此受到結構性地限制，從而建立了集體決策的機制 ，而且因為所有政治局常委都經進了類似的提升過程達到高層，在他們看來這一過 程也是相當公平的，這一領導班子也求得了最大程度的相互平等和尊重。 儘管這次權力轉移能否成功未來的樣板依然是未知數，但只要現階段的權力交 替能遵循業已確立的一系列規則(事實上現在正是如此！)，這種可能性是在看漲。 其實這些規則已得到了精英們的支持(例如70歲退休的規則)，有著深遠的歷史基礎 (如英才統治的提拔機制)，而且還在派系平衡的非正式政治結構中得到了結構性的 強化。 中國威權體制具有的回彈和修復能力有著複雜的理論意義。就極權體制是否能 夠適應現代性的問題，西方社會科學家已展開李長期的爭論。對此，目前中國案例 對這一理論論爭著雙重涵義。一方面，為了適應和生存，該政府不得不採納許多經 由帕森斯提出並由其他許多學者詳述的措施：威權體制不得不放棄烏托邦的意識形 態和魅力型的領導方式，強化一個技術精英型的領導集團，引入官僚體系的規範化 、複雜化和專業化，減少對私人言論和行動的控制。用學者理查德.羅溫紹的話來說 ，這是「從空想到發展。」 在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已經有能力作出這麼多事情，卻並未引發民主轉型。 雖然這種民主化轉型也許會存在於未來的某處，但過去十三年的經歷表明，這不是 不可避免的。在如此情形下其它國家或早已經發生民主轉型，但中國卻是從極權體 制轉型到了典型的威權體制，而且至少從表面上看來，這一體制是穩定的。由此它 提出了一個令人憂慮的可能性，那就是，即使在先進的現代化和全球經濟一體化的 條件下，威權體制也許是一種可行的體制形式。如果這是事實的話，這對那些關心 人權和民主的人們，則提出了一個新的挑戰。*此篇短文的詳細英文全文將在Journ al of Democracy的2003年第一期上發表。 *此中文譯稿未經作者審閱，請讀者以英文原稿為準。任何需要發表此文的媒體 ，必須得到作者本人的許可。 第二部分 中共十六大後中國社會經濟 主持人引言 洪朝輝 現在西方對中國學研究出現很多「哥德巴赫猜想」，就是說中國出現的很多事 實無法用現有理論解釋；最好的例子是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很多專家預言中共不 久會垮台，民主將在中國出現，而現在13年就這樣過去了。解釋中國困惑的學派很 多，如用金錢換穩定，用腐敗換穩定，又如使用政治精英、經濟精英、知識精英來 穩定等等；然而更重要的是發現事實產生的原因，中共16大給我們提供了新的研究 機會，下面歡迎四位學者的演講！（掌聲） 火山口上的穩定 何清蓮 我剛從日本訪問回來，有很大的感慨，就是日本對中國看好，認同中國是非常 有吸引力的大市場。根據我到海外一年多的經驗，發覺人們對中國有多種不同的看 法。一是生活在中國的學者和中國人，與國際學者看法不一樣；二是國內參與分享 利益的人，與不能參與分享利益的人看法不一樣；三是國外和國內有項目合作的人 ，與沒有項目合作的人看法不一樣。大概是坐在什麼位置說什麼話罷，或許可以借 用「什麼階級說什麼話」。最近恰好日本產經新聞雜誌採訪，要我回答幾個問題， 我也就作了回應。 第一是關於GDP，現在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是中國，每年保持7－8％的增幅， 是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缺乏的，所以一片叫好。我回應說，請注意中國官方每年 都要到人大政協兩會回答統計數字有沒有造假的問題，還到國際記者招待會解釋沒 有摻水內幕，那就至少說明統計是有問題；從1998年至今，每年兩會期間受到處理 的造假會計事務所有一萬多家，至於官員造假見聞就多了。新疆一位官員說，有個 下級年年上報增加綠化面積，四年後綠化面積居然遠遠超過實有土地面積（笑聲） ；還有湖北天門縣的造假眾所周知，而如此廣泛的微觀層面上的造假，就決定了中 國宏觀統計數字不可能真實。就算按照官方統計的說法，經濟增加1％可以增加100 萬個就業機會，8％每年可以提供800萬個就業機會，20年可以提供多少就業機會？ 可是經濟大幅增長，又出現大量人員下崗失業，現在又出現知識性勞力過剩，大學 畢業連續四年出現就業困難。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教授分析 ，近年中國農業經濟沒有多少增長，除了沿海兩個三角洲外，其餘地區有增幅也較 低；就是說如果要維持總體7－8％的增長率，上海等大城市必須有40％以上的增長 率，而這在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第二是外貿年年增長，說明中國產品很有競爭力。我回應說，中國出口產品歷 來是低品位構成，如服裝、玩具、電子等，市價很低；近兩年增加的機電產品，其 主要部件也不是中國生產的，外資企業通常提高其進口價格而壓低出口價格。另外 中國的勞動力非常低廉，沒有醫療、工傷、養老保險，僅僅能夠維持當時的生存； 還有外資企業享有很多免稅待遇，其負擔只有國有企業的1/26，中國出口實際上沒 有得到太多的實惠。 第三是中國近年引進外資不斷增長。我回應說，中國的資本外逃率也在不斷增 長，1997年以後引進外資與外逃資本基本持平，在360億－380億美元左右；到2001 年引進外資407億美元，外逃資本是480億美元，造成國內建設資金失血。資本外逃 的主體是貪官污吏，他們利用權力竊奪國有資產；他們把中國當作破船，用貪污的 鈔票為家族逃往海外作安排。 第四是中國情勢穩定，一直強調穩定壓倒一切。我回應說，中國報紙越強調什 麼就說明越缺少什麼，越不穩定就越強調穩定壓倒一切；正如深圳老強調它不是文 化沙漠，而北京根本不用強調它是文化中心。中共從九十年代起就以穩定壓倒一切 控制言論，同時積極換取精英聯盟的支持。中共16大的「三個代表」的提出，是為 了克服一個憲法障礙，中國憲法開宗明義說國家政權「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 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而工人農民在改革開放中已面臨邊緣化，許多人 失業並淪落為社會底層，共產黨需要尋找新的統治基礎。提出「三個代表」就是為 了適應這個需要，政治精英以讓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參與分享利益的方式，來建立 一種新的精英聯盟；其實後兩者在精英聯盟中處於弱勢地位，只能在人大政協分到 一些席位，根本沒有政治決策參與權。中國的穩定基礎和持續發展的條件，如生態 環境、倫理道德等等，基本都已經被破壞；而靠政治暴力維持穩定的時間越長，中 國付出的代價越大。 今天就談到這裡，謝謝大家！（掌聲） 目前中國黑社會的現狀和影響 夏 明 中國的轉型在20年中取得兩大成就，經濟上出現市場化，政治上逐漸走向自由 化；中共主要的失誤或失敗，在於用暴力鎮壓市民社會的成長，如89民運、法輪功 、地下教會等，而無法對付黑社會的出現。現在中共面對來自兩方面的挑戰，就是 市民社會提倡的民主化，及黑社會導致的黑社會化。中共對兩者採取的打壓政策存 在著微妙的差異。第一，民主運動是對中共政權的威脅，對一黨專政的直接挑戰， 而黑社會是對基層生活的影響，是社會治安問題，所以大量資源用來對付民主運動 ，較少用以對付黑社會。第二，民主運動和黑社會對公眾的行為也有差異，民主運 動是為大家的，必然是集體行動，是很困難的，而黑社會是為小集團利益，行動更 有效，驅動較容易。今天的中國政府，已經不是傳統的斯大林模式，中共內部已經 喪失自我控制能力；而現代社會的法治原則和民主原則並沒有確立起來，致使市民 社會對政府的影響往往比不上黑社會。現在中共政權、黑社會、市民社會開始形成 危險的百幕大三角，可怕的前景是上有貪污腐化的政府，下有氾濫成災的黑社會， 而市民社會缺乏發展和支持。 據中國公安部門統計，1986年到1994年，被破獲的犯罪團伙從3萬增加到20萬， 成員從11·4萬增加到90萬；而破獲的犯罪人數，往往是實際犯罪人數的20－30％， 可見目前黑社會成員至少有幾百萬，已遠遠超過美國的150萬。去年破獲的浙江溫嶺 黑邦有固定成員59人，涉案人員151人，註冊成立50家企業，其中12家在香港、上海 、杭州等地，註冊資金高達5·28億元，號稱年產值40億元；它造成經濟損失3億元 ，有67名國家幹部牽涉入獄，包括市長、市委副書記、副市長、公安局長、財政局 長、銀行行長等。2000年搗毀的廣西北海一個黑邦，有成員76人，把三任公安局長 、政委、副局長、治安大隊長變為保護傘導致全被槍斃。2001年宣判的一個山東黑 邦，有成員92人，徐姓頭目是集團公司總經理，下控4個註冊公司，資金2050萬元， 自稱家產7000萬元。遼寧瀋陽劉永黑邦案的影響頗大，他控制26個公司，有2500多 僱員，資產自稱達7億元，買通官員包括瀋陽這個副省級市的市長、常務副市長、中 級法院院長、市政協副主席、區財政局長、勞動局長、公安局探長。福建廈門震動 國際的賴昌新遠華走私案，按其有組織犯罪的運作方式可歸類黑社會，走私物品53 0億元，偷逃稅款300億元，涉案被槍斃的20餘人，牽涉廳局級以上幹部20多名，包 括公安部副部長李紀周因此受審。中國官方從2000年12月到2001年2月，兩個掃黑月 內集中破獲黑邦的數目驚人，其中四川901個，浙江556個，安徽913個，廣西887個 ，可見黑社會發展的現狀。中國官方雜誌《□望》承認，黑社會已成為中國社會一 大毒瘤。中國黑社會的發展由點到線，由線到面，控制黑世界，操縱白世界－－毒 品，滲透紅色政權。 中國政府認為，可以不用發展市民社會就能夠靠鎮壓消滅黑社會，實際上根本 不可能辦到；西方有人認為，中國政府只要把權力放下去，市民社會就會成長引向 民主化，其實在現況下黑社會反而有可能利用下放的權力。因此中國在實現民主轉 型的過程中，國家能力必須得到保護，尤其是司法、執法能力；應當象美國那樣制 定全國性「反黑法」，在全國範圍設立反黑組織和機構；對市民社會減壓，解脫正 常市民結社，讓市民社會可監督黑社會，政府也可集中資源打擊黑社會，目前法輪 功、地下教會轉屬秘密社會有利於黑社會；建立公正合理的教育、就業、救助政策 ，黑社會產生和成長的溫床就在下層階級；更重要的是消除官員的貪污腐敗，否則 黑社會的氾濫定能找到機會。 好，再會，謝謝！（掌聲） 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 李少民 從人治到法治的轉型： 大家到北京長安街，都會看到紅綠燈，還會看到下面的警察；紅綠燈就是法治 ，警察就是人治。按照紅綠燈，還是聽從警察指揮？你問誰都說，當然是聽從警察 指揮啦！這就是中國，這就是人治。 所謂監督大約有三種：一是自己監管自己，如私人自由產權；二是兩人互相監 管，如商業上的做生意；三是多人分權監管，如政治上的三權分立，立法、執法、 司法分開互相制衡，處於穩定狀態。政治上要獨裁者自己監督自己，必須有足夠的 動力，實際上就是要容許貪污；中共獨裁政權要改革開放，官員必須有利益才會好 好改，所以貪污是必然的。現實中獨裁者貪污比不貪污好得多，毛澤東就是典型的 不貪污獨裁者，當時極少貪污；但其管理搞得一塌糊塗，沒有貪污大家窮得更厲害 。 監督有公開監督和私下監督。在法治社會信息是公開的，文件契約是大家能看 懂的，立法機構是非政治化的，執法是公平的；而人治社會是私下監督，沒有可靠 的信息作出決策，靠關係不靠法律公開解決，缺乏公平執法。法治社會的建立需要 投資許多人力物力，建立法律基礎設施如立法、執法、司法等等；但建成制度之後 ，不管執行一份、一百萬份、一億份合約的可變性就很小，其巨大成本被社會穩定 發展所分擔。 反觀人治社會不需要法律，有錢就可以做生意，有事就用錢找公檢法熟人關係 擺平，繞過巨大的社會投資；東方人治社會的經濟起飛要點就是，跟熟人老鄉做生 意，不得已才跟生人做生意，社會投資成本很低。但是當生意做大經濟往國際發展 ，舊關係就不夠，新關係的發展時間長成本貴，如要長期打高爾夫球等，這時人治 社會的競爭力就比不上法治社會，法治社會就平均成本來說很低，於是社會要轉型 ；中國目前恰恰面臨這種轉型，其風險在於法律訂得很好，可是沒法執法，其實中 國人並不偏愛講關係，實在是不得已，於是才造就了相關文化。極權政府跟黑邦沒 有區別，與其你收錢不如我收錢，比誰收得更合理（笑聲）；政府和黑邦有沒有區 別，還要看誰更有信用，好的黑邦是很有信用的（笑聲）。有個朋友在俄國做生意 ，一去黑邦就讓交錢，才一會兒又來一夥黑邦讓交錢，第一個黑邦打個電話過來哇 啦哇啦一說，第二黑邦說聲對不起就走了；那第一個黑邦的錢就沒交錯，是有信用 的黑邦，實際功能跟政府差不多（笑聲，些微掌聲）。 中國社會從人治向法治的轉型確實是很痛苦，當初拉關係為長期生意，開放就 要甩掉關係走市場道路；人治關係和市場經濟的衝突，及是否公平和有效率的執法 ，是沒有公開資料的。在中國那共產黨就是大黑邦，中文黨字原來的繁體寫法就是 上「尚」下「黑」整個就是「尚黑」（笑聲）；英文的黨字是PARTY，那是美國的共 和黨民主黨，沒有黨員制也不用開除人，大家在一起PARTY（笑聲）。其實中國共產 黨的黨字的英文應當翻譯成GANGS就是黑邦（大笑聲，有人使勁鼓掌）！ 我就講這些，謝謝大家！（掌聲） 社會兩極分化 潛在金融危機與中國前景 程曉農 應該說中共16大有三種，有中國官方的，有海外媒體報導的，有國內老百姓眼 中的。一個剛從大陸回來的美國學者談到，上海人說16大跟我們沒關係，那是北京 人搞的（笑聲）；北京人說16大跟我們沒關係，那是上海人搞的（笑聲）；誰也弄 不清在他們心中是誰的16大！ 關於中共16大後威權體制的生存，可以從政治運作本身來分析，如分析胡錦濤 和曾慶紅之間的關係；然而威權體制還需要其他資源來生存，還要看其生活的經濟 社會環境，否則無論是胡還是曾都可能「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中國社會在中共16 大前幾年的巨大變化是兩極分化，雖然腐化產生的權貴不到人口的1％，而處於中下 階層的工人農民佔人口的80％以上；政府在此期間的社會經濟政策是「棄農」和「 棄工」，基本上放棄對農民利益的照顧，也放棄對國企工人利益的照顧。1980年代 許多政策是為改善農民生活制定的，確使農民生活獲得大幅改善；而今天農民光種 地已不能維生，種地成本大於收入，產品已超過國際價格不能再漲，各級攤派也超 出承受能力；湖北省的鄉幹部李昌平的書《我向總理說實話》，提到農民不堪非法 攤派的情況，有老農跪著哭訴自己活著成了兒女負擔。1960年代社會地位比較穩定 的是國企工人，享有鐵飯碗、醫療保險，子女通過單位學校上學，長大還有工作安 排；而現在許多工人在市場化的理由下，失去工作、福利、養老金，而沒有其他社 會保障代替。就是說政府政策與兩極分化有很大關係，在權貴們把金錢集中到自己 口袋時，只能通過撤回給農民工人的利益以保持局面；政府為短期內滿足權貴精英 掠奪財富的願望，而剝奪80％農民工人的收入增長及社會福利的基本條件，帶來許 多不良後果。從經濟學的觀點看來，沒有任何國家會經濟不斷增長而物價不斷下降 ，而中國恰恰是經濟每年增長8％而物價年年下降，顯示存在經濟蕭條；實際上由於 經濟蕭條，企業開工不足，財政收入更少，政府反而更沒有錢。 更糟糕的是社會兩極分化下的財富分配，對經濟發展極度不利；權貴們深知大 量金錢來路不正，不敢進行經濟投資，於是很多設法將資金轉到海外藏匿或資助子 女到海外讀書。比如在紐約對面的新澤西州的波特利區，有不少用現金購買百萬豪 宅的大陸幹部，開著高級奔馳車、不會英文、不用工作；他們收斂的錢，就是國內 老百姓缺乏收入、財源短缺、經濟蕭條的原因。權貴富人不投資，窮人又沒有錢花 ，所以經濟無法復甦；原來大家還期待政府三、四年前的承諾，即暫時的調整期後 經濟還會繁榮，現在顯然看見經濟蕭條會持續下去了。中國政府為了維持經濟成長 ，用老百姓的銀行存款投資大量基礎設施項目，而在此過程中很多資金又漏走；有 人發現青島新建一批豪華別墅，已經賣掉而晚上燈盞漆黑沒人住，經調查知道是西 部幹部偷用地區開發資金買的。有國內學者作過計算，中國到2001年負債12萬億元 ，包括政府承諾要付而尚未付的退休金養老金6萬億元；而潛在資產只有9萬億元， 包括地下未開發的礦藏和天上可賣的無線電頻道，從宏觀經濟學角度來說，國家已 經破產。 看來兩極分化和金融狀況惡化幾乎是同步發生的，跟政府的施政有直接的關係 。朱熔基知道農民很難承擔養幹部的攤派，在安徽試行過減輕農民負擔的改革，三 個月後農村幹部想出了對付辦法；好傢伙，攤派是減了，教育不辦了，減的是本來 辦中小學的錢，改為向中央要錢養學校，後來就只好恢復原狀。這個例子說明，新 任中共16大領導不管是誰，都必須面臨6000萬黨員的龐大體系；綜觀16大的報告， 沒有提到剛才說過的現實問題，即上屆領導遺留的危機。中國潛在的危機可能造成 不穩定，也可能促成體制的改變；中國的改革都是在危機的壓力下推進的，過去的 農村及城市改革也差不多。相信如有政治改革，不會在繁榮祥和的形勢下發生；沒 有足夠的危機壓力，中國的政治改革不可能大幅度推進。政治改革會導致不穩定， 其導致現狀變化是當然的，不過是短期的；而不改革也會導致不穩定，而且是長期 性的、難以彌補的。對中共而言，或許主動的政治改革才能減少維持現狀造成的危 機。 就講這些，謝謝大家！（掌聲） （以上根據錄音整理，未經演講者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