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疑《世治藏於國》 （安徽）沉良慶 2001年11月號《書屋》刊載徐雁《世治藏於國──五十年代初私家藏書捐贈實 錄》一文，為當年的文化掠奪政策唱讚歌，讀後如鯁在喉，不吐不快。 治史需要在資料搜集整理考證上下工夫，更需要直面真實的勇氣和人文關懷的 精神，否則，充其量是剪刀加漿糊的功夫，倘私心自用，還能像魏收那樣寫出穢史 。吾國史家雖不乏「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王安石《答韶州張殿承書》）者， 更多春秋筆法為尊者隱賢者隱的傳統，褒所不當褒，貶所不當貶。與「怎麼寫」配 套的，是「寫不寫」的問題：有些有價值的人物和事件被有意忽略，導致歷史失憶 ；有些沒有價值的人物和事件被大書特書，導致垃圾充斥；最終導致「善既不盡傳 ，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同上王安石語）太史公能夠寫出千古傳唱的《史記》， 恐怕與其敢言人所不敢言，為李陵辯護的精神分不開。他的因言賈禍，亦足以讓本 來就缺乏獨立人格的「士」們噤口。但噤口也比睜眼說瞎話強。中國歷史上瞽史的 存在，大約就是為了防止有人睜眼說瞎話：少一點明眼人的外向聰明，多一點口沒 遮攔的內向反省。 餘生也晚，且愚，五十年代的域中是否治世，如果是，又是什麼樣的治世，毋 需置喙。私家圖書典籍之「藏於國」，大約也是事實。但這些圖書典籍是怎樣「藏 於國」的，「這種化私為公的義舉」（徐雁語）是否能達成保護圖書、傳承文化的 效果，卻很令人懷疑。 徐文開篇就說「在中國藏書史上，將自己或祖上珍藏的書籍損贈國庫或近代公 立圖書館的事跡，可謂不絕於書」的「優良傳統」。我不否認在古代有些藏家會主 動將圖書典籍捐獻給官府，但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 皇權時代，公權與私權的界限十分模糊，既有「楚弓楚得」藏富於民的開明君主， 更多橫徵暴斂的無道昏君，「獻」寶也好，「獻」書也好，其中怕也有不少難言的 苦衷。有的獻是為了套近乎，有的獻則是為了遠禍。秦始皇為了愚弄黔首，設挾書 之法，禁止民間藏書，漢朝直至孝惠帝之世，才廢除挾書之律，在此期間，私家藏 書可不是鬧著玩的。漢武帝鑒於祖上因缺乏典籍，「法度無所因襲」，下詔曰：「 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憫焉。」乃建藏書之策。上有所好，下面自然廣開獻書 之路。遑論戰亂時那些手握兵符的人（當然是讀過書的雅盜）乾脆殺人越貨，將圖 書據為己有。這等劣跡，史冊就不會記載了。顧頡剛先生說：歷代修史，都要從皇 家的《實錄》和《聖訓》中抄錄史料，「所謂《實錄》，不會把皇帝的一切真事， 都記下來。」如順治母親改嫁多爾袞，不合當時倫理規範，《實錄》就不記載。且 吾國史書多為官修，非官修史書也基本為官僚士大夫，如歐陽修撰《五代史》，隋 朝更嚴禁私家修史。（參見顧頡剛口述何啟君整理《中國史學入門》）對此，只能 說「盡信書不如無書」了。那些主動「獻」書的，是否一定博得個「你不錯」的誇 獎，也未敢必，那個獻和氏璧的聰明人就獻得鮮血淋漓。 據徐文介紹，周叔弢於1949年6月率先將一冊孤本宋版《經典釋文》捐獻國庫， 「楷模群倫，為隨後私人藏書的捐獻熱潮之先聲。」相信周公此舉出自愛國熱情， 也相信「百川歸流式的捐出熱潮，還要數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的五十年代初期 」，並且「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國各地藏書家向中央和地方政府捐 書之舉，一直不絕如縷。」值得注意的是，在經濟領域，五十年代農村合作化運動 和城市工商業資本社會主義改造，也是敲鑼打鼓歡天喜地進行的，期間多少血淚， 不說也罷。在「黨天下」的理想國，老百姓種點自留地擺個攤都要作為資本主義尾 巴被割除，私人藏書要獨善其身，不亦難乎？政府對文物圖書也是有一套政策的， 有心的讀者不凡查閱當年的法規文件，其中就包括捐獻低價收購和直接收歸國有等 手段。如對公民個人發現的無主文物，有些國家規定誰發現歸誰擁有，我國則為國 家所有；對私人文物，不允許民間買賣，更不允許倒賣境外，只能捐獻或者低價賣 給國家，80年代後政策才有所變化。從徐文引用的資料亦可看出端倪。如周叔弢首 家捐獻圖書，時任華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即予褒獎狀：「化私藏為公有，裨益人 民，殊堪嘉許，特予褒獎，以資表揚。」1950年9月18日，文化部文物局長鄭振鐸在 起草《一年來「文物工作」綱要》時寫道：「由於人民對中央人民政府的愛戴與信 賴，一年來將其私人所藏文物圖書捐獻出來的很多……實為從來未有之舉。」1951 年1月，文化部文物局在《一年來文物工作概況》中指出：「接受了不少人民的捐獻 ，並收購了不少重要的文物圖書。」在這樣的獎勵制度下，藏書者再不湧泉相報， 豈非不願「化私藏為公有，裨益人民」，對人民政府缺乏「愛戴與信賴」，有自絕 於人民之嫌。遺憾的是這類「化私藏為公有，裨益人民」的善舉有一個逐漸覺悟的 過程。文中提到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先後「接收」前政府機構社會團體的 圖書，上海市文化局「接管」私立上海兒童圖書館和英國傳教士創辦的亞洲文會北 中國支會圖書館，更是赤裸裸的搶劫，不說也罷。 在產權物權明晰，私有財產得到有效保護的前提下，將私家文物圖書捐獻給公 立或者私立博物館圖書館，以便為公眾提供文化服務，不吝善舉。遺憾的是，進入 80年代後，再也看不到這類大規模捐獻熱潮，是民眾愛國熱情降低了，還是失去某 種壓力，抑或民間文化資源枯竭，相信讀者自有高見。徐文說直到「文化大革命」 爆發前的捐獻義舉，「既為中國私家藏書史譜寫了最後一篇可歌可泣的篇章，事實 上又規避了後來『破四舊』和『文革』對我國私家藏書的滅頂浩劫，值得人們大書 特書。」真是匪夷所思。這不是哪壺不開提哪壺嘛！「破四舊」和「文革」均是有 組織有領導的運動群眾，究系誰之過？以此反證「捐」之可歌可泣，毋寧反證「捐 」之無奈。好比有人要你「捐獻」財物，然後放火燒燬你的宅子，再對你說：你看 ，幸好把財物捐獻給我，否則，燒了多可惜。你還得倒過來感激他。咄咄怪事！ 古今中外真正有能力禁書焚書坑「儒」的是以官家為主的有組織力量而非孤立 的個人，圖書典籍藏於國也未必能保證它們不遭遇灰飛煙滅的厄運，所謂「成也蕭 何，敗也蕭何。」 藏於民往往能使圖書典籍免遭全軍覆沒，為文化傳承保存血脈。 《南唐書·魯崇范傳》中「世亂藏於家，世治藏於國」的說法，不僅客觀反應了皇 權對文化資源的壟斷和掠奪，以至圖書典籍只有在皇權崩解之際才流入民間，也說 明瞭在遇到亂世時，「藏於家」是保存圖書典籍的良好渠道。 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國家後，為了強化文化專制，接受李 斯的建議，獨任法術，「焚滅文章，以愚黔首」。公元前213年，在咸陽率先縱起焚 書的烈火，這樣的烈火在全國各地燃燒了約一個月，除醫藥、農學、卜筮以外的古 典文獻，全部變成黑灰。第二年，秦始皇又採納法家門徒諸御史的主張，對那些「 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甚至膽敢在御前會議上公然批評現行制度的儒生大開殺戒 ，460人被活埋，700餘人被屠殺，其餘的被流放到邊遠地區。這就是歷史上慘烈的 「焚書坑儒」。在此之前，秦王朝曾經從六國宮廷和民間搜集了幾乎全部的古典文 獻（其中大約也有捐獻的罷），設立了一個大規模的皇家圖書館。屠滅中國文化主 犯秦始皇並未焚滅已成為自己囊中之物的皇家圖書館典籍，只是打入冷宮塵封起來 ，也未來得及焚盡天下書，坑盡天下儒，他死後不久秦王朝就忽喇喇似大廈傾。「 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碩果僅存的珍藏在皇家圖書館的圖書最 終毀於項羽之手。對此，先入關的劉邦也難辭其咎。他和手下的武夫們只知「爭走 金帛財物之府分之」，僅有蕭何不愛珍寶、美人，「獨先入收秦丞相御使律令圖書 藏之」，蕭何搶救的也只是對劉邦打天下坐江山直接有用的地理、戶口、田賦冊籍 。「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俱知天下厄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 所疾苦者，以何俱得秦圖書也。」把文化事業興亡繼絕的希望寄托在劉邦那樣為了 證明自己君權神授不惜出賣老娘貞操，敢往儒生帽子裡撒尿的無賴兒身上，確實勉 為其難。以至漢初「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不幸中之萬幸，儘管從秦始 皇三十四年至漢惠帝四年長達三十三年期間有挾書之禁，還是有人冒著殺頭危險保 存了部分散落民間的圖書。從除挾書之律到漢武帝初年，隱逸民間的學者們花了半 個世紀時間，從秦火餘燼中刨剔出未燒盡的殘簡，從民間搜集一些殘篇，再根據自 己的記憶，逐漸將古典文獻整理出來，是為今文經。「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 傳說。」「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 九，《書》十六篇」，由孔丘後人孔安國獻給皇家，後來劉歆根據這些文獻整理出 古文經。（參見《史記·蕭相國世家》《漢書·藝文志：劉歆傳》顧頡剛《古史辯 》第五冊） 世界文明史上亦有類似情況。亞里山大在征服埃及後建立的城市亞里山大裡亞 一直是希臘文化的避難所。他死後，亞里士多德的另一位學生托勒密將首都設在亞 裡山大裡亞，以政府力量扶助學術事業，成就了亞里山大裡亞時代輝煌的希臘化文 化。托勒密王朝對文明發展的最大貢獻是建成當時世界第一的學院繆塞昂，而繆塞 昂最值得驕傲的是擁有當時世界第一的圖書館，藏書達70萬卷之多，成為古典學術 的象徵。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書都是政府出重金請人一本一本抄出來，而非通過戰 爭擄掠或向民間搜刮。政府頂多命令停泊亞里山大港的船隻交出所攜圖書供檢查， 發現圖書館沒有的書，就馬上抄錄，留下原件，將複製品奉還原主，多少反映了法 律文化對所有權的尊重。遺憾的是，羅馬帝國的戰火基督教徒和伊斯蘭教徒狂熱的 宗教熱情，不斷洗劫亞里山大裡亞。公元前47年羅馬將軍凱撒縱火焚燒埃及艦隊， 殃及亞里山大圖書館，70萬卷圖書付之一炬。好在一些該館容納不下的圖書存放在 塞拉皮斯神廟，倖免於難。後來羅馬將軍安東尼又將帕加蒙國王存放在羅馬的私人 藏書送給埃及女法老克婁巴特娜，亞里山大裡亞保有的圖書依然可觀。公元392年， 亞里山大裡亞圖書蒙受第二次劫難。當時基督教成為羅馬國教，埃及納入羅馬版圖 ，希臘學術被視為異端，羅馬皇帝狄奧多修下令拆毀希臘神廟，德奧菲羅斯主教為 首的基督教徒縱火焚燒塞拉皮斯神廟，，大約30多萬件手稿被毀。公元640年，回教 徒攻佔亞里山大城，奧馬爾下令收繳全城所有圖書予以焚燬。該事件和公元529年東 羅馬帝國皇帝查士丁尼下令封閉包括柏拉圖學園在內的全部雅典學校，標誌古典文 化終結，歐洲進入黑暗的中世紀。幸虧有些阿拉伯人悄悄把那些從亞里山大裡亞的 餘燼中撥拉出來的知識彙集起來，用新的語言加以解釋和保存，為後來的文藝復興 和科技進步保存了一絲血脈。數學史上一則案例說明了「藏於家」對保護典籍的積 極作用。希臘數學幾乎等同於幾何學，直到希臘化文化晚期，才出現一位偉大的代 數學家刁番都，其六卷本《數論》得以流傳至今，就是在1453年土耳其人洗劫君士 坦丁堡時，一位逃往西方的拜占廷學者帶出一本該書的希臘文殘本。十七世紀法國 「業餘數學家之王」費爾馬就是在刁番都《數論》的基礎上造就數學寶庫中極具傳 奇色彩的「費爾馬最後的定理」。（參見吳國盛《科學的歷程》） 至於法西斯時代的德國意大利和吾國「文化大革命」官府對圖書典籍的焚燬禁 錮，聞見者尚在，不必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