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的行動抉擇

──2002年的網絡公開信與簽名浪潮


(四川)王怡
    

    一
    
    有些事情是我們可以做到的，「活在真實之中」（哈維爾）的些微行動，即是
存在的意義。比如拒絕參加虛假的區（縣）人大代表的選舉投票。這需要我們拋開
的東西實在太少。我在最近前往鄉村調查一次基層選舉之前，就拒絕參加了學校組
織的人大換屆選舉投票。不是說「我沒有空」，無須如此托詞。我只直白的說，我
不願意。我所在學校的候選人投票中無人過半，又組織重選。學生同事頗有怨言。
我對他們說：拒不參加不就行了，會處份你嗎，會扣你獎金嗎，會影響你畢業、就
業或陞遷嗎？拒絕需要理由嗎，不需要嗎？如果不需要就讓它選不出來，讓它尷尬
，讓它下不了台去。讓它被迫提高成本、被迫放開管制而乞求於人。到底是怎麼樣
的恐懼和顧慮，怎麼樣的對於極權者的順從的慣性，會使得在如此一件幾乎無須個
人付出代價的小事上，卻讓大多數人選擇了順從，選擇了規規矩矩跑來投一張胡亂
的選票，儘管連候選人是男是女是死是活也並不能確定？在一個意識形態控制已開
始分崩瓦解的後極權時代，仍然心甘情願的充當參選率小數點後面一個遙遠的零余
。讓當道者在每年開列出人權白皮書的時候拿出來做呈堂的證供。    
    我們往往並非出自實在的恐懼，而僅僅出於恐懼的慣性，一如既往的在各種些
微的事情上選擇不行動，選擇沉默。選擇在虛假中生活。在中國文化的觀念裡，「
獨善其身」作為一種托詞的影響遠遠超過了「知行合一」的說服力。履踐的精神成
為知識分子的一種奢侈。「獨善其身」實是一種極其有害的思想，因為「善」歸根
到底是    
        
    一個政治哲學或政治倫理的概念，善指向一種公共性，是不可能獨自保全的。
而在中國文化深受道家思想沉浸的對於個體性的認識上，「善」被抽空了公共性，
而當作個人自足的修為。換言之就是善與政治無關。有人將魏晉風度和嵇康這樣獨
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的人物當作自由主義精神在個性張揚上的遺產。這是極大的誤解
。這種誤解也部份的導致了知識分子對於公共領域的疏離。在中國傳統的人文價值
系統中，這種疏離受到鼓勵，甚至還指向一種高山仰止的評價。在道家精神尤其是
莊子之後的傳統中，個體性成為一樁與公共領域完全無關的事情（老子尚且談論政
治學，莊子則將公共領域徹底拋開）。這樣精神世界中的個體性與現實政治中的公
共權力一樣，都是自足的存在。都如《逍遙游》所設想的那樣，是「無所待的」。
無所待的公共權力，和無所待的個體精神，成為中國文化中最大的一處斷裂。    

    儘管無所待的個體精神，在某些時候可以成為與無所待的公共權力相抗衡的精
神力量。但兩邊都是徹底不合作的態度。因為中國的知識傳統滿足於一個無所待的
精神世界，而沒有能夠將現實政治的醜惡與對一個政治領域的應然思考區分開來，
這樣中國的知識傳統中也就只有權謀術而沒有政治學。更沒有政治哲學可言。這樣
，兩千年來個體性的生長無法與一個政治領域的生長形成一種同構的關係。自由主
義所講的自由，絕不是嵇康或劉伶式的精神的自在，而是在一個公共生活的領域內
構建和維護的自由。意即權利。而對於公共領域的徹底藐視，使得道家風骨的個體
精神過於高蹈，無法進入政治學的領域。一種無法進入政治領域的自由追求，便像
孤魂野鬼，也並不會對現實政治構成真正的顛覆。    
    這種無所待的個體性，使中國的知識分子普遍藐視和不擅長公共領域內的行動
。包括對公共生活的參與和建設。而自由主義在本質上並不是關乎個體哲學的思想
體系，而是關乎公共生活的政治哲學。只有在「個人」與「公共領域」之間，才有
自由主義可言。如同杜威所說，民主不僅是一種選舉制度，民主「必須涉及人類一
切交往關係」。涉及到共同體對於生存經驗的分享。杜威對於古典自由主義的批評
，說（他稱之為舊自由主義）「根本毛病在於把個人流放在社會關係之外」。而無
論從政治哲學還是政治實踐上說，舊自由主義都妨礙了真正民主社會的建設。杜威
認為，只有在尊重人的自由、權利和尊嚴的群體生活中,個人才可能擁有自由、權利
和尊嚴。所以具有民主權利的個體是同實行民主理念的群體制度同步構建的。沒有
公共生活，就沒有個體性。他們兩邊都不是「無所待」的。    
    這種對「舊自由主義」的批評，對於今天依然將道家風骨視為個體性精髓的許
多以自由主義者自居的朋友，是更具現實性的批評。莊子和嵇康都是遁世者而絕非
自由主義者，在虛假的公共生活面前充滿藐視的繞道而走或者大智若愚地和光同塵
，都不是自由主義的態度，而是胡平先生所批評的「犬儒化」。自由主義的態度只
有一種，就是行動。在行動中去釐清個體權利與公共空間的畛域。    
    海德格爾附逆納粹的個人悲劇，是一個明證。是一個哲學家沉浸於個體性的自
足而不審視公共領域的後果。哲學必須是政治哲學，就因為政治和個體都不是自足
的，都是對於彼此的制約。我曾對朋友說，嵇康也是可能變成海德格爾的。存在主
義在海德格爾之後開始走向成熟，他的兩位學生，一是漢娜阿倫特，出於對她老師
兼情人的反思，開始強調知識分子的行動性。並區分了勞動、行為和行動的不同意
義。將最高的價值寄托於真正的行動。部份的回歸到古典共和主義對於公共政治生
活的重視。另一位學生揚·巴托契卡（也是胡塞爾的學生），則成為捷克《七七憲
章》運動最主要的創始人。和哈維爾一樣，在一個極權國家頻繁參與著各種簽名和
公開信運動。而昆德拉則像莊子般在一旁發笑。    
    我們的自由主義從來不乏昆德拉式的睿智和莊子般的逍遙，但獨獨空白的正是
哈維爾和巴托契卡這樣作為行動者的自由主義。自由之後的自由主義有各種款式，
但極權國家的自由主義在我看來只有一種，就是存在主義的自由主義。    
        
    二    
        
    存在主義的行動觀也可以在知行合一的儒家知識傳統找到資源，區別則在於有
無形上的背景。自公車上書，中國知識份子發起公開簽名等政治性的行動經歷了好
幾次高峰。這一知行合一的傳統陸陸續續，比較徹底的斷裂出現在1989。自方勵之
發出致鄧小平的公開信要求大赦政治犯之後，文化界、科技界陸續發出數份數十人
簽名的公開信，分別緻全國人大、中共中央等呼籲開放言禁。89民主運動到了晚期
局勢嚴重的時候，《我們對於時局的聲明》等著名知識分子的數次公開簽名運動，
利用自身的影響力將89民運推向高峰。這一幕知識分子廣泛參與的公開信運動令人
記憶猶新，稱之為達到百年以來知識分子群體介入公共領域的最高潮，也不為過。
但在民運被鎮壓後十數年來，這種公開信運動在大陸幾乎銷聲匿跡。媒體與廣場都
不再提供為知識分子議政的平台，而心有餘悸的知識分子群體（包括許多自由主義
學者在內）也大多自覺的將自己的學術定位與海內外「民主運動」劃清界限，以不
參與任何具有政治（廣泛意義上的）含義的行動、不接觸任何被當道者打入另冊的
異議人士為底線。逐漸使自由主義和民主理想成為學者書齋中的「寵物」。成為意
圖在學術體制和未來政治民主化格局中換取回報的學術期貨。知識分子群體在現實
政治醜惡面前長期保持著百年以來最令人難堪的沉默。比如許多研究民主與自由主
義的學者同樣也要幾年一度去參加虛假的區縣人大代表選舉的投票，像那個捷克的
商人一樣非要掛出「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的標語不可。而幾年來最可恥的
事件莫過於《東方》、《方法》等刊物被停刊時整個知識界保持的沉默，以及在當
局鎮壓法輪功的事件中，整個知識界竟然鴉雀無聲，無一人站出來對當局進行公開
批評。    
    這一局面的終於改變，來自兩年來互聯網尤其是網絡論壇的快速發展。尤其是
2001年網絡上出現前所未有的兩次公開信簽名運動，開始凸現網絡的巨大影響。一
是中共七一講話之後，以魏巍、鄧力群等黨內老左派和經濟學家胡鞍鋼等人之名發
出的三封致中共中央的公開信。信中公開抨擊江澤民七一講話放棄共產黨無產階級
性質的思路。一時在網絡上廣為流傳。對這三封公開信的清查導致了包括著名思想
論壇「天涯縱橫」在內的數百家論壇被關閉，及《中流》等黨內左派雜誌被停刊。
第二次公開信則是911之後，國內以23位自由主義學者、作家為主發出的致美國總統
布什的公開信。信中對狂熱民族主義和宗教原教旨主義導致的恐怖主義罪行進行了
譴責，並表達了對於美國人民的聲援和祝福。之後的聯署簽名者有近二百人。這封
公開信因末尾「今夜，我們是美國人」一句措詞，刺激了國內網民的民族主義情緒
，而演變成一場網絡上的大論戰。這場大論戰打破了在言論管制下國內媒體對於91
1事件的低調報導。兩次公開信運動，都較大程度的突破了言論限制，使「網絡中國
」與「媒體中國」開始出現明顯的分裂。    
    進入2002年，隨著當局對網絡言論管制的逐步加強，知識分子和廣大網民借助
於網絡發起的公開信和簽名徵集運動反而更加頻繁。在後半年，幾乎每一重大社會
事件尤其是針對當局對言論自由的侵犯，幾乎都能看到個人和群體發動的公開信或
簽名活動。一面網絡之上的「空中民主牆」（徐文立）開始形成。這一「空中民主
牆」 的主力除了部份被當局打入另冊的異議人士外，主要由大量網絡知識分子構成
。偶爾也有學院內知識分子參與。將思想關懷訴諸於言論表達和非暴力的溫和行動
，在每一回普遍的個人權利遭遇強暴的時刻站出來講話，已經開始成為網絡上一部
份知識分子自覺的選擇。    
    就我所參與的和視野所及，嘗試對2002年較重要的幾次中國大陸網絡公開信運
動做一綜述如下。基本上僅收錄有共同簽名的公開信，以個人名義發出的公開信（
比如中共16大前有數封以個人名義致中共中央的公開信在網上流傳，以及最近任不
寐先生就反顛覆立法問題致香港公民的公開信等），這裡不作闡述。完全由海外發
起無法在大陸網絡世界產生影響的簽名信（如中國民主黨針對16大的簽名，中國憲
政促進會支持香港反對23條立法的公開信及海外民主人士關於楊建利、王炳章等案
件的簽名等），這裡也不做闡述。    
        
    1、 關於反對《軟件管理條例》的呼籲書活動    
        
    去年底，國務院軟件保護條例草案出台，其中將對軟件版權的保護水平提升到
甚至高於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台階上，並將非經營性的使用和最終消費者的個人目的
使用也列入了侵權範圍。汪丁丁、崔之元、方興東等人在網絡上發起反對這一立法
的《呼籲書》簽名行動。引發了稱為入世以來網絡上第一次立法大討論。因為軟件
保護問題並無政治敏感度，此份呼籲書文件最終見於國內紙媒。這也是此文論及網
絡簽名運動中唯一見於紙媒的。但在國內紙媒上，簽名者的名單都被刪去。顯示出
媒體和當局宣傳部門對於民間發起的公開簽名這一廣義上的公共政治參與形式，保
留了相當的謹慎和顧慮。    
    呼籲行動在整個2002年持續進行，公開出版了主要由簽名者撰寫的《我反對》
一書，並在條例通過後積極謀求啟動修改程序。2002年11月最高法院在一項司法解
釋中將軟件版權侵權主體界定為「經營者」，被視為對軟件保護條例相關條文作出
了實質性的修正。    
        
    2、圍繞天安門母親和平反64的公開信    
        
    今年初，海內外民主人士開始積極為以64死難者家屬丁子霖教授為主的「天安
門母親」群體爭取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提名。海內外民主人士發出了幾封公開信。
國內知識分子劉曉波、廖亦武、張祖樺等6人在提名截至之前也發出一封公開信，簽
名者並分別撰文，支持天安門母親獲諾貝爾和平獎提名。    
    中共16大後，「天安門母親」、64受難者和受難親屬114人，發出致中共新一屆
領導集團的公開信，信中要求中共16屆中央委員會「對貴黨歷史上這一無法抹去的
罪惡與恥辱作出認真的反思和懺悔，並以坦蕩的胸懷、勇於承擔後果的氣度對此次
事件盡快作出重新評價」。作為呼應，劉曉波、廖亦武、余傑、茅於軾等國內知識
分子也發出公開信，要求中共平反64，並向受難者道歉和賠償。這一份最具政治敏
感度的公開信文件，因為余傑和茅於軾的簽名而使近年來網絡公開信運動達到一個
高峰。這一高峰的體現是被打入另冊的異議人士、網絡知識分子、主流學者和作家
自1989年以來，第一次在公開發出的具有高度政治敏感的文件上共同簽名露面。這
兩位簽名者的參與，堪為國內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楷模。    
        
    3、 對《互聯網出版管理暫行規定》的公開信運動    
        
    7月份中國新聞出版總署、中國信息產業部聯署發佈《互聯網出版管理暫行規定
》，由於此規定未區別經營性與非經營性的互聯網信息服務提供者，並對「出版」
概念進行了肆意的擴大解釋，有可能將致力於學術研究、思想交流、公益事業和個
人化表達的個人網站、群發郵件、各類宣傳網頁等網絡信息傳播方式均納入互聯網
出版的「審批制度」之下，從而將對言論自由和網絡的健康發展造成極大的侵犯和
傷害。隨即在網上激發了前所未有的反對和討論浪潮。陳永苗和杜導斌先後發表《
保衛個人網站》和對此規定的《抗議書》，並呼籲徵集公開的簽名支持，這一活動
前後持續近兩個月，形成了幾次公開信文本，最後發出了致最高法院的《對嚴重侵
犯公民憲法權利的中國新聞出版總署、中國信息產業部的控訴書》，控訴書有近20
0名網友簽名。    
    此外，在任不寐的動議下，包括任不寐、余傑、劉曉波、楊小凱、茅於軾等17
位海內外學者作家公開發表《網絡公民權利宣言》，將抗議活動推向了高潮。    

    從兩個角度上看，對互聯網出版條例的簽名反對也構成了2002年網絡公開信運
動的一個高峰。其一是因為網友的廣泛參與和網絡的快速傳播，簽名行動的精英化
色彩前所未有的淡化。這其實也是近年來整個網絡公開信運動不同於以往知識分子
政治參與的最大特點。以1989年為例，儘管民主運動的群眾參與程度一度創下歷史
之最。但滿天飛的簽名信完全恪守了精英立場，基本上屬於精英知識分子向大眾的
喊話。每一次簽名，誰能簽，誰不夠格，似乎在精英團體中有著隱約的梁山座次。
而以我參與的上述大多數簽名運動看，公開信的發起人對於簽名者精英身份的認定
和排比幾乎已經不再重要。在近年來許多簽名中，著名學者和知識分子，與普通網
友同在一份簽名名單上出現已成為較常見的景觀。《控訴書》的200名簽名者名單就
是最典型的例子。    
    第二個突兀處是在《控訴書》簽名活動中，公開信已不停留於簡單的表態，發
起人開始計劃訴諸於實際的行動，即準備針對《條例》的具體執法行為正式提出行
政訴訟。陳永苗等兩位律師自願擔任此項行動的代理人。儘管由於諸多操作上的障
礙，加上萬延海被當局秘密綁架一事引發的緊張氣氛，訴訟行動未能實施。但與為
64平反的公開信一樣，發起人敢於擔當的行為抉擇讓簽名行動的意義更加彰顯，顯
出部份知識分子參與、塑造和重建一個真正的公共政治空間的努力和勇氣。    
        
    4、 「活佛爆炸案」尋求公正審理的公開信活動    
        
    2002年6月成都天府廣場發生一起公共場合爆炸案。隨之而來的偵訊和審理中，
四川康巴地區一名廣受愛戴的宗教領袖（經達賴喇嘛認定的活佛）阿安扎西被指控
為包括此案在內的數起尚未破獲的爆炸案的主使人，一審判處死緩。此案在海內外
引起較大震驚和關注。鑒於此案疑團眾多，審理敷衍，和康巴藏區和活佛本人有過
較深接觸的王力雄先生發起呼籲此案公正審理的公開信活動。漢藏各族、社會各界
20多人聯署。後續簽名者達到140餘人。    
    這次簽名在某種意義上仍然是一個高峰。公開信提出了實質性的法律援助行動
，即由簽名的民間獨立人士為阿安扎西（無直系近親屬）聘請四川以外的律師，介
入二審。在獲得阿安扎西提出上訴請求的確切消息後之後，法律援助行動已經開始
實際進行。這是近年來第一次針對具體社會問題的公開信活動，從簽名開始邁向具
有操作性的行動。但也因此受到了當局極大的壓力。公開信的本意是呼籲將此案還
原為一個單純的刑事案件而期望得到公開公正的審理，而盡可能剝離對此案審理結
果具有極大影響的政治性背景。並因此避免在漢藏之間留下又一道不可癒合的創傷
。然而凡帶有所謂政治性背景的案件在中國政法制度下無法被當作一個普通刑事案
件，其處理過程（也無法還原為一個單純的審理過程）通常會在操作上進入一個較
狹窄和不規範的甬道。這種慣性使得當局將民間自發的簽名活動和公開信同樣當作
具有政治背景的反政府行動而心存戒心。公開信發表後，四川的簽名者之一廖亦武
已數度被安全部門傳喚和非法抄家。王力雄先生本人也受到了來自安全部門的警示
。    
        
    5、 關注「不銹鋼老鼠」一案的公開簽名    
        
    北師大女學生不銹鋼老鼠（劉荻），因在網上發表言論和參與封閉性的小組討
論，在2002年底被警方非法綁架，繼而宣佈逮捕。此案在網上成為廣大網友集中討
論和表達憤懣的焦點。部份網友修改自己的ID，以「不銹鋼」為名在各大論壇出現
。茉莉將之稱為類似於戴紅帽子以抗議納粹的行動，並號召網友在自己的ID前以「
不銹鋼」冠名，表達對劉荻和言論自由的支持。這也許是一場最為獨特的公開簽名
行動，儘管有一些論壇刪掉了網友註冊的「不銹鋼＊＊」的ID，但改名，和在缺乏
真正的選舉操作之前拒絕參加選舉一樣，同樣不過是一項幾乎無須擔當和付出的行
動。在乎的僅僅是一個念頭，一個念頭就可以擊潰我們內心對於沉默的慣性。    

    為這一年網絡公開信簽名運動畫上句號的，則是由安替因劉荻事件起草的公開
信，《我們對於不銹鋼老鼠事件的聲明》。公開信擬在2003年1月1日發出。    
        
    三    
        
    昆德拉曾經說，簽名運動大概是一種媚俗。他的錯誤和莊子如出一轍，將媚俗
當作了一個與公共領域無關的哲學命題。他的價值評價系統過於自足，這也是導致
上帝發笑的原因。而在一個後極權國家，在一個極權開始不舉的轉折點上，介入公
共政治生活的簽名活動也許會讓上帝搖頭、憤怒、痛苦甚至害怕，但決不會讓上帝
發笑。媚俗這一命題的公共意義，首先就是給後極權者的一個耳光。我個人期待明
年參與和發起更多的簽名，更多的公開信，並期望看到更多針對具體問題的公共表
達甚至現實的介入，更多對於言論自由和公共空間的點滴推進，以及更多的對於我
們自身孱弱與恐懼的克服。    
    一個不將自己放入公共生活的知識分子，不是知識分子。一個不能在行動中企
圖表達自由的自由主義者，就不是自由主義者。蕭翰兄嘗對我言，今天中國缺乏自
由主義者，因為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應該有很多機會呆在牢裡，但他們都在外面
。我的想法是，我既不願像劉荻小妹妹那樣呆在牢裡，也不願像廖兄亦武一般隨時
被當局嚴密監控。但我認為首先需要去克服的，並不是呆在牢裡的風險。而是因為
這種不願和風險而產生的揮刀自宮和自我放逐。如果我真的不願如此，不願到如此
強烈的地步，我便應該因此而行動，而不是因此而不行動。在非暴力的和目前法網
容許範圍內，我們其實有太多可以做而沒有去做的事業。可以說而沒有說出的言語
，可以反抗而沒有反抗的機會。    
    比如參加公開信簽名，比如拒絕參加投票，比如以「不銹鋼」三個字冠名，比
如像劉荻所說的拿一份共產黨宣言上街找人簽字。比如在自己的文化衫上印上「絕
對權力絕對導致腐敗」或「渴望民主」，等等。    
    To do or not to do？僅僅是一個念頭，讓我們嘗試活在真實中。如果在專制
之下無法遠離言論與行動帶來的風險，但讓我們至少遠離內心的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