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意識的覺醒與政治改革

──再論未來的自由中國在民間


（北京）劉曉波
    

    當個人自由成為最受尊重的價值，憲政民主也就必然成為最受尊重的制度。─
─作者手記
                           
    儘管八十年代是思想啟蒙和啟動政治改革的黃金時代，但是國人的人權意識和
法律意識卻與那個時代極不相稱，基本處於沉睡狀態。最顯著的例證是：當西單民
主牆的某些成員因呼籲政治民主化和保障人權而被當局重判之後，除了極少數與民
主牆相關的人士做出反應之外，國內是一片沉默。特別是那些思想解放時期最活躍
的知識名流們，不僅沒有主動關注這一嚴重的人權迫害事件，而且在受害者的朋友
向他們求助時，他們也沒有給予應有的幫助。同時，也沒有民間身份的律師敢於出
庭為魏京生等人辯護。現在想來甚至令人難以置信，國人對這一踐踏人權的惡行的
沉默，竟持續了十年之久。之後，「清污」和「反自由化」的整肅運動中的受害者
，也沒有得到來自民間的人權關懷。直到1989年初，才第一次出現了著名知識分子
方勵之為要求釋放魏京生而致鄧小平的公開信，之後，又有先後兩批知識分子聯名
發表了呼應方勵之的兩封公開信。而六四之後，中共政權的坦克在推到了自由女神
像的同時，血腥屠殺造成的人權大災難也喚醒了國人的良知，八九運動留下的多方
面政治遺產之一，就是促成了國人人權意識的覺醒，也引起了國際主流社會對中國
人權狀態的持續關注。
    在20世紀90年代，儘管政治改革全面停滯，小康的承諾購買了整個社會的沉默
，民間道義象徵人物的被迫流亡，對任何處於萌芽狀態的民間反對派運動的嚴酷鎮
壓，使民間反對派運動日益邊緣化。在缺少自由傳統的大陸，這種鎮壓與收買的雙
管齊下的策略，似乎取得了令全世界驚歎的成功。但是，以六四問題為核心，由體
制內的叛逆者和體制外的民間持不同政見者及海外民運共同構成的民間政治反對派
運動，卻進入了公開化階段，推動民間人權運動的持續發展，並逐步由異議人士向
其他群體擴展，由敏感的政治問題向非政治領域的人權要求滲透。形成了在八十年
代所沒有的民間人權運動。
    
    一、對政治上敏感的人權問題的關注
    
    在敏感的政治領域，首先，民間人權運動圍繞著「六四問題」展開，每年都有
為亡靈們討還公正的民間呼籲。特別是以丁子霖為代表的難屬群體的不斷擴大，由
最初的兩個人擴展到現在的150多人，並形成了具有國際影響的「天安門母親運動」
。這個由傷殘者和失去親人的父母、妻兒所組成的群體，在極為艱難和充滿人身風
險的情況下，為六四受難者及其家屬爭取國內外的人道捐款，收集六四死難者的證
據證詞，始終如一地堅持著見證歷史和尋求正義的訴求。儘管這一群體在六四血案
中付出了最為慘重的代價，但他們從未採取過激進的行動，從未提出過激的要求，
也從未使用過咬牙切齒的言詞。他們所做的一切皆合法合理合情。所以，六四難屬
群體才贏得了世界性的尊重、支持和同情，從1994年到2000年，以丁子霖老師為代
表的難屬群體榮獲了一系列"人權獎"：1994年獲美國民主教育基金會的傑出民主人
士獎，1995年獲格利萊茲曼公民成就獎和紐約科學院的科學家人權獎，1996獲萬人
傑新聞文化獎，法蘭西自由基金會的記憶獎，1998年獲瑞士自由與人權基金會獎，
1999年獲意大利亞歷山大蘭格基金會獎，2000年獲第二屆世界民主大會頒發的「民
主勇敢獎」。而且，2002年，「天安門母親運動」還獲得了角逐諾貝爾和平獎的提
名。可以說，難屬群體所具有持之以恆的韌性和勇氣，實為踐行社會良知和民間人
權運動的典範，是中國民間社會的最可寶貴的道義資源，也是中國社會轉型得以和
平有序進行的健康力量之一。
    其次，幾乎當局製造的每一人權災難，都會引起民間的或大或小的反彈，以集
體簽名的方式抗議當局迫害人權的舉動，不但已經成為大陸持不同政見運動的常態
，也開始向非異議人士之外的群體延伸。人權運動在90年代中期形成了第一個高潮
，先後出現了數封由體制內外的著名知識分子發起的簽名信，《勞動者權益保障同
盟宣言》、《關於廢除勞動教養制度的建議》、《汲取血的教訓，推進民主與法治
進程──「六四」六週年呼籲書》，這些簽名信的內容無一不涉及到人權保障，簽
名者包括老中青三代知識分子和異議人士，不僅包括包遵信、陳子明、徐文立、王
丹、劉曉波、廖亦武、陳小平、周舵、吳學燦、劉念春、江棋生等異議人士，還包
括著名詩人芒克和著名畫評家粟憲庭等人。特別是由被稱為中國導彈之父的王淦昌
領銜的《迎接聯合國寬容年，呼籲實現國內寬容》公開信，彙集了體制內外諸多德
高望重的知識分子，包括楊憲益、吳祖光、樓適夷、周輔成、許良英、范岱年、王
子嵩、丁子霖、蔣培坤、王若水等人，簽名者還有多位身為院士的自然科學家。另
外，由異議人士包遵信和劉曉波發起的要求陳子明保外就醫的公開信，簽名者包括
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的著名知識分子季羨林、湯一介、樂黛雲、何茲全、童慶
炳、王富仁等。可以說，那是六四之後民間人權運動的黃金時期。
    民間人權運動形成第二個高潮，是在1998年的所謂「政治小陽春」之後。「天
安門母親運動」在訴諸法律手段起訴李鵬；北京大學研究生江緒林在六四祭日之夜
，在校園中為冤魂們點燃蠟燭。「天網尋人」網站的創辦人黃琦展開對六四難屬的
網絡救助，並因此而被捕。北京的民主黨聯絡人何德普不斷地為獄中的民主黨人士
呼籲，政治犯家屬賀信彤、路坤等人也經常為獄中親人呼籲；由西安的老先生林牧
領銜的異議人士發表了多封簽名信，簽名者少則幾十人，多則二百人。成都的異議
詩人廖亦武和北京的包遵信、劉曉波一起，也經常參與捍衛人權的簽名活動。一部
份老中青自由知識分子用群體簽名的方式為「新青年學會」大冤案鳴不平，為「天
安門母親運動」角逐諾貝爾和平獎大聲疾呼。茅於軾、任不寐、余傑、張祖樺、趙
達功、余世存、東海一梟等知識分子，還敢於和敏感的持不同政見人士一起，以集
體簽名的方式公開支持「天安門母親」向當局提出的正義訴求。戴煌、邵燕祥、秦
暉夫婦、丁東夫婦等人以簽名信的方式為受迫害的記者高勤榮鳴冤，並在網絡上公
開徵集簽名，最後有的簽名者高達二百多位。這封呼籲信在刪掉簽名人之後發表於
《南方週末》。
    同時，中共政權為了維持穩定而採取消滅於萌芽狀態的鎮壓策略，遂使人權迫
害的範圍遽然擴大，特別是1999年當局對法輪功的大規模鎮壓以及對中功和家庭教
會的迫害，還有動用專政力量對此伏彼起的弱勢群體的示威請願進行打壓，在不斷
地製造新的人權災難的同時，也使人權意識的覺醒由知識階層迅速向更廣泛的群體
傳播。由於法輪功群體、農民及民工、失業下崗的職工和離退休人員大都是普通百
姓，在未橫遭劫難之前並不瞭解和關心人權問題，但當他們本身突然遭到迫害之時
，親身經歷必然喚起其人權意識，促使他們為保護自己的人權而抗爭。在嚴厲的鎮
壓下，法輪功信徒堅持至今的反抗，宗教迫害引起了世界性的關注；遼陽工潮的參
與者們也並未完全被小恩小惠所收買，仍然有許多人為被捕的工人領袖的獲釋而一
直在堅持抗爭。在國內外的壓力下，當局已經釋放了兩名被捕的遼陽工潮領袖。
    在十六大開幕前的11月7日，北京的公安機關突然逮捕了網名叫「不銹鋼老鼠」
的北師大女生劉荻，消息一經在「不寐思想論壇」披露之後，大有一石激起千層浪
的強烈反應，國內的大多數知名的個人網站，都有不斷更新的關於「不銹鋼老鼠」
的帖子，網絡上的發言幾乎都是聲援劉荻和譴責中共專政機關的。國內的強烈反應
也引起海外對劉荻的關注，甚至形成聲援劉荻的網絡運動。海外華人、外國媒體和
人權組織普遍做出了反應。平日裡鮮為人知的劉荻網文，也被網友們陸續貼到各大
網站，使劉荻的做思所言廣為人知。海外有影響的中文網站，如《大參考》、《大
紀元》、《博訊》、《罕見論壇》、《多維新聞》等，皆以專題的方式報導劉荻因
言獲罪的事件，由《民主論壇》主持的電子網刊《民主通訊》，連續出版了劉荻專
刊；網民們為「不銹鋼老鼠」開辦了專門網站，還發動網上改名運動，在自己的網
名前面加上「不銹鋼」三字，作為對劉荻的聲援。近幾年聲譽雀起的新一代自由知
識分子安替和王怡等人，為營救劉荻聯名發表公開信，安替以「不銹鋼安替」的網
名寫下了感人淚下聲援文章。如此大規模的網絡人權運動在三年前是難以想像的。

    更有意義的是，最近，由西藏問題專家王力雄發起了法律援助運動，第一次出
現24名漢族知識分子聯名發表的「建議書」，陸續徵集到147位簽名者。他們為西藏
的阿安扎西活佛呼籲公正的司法待遇，並集資聘請著名律師張思之擔任阿安扎西的
辯護人，表現出中國知識分子人權視野的擴展和民族意識的成熟，為漢、藏兩民族
之間的民間和解開了一個好頭。如果強勢的漢民族精英們能夠以此為契機，在保障
普世人權與民族尊重的高度上，主動與藏族展開民間合作，不僅會減少兩個民族之
間的誤解和偏見，也會對中共當局造成來自本民族的民間壓力，對重開中共政權與
達賴喇嘛流亡政府之間的對話產生一定的推動作用，緩解長期積累的民族矛盾，有
利於對社會穩定構成威脅的民族問題的解決。正如《關於阿安扎西、洛讓鄧珠死刑
案上訴審理的建議書──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最高人民法院、四川省高級人民法
院》的結尾所言：保證對阿安扎西活佛的公正司法對待，「對國家、對漢藏民族、
對我國司法系統的信譽都是只有百利而無一害。」
    
    二、對其他方面的人權問題的關注
    
    除了對敏感的政治性人權案件的關注之外，民間人士也越來越關注不太敏感的
人權迫害事件。由於關注此類人權事件的個人風險相對較低，官方的監控也相對較
松，所以民間參與的積極性和有效性就更高。如新聞記者權利被侵害、司法不公導
致的各類人權迫害，民工的拘留遣送，收容所、看守所和監獄的刑訊逼供及酷刑，
警察和其他執法人員濫用權力和暴力造成的人權傷害，同性戀者的人權保護，情婦
接受婚外戀男人的遺產的合法性等……此種關注，不僅涉及眾多具體案例，更擴展
為對歧視人權的制度的廣泛關注，對深層次的制度性問題發出持續的質疑，如戶籍
制及暫住證制度，兩勞制度及收容遣送制度，上訪制度及民眾的知情權和申訴權，
保證司法的程序公正等……。民間自發的言論參與、學術討論和法律援助，不僅在
官方難以控制的互聯網上很普遍，而且在有些人權案例上的民間抗辯，還可以發表
在控制很嚴且影響較大的紙媒體上。
    1997年，戴煌、杜導正、李普、邵燕祥、張思之等十位著名知識分子挺身而出
，發表公開信《鄭州冤殺好公民曹海鑫真相》，為河南一位被冤判死刑的青年農民
曹海鑫大聲疾呼，他們的呼籲還得到了杜潤生、李銳、胡繼偉等人的支持。在長達
一年多的時間裡為救人而四處奔走，為司法公正和捍衛人權而向制度性邪惡挑戰。
儘管他們的努力在獨裁權力面前連連遭受挫敗，也無法改變曹海鑫冤死的命運，但
是他們的努力畢竟引起了廣泛的社會關注，甚至驚動了高檢、高法、人大和政協，
使之出面關注此案。也引起了新華社、法制日報、中國律師雜誌、南方週末、社會
專刊等媒體的關注。1998年9月25日曹海鑫被秘密處決之後，戴煌等人仍然繼續為冤
案的平反和揭露事實真相而努力，1998年11月，完成了《鄭州冤殺好公民曹海鑫真
相》。雖然此文的公開發表也歷盡周折，但仍然在四個月後，《今日名流》1999年
3期率先登載此文，並被多家報刊轉載，使曹海鑫被冤殺的真相終於公諸於眾。 
    2001年上半年，國內各媒體曾廣泛關注「割舌事件」，即山西省嵐縣公安局為
了封人之口，用莫須有的罪名陷害嫉惡如仇的青年農民李綠松，警察們使用各種刑
具，把他打得遍體鱗傷，昏死過去，並將其舌頭割去1.2-1.5厘米，直到小伙子瀕臨
死亡才被釋放。《南方週末》對此執法違法、警察惡性傷人的事件進行了跟蹤採訪
和報導，在海內外引起巨大反響，也迫使當地政府對有關警察進行了處份。
    2001年5月，《南方週末》、《今日名流》、《書屋》等有影響的報刊被整肅，
完全脫離體制的任不寐、付國湧等人，寫文章進行公開的抗議和呼籲。而體制內的
自由知識分子，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沉默之後，借助於《問題與主義》網站就此事件
開闢的「我們有話要說」專欄，每個人寫下一句話，或表示對被整肅媒體的敬意，
或對官方發出置疑，前後寫下「一句話」的知識分子有幾十位，雖然出語大都溫和
，但也算是一種准群體簽名的抗爭方式。
    2002年8月18日，延安市寶塔公安分局萬花派出所四位警察濫用拘捕權力，以懷
疑一對張姓夫婦在自家中看色情光碟而將其拘留。民間對此事件做出了巨大反彈，
在網絡上出現了熱烈討論和諸多質疑，著名的《南方週末》等紙媒體從該事件一爆
光就給予極大的關注，並邀請著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劉軍寧專門就此撰文。民間對
「色情光碟」事件的關注，具有層層深入的特徵，首先是關注執法機關對個人隱私
權的肆意侵犯，說明了公眾對保護個人私域的高度敏感和重視，對司法機關肆意侵
犯個人隱私權的厭惡與抗議。其次，抗辯擴展到對人權現狀、對專政機關濫用權力
、對公民權利的憲法保障。再次，上升為對中國的司法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批判，質
疑現行司法制度的正當性，揭露家長式人治政治的弊端。一起執法者濫用權力侵犯
公民個人隱私權的人權案例，引起民間輿論如此廣泛而深入的批判性討論，凸現了
公眾的人權意識覺醒的廣度和深度。現在，延安警方已經釋放了這對夫婦，並向「
黃碟事件」當事人張某做了誠摯道歉。除此之外，有關部門一次性補償當事人2913
7元，並承諾將對本案的有關責任人做出處理，不能說與社會輿論的強烈關注毫無關
系。這樣的人權覺醒和積極抗議在八十年代是不可想像的。
    2002年最有意義的人權運動，發生在7月份中國新聞出版總署、中國信息產業部
聯署發佈《互聯網出版管理暫行規定》之後，民間力量爭取言論自由的網絡抗議活
動持續了兩個多月。陳永苗和杜導斌兩位網絡高手，先後發表《保衛個人網站》和
《抗議書》，並呼籲徵集公開的簽名支持，形成了幾次公開信文本，最後發出了致
最高法院的《對嚴重侵犯公民憲法權利的中國新聞出版總署、中國信息產業部的控
訴書》，「控訴書」的簽名者有近200名網友。同時，茅於軾、任不寐、余傑、楊小
凱、吳思等17位海內外學者作家公開發表《網絡公民權利宣言》，將抗議活動推向
了高潮，引起了海外輿論的廣泛關注。       
    最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一批青年自由知識分子關注人權迫害的個案，完全是出
於人權意識的自覺和履行知識分子公共責任的良知，任不寐、余傑、安替、王怡等
人，都曾專門撰文論述知識分子公開發表簽名信的意義，呼籲知識分子的社會良知
，不僅要表現在言論上學術上，更應該落實到參與捍衛人權實踐的公共行為上。他
們認識到，自由和人權不是書齋中的優雅坐而論道，更不是傳統文化的「獨善其身
」，而是現代知識分子的知行合一，是實際踐行和公共關懷，特別是面對恐怖政治
下每天發生在身邊的人權災難之時，應該有勇氣克服內在的自我恫嚇，讓自由主義
的信念「活在真實的行動中」。
    民間人權運動已經超越精英化階段，而走向平民化普及化。最突出的例證就是
捍衛網絡言論自由和聲援不銹鋼老鼠，正如王怡指出：現在，「簽名行動的精英化
色彩前所未有的淡化。這其實也是近年來整個網絡公開信運動不同於以往知識分子
政治參與的最大特點。……公開信的發起人對於簽名者精英身份的認定和排比幾乎
已經不再重要。在近年來許多簽名中，著名學者和知識分子，與普通網友同在一份
簽名名單上出現已成為較常見的景觀。」而在八十年代，「簽名信完全恪守了精英
立場，基本上屬於精英知識分子向大眾的喊話。每一次簽名，誰能簽，誰不夠格，
似乎在精英團體中有著隱約的梁山座次。」
    
    三、訴諸於法律來保護人權
    
    關於這方面的進步，最大的變化首先是立法觀念在民間意識中的改變，即由以
黨權為本轉向以人權為本，不斷呼籲在以人權為本的法治精神的指導下進行司法改
革。立法和司法必須以保障公民的權利和自由、維護其尊嚴為宗旨，由保護人權來
決定主導司法改革的方向和進展，使司法制度的建構和運行有利於保護人權。在司
法人員中展開普及人權意識的教育。
    青年法學家蕭瀚在《讓憲政精神融入民情》（載於半月刊《南風窗》2002年12
月下）一文中，通過對具體案例的分析指出：在八十年代，國人很少通過法律途徑
來捍衛自己的權益。而進入九十年代，法律意識和人權意識的同步覺醒，《行政訴
訟法》以及其他法律的相繼出台，民眾在處理私人之間，個人與單位、與公司、與
政府部門之間的糾紛時，選擇訴諸於法律手段已經越來越普及。「職業打假英雄」
王海，之所以成為九十年代的明星人物之一，而且其人身安全沒有受到來自政府的
威脅，充份說明了國人的權利意識和法治意識的覺醒。中國傳統中的怕官司和厭官
司的觀念正在改變，而相信個人權利的正當性，相信保護正當的個人權利乃為法律
的神聖責任，也就是民眾「法感情」的培育日益普及化。
    1996年12月26日，一起"法感情訴訟案」轟動全國，北大法學院的何海波博士，
只為了10元錢的訴訟標的起訴北京萬春園別墅有限公司並獲勝訴。原告何海波坦言
：此舉是為了驗證個人尊嚴和法律尊嚴，並喚起公眾對法律的信任和尊重。現在，
旨在維護個人尊嚴和考驗法律是否公正的小額訴訟，已經不會成為重大新聞了。
    更有意義的人權意識的覺醒是：中國傳統的官治民意識正向著有限衙門的意識
轉變。雖然，《行政訴訟法》出台的十二年裡，「民告官」在法律上實行得不夠理
想，制度性瓶頸還沒有鬆動，但是，民告官的行政訴訟案件的逐年遞增，說明了個
人權利和政府權力之間的關係在公眾意識裡的變化：一個普通公民可以運用法律賦
予的救濟權，伸張和維護自己的正當權利，並對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進行監督
，使其進一步規範化。而且，也出現了不少政府敗訴的案例。據蕭瀚介紹：「迄今
被起訴的中央部委就先後有幾十個。一個典型的案例是東北漢子周起財因為地產商
以暴力強行拆遷，放火燒房，周母在此過程不明不白死亡，為此，周起財從1997年
開始，在四年裡，起訴了7個國家機關，其中包括公安部，周起財的努力儘管未獲徹
底勝利，但是目前總算獲得了數量比較可觀的國家賠償。」
    城市人利用法律捍衛人權的實踐努力，也發生在廣大農民身上，2001年，浙江
某鄉三萬多農民根據《行政訴訟法》起訴鄉政府的不合法征地；四川某縣150戶農民
也因征地而起訴縣政府。
    民告官案件的增加對推進司法改革和憲法的司法化起到了巨大的正面作用，有
利於推進對人權的法治化保障。蕭瀚在例舉了河北律師喬占祥因春運火車票漲價而
起訴鐵道部的案例後評論道，程序正義已經悄然進入了司法實踐，而「程序正義意
識正是法感情最直接和準確的表達，這一重要信號表明行政部門不能再像原來那樣
可以肆無忌憚、為所欲為，而是應當遵循程序正義原則，程序不合法，其行政行為
即不合法，這也許能夠表明憲政精神已經開始點滴地滲入行政和司法活動中，隨著
這些案件的公開報導，輾轉流播，人們必將在見聞這些案件過程中逐步明瞭並且接
受憲政的基本理念，逐步產生並且豐盈法感情──雖然我們無法預見其成熟之日。
」顯然，蕭瀚所說的「法感情」的首要內涵，在我的理解中就是「人權意識」的覺
醒。
    90年代的人權意識的覺醒的另一個重要標誌，就是在對敏感的政治性人權迫害
案的關注上的法律進展，無論是多麼敏感的政治案件，迫於國內外的人權壓力，中
共政權都不得不在形式上尊重被告的法定權利。特別是在履行此類案件的法律程序
上，民間律師的勇敢介入具有特別的人權意義。介入此類案件的最著名的兩位大律
師是張思之和莫少平，二人參與了從六四後的大審判到民主黨冤案的一系列辯護。
張思之先後為王軍濤、鮑彤、高瑜和魏京生等人做過辯護，最近又承接了西藏活佛
阿安扎西的案件；莫少平先後為劉念春、劉曉波、方覺、徐文立、江棋生和新青年
學會做過辯護，現在又承接了遼陽工潮領袖姚福信等人的案件。儘管在中國當前的
政治體制和司法環境之下，他們的辯護對最終的判決結果的實際影響微乎其微，但
是他們敢於承接具有風險的敏感政治案件，起碼標誌著民間律師界的法律良知和人
權意識的覺醒。
    
    四、中共政權在人權問題上的變化
    
    也應該看到，在公眾的人權意識普遍覺醒和國際道義力量的雙重壓力下，六四
之後的中共政權也不能不在人權問題上有所讓步：
    在觀念上，由反對人權觀念和閉口不談人權，到不得不承認人權觀念和談論人
權，展開與西方國家的定期人權對話，進而現場直播西方元首在中國大學的演講，
這些演講都包括宣揚自由民主和人權至上的內容；由把人權視為腐朽資產階級的統
治工具，到把改善人權作為中共執政的目標之一，把改善人權作為政權的政績來宣
揚，並自我標榜中國進入了「人權狀態的最好時期」；由強調人權的國別的文化的
特殊性到承認人權的普世性，進而接受西方的人權代表團和聯合國人權專員對中國
人權現狀的考察……，都是人權觀念改變的表現。
    在法律上，相繼出台了《行政訴訟法》，取消有罪推定而引入無罪推定，在案
件審理過程中給律師以更大的辯護空間，並承諾簽署聯合國的保障人權兩公約。特
別是在對異議人士的鎮壓上，儘管濫用專政權力的制度惡習還沒有根本改變，但是
已經由完全不講法律開始轉向在形式上走法律過場，由對異議人士的趕盡殺絕到鎮
壓殘酷性的逐漸減弱，並用逼迫著名異議者流亡國外的方式來減輕內外壓力。在非
政治性人權的保障上，十六大後，私有產權保護的入憲進程明顯加快，第一部《民
法》也提交人大審議，使私法意義上的人權法治化保障進入新的階段。
    在組織上，中共為了應對西方的人權壓力，成立了「中國人權研究會」，針對
美國的年度國別人權報告，該研究會負責起草中國人權狀態的年度「白皮書」。該
會還組織過有國內外專家參與的人權討論會，於2002年創辦了中共執政以來的第一
份《人權》雙月刊，除了對中共特色的人權觀進行理論包裝和美化中國人權現狀之
外，也有選擇地介紹一些普世性的人權常識和國際人權組織。這些都有助於人權意
識的傳播和普及。
    在外交上，中共採取靈活態度應對美國的人權外交，特別是在具體的人權個案
上，對國際壓力時有妥協，使那些深受人權迫害的人士獲得自由。在美國及西方的
壓力下，更在維護政權的利益驅動下，中共先後釋放了魏京生、王丹、王軍濤、陳
子明等著名政治犯。2002年10月江澤民訪問美國前後，連續釋放了多名西藏政治犯
；同年12月中旬中美人權對話結束後，中共當局宣佈邀請聯合國人權專員到中國，
就宗教自由和監獄酷刑等問題進行無任何先決條件限制的調查，還先後釋放了遼陽
工潮領袖兩人、著名異議人士徐文立和內蒙政治犯特格喜……
    儘管這種種官方行為，皆是基於被逼無奈和政權至上而採取的機會主義策略，
還不可能真正改變中國的人權現狀，在釋放某些政治犯的同時又繼續製造新的人權
災難，讓監獄中永遠不缺政治人質。然而，正是官方的這種不得不談人權問題的被
動局面，不得不對國內外的壓力做出一定妥協的姿態，恰好說明了人權的普世正義
性和民間壓力的有效性，也表現了中共在人權問題上的某些進步。
    因此，當局理應採取的明智態度，與其在道義劣勢的窘境中被動應付，遠不如
在主動改善人權現狀上有所作為，在價值觀上放棄機會主義的態度而真正尊重人權
；在行為上，改變在西方壓力下不得不做人權秀的被動局面，放棄玩弄人質外交的
下流習慣。
    
    五、迫切需要改善人權現狀
    
    現在，中國最大的人權問題有四：一，戶籍下受了50年歧視的農民，至今仍然
沒有平等的國民待遇，對自己祖祖輩輩生活於其上土地仍然沒有完整的所有權。二
，六四亡靈及其家屬的冤屈至今未得到伸張，與之相關的持不同政見人士仍然受到
迫害；三，法輪功學員們所受到的大規模迫害仍在繼續，必須為廢除「邪教法」而
奮鬥；四、大量國企的失業下崗者，沒有得到公正的失業補償和社會保障，他們爭
取自身權益的自發行動也受到官方的打壓，一些工運領袖仍然被關在黑牢裡。
    在中國目前的體制下，由於人權問題的嚴重性和政治敏感性，要求一攬子解決
幾乎不可能，但是採取先易後難的排序解決則完全可行。以上四大人權問題，就涉
及的人數多寡和政治敏感性而言，農民這一最大群體無疑是制度性歧視的最大受害
者，也是政治敏感性相對較低的人權問題，所以應該優先解決。近些年，隨著市場
經濟的日益發展，農民進城打工的數量不斷增長，人口流動限制也不得不相對放鬆
，對戶籍改革的社會呼籲也隨之日益高漲，有些省市在一定範圍內取消了城鄉之間
的戶籍藩籬之後，並沒有造成天下大亂的局面。所以，無論從道義上講還是從現實
條件上講，從改善農民的人權狀態著手是最佳選擇。政府應該盡快廢除歧視性的戶
籍制度，還農民以平等的權利和人身自由。解放億萬農民，不僅是中國人權狀況的
最大改善，也將產生良好的綜合效益，確實是政府所能做到的最大善政，也是推動
政改的勢在必行之舉。
    在廢除戶籍制以及相關的拘留遣送規定的同時，也應該對其他不利於人權改善
的法律法規進行手術，該廢除的廢除，該修改的修改，比如勞動教養條例就應該盡
早廢除，刑法中的「顛覆罪」條款也要動大手術進行修改，起碼應該廢除言論煽動
罪，組織顛覆罪也要嚴格限定在暴力組織及其行為上，而和平組織即便反對政府也
不該定罪。
    其次是盡快解決六四問題。在中共執政的歷史上，八九運動所形成的廣泛的民
間動員是前所未有的，為當時的黨內改革派提供了絕佳時機，可惜趙紫陽等人沒有
抓住大好時機，辜負了如此巨大的民意支持，與開創歷史新紀元的良機擦肩而過。
中共高層也清楚地知道：六四血案，是繞不過去的大罪惡，是中共政權的沉重包袱
。否則的話，幹嘛每逢六四都草木皆兵，幹嘛對難屬群體和六四人士進行防範打壓
，幹嘛要長期軟禁前總書記趙紫陽。江澤民和李鵬在「六四」問題上的無所作為，
很重要的原因在於怕受到罪責追究，因為二人皆是六四血案的受益者，頭上的紅頂
子是被冤魂的血染紅的。但是，這也等於把這筆厚重的民意資源拱手留給了胡錦濤
等人，加之與六四有牽連的高官相繼退出決策層，新一屆常委不但沒有血債的負擔
，而且有人還親歷過趙紫陽淚灑廣場的最後時刻。所以，只要有心解決六四問題，
哪怕是極為慎重而策略地分階段進行，比如，從不露聲色的低調開始，暗中補償死
難群體，解除對趙紫陽的軟禁，釋放徐文立等一切良心犯，逐步讓六四後被邊緣化
的各界精英回歸主流，允許流亡人士低調回國，發動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等等
，即便只進行其中的一、二項低調改革，也能夠在政治上和道義上凝聚起民間資源
，充份動員從上到下要求政治改革的廣泛民意，並能獲得國際社會的廣泛支持。解
決六四問題，將是中共政權擺脫合法性危機的開始，是在體制上消除恐怖政治的開
始，也是使全體國人包括執政者們免於恐懼生活的開始。與其在每年的六四祭日裡
陷於嚴加防範的恐懼之中，延續老罪惡並製造新罪惡，不如通過盡快解決六四問題
的明智決策，打破政治改革長期停滯的僵局，解脫恐懼並開創歷史。
    法輪功問題與六四問題具有高度相關性，著手解決六四問題也就必然要開始解
決法輪功問題，所以不再多費口舌。對於現政權來說，起碼從現在開始就應該停止
迫害，以不製造新的人權災難為底線，並逐漸釋放被囚禁的政治犯和思想犯。
    至於解決失業工人的人權問題，應該從釋放被捕的工人領袖開始，致力於從制
度上保證財富再分配的社會公正，特別是要在法律上保證工人們組織自治工會的權
利。為了節省筆墨，請感興趣的讀者參照我的長文《東北工潮和改革前景》（《民
主中國》2002年5月號）
    如果中共做出以上改善人權的舉動，實為順應時代潮流和民心所向的善政，既
是進行政治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又不會引發大規模的街頭運動；既可以極大地改
善政府形像，又能夠贏得民意支持，何樂而不為！
    中共政權在必須懂得：真正合法的權威只有一種，即建立在人們發自內心的道
義認同基礎上的權威。而在當今世界，被人們最廣泛認同的普世道義和制度基礎，
非尊重和保障人的自由權利莫屬，政府的合法性及其權威只能建立在尊重和保護人
的自由權利之上。「人權」正是人的自由權利的總和，即人以最高的生存名義所提
出來的權利，所以，只有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制度才具有合法性。
    即便在短期內，中共政權仍然無法改變其蔑視人權的惡習，中國的人權運動也
將不斷發展，而民間人權意識的覺醒和維權運動的發展，將為政治民主化提供豐厚
的民間資源。□                   
    2003年1月4日於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