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優先 民主居次 （北京）周 舵 在《民運建言》一文中，我建議海外民運人士注重讀書，否則思想可能落後於 整個迅速變遷中的中國社會，搞得不好，甚至可能落後於自己心目中的對手──中 共。這是我從許多海外民運人士十幾年來的言談行止中得出的印象，從中似乎看不 大出來時間流逝對這些朋友的影響。 讀書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中國的自由民主沒有多少自身的傳統資源可供憑借， 不得不依靠對自由民主有深切瞭解的精英分子從西方引進，而這種深切瞭解僅靠生 活於西方是得不到的，因為每個人的生活經歷都十分局限，未必與自由民主有太緊 密的關係（許多在西方的中國人實際上是生活在不關心政治的、半隔絕的自有文化 的孤島之中），同時，自由民主的原理和基本規則是一套抽像的秩序，不能僅僅從 觀察中得知；更何況，西方是多元社會，其中什麼人都有，包括不瞭解自由民主甚 至根本反對自由民主的種種個人和群體、派別，如極左派、極右派。 說以上這些話的人，首先就會招人憎恨，一般人（特指中華民族）會從中解讀 出「別人都不讀書，只有此人讀書！」這種高人一等、好為人師的意味來。這並不 令人意外，因為我們是一個魔幻般著迷於追究他人非道德不良動機的民族（至於意 見本身有無價值則十分次要）；另一方面，批評也好，建議也罷，確實應當有足夠 的建設性──我的意思是，第一，要出於善意，是為了別人好，而不是為了炫耀自 己之類；第二，還要提出改進措施，可操作的方案，而不僅僅是挑毛病──挑毛病 三歲孩子都會做，尤以處於「憤青」年齡段的少男少女們最為擅長。我敢說，在此 處申明我是出於善意沒有用處──你有什麼憑據？與國人的慣常思維相反，判定「 動機」可能根本就超出了迄今為止人類理性把握的能力之外──因之，倒不如具體 談談讀書本身為上。用於讀書的時間多了，搞內鬥、用於道德和動機指責、專門踢 人不踢球的時間自然就會減少。不能齊心協力集體行動，各幹各的（象楊建利那樣 ）也好啊！ 你要是把眼睛緊盯在你自己的正事上，哪還有時間專門盯住別人，專門 對別人說三道四？「自由與民主必須建立在法治（不是「法制」，下同──周注） 之上，而法治只能因勢利導地漸漸建立起來；它不可能是思想與道德改造的直接結 果。……在思想層次上為法治與民主呼籲的時代，應該已經過去。現在已是要有一 點實質成績的時候了。換句話說，我們要為法治、自由與民主建立一個非思想、非 道德的，制度的與社會的基礎。……一般知識分子少寫一篇半生不熟的政論文章， 多投入一點民間組織的活動，以發揮民間的力量來促進社會多元的發展，法治、自 由與民主制度的與社會的基礎便能形成得更快一點。」（林毓生《中國傳統的創造 性轉化》）──林先生這些話是針對八十年代初的台灣狀況而說的。今天的大陸說 來可悲，連起碼的思想和道德建設都還差得遠，大部份的自由民主論說要麼流於空 泛的、概念式的想當然，要麼乾脆就是還在極左的馬列主義框框之內兜圈子。所以 ，當務之急是讀真正第一流的西方學者的自由民主論著；同時，絕非次要的是，大 力促進公民社會即自治自願的民間組織的發育。總而言之一句話：內耗源於不干正 事；而讀書則是大大的正事，善莫大焉。 我特別想談談薩托利（Giovanni.Sartori）的《民主新論》<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Revisited >--我得再說一遍：是個人的點滴讀書心得，絕非什麼專家的 權威評論。 該書於1987年出版，一問世即獲得廣泛讚譽，如羅伯特.達爾就說，「它在未來 幾十年裡將一直保持清新與活力」（其實達爾晚年的左傾立場與薩氏大相逕庭）。 作者自稱這書花費了他十年心血，寫作此書意在恢復「主流民主學說」──意思是 ，民主學說是有主流支流之分的，而且這主流曾被丟失了大半個世紀之久，取而代 之的是左的、甚至是極左的民主支流學說。 所謂主流，是指自由主義的民主──受自由約束的民主，兼顧自由與平等，以 自由為目的、視民主為手段的憲政民主，以法制保障個人基本自由權利的民主，多 數人與少數人、窮人與富人得到平等對待的民主。與之相對的，則是形形色色非自 由的，甚至是反自由的民主──多數至上、平等至上，多數人（通常是佔人口多數 的窮人）擁有不受限制的絕對權力的民主，以激進的、走極端的暴力強制手段追求 事事平等、處處平等的民粹主義（平民主義）民主，仇視、醜化富人，百般讚頌、 美化窮人的，被塔爾蒙稱之為「極權主義民主」的馬列主義極左翼所主張的民主。 自由民主源於英美，反自由的民主則源於法國大革命（再往前追溯則有古希臘雅典 城邦小國寡民直接民主的淵源）。先自由後民主，則自由民主兼有（英美模式）； 先民主後自由，則民主自由盡失（法國模式）。 除馬列外不讀其他書的中國人（這種人至今仍然居中國人的絕大多數，包括大 多數從大陸出去的海外華人在內）通常想當然地以為，當代的西方人都熟知、認同 並且在行為上實踐著「西方民主」，而民主、自由是一回事，或天然和諧的一體； 君主制、貴族和封建主義則可以與「專制」劃等號；這些「專制」的成份，東方西 方是一樣的；中國和西方一樣經歷了原始共產主義、奴隸制和封建制三個歷史階段 ，差別只是中國缺少了資本主義這一課，只要補上這一課，民主就會降臨神州大地 ；共產黨之所以與自由民主格格不入，主要是因為中國傳統的「封建」遺毒太深； 等等。然而──天可憐見──所有這些看法統統錯誤；有些是部份錯誤，有些則錯 得實在離譜。 首先，自由民主固然是當代西方文明的主流，但這「當代」至多也只能從二戰 結束算起，在這之前，自由民主非但不是主流，而且幾乎要在除美國之外的整個西 方世界滅絕──被西方文明中的非自由民主部份，尤其是極右翼的納粹主義和極左 翼的馬列主義所滅絕；在所有的人類文明當中，自由民主最危險的敵人恰恰是西方 文明本身的一部份。沒有什麼單一的西方文明，西方文明的顯著特色之一就是其內 部的多元差異、紛爭乃至對立和衝突，可以說，沒有什麼其他文明比西方文明內部 各派更喜歡各走一個極端的了。中國知識精英的現代性格──激進主義，走極端， 脫離實際的唯理性主義、高調理想主義烏托邦等等，全都是西方文明獨有的特色， 中國人從西方輸入的，與儒家傳統恰好相反。因此，亨廷頓把儒家文明扯進二十一 世紀的「文明衝突」格局中去，是既不瞭解儒家文明，又閉眼不看西方文明自身的 致命缺陷。事實上，當代中國與西方的衝突，幾乎完完全全是西方文明內部的衝突 ：西方當代主流文明，與十九世紀的西方異端文明即馬克思主義之間的衝突，與儒 家毫不沾邊──無論歷史上或當代，儒家文明從來沒有找過西方文明的麻煩，將來 也不會。西方文明的敵人，幾乎全都是西方人自己培育出來的──由於西方文明獨 有的那種無止境的，不走到極端盡頭不會止步的進取心、擴張性、優越感和宗教意 識形態狂熱。 自由民主在西方成為主流，與其說是出於必然，不如說是由於僥倖。遠處不說 ，在當代，首先是因為英國當年幸而據有偌大一塊北美大陸，否則，自由民主不被 法國大革命滅亡，也會被極權主義（納粹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滅亡。自由民主 不但不是什麼被歷史必然性保證了必定會取勝的優選制度，相反，它是極脆弱，難 於維護而易於破壞，除種種幸運條件之外，更需要深思熟慮、以高度成熟的政治智 慧去加以操作的，極為精巧的一朵文明之花。以為民主在中國可以一蹴而就的激進 派，多半都是些不諳世事的空想家，專唱高調的空頭文人。當今之世，不要說中國 人，就是在西方，而西方人中不要說一般民眾，就是在西方各界精英當中，真正理 解自由民主真諦的也寥寥無幾── 一如薩托利引阿克頓勳爵所言：自由歷來友人稀 少而敵人眾多。西方人不過是極幸運地由歷史的複雜演化有了一套自由民主的制度 ，和能支持這套制度的社會基本格局，所以承受得了種種模糊理解罷了。 自由、民主、平等和共和不但不是一回事，而且也不是天然和諧的一體，相反 ，相互之間的關係十分複雜並且包含原則性的矛盾衝突在內。極粗略地說，自由強 調少數人的權益，民主則是多數人統治，兩者如果各走極端的話就成勢不兩立；平 等則有法律平等、機會平等和結果平等之分，其中只有法律平等能與自由相容（哈 耶克乾脆說這是唯一一種不反自由的平等），後兩種平等則往往與民主親密攜手反 對自由，結果平等則根本就是自由的殺手；共和則並非民主的同義語，它最初是指 君主、貴族和平民三者的平衡，在代表全體利益的君主仲裁下兼顧富人與窮人兩者 的利益，後來才成為無君主時貴族、平民兩者的平衡，當貴族勢力居優時成為貴族 共和，平民居優勢時則為民主共和，三權分立即是從這裡演變而來，當代西方政治 的三大派別──保守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也與此密不可分。美國建國時不是 民主制而是共和制，美國憲法至今仍然基本上是共和憲法而不是民主憲法，它更偏 袒自由，而自由為有產者、社會中上層所珍愛，民主與平等則往往更投合社會中下 層和窮人的口味。 說到「封建」，在中國人的頭腦中幾乎就像是侵入電腦的一種毀滅性病毒── 不是說什麼「封建遺毒阻礙中國的民主化」這種意義上的病毒，完全不是。說來可 能會讓多數中國人大吃一驚：中國根本沒有過封建，而中國民主之難的重要原因之 一恰恰由於沒有封建，這是因為封建是自由之母，而自由又是自由民主之母。總而 言之，是中國人對封建的混亂顛倒的理解，使得「封建」這個概念成為毀壞中國人 正確思維的病毒，而這種錯誤理解來自馬列主義這整個一套思想垃圾。但這個話題 還是留待以後再談為好。 《民主新論》中譯本1993年6月由東方出版社發行第一版，為了在官方出版審查 中過關，不得已刪去了關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第15章，到1998年12月出第二版時才 得以增補後以全貌發行。這可以作為中國自由尺度逐步放寬之一例，雖說距出版自 由還有十萬五千里──姑且就算近了三千里吧。這種進展速度是夠快，還是不夠快 ？只有天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