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杜光十二萬言書 馮聖葆 前 言 多維網上剛發表杜光上書的摘要，我就很欣賞，卻為他擔心。我欣賞他的觀點 比我們當年為十三大作準備時進了一大步。我擔心是因為該文沒有在國內公開發表 ，因為中宣部是不許發表任何體制改革文字的，現在這樣深刻議論改革的長篇上書 卻在美國披露，我著實擔心他會遭到麻煩。八十年代他曾擔任中央黨校科研部主任 ，且是1986年起草十三大政治體制改革方案的中央政策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的中央黨 校分組成員，1987年成立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會時，他擔任秘書長，同我有過密 切聯繫。 我至今記憶猶新，1988年我獲准到美國訪問前，他代表研究會請我和北京大學 的龔祥瑞教授吃飯，請我們幫助就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建立同海外的學術聯繫。飯 桌上龔教授特別提到，統戰部李定副部長知道他將赴美時對他說，「胡平是你學生 ，你好好同他談談嘛！」民聯和胡平剛被定性為反華反共組織和反共反華分子，所 以，要求出國人員同胡平聯繫本身就說明可以放開手腳。這頓飯就是在這樣開放的 氣氛下建立了研究會對我們兩人的委託關係。可是當時已有人捷足先登到過日本， 鮑彤眼光深遠，他說，不能拿西方任何錢！所以後來亞洲基金會願意幫助，卻已經 聯繫不上杜光了，1989年初的一段時期，連從國外給中央黨校掛電話都難打通。六 四前夕，杜光參加了遊行，為此惹了麻煩，主任職務被免，做不完的批判檢討可以 想像。但是這一次，我打電話給中央黨校另一位在前年公開發表文章提出「政治體 制改革不可推遲」而聞名海外的著名的王貴秀教授，他說，目前氣氛有所鬆動，杜 光沒有麻煩，只是臥床養病，我請他代為問侯之外，表示慶幸。 也許激進的朋友會因為他仍然在體制內兜圈子而不解氣，我卻非常讚賞杜文， 因為他提出了當權者難以拒絕的，卻比我們當年在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內部 討論都沒有達到的那麼激進和深刻的觀點，比如，當時我們建議要修改憲法，保護 公民個人的私有財產，但是還沒有人提出以哪一種所有制取代國有制，更沒有人敢 要求改變人民解放軍的「黨的軍隊」性質。我本人1990年在為美國企業研究所用英 文寫的文章提出了這樣的觀點，據說中央軍委曾批判這個「資產階級軍事觀點」。 另外，1987年夏，嚴家棋在蘇東研究所一次會議上曾提過取消政治局，使黨的中央 委員會成為經常性的機構，以擴大黨內民主的想法，但是後來在中央研討小組活動 期間卻沒有聽到他正式提出，更未形成文字，甚至沒有正式討論過，可是，這一次 ，杜光比中共十三大提的「黨政分開」，也比嚴家祺上述議論走得更遠得多了。 一、經濟改革 我這裡先討論經濟體制改革，從公有制，也就是從國有制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根 據談起，從中共的理論落後談起。 1、 有制的理論依據何在 鄧小平提出「不搞爭論」，最初的背景之一是蘇聯崩潰了，中國的以胡喬木、 鄧力群這兩個「左王」統治下的極左派企圖藉機再次強調反自由化，在中國攻擊中 國的戈爾巴喬夫──胡耀邦和趙紫陽，再次大唱反對黨內外自由化勢力的調子，而 鄧小平自己無力在理論上走得更遠，卻堅持繼續改革開放，所以他抓住「發展生產 力是硬道理」這一條，避免讓極左派用掀起爭論的手法再次破壞改革開放經濟迅速 發展的大好形勢，所以，「不搞爭論」策略上主要是為堵住他們的嘴。為什麼極左 派提出姓社姓資問題時集中攻擊私有化呢？應該肯定鄧小平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的 思想確實導致了中國非國有經濟，包括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飛速發展，在短短不到 二十年內轉換了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角，尤其在九十年代中，當中國經濟在宏觀調控 數年之後軟著陸成功時，中國中央體改委正式的總結報告就指出了，中國軟著陸成 功而沒有隨亞洲幾個國家那樣發生金融危機，主要是靠非國有經濟已經有了大發展 。如果當初讓那種反私有化的輿論在九十年代內逐步得逞，那麼已經出現的局部的 重新國有化的歪風便會釀成大氣候，如果真的在全國搞起新的剝奪私有財產的國有 化風暴來，那麼中國經濟就會頃刻崩潰，陷入大危機！ 當我們提及鄧小平缺乏理論，實在甚為可悲的同時，必須提一下一個不成理論 的「理論」，那就是先在學術界，由薛漢偉教授等議論，後來趙紫陽在十三大正式 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有人形容，這是為改革辯護的「籃子，什麼都可 以往裡裝」。其實，它的深刻之處在於它正體現了杜光在其文中引用的一個原理：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序言裡指出的： "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的物質 條件在舊的社會的胞胎裡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那麼蘇聯和中國的社會主 義就是在物質生產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人為的早產怪胎。不僅生產力水平低下，而 且作為剝奪者的所謂「生產資料私有制與社會化大生產相矛盾」這一提法中的「生 產的社會化」，在1917年的俄羅斯和1950年的中國也是尚無從談起的。而且馬克思 早已說過，生產的社會化甚至是更難成熟的，目前西方有諸如FRANCHASE這樣的成熟 的真正生產社會化的經驗和措施，也仍然是局部的，那麼中國有什麼？單單有若干 為社會生產商品的大企業，而不是只有為一家一戶的需要生產的個體經濟，還遠不 是大規模的「社會化」大生產！但是十三大不能宣佈中國不是社會主義，也不能說 必須倒退回去先發展資本主義，那麼初級階段說，既能概括必須進一步發展生產才 能真正實現社會主義的內涵，也批判了超級階段的荒唐可悲。所以，初級階段之說 就是在為發展資本主義補課創造了「理論」根據。真像杜光大膽說的那樣，哪有什 麼社會主義優越性！既無社會主義，哪來社會主義優越性？中國的國家所有制完全 是從蘇聯學來的。客觀上只有蘇聯有實現社會主義的實踐，沒有其他經驗可學，從 意識形態講，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剖析很深刻，而對如何實現社會主義，講得很少 ，而毛澤東本人又只是僅僅從斯大林學習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他稱斯大林著作， 尤其是《聯共黨史》一書是馬列主義百科全書，可見他馬列經典讀得太少）；最多 他還讀過《列寧選集》，恐怕連後來翻譯和編輯的《列寧文稿》都沒有怎麼讀過（ 有人把毛澤東引用過的經典著作原話收集後，作此概括！）。而且當時稱王稱霸的 斯大林怎麼可能容忍中國不套用蘇聯經驗呢？當時「毛澤東是又一個鐵托」的壓力 很大。 2、 從空想到科學，從科學到空想 杜光分析的突出貢獻還在於他指出：中共和蘇聯要接受馬克思主義有先天不足 。他說，「更為重要的根源在於東西方文化的巨大差異……諸如馬克思恩格斯所提 倡的個人權利、個性解放、人格獨立、個人自由……從而使他們強調的個人不是籠 統的一般意義上的個人……也不是大多數的人，而是具體的每一個人……所以《共 產黨宣言》也指出：代替舊社會的，「將是一個以各個人的自由發展為一切人自由 發展的條件的聯合體。」……而在中國歷來只有全體，（只有群眾和大多數）…… 凡屬於個人的，就都是私的……蘇聯也有同樣的缺乏文藝復興熏染的遺憾。」 在馬克思認為自己已完成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科學的昇華後幾十年，列寧仍然 是個充滿著社會主義烏托邦的空想家，他只是在依靠工人起義奪取政權這一點上不 同於馬克思在《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科學》一書所指的歷史上的空想社會主義者聖 西門、傅利葉等人，他比他們只走遠了一步─革命，而在實現社會主義制度上只是 由於他擁有了任由他設計社會制度的國家政權而有機會實踐社會主義，可是事件幾 十年的結果，卻把社會主義的臉丟盡了。他在十月革命成功後最初的設計並沒有超 過歷史上的社會主義空想家幾多。他寫道，蘇維埃全國應成為一個工廠，只要識字 的工人進行統計就可以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生產從而避免生產的無政府主義了。所以 所有生產資料應屬於國家，土地也屬於國家所有。斯大林則更變本加厲了一大步， 他反覆強調必須不斷加強國家機器，就是他個人的獨裁專制，並用殺死千百萬人的 辦法中止了當時已經出現的發展商品經濟的勢頭，實現了『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 。他們的國家所有制企業內實際上也是在實行名義上的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的斯 大林個人的警察統治，所以這種國家所有制從政治上講也是個人獨裁的經濟基礎。 當這一套斯大林模式社會主義被搬到中國來時，毛澤東又把斯大林模式中僅有 的一些好的經驗批判掉了。反右以後的1958年，毛澤東正式以『政治掛帥』頂替『 物質刺激』，以『群眾路線』代替『企業首長負責制』，以『突出政治』批判『技 術決定一切』等等。陳毅和曾湧泉特別到外交學院介紹過毛澤東的這個貢獻。毛澤 東把蘇聯的糟粕搬來，在中國實踐的經驗顯然表明，那種國有制不僅是嚴重妨礙生 產力發展的桎梏，而且荒唐的是，國有製作為一種產權，還不是一種完整的所有制 。它的所有者缺位，（因此沒有任何部門對企業負責）；又婆婆太多，即在享有利 益上，所有者又可以多到幾十個部門，誰都來雁過拔毛，成為企業的沉重負擔並為 貪污腐敗形成體制基礎。 3、關於職工持股 杜光的可貴在於他不僅從體制上詳細分析了國有制不利生產發展，造成種種弊 端的原因，更為可貴的是他提出了除發展非國有經濟之外的，直接改造國有產權的 方向──職工持股。在中國，官方稱之為股份合作制，使之同集體所有制掛上鉤。 但是，當九十年代中，國家體改委公佈有關文件時，對每個職工可以持股數的差別 作了限制，即最高的經理人員持股不能超過平均數的十倍，那麼如果一個千人企業 ，全體職工購買十分之一股票，每人平均就只有萬分之一股權，那麼經理所持的股 權最高就只有千分之一，如同虛有，哪能調動管理人員的積極性？所以當時負責起 草和定案的體改委生產司司長以及更高一級以上的人員自己就認為行不通。 而且，從性質上看，職工持股也不是集體所有制，是社會化的，即普遍的非個 別人的個人所有權，杜光正確和尖銳地引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把私有和個人所 有加以區別，資本主義私有制實際上是通過剝奪個人所有權來侵吞大量資產才產生 的，當時馬克思還設想僱傭八個以上工人才算資本主義私有企業。在一定意義上任 何社會的每個人必須有個人所有財產才能生活，關鍵是他認為真正的社會主義還必 須建立在勞動者─現代產業工人個人普遍擁有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權的基礎上，而 這裡已經不是個體經濟，而是現代化生產的大企業的產權分別屬於每個工人所有。 這也正是高尚全所主張的民有、民營、民享的基礎。杜光說，有人誣蔑西方的職工 持股系中央情報局的把戲，發生這種攻擊，也許是因為美國的NCEO (National Cen ter for Employee Ownership,地址在加州的Oakland), 即職工所有制全國中心曾兩 次（1994和1996）到中國參加全國性的推廣職工所有制的會議。其實，在美國右派 誣陷他們的辦法卻是扣紅帽子，說他們是共產黨，而實際上那些熱心人確實是左派 ，而且是他們為推行職工持股做了爭取優惠貸款和優惠股價的長期堅持不懈的鬥爭 ，在形成職工所有制之後，又整年到頭滿天飛去實行這種體制的企業指導工作。他 們總結了一整套管理經驗，是極其可貴的。比如，他們的管理經驗的重要原則之一 ：「經理人員必須教會本企業職工讀懂企業的信息。」相對於中國上市公司的多數 都在公佈信息上弄虛作假，和美國的企業舞弊也一樣搞假信息，可見他們這條經驗 有多麼可貴！應該說，美國的職工持股是工人運動的產物，從經濟鬥爭到抵制生產 ，又發展到了分享股權，使自己在一定意義上變成企業主人。杜光認為只有這樣， 職工才真的成為了企業乃至國家的主人，也才能真正調動起勞動者的積極性。我要 進一步引用如下概念說，高科技的發展已經使生產者個人的作用越來越起重大作用 ，現在使用PC機已經進一步到了進入實用更先進的手段, "因而即將進入『通訊時代 』，權力核心轉到個人。一個人夠不夠有力，變成企業能否具有競爭力的關鍵…… 」（多維新聞社報導《商業週刊》9日黃惠娟文。）所以，生產者個人持股也有利於 發展生產力。而這正是美國職工所有制迅速發展的原因──使企業生產效益迅速提 高。 那麼怎樣把產權分到職工每個人呢？杜光批判了新華社的批判，而認為那些做 法是正當的。其實，據我所知，有人指出，目前中國把國有企業的所有權分給全體 職工為時已晚，因為很多企業已經資不抵債。而所謂無償分發股權，在美國基本上 就是這樣分發股權給職工的。據我所知，國內把這一工作稱作『改制』，首先是把 國家靠歷年實行低工資扣留的錢，留作為職工退休養老用的錢一次性清算給職工， 職工以此購買股票，（而職工不怕因此而沒有養老金，因為企業經營好了就有能力 供養退休老人）。所謂『折價』一是指企業原來投資已經回收很多，而目前的經營 情況又不佳。二是指除上述公積金外，有的企業還把近年來的在沒有增加投資條件 下的積累算作現有職工的貢獻在售股時打折扣。很多企業只想卸包袱，在計算職工 應得股權上損害職工利益搞得無法實現『改制』。按生產要素分配則是不搞平均主 義，充份發揮不同人員的積極性，使得經理、總工等人員獲得較多的股份。有人擔 心職工把股票轉身便賣掉，因而仍然不關心企業，在美國，職工在退休前或在相當 長時間內是不允許出售本人所持股權的；只有職工以扣工資的辦法所購買的打了折 扣的股票允許立即轉手。但是完全禁止出售是不合理，也做不到的。把這些做法說 成是美國或西方的社會主義卻有點牽強附會，但是可以充份肯定地說，這是西方工 人運動的經驗，我已經建議杜光率團來美國訪問NCEO和考察實行職工持股的企業的 經驗。 杜光充份論述了要當主人，或者說要讓人民承認工人是企業和國家主人而不是 被剝削的僱傭勞動者必須切實實現工人除工資之外，還有權分享他們的勞動所取得 的企業投入增值的盈利，就是高尚全說的民享。這不是平均主義而是真正平等。從 享有產權到參與管理，到分享盈利，生產者才談得上是企業和國家主人了，至於因 為『黨管幹部』所造成的惡果，就不僅是大權旁落，使企業變成官僚所有，而且在 趙紫陽掛帥經濟改革為貫徹首長負責制時，中共中央組織部就反覆行文強調『黨管 幹部』從而使幹部制度改革走了一次又一次彎路，甚至使一些地方和一些企業改革 復舊。但是，我認為這是政治改革的問題，應該在下文中討論。 4、 斷性與股份制 杜光提到了國有經濟的壟斷性，這種基於政治壟斷的經濟壟斷危害極大，它所 覆蓋的面曾經非常寬──影響國計民生的經濟命脈，至今，就是在提出國有經濟從 所有競爭性領域退出之後，國家壟斷究竟仍然應該包括哪些行業也還是爭論不休， 比如，除軍工外，諸如發電輸電、交通運輸、公路鐵路橋樑港口、供水供暖和供氣 等，哪個應該保持國家壟斷，凡涉及某些人因為維持舊的壟斷而有既得利益的，就 難以變更，甚至在國家所有範圍內瓜分勢力範圍都困難重重，李鵬稱霸的變輸電系 統就是最明顯的實例。有人甚至說，如果汽車生產領域能完全放開給非國有經濟， 那麼中國加入WTO以後，中國根本不用怕外國汽車來競爭，但是現在汽車生產廠遍及 全國每一個縣市，就是在國家名義下的地方官員的國家壟斷名義下的官僚經濟。 實行股份制本來是把企業的資本主義的個人私有或家族私有，（在中國就是從 國有制）走向社會化持股的一個突破。中國在1989年鎮壓天安門運動後，朱鎔基率 團訪問美國時，汪道涵甚至曾告誡我，出於意識形態原因中國不可能實行股票上市 ，但是不久就突破了極左派的阻力開始允許股票上市，雖然主要是讓國有大企業的 股票上市斂集資金，但是它從一開始就在娘胎裡就種下了。染上了貪污舞弊弄虛作 假的毒瘤，最主要的病灶就是不按企業的條件和嚴格的按法規行事公佈信息等，而 授予黨政工婦團體以特權，讓它們把手中額度分配給申請上市的公司，從而為上市 搞『包裝'，「某部委或省市領導都把額度給我了，憑什麼你律師事務所或會計事務 所不給我包裝（弄虛作假）？」當時每個額度是有市價的，以至舉行中共十五大， 也就是香港回歸那年，有笑話說，「今年最大的政治是什麼？不是十五大，也不是 香港回歸，首長案頭上最大的政治是處理難以平息的額度槍奪戰！」我親眼目睹一 個又一個發工資都困難的企業通過賄賂或本來就同首長關係曖昧就大模大樣地穿上 偽裝的公告上市，完全是騙股民的錢，那麼掌握額度的官員僅僅是為了拿到一筆賄 賂的錢和一批原始股可以發財就足亦了嗎？不，給額度的附加條件之一，還得答應 集資後撥款給那些首長許諾要拯救的其他國有企業，這是又一種坑害股民的把戲。 所以，中國的股市問題也同『黨管幹部』一樣，首先是政治問題！ 5、三農問題的要害 至於目前最炒的火熱的三農問題，杜光一針見血地指出的要害有兩個：土地所 有權和人為的城鄉割裂的二元體制，就是說農民沒有最主要的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 同城市居民平等的居住與流動權。杜光黯熟中國的農業合作化的歷史，他尖銳地指 出這是一個一步步剝奪農民從土改中爭得的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所有權的過程，直 到實行公社化，從個體經濟墮落到『農奴制性質的大莊園』（這也是杜光的突出的 尖銳之點！），而不是什麼包含共產主義因素的僅僅超越生產力發展水平而已。因 此解散人民公社還不夠，必須批判這種倒退到中世紀的農奴制的真實，才能從根本 上覺悟任何意義上保留人民公社的所有制的殘跡是無法解決三農問題的，這首先是 意識形態問題，是政治問題。 各個領域都有待政治改革，不徹底完成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會倒退， 這其實是鄧小平在1986年就強調再三，而被第三代核心全面倒退的最大的方面，至 今，江澤民吹噓什麼三個代表，就不敢碰一下『民主』，因為他喜歡的是皇權。當 然尚在北京，堅持體制內改革的杜光想說這些話，也不應該由他來說，我就不妨越 俎代庖了。 二、政治體制改革 1、江澤民任內政治改革倒退 西方評論中共十六大都集中在交權接權上，而且不乏讚賞『三個代表』的議論 。其實，應該多研討中共的豐功偉績的真相；至少應指出，江澤民在其任內不僅沒 有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而且還大倒退了，他從十三大通過的決議，從已經開始實現 的黨政分開，倒退到黨、政、軍三大權集於一身：從他本身開始到各級全部都由黨 的第一把手兼任，這算什麼遵照鄧小平理論行事？算什麼尊重黨代表大會決議？！ 杜光強調中國的毒瘤在於封建主義，他分析了政治運動之所以能在中國造成極 大危害是由於封建主義毒素流毒至深至廣。但是我認為主要不是在人們思想上的封 建觀念，而主要是李慎之所說的中國的封建主義應該強調它主要是皇權主義。即所 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封建統治的等級關係，決定一切的是『朕即國家』『 家天下』『率土之濱皆為王土』，是什麼『君讓臣死，臣不得不死』而不是家族關 系等等上的封建禮儀性的等級關係。更不是什麼一般的士大夫習氣造成運動中互相 你鬥我，我鬥你，那些惡劣現象都是皇權統治和壓迫下的自衛性無奈，而不是他們 自己根據禮教的自動追求。斯大林殺人如麻，毛澤東則表面上不這樣做，說什麼『 人頭不像韭菜可以割了一茬再長出來』，但是他用陰險手段一個個株殺他最親密的 同輩的革命功臣至今中共羞於公開清算。鄧小平接權後，三中全會宣佈停止搞政治 運動而把精力集中在經濟建設上來，是一個極大的進步，但是，六四卻創了大規模 屠殺遊行請願群眾的先例，而鎮壓法輪功，針對幾千萬人的一種宗教信仰，按邪教 定罪後就可以抓捕入獄，且不又是另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史無前例』？這些都在 在說明，中共除了在政治體制改革上全面倒退外，在專制獨裁上，長江後浪趕前浪 ，不知哪年何月又會花樣翻新實行哪種形式的殘暴鎮壓來。所以，中共如果不清算 六四大屠殺和鎮壓法輪功事件，它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極端反動反人民反民主的本性 難移，無法把其政權的合法性真正建立起來。（這個合法性正是體改辦副主任潘岳 前年上書所提出的一個很合理卻為江澤民所最不願意聽的命題。）這是政治體制改 革比十三大舉行時更難以得到人民普遍支持的原因。我的意思是要讓人民相信中共 有誠意自上而下啟動政治體制改革，非得從平反六四和法輪功兩件大事做起。 2、民主與體制改革 至於改革的方案，杜光確實走得比中共十三大通過的方案遠多了，從黨內民主 來講，十三大開創了黨內選舉的差額競選，這一個小小的步驟現在在實踐上也大倒 退了。但是，由斯大林的實踐造成的諸如黨的檢察委員會從與同級黨委平等降為在 同級黨委領導之下紀律監查委員會，使得它失去監督同級黨委的權力和地位，從而 取消了黨內通過組織對每級組織的任何監督。設置任何專用信箱和專線電話都最多 能監督個人，從根本上無法監督任何一級組織。另外，在列寧在世時，沒有什麼政 治局和總書記，黨的中央書記處和書記本人只是分工管理某個方面那樣，權力都很 小，權力高度集中的體制是斯大林在實踐中自己一步步擴大個人權力形成的，後來 搖身一變成了正式體制，固定成為不能改變的模式了。而黨內需要有不同意見的公 開爭論是列寧逝世前創導，並對十四次黨代表大會所作的安排，但是就是十月革命 後，在蘇共掌權條件下召開，第一次響應列寧號召展開的這次黨代表大會上的爭論 的結果，是大部份發表反對斯大林的意見的，占黨代表多數的黨代表和當選的中央 委員會的多數成員，都人頭落地。從此以後，哪裡還有人敢講不同的意見？！包括 很多很能幹（如朱鎔基）又很思想解放的領導（如趙紫陽）個人風格也都非常武斷 ，不肯聽不同意見，甚至不讓下屬在公開會議上說話。所以在共產黨內部根本沒有 民主制度，也談不上民主作風。 第一次提出體制改革的還是鄧小平。早在1980年，鄧小平發表的《黨和國家領 導制度的改革》一文中，他就分析批判了過度集中的體制，但是他的設想馬上受到 黨內各層的抵制 ，當年就宣佈不得不緩行。1986年6月起他又再三強調要進行政治 體制改革，但是他的黨政分開的思想完全是為了提高共產黨領導的效率，而絲毫不 觸及中共的一黨領導的體制與地位。當時的黨政不分，以黨代政是造成黨不管黨， 而所有政府的工作由黨的機關另外迭床架屋的黨的機構去包辦代替，到了什麼程度 呢？幾乎政府有什麼部門，幹什麼工作，黨就設立相應的部門來指揮或包辦代替， 所以簡單說，在政府工作的黨員不代表黨，共產黨掌握了政權，絲毫不用，甚至連 名義都不用，可以直接由黨的機構或官員指揮和下命令。鄧小平是毫無分權意識的 ，而且他對絲毫的分權意識都是極端敏感，記得他在他自己再三強調改革的1986年 就對嚴家祺早就就他的分權主張作了尖銳的批評，後來在1987年十三大前我們中央 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的某個報告又被他揪住了一根分權的小尾巴，批評我們企圖 偷偷地把分權塞給中央。那麼，這樣有限的黨政分開為什麼還是遭到某些人反對呢 ？因為企圖大權獨攬是一切追求獨裁專制的人的特色，而不是一般的封建意識，所 以十三大的，也是鄧小平再三強調的僅僅希望在黨員負責幹部間分工，從而提高黨 和政府職能的效益的主張和決議，也被置之高閣。我記得當我從中央研討小組回到 外交學院時，黨委副書記問我，既然要黨政分開，那麼我就兼副院長好了！我告訴 他，首先就是不要兼職，他聽了就極不高興。這種情緒具有代表性，原因就是中共 全黨未能從思想上接受這樣起碼的改革意識。 3、 制主義哲學是凡事都強調誰代表唯一正確 杜光從堅持革命為發展生產力，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必須實現真正的社會 主義，從這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立場出發，並且力圖站穩腳跟從中國改革開放 走向真正社會主義的意圖提出了一整套必須準確理解無產階級專政，從而才能使這 種無產階級專政能最大限度地有力地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的對真正馬克思主義的 解釋，不過鑒於他身在中國，為了爭取他的主張在國內和黨內更大的合法性，有許 多話是不便說的。但是要思考中國的改革就不得不把醜話都說出來。 我想不是中共黨內沒有人知道西方民主思想和制度的歷史及其對社會發展所起 過的巨大作用，關鍵是從列寧開始，各國共產黨把無產階級專政理解為從革命勝利 到共產主義在全世界實現的不可或缺的條件。在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一書中，他 把國家統治僅僅解釋為『鎮壓』而絕對否定妥協，他把恩格斯所說的把階級衝突控 制在對立的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都可以生存下來的思想當作機會主義者的歪曲予 以批判，實際是他自己閹割了恩格斯的國家觀，在這樣的歪曲下，資產階級國家就 只是資產階級的鎮壓工具而已了，就可以根本否認它的民主制之下被剝削階級有任 何權利了。特別是在中國，康生晚年甚至批判恩格斯關於利用普選制爭取無產階級 利益的可能性，並且說這是恩格斯在搞修正主義。 那麼鄧小平為什麼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呢？除了他公開說的三權分立和制衡不利 於決策效益外，最主要的真是怕削弱一黨大權獨攬。這裡又有一個哲學傳統上的東 西方差別。如果說儒家教育人說，你應該照我告訴你的去做的話；那麼西方的哲學 始祖孟德斯鳩卻教育人必須懂得自己還有什麼事尚不懂得，直接在政治上的結果是 ，凡事都強調誰代表唯一正確，而根本不看重各人群之間的利益均衡，不相信凡事 均可能有不同的選擇而必須尊重不同意見。如果你讓中國共產黨人總結斯大林和毛 澤東的錯誤，他可以說一大堆，結論就是要有一個正確可靠的領導，而不是因為缺 乏一個民主的可以隨時修正的決策和監督機制。所以在八十年代在中國風行一時的 是思考和提倡建立一個科學的決策 機制，當時公開說不必提『緊跟鄧小平』的相當 具有民主意識的萬里就竭盡全力做過這方面的工作。所以，人們吸收教訓就是糾正 路線錯誤，包括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而認為一旦黨失去全面的統治權 即領導權，全國就將六神無主了。可是，蘇聯和中國的全部歷史教育人民的最主要 的結論就是，所謂絕對正確恰恰是在大多數情況下的難以挽回的延續幾十年的全盤 錯誤！這也就是為什麼在目前經濟情況空前好的條件下，人們因為不擔心決策錯誤 ，而對中央很少政治改革壓力的緣故。所以我認為只有經濟改革遇到政治不改革的 巨大阻力，才有可能啟動政治體制改革。當年鄧小平也是因為再不改革政治體制， 經濟改革受阻，他說：「你放權，他收權，」寸步難行或倒退才迫使他出面再三呼 吁改革政治體制。 4、 關於分權制衡 至於如何實現分權制衡，比如如何實行人民代表大會作為最高權力機構的制度 ，除制度設計和履行外，靠執政黨的領導是不夠的。粉碎四人邦後長期內彭真任人 大常委會委員長，他就不按憲法辦事。我在1987年就給趙紫陽和飽彤寫過一份報告 ，我在報告中指出，中國憲法規定，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責任是『主持』人大常委 會議和它的工作，而根本沒有說委員長應當或有權實行領導，彭真卻總是在扮演領 導角色，這樣就侵犯了人民代表和人大常委委員完全獨立地按照選民委託履行職責 的權力和義務，而彭真他就是在沒有黨中央決策和指示的條件下，以黨的名義強姦 民意，這樣做既有損人大常委會應有的作用，又多次妨礙改革開放的進程。據說， 彭自命不凡，自封為中國立法和司法的霸王，其實這也沒有黨中央授權 ，他還曾在 記者招待會上公開說，鄧小平說過，他彭真有資格進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不說鄧小 平接著講，『但是不進為好』，他就是不甘心屈居胡耀邦、趙紫陽、鄧小平、陳雲 等正式的領導之下，對這樣的又有野心，又違憲的委員長，誰敢冒犯？我寫成該報 告後，飽彤讓組長廖蓋隆告訴我，我這樣的報告連內部印發都不可以，因為出了事 連十三大前的趙紫陽總書記都無法保護我！可見，黨內還容納著這樣霸道的人。那 麼應該怎麼辦呢？說到底只有人民都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力和充份的自由才行，從言 論（包括新聞、出版）、結社（包括團體獨立和組織政黨並獨立行事而不隸屬於共 產黨）、遊行示威（所謂和平表達意見的權力）……所以，政治改革還有另外的一 種可能，就是共產黨自己不改革而在崩潰時被淘汰出局。那樣就出了杜光在體制內 探討政治體制改革的圈了。至今有人仍不肯承認蘇聯的所謂先政治改革後經濟改革 的無窮惡果，那麼請讀一下蓑笠翁先生最近在萬維網上發表的《中蘇改革成敗原因 淺析》一文就應該為中國人民沒有因為改革家們的胡作非為而千百萬人餓死凍死而 慶幸了。 5、 多黨制是有效的監督 拜讀杜光長文，他對人民的監督談到這裡嘎然剎車了。他只能在如何使共產黨 在有效地實施真正社會主義的範圍內討論，否則他自身就不安全了。其實，正式的 監督必須到使得執政黨有可能輪替為至才真正起作用，那就是實現多黨制。在選舉 中不是根據共產黨提出的等額或差額侯選人名單選擇適當人選，而是在不同政黨的 名單上選擇；言論自由必須達到有不同黨派的機關報有權宣傳不同的黨綱與對各種 問題的觀點和對策才會對政局產生有效的影響。對貪污腐敗的監督也只有到必須令 執政黨承擔去留責任的地步才可能由於民主監督來杜絕貪腐之風。試看台灣的民主 制，不見得沒黑金政治，但是一次台北和高雄的市級選舉就教訓得水偏不敢太隨便 了，儘管沒有治好他的百病，民主制對政治家所起的誰是主人的教育作用，是沒有 民主制的大陸所不敢夢想的。 1949年開國之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務院是由各民主黨派成員組成的，但是 後來把所有非共產黨員都趕走了，至今只有個別副部長是非共產黨人士。可見共產 黨把持得多嚴！至於中國存在的多黨參政，不說有沒有參加內閣的權力 。單說這些 黨派的花瓶形像 吧，胡耀邦曾明確提出幾條，包括尊重他們的獨立自主，共產黨員 退出民主黨派等，八十年代曾經開始實施，江澤民時期也全面倒退了，弄得所謂的 民主黨派的很多領導人比共產黨員更為奴才相，不足為怪。所以，要發展多黨制， 不能靠目前的民主黨派的自生自滅，因為目前這些黨派的發展完全在中共的限制和 管制下發生的，比如民革只能在與原來的國民黨有傳統聯繫的人員及其子弟中吸收 黨員，而且不准許到地方基層單位發展等等，其他黨派也各有特定的領域，比如華 僑、醫務人員，中小學交工等等。特別是一直在組織人事上受中共統戰部門控制， 直接受公開與不公開的中共黨員佔著要位，發展的多系忠誠於中共統戰方針的黨員 ，所以這樣的黨在中共發生徹底達變化前不容易獨立於中共，不可能真正起監督共 產黨執政的作用，更甭說與之競爭，挑戰它的執政地位了。那麼能不能制望海外的 民運組織呢？至少從目前來看，也沒有希望，因為他們自居於體制外加上中共的眼 裡鎮壓和限制，他們完全同國內形勢發展脫節也裕國內受苦受難的民眾脫離太遠。 李銳在最近發表的關於政治改革的建議中重提中共在抗戰時期所提出的三三制 ，如果同台灣問題聯繫起來，我認為真正是一條以台灣的民主來推動大陸的民主化 ，逼迫中共為統一在政治改革上作出讓步的良方。但是這樣一個要求大陸和台灣雙 方都要忍痛犧牲各黨各派的私利，真正從中華民族的繁榮興盛出發，並且認真協商 妥協達到各方面都贏得目的的方案才有希望。我本人在1990年在時報週刊上就發表 過這樣的意見，沒有得到任何反饋，不久前我給世界日報週刊寫稿呼應嚴家棋的一 片有關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文章，重點就是再提三三制，世界日報顯然不感興趣， 所以連台灣的比較開明的媒體也難接受，何況還堅持著不改革的中共呢。 6、 如何迎來言論自由的時代 那麼杜光指望什麼呢？指望再一次思想解放運動。那麼仍然是先有雞，還是先 有蛋的老問題。1980年前後的思想界放運動的機遇在何時才能出現？再出現時的限 制是什麼呢？不得而知。正如洗巖先生所說的，「絕對權力和絕對控制是專制政權 的生命線，對中共這樣的以封建皇權思想武裝的黨是不可能在思想界放運動中從皇 權思想解放出來的，也不可能發動思想解放運來挑戰皇權和皇權主義的，那麼希望 在於何處呢？不是我們幸災樂禍，政治體制改革必出於無可奈何，即中共的合法性 危機。目前中共強調穩定壓倒一切，多數老百姓也怕動亂把目前的盛世付之東流， 因為所謂蘇聯模式或89年天安門模式（如果算一種模式的話）都證明，弄得目前的 政權倒台，可能經濟不會這麼令人羨慕，也就是洗巖所說的『政績合法性』，這種 對執政黨的挑戰卻有一個好處就是它必須保持經濟發展的勢頭，推動它在經濟改革 上必須無可挑剔。一旦它感到為難，而還沒有發生嚴重政治危機時，杜光教授所盼 望的思想解放連帶著言論出版自由是可能的，但是必然會有堅持皇權的專制主義出 來反對，這時中央又同八十年代那樣出現兩種聲音甚至開展你死我活的鬥爭，也就 是說黨內鬥爭代替體制外的打倒共產黨的革命使共產黨有所取捨而決定其命運。那 麼所有對中共挑戰的政治力量需要顯示大家的治理國家的才能而不是像毛澤東那樣 『破字當頭，立在其中』而要真正解放思想，指出思想和政治經濟的出路，拿出真 本領來，從這個意義上，我想起鄒讜教授曾有過一個希望，就是希望海外民運人士 趁逗留在美國的機會學有所長而不是停留在喊打倒的口號上。否則中共垮台或開放 黨禁那一天，咱們最有機會學會治理現代社會的本領的人會使人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