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的十字路口 （北京）曹思源 （在紐約皇后區法拉盛圖書館的講演，2003年2月16日） 眾所周知，中國的經濟改革已經進行了二十多年，政治改革在82年鄧小平的談 話中就已經提出來了，要改革領導體制。這以後，不斷提出要政治體制改革，我在 1976年寫了一篇文章批判毛澤東，題目是「左傾領導路線必須清算」。以後，中共 十三大報告也清楚講了中國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但這麼多年以來，中國的政治體 制改革是雷聲大，雨聲小，而後則是雷聲雨聲皆無。十六大上，專門用了一個部份 講中國的政治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但我們究竟是要真的有一個起步還是又是雷聲 大雨聲小地搞政治改革，這便是我們面臨的十字路口。 當今中國沒有任何人會說不要政治體制改革，但有很多人說政治體制改革應當 慢一點，應當緩行，但我認為，十六大報告上提出要加緊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 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我就寫了《政治文明ABC》副標題「中國政治改革綱要」。在書 的封底，刊登了我在書中的五條建議：主權在民，四權分立，議會民主，直選總統 ，黨政分開。在來美國之前，我把這本書寄給了胡錦濤，曾慶紅，黃菊，李長春。 今天，我將把講話主要集中在直選總統這一條上。我認為，當今中國的政治改 革正面臨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機遇，應當盡快實行總統制。 最近人們都注意到，十六大以後，黨的一把手是胡錦濤，江澤民由一把手變成 普通黨員。但在電視上出現的時候，這個普通黨員卻走在最前面，總書記走在他後 邊，海內外一片嘩然。很多人都不滿意，但我曹思源卻覺得很滿意。為什麼呢？胡 錦濤是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總書記管多少人？管六千六百三十六萬黨員。而江澤民 現在的職務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管多少人，十三億。十 三億人的主席走在六千多萬人的總書記的前面很正常啊。 有人說，這不符合我們黨的傳統，我們黨的傳統就是總書記走在前頭，但我就 要問這些人這個傳統可不可以改一改呀？我現在看到一個可喜的現象。中國共產黨 的黨魁從來都是強勢人物，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都很強，可是胡錦濤卻不強 。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個弱勢黨魁，中國共產黨五十年來第一次出現了一個弱勢黨魁 ，而中國國家主席卻是強勢的。於是出現了一個弱勢黨魁和強勢元首的搭配，如果 這個格局能夠保持下去，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就會出現一個比較寬鬆的環境。對政 治體制的某些變革，比如黨政分開就不太容易反對。 我從1981年以來研究了關於中國國家元首的地位問題。大家都知道，中國國家 主席一直是有職無權，是個空架子。我們的現行憲法規定國家主席只是公佈全國人 大的通過的法律，他只有公佈權，沒有否決權。所以我在最近的研究中提出，要讓 國家元首成為真正的強勢人物，有職有權。這要求我們必須改變我們的思維定勢， 我建議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盡快實行總統制。總統是個人負責制。我們長期總在說 集體領導，集體領導說透了就是集體不負責任。出問題就說這是我們領導班子共同 決定的。1960年餓死了四千四百萬人，不知道是誰的責任。我看餓四一百萬人毛澤 東就應該辭職。但由於沒有總統制，我們習慣了由大家來扛。所以我建議中國要實 行一個有人負責的總統制。 中國的政治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總統制這個改革項目有一個牽一髮而動全局 的作用。總統制首先能解決我們五十多年來解決不了的黨政分開問題。改革開放二 十多年裡，我們天天叫要黨政分開，分得開嗎？分不開。因為國務院要對中央政治 局負責，這你怎麼分開？但總統制則會把國家的權力集中在總統手上，而總統呢， 又不是黨魁。總統和總書記是分開的。在這種情況下，黨政分開了。 同時，它還能 解決另一個老大難問題。人們都很清楚，在現代法制社會裡，軍隊是要國家化的。 軍隊誰養的？納稅人的錢養的。但我們中國的政治詞典裡卻說，要堅強共產黨對軍 隊的絕對領導。堅強黨的絕對領導和軍隊國家化之間當然是有很大的差距。那麼如 何解決這個難題，我看總統制就可以解決。總統將就是三軍統帥，領導武裝部隊。 有人說，這有沒有可行性呢？我覺得現在總統制有可行性。因為我們現在有一 個弱勢黨魁。根據現在中國的政治格局，我們現在要選舉總統候選人基本都會是共 產黨員，這就能為共產黨接受。不會否定現在的共產黨領導，不會產生太大的振動 ，這就有可行性。我們可以設想，這第一屆總統一定是百分之百的共產黨員，第二 屆百分之九十九還會是共產黨員，第三屆是不是共產黨員呢？我們只能猜想。所以 只要抓緊時機，在現在的情況下設立總統制，使國家元首與黨的總書記分開，它就 有利於我們國家的穩定。 有人說，穩定高於一切，我說是，穩定是高於一切，民主就穩定，獨裁就一定 不穩定。在三權分立的情況下就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穩定高於一切不能否定改革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分權、制衡。如果不分權不制衡神仙都會犯錯誤 。在極權制度下誰都要犯錯誤。現代人類的共同財富就是分權制衡。而中國要解決 黨政不分的問題就要實行總統制。 我講的第二部份是匹夫之責──民間人士在政治體制改革中的作用。我覺得在 現在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當中，民間人士大有可為。 中國的老百姓以前的確起不了什麼作用，但改革開放以來還真能起一些作用。 中國經濟發展實際在走私有化道路。但我們的領導人往往在講話中沒有或不能反映 這樣一個趨勢。我看到江澤民在東北華北國企改革座談會上的一個講話。裡面有一 句話：「我們決不搞私有化」。而我覺得就是要搞私有化。我認為在真理面前人人 平等。於是我就試圖要把江澤民關於決不搞私有化的念頭扭轉一下。 我特意寫了一本書，書名是《人間正道私有化》。我很想把這本書送給江澤民 ，但江澤民不容易見到。結果《財富》雜誌1999年在上海召開全球論壇年會時，我 收到了邀請之後發現江澤民也要在會上發言。我認為這是個好機會。 到那一天時，會議在四點鐘召開，四點半曹思源在會上做了發言。晚上八點， 江澤民也在會上做了發言。江澤民發言的時候曹思源正站在離他三十米開外之處。 他發完言回到座位上坐下來，我就一手拿一本書，大搖大擺地向他走過去。 有人說，中央首長保安那麼嚴，衛兵沒有立刻拿出槍把你給斃了？我說沒有。 因為我在中南海工作過六年。我深知中央首長保衛要訣。但是這個要訣我今天不能 公開。 話說當時，江澤民坐在那裡眼望前方，視線的餘光看到一個胖乎乎的人在向他 靠攏。他一轉頭，目光正好與我相遇。他盯著我，我也就眼睛盯著他向前走去。我 發現江澤民的目光在閃爍，他似乎在問，這個人是誰呀？但我沒有向他自報姓名， 而是拿出一本書遞到他的手裡。我把書一放到江澤民手裡，他「哦，你就是曹思源 ？」我說「正是在下！」 如果江澤民當時大怒，把桌子一拍，「拿下！」那我就完了。但我當時想也許 有另一種可能，他也許不好意思當眾發脾氣。他就會想，這曹思源為何這樣膽大， 他為什麼說人間正道私有化?我覺得他只要打開書翻十頁,我就能說服他。如果由於 我的書說服了江澤民,讓他在私有化的道路上放開手腳，這對全國老百姓是件好事。 這個險值得冒。 當然，既然是有風險的事，我如果送完書就走，就逃跑就不好了，人家要找你 找不著哇，要抓你沒地方啊，好漢做事好漢當。我當時拿出名片放在江澤民手裡， 並說：「有事找我，拜拜！」 那有人會說你這個送書管用嗎？江澤民有什麼反映呢？我只能給大家提供一個 線索，在我送書之前兩個禮拜，他說決不搞私有化，我送書給他之後，他說資本家 可以入黨。是不是一定因為我送書使他這樣我不敢肯定，但時間的確是這樣的。就 是說，老百姓可以在國家的宏觀決策，政治體制變革當中有所作為，這是當今中國 社會一個可喜的現象。 我認為，作為一個公民，對自己的僕人決不要太客氣了。該說什麼就說什麼。 毛澤東是讓我們全國人們慣壞了，他說什麼我們都說萬歲，萬萬歲，我們公民要行 使我們公民的職責。中國的改革不能僅僅依靠公僕，體制的變革首先是主人的事兒 。主人要給公僕發話。中國現在的局面就處在這樣的一個十字路口。 我的《政治文明ABC》裡就談到要明確公民和公僕的概念。很多時候我在外面演 講時都有人問我：曹思源，你這麼尖銳的觀點中央領導能接受嗎？我說你怎麼老問 中央領導能接受嗎，中央領導等於是僕人，你不能總問這個思想僕人能接受嗎，家 裡請了個保姆做飯，我們不能總要去跟保姆保持一致。應該是保姆問我：你今天想 吃什麼？對不對？所以公民公僕這個概念不能顛倒。 很多人說難聽一點，是站慣了，叫他坐下他說不可能，你問他怎麼不可能呢？ 明明可能的，不，他非說不行，不可能。還有一些人說，中國文盲太多，不能搞民 主。我就要問，中國究竟有多少文盲呢？說有兩億，兩億文盲怎麼就不能搞民主， 不能搞選舉？那還有十一億非文盲呢，你怎麼就不注意這十一億非文盲的要求呢？ 因此，在當今中國，需要公民充份發揮公民的作用。不僅需要在大陸的公民發揮作 用，也需要在海外的中國公民發揮作用。還需要海外的非中國公民發揮建議和支持 的作用。□ （劉穎根據錄音整理，未經本人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