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四月芳菲盡 ──胡耀邦逝世十四週年感言 （北京）任不寐 2002年10月中旬，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某研究中心第一次看到了《天安門》那部 電視片，我彷彿一個人獨坐在那裡，淚水一直旁若無人的流著……我吃驚地看到了 我自己，那是1989年6月4日清晨，在晨光朦朧、硝煙瀰漫的長安街六部口附近，我 穿著一件白色的上衣伸手攔著學生以使他們離開街道，當時一輛坦克繞過來，壓倒 了十幾個學生…… 我常常感慨，那一天徹底改變了我自己的人生。它留下了我的生命，卻指明了 一條離開「北京」的道路，一條和「十載寒窗」追求的目標背道而馳的道路；多年 來，這條道路充滿了想像不到的苦難和艱辛，它剝奪了我很多人生的樂趣，甚至幾 乎導致我親人離散──對此我能說些什麼呢？1999年歐洲某國的一家新聞媒體採訪 我的時候，問我參加1989年的學生運動是否後悔，我這樣告訴他：我常常想這個問 題，但每次答案都是一個──如果我不參加，我會後悔的。 我相信很多人的命運都從那一年發生了變化，他們以不同的姿勢告別了「北京 」。在一定意義上人們應該這樣確認，這些變化也和一個人的名字緊密聯繫在一起 的，這個人叫胡耀邦。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從這一天開始，胡耀邦如同一個 殉難的使徒一樣啟動了中國抵抗「災民理性」的事業。今天，中國仍然生活在「耀 邦之後」的巨大影響之下，無論是「反政治」的恐怖和反恐怖的自由多少都從這耀 邦之死找到某些文化上的根據。 今年4月是胡耀邦逝世十四週年。我不能以回憶錄的名義謬托知己，他去世的時 候，我是北京一所高校的學生，不可能與他相識。因此我只能從一個民間知識分子 的角度談談這位「黨內異端人士」在中國當下政治文化中的象徵意義。我覺得胡耀 邦在兩方面給中國政治文化產生了持久的影響：第一，他試圖（或客觀上）終結權 術型政治，以使中國的反政治的政治回歸政治文明。這種努力一方面和文革的苦難 記憶有關，一方面和他本人的道德品質有關。事實上對這一點目前還沒有給予應有 的評價。即使胡耀邦過去的朋友和同事也對此缺乏意識，他們往往把胡耀邦的這些 努力視為政治上的不成熟而感到惋惜，這一點和胡耀邦的政治對手們的評價幾乎不 謀而合，儘管後者主要用此來進行攻擊和引為反面教材。對政治史的研究使我們相 信，中國式的政治成熟，特別是1989年以後的那些政治機會主義和政治精明根本不 是政治，而是反政治的災民統治，是文明的敵人。胡耀邦啟動了這樣一條政治的道 路，但遺憾的是，1989年以後並沒有人到這條路上來打掃。但我們越來越清楚的是 ，不通過這樣一條道路，不擺脫「精明」和軍事的統治，中國永遠是一個野蠻國家 。第二、胡耀邦之死及身後的寂寞。這兩者共同構成了中國政治文化的悲觀主義內 容。胡耀邦這個文字符號在「新時代」的消失（這一點趙紫陽尤其有代表性）象徵 著國家對個人的絕對勝利，也象徵著力量對上帝、權力對正義的絕對勝利。或者說 ，他說明著胡耀邦開啟的「政治事業」在災民社會的勉為其難，象徵著在體制內超 越體制精神的失敗，象徵著期待體制的力量對這一失敗進行話語複述或政治記憶的 失敗。 胡耀邦去世後，原來一大批追隨胡耀邦政治理念的體制內知識分子同樣陷入了 文化兩難。事實上他們在觀念上已經徹底脫離斯大林主義的精神監獄，其中很多人 成了真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包括李慎之、胡績偉、李普等人，甚至還可以包括 杜潤生、朱厚澤、於光遠、 李銳、秦川、孫長江、戴煌等黨內開明人士。這些 著名知識分子1989年後被排擠出政壇，但他們在文化思想界擁有巨大的影響。 他們是90年代中國的精神領袖，但由於他們沒有辦法完全徹底脫離體制的外在束縛 ，也無法擺脫文革災難和胡耀邦悲劇的某些影響，因此他們往往有很多無奈感。這 種力不從心，這種試圖通過體制來超越體制的精神的努力，這種欲說還休、欲罷不 能的滄桑感，和胡耀邦去世前的心境是一脈相承的。 但我們仍然有理由向他們的努力表達敬意。1999年之後，從李慎之先生的《風 雨倉黃五十年》，到2001年李銳先生的《耀邦去世前的談話》以及2003年《關於政 治體制改革的建議》，我們能發現這些文化老人的時間緊迫感和精神上的深化與勇 毅。事實上這些前輩大多數人我都相熟，他們在道德人品上、在治學精神上都是非 常了不起的，他們代表著文革煉獄之後倖存的中國良知，也代表著中共歷經80 多年 的「擇劣」運動之後道德感在黨內的殘存。這個黨應該向他們致敬，但這個他們本 應該受到尊重的理由，那個新的「秩序黨」卻視為水火。排擠和壓制這些人是權貴 集團的精神自殺，這些人是90年代執政的年輕的名利之徒在學問人品上難以望其項 背的。不過從另外的意義上說，這種政治排擠對這些黨內自由派知識分子是有幫助 的，它為他們逐步離開胡耀邦式政治悲劇奠定了基礎。現在我們祈禱能給他們更多 的時間，以使他們避免更多的胡耀邦一樣的生前無奈和身後寂寞。我清楚，2002年 王若望的去世和2003年秦川的去世在他們心靈中產生的震動。我相信，他們中的更 多人晚年會從胡耀邦的悲劇模式中走出來，這需要中國更多知識分子和他們一起努 力。 1999年春天，我和步鑫生先生曾去胡耀邦家中探望李昭夫人。那一年是胡耀邦 逝世十週年。在一片鮮花和綠樹中，胡耀邦在牆上看著前來追悼的人。我看到的不 是一個政治家或偉人，我看到的僅僅是一個普通的個人，這個普通個人的命運和很 多普通個人的命運聯繫在一起，還活著的人有責任給他的靈魂一個安慰。 十四年已經過去了，我們更有責任給我們自己一個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