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康曉光《未來3--5年中國大陸政治穩定性分析》(下) 胡 平 11、知識精英為何轉向？ 關於知識精英，康曉光寫道：「知識分子是權威政治的天敵。...但是，1989年 以後，這個在權威政治中似乎無法解決的問題卻出人意料地得到了解決。知識分子 與政府的激烈衝突消失了。」 知識分子最不可籠統言之，因為知識分子不是一個社會階級。知識分子的政治 態度從來是歧異的以至對立的。梁效、何新也是「權威政治的天敵」麼？那些至今 仍被監禁被流放的知識分子「與政府的激烈衝突」也消失了麼？你充其量 可以說， 在八九 之後，知識分子的相當一部份在政治態度上發生了變化。不過，這並不 「出人意料」，當樹上的一隻鳥被打落後，其餘九隻鳥多半也就不會還站在那棵樹 上了。五七年「鳴放」期間，知識分子和政府的關係一時間也很緊張，「反右」運 動一起來，這種緊張不是也「出人意料地得到了解決」嗎？一位老作家在上世紀四 十年代寫過一句話：「中國的知識分子，請是請不來的，一打就來了。」 這恐怕不只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問題，看一看布拉格之春被鎮壓後的捷克知識分 子和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蘇聯知識分子。這也不只是知識分子的問題，想一想「八九 」時同仇敵愾的北京市民。人性自有其脆弱的一面。高壓不可能得逞於永久，但卻 可能得逞於一時。考慮到這一點，我寧可認為，在八九之後，中國還有不少人(包括 一批知識分子)堅守反專制的立場不退縮，那倒是格外值得注意的。 康曉光並不否認，政府的「壓力」和「利誘」是國內知識分子放棄激烈反對的 一個原因；但是他堅稱：「『犬儒主義』並不是知識分子接受政治現實的唯一原因 ，甚至也不是主要原因，還有比它更複雜、更深刻的原因。」他一共列舉了六條原 因，讓我們逐一考察。 第一條原因。康曉光說：「首先，鄧小平『南巡』重新明確了市場化改革的政 策取向。這是知識分子認同中國共產黨的首要前提。」 這種解釋似乎很流行，其實不值一駁。試問，「八九」時，知識分子反對中共 的理由是什麼？答：是反對中共壓制民主運動；「六四」開槍，知識分子抗議中共 的理由是什麼？答：是抗議中共屠殺和平民眾。因此，當中共繼續堅持上述政策不 變，知識分子就沒有理由單方面地改變了自己先前的反對立場。中共沒變，知識分 子憑什麼要變？ 至於推行市場化改革這一條，中共本來就在推行市場化改革，而知識分子本來 對此就是贊成的。因而從邏輯上講，如果中共自「六四」後放棄市場化改革，那將 會進一步強化知識分子的反對立場；但是，如果中共一如既往地繼續市場化改革， 那並不會弱化知識分子原先的反對立場。因此，把中共在「六四」後繼續市場化改 革當成知識分子放棄反對立場去認同中共的「首要前提」，那顯然是不合邏輯的。 正如康曉光指出的那樣，中共主導的經濟改革，在八十年代還是「雙贏」，到 了九十年代成了「贏家通吃」。這就是說，到了九十年代，知識分子只要不背棄初 衷，那麼，我們反對中共的正當理由不是少了而是多了，除了反專制這一條外，還 應該加上反權貴私有化，反貧富兩極分化。可是，許多知識分子在九十年代卻放棄 了反對立場。這怎麼能自園其說呢？ 12、駁所謂「政績合法性」 依照康曉光的分析，知識精英在「六四」後「轉向」認同中共專制的第二條理 由是：「持續的經濟增長為現行政治提供了強有力的『政績合法性』」。據說這種 觀點流傳甚廣，有必要多講幾句。 在這裡，康曉光提出了一種關於合法性的新概念，曰「政績合法性」。新權威 主義（也叫新保守主義）代表人物蕭功秦講過「實效合法性」，兩者的意思相同。 如蕭功秦說，這種「實效合法性」是韋伯講的三種合法性中沒有的。 所謂「政績合法性」（即實效合法性）是不是一種關於合法性的新概念呢？不 是。這並不是因為「政績合法性」概念不算「新」，而是因為「政績合法性」根本 不算合法性。 第一、以政績確定合法性，違反合法性的本義。 美國政治學者、中國問題專家白魯洵（Lucian W.Pye）說得好：「沒有一個政 權愚蠢到把成功的政策作為其統治合法性基礎，因為合法性的本質就在於它不管實 行了怎樣有偏差的政策而仍舊承認這個政權。」好比婚姻的合法性，如果不經雙方 同意（在古代則需雙方家長或監護人同意）以及辦理一定的手續，單單是因為男方 對女方做出了一個合法丈夫所應該做出的某些事情（有了政績），那決不等於雙方 就具有了合法的婚姻關係。否則，強姦、霸佔和婚姻還有什麼區別？反過來，一對 合法的夫妻，即便一方未能很好地完成丈夫或妻子的應盡之責，只要未經過必要的 程序解除婚約，該婚約的合法性就依然存在。 第二、權力的合法性首先取決於它的來源，而不是取決於它的內容。恰如任何 一項特殊命令，如美國學者丹尼斯.朗（Dennis H.Wrong）所言，「不是它的『內容 』，而是它的『來頭』賦予它以合法性。」在世襲制下，權力的合法性來自血統， 來自世襲；在民主制下，權力的合法性來自選舉，等等。 為什麼不能用政績來確立合法性呢？道理很簡單。首先，對任何權力而言，確 定其是否合法乃是使權力得以正常行使的前提（強行運作的權力不是權力，只是暴 力），而判定其政績優劣卻只能是權力行使一定時期之後的結果。我們如何能夠用 後果去確定前提呢？單單從時間的先後來說，這就是辦不到的。換言之，權力的合 法性一定是在權力做出政績之前就必須確定的，所以，政績決不可能成為權力合法 性的根據；所以，決無所謂「政績合法性」。 另外，對政績的評價必定是見仁見智，人言人殊，眾說紛紜，那麼，究竟應該 以誰的評價為準呢？如果你認為應該通過自由辯論，然後投票表決予以確定（嚴格 地說，是追認，因為此一程序已然滯後）；這便意味著引入某種自由民主的制度。 然而，提出政績合法性的人又並不要求在現階段引入自由民主制度，那麼按照他們 的意思，到底應該如何確定一個政府的政績好壞，從而確定這個政府的合法非法呢 ？沒有客觀的公認的確定標準必然導致不擇手段，靠實力解決爭議，成則為王敗則 為寇。這不正好是對合法性概念的否定嗎？ 康曉光坦言，當前大眾的處境，是「全面惡化」。如此說來，大眾多半是不會 承認什麼「政績合法性」的，只不過他們無從發出自己的聲音。可見，承認「政績 合法性」的只是某些參與分贓的精英。這些精英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幸福是建立在 大眾的痛苦之上，這大概就是他們要認同專制維護強權的真正原因。 13、何為「激進」，何為「漸進」？ 康曉光舉出的第三條、第四條和第五條原因分別是：前蘇聯的經驗使知識分子 看到了改革的複雜性，一些拉美和東南亞國家的民主政治的現實使知識分子看到了 民主的有限性，於是，知識分子意識到民主化是一個長期過程，要漸進，不要冒進 。 這三條本身不是毫無道理，但問題是，它們怎麼能構成知識分子「接受權威政 治現實」的原因呢？ 首先，儘管前蘇聯的民主化並非一帆風順，可是那裡的人民決不因此就願意放 棄自由民主而復辟共產專制。康曉光自己也明白，「(共產專制)政府的倒台就意味 著政治制度的崩潰。而且此類政府和政治制度很難重返歷史舞台」。可見，某些國 家在民主化過程中遭遇困難，絕不意味著中國的知識分子就有理由放棄對專制的反 抗和對民主的追求。 其次，關於「要漸進不要冒進」。我以為八九民運在策略上犯有激進的錯誤， 但在目標上卻並不激進。八九民運的目標不過是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自由和 結社自由，這如何談得上激進？ 應當看到，對民主化而言，有些問題或有漸進激進之分。譬如選舉，選舉可以 先開放地方選舉然後再開放中央選舉，可以先開放部份議席然後開放全部議席。此 可謂漸進。但是在另外一些問題上卻不存在漸進激進的問題。譬如言論自由，那就 是取消因言治罪，釋放一切思想犯。先前抓的思想犯多，後來少了些，這不叫「漸 進」。薩特說得好：「法西斯之所以是法西斯，不在於殺人的數量，而在於殺人的 方式。」 一般來說，專制政權施行政治迫害，在數量上都是由多而少的。那未必是統治 者變開明了，而是因為臣民大都馴服了。殺人立威，威一旦確立，人就可以少殺了 。所以王夫之說：「申韓者，乍勞長逸之術也。」這就提醒我們，不要輕易地把任 何壓迫在程度上的減緩都視為民主化的「漸進」勝利。當然，這一提醒也許是多餘 的。近來，官方媒體為「十三年」(從八九年「六四」到現在)歌功頌德。恰巧，從 七六年「四人幫」垮台到八九年「六四」也是十三年。一個觸目驚心的事實是，在 第二個十三年中，因政見或信仰而遭到迫害者，數量大大超過前一個十三年。因此 ，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說在這個十三年間中國的民主化在「漸進」。 關於激進漸進，還有一點需要說明。愚公移山，挖一點算一點，這當然是漸進 了。然而，愚公們何嘗不願意一舉而搬掉兩座大山？只是自家力量不夠而大山又冥 頑不靈罷了。天帝被愚公精神感動，於是派兩個神仙把兩座山背走了。我們沒見愚 公出來反對。愚公沒有對天帝說：「不，不要一下子就把兩座山都搬走，太激進了 ，應該一點一點地搬，漸進嘛。」終止政治迫害的問題正與移山相同。 康曉光說，九十年代以來，屬於「極端思潮」的「激進自由派」已經邊緣化。 在這裡，康曉光沒有對「極端思潮」和「激進自由派」的含義作出說明。一般而言 ，「激進」，尤其是「極端」，這些詞在當今中國語境都帶貶義。這是否意味著， 在康曉光看來，在八十年代能「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所謂「激進自由派」思潮 到了九十年代被邊緣化，也是合理的、正確的呢？在這裡，某些思潮究竟是因為「 極端」而被邊緣化，還是因為被邊緣化所以就被貶之為「極端」呢？ 對於政治精英即統治集團，康曉光也有類似的表述。他說：「經過八十年代的 歷練，政治精英對待改革的態度在整體上趨於『中庸』；中間派一枝獨秀，極右派 和極左派都失去了影響力」。依照此說，反對開槍的趙紫陽大約該算「極右派」(？ ！)。這等於是說，誰佔據舞台中央，誰就是「中庸」，誰就是「中間派」；誰被槍 桿子(當然是槍桿子，不是嗎？)趕到邊緣，誰就是「極端」。顯然，這種描述是不 能算「實證描述」的。 14、不合邏輯的「恨屋及烏」 康曉光提出的第六條原因明顯不合邏輯。康曉光說：「第六，一些西方國家特 別是美國從『反共』到『反華』的轉變，使中國知識分子對美國的態度也隨之改變 。一系列事件，如銀河號事件、美國反對中國申奧、台灣危機、南斯拉夫使館被炸 事件、南海撞機事件、最惠國待遇問題等等，推動全民性的仇美情緒持續發展，並 進一步發展為反感美國式的市場和民主。」 且不說在上面一系列事件中，究竟有幾件可以算作「反華」，退一萬步講，今 天美國對中國的所作所為，就算是「反華」，那總沒有鴉片戰爭時的英國或甲午戰 爭中的日本更「反華」吧？當時一般有頭腦的中國人尚且懂得在反對列強的同時堅 持學習對方的先進制度，為什麼今天的中國「知識精英」(？)們就「恨屋及烏」， 對美國的先進制度都反感起來了呢？不合邏輯嘛。 "六四」後，中國出現一股以反西方(尤其是反美)為特徵的「民族主義」。許多 人已經正確地指出這種民族主義的虛假性，我這裡再講講它的空洞性。有不少批評 者把今天這種反西方的民族主義和當年的義和團相比，其實，它哪裡比得上。義和 團排外，畢竟是以自家國粹為根據，他們反對西方的立憲主義，堅持的是老祖宗留 下的三綱五常，君君臣臣。今天中國的所謂「民族主義」以自由民主是西方貨為理 由而排斥拒絕，然而他們死抱著不放的卻是一黨專政----那本身恰恰是十足地道的 舶來品。這連「排外」都談不上。 康曉光為知識分子「接受權威政治現實」而列舉出上述六條原因(除去「犬儒主 義」的原因之外，該原因被康曉光視為「表面化的解釋」)。我以為，這六條原因其 實都不是原因，它們不過是掩飾犬儒心態這一真正原因的合理化而已。 15、新權威主義：從一廂情願到自欺欺人 康曉光認為，知識分子轉向的標誌是「新左派」的興起，而「新左派」的核心 思想就是「新權威主義」。 康曉光把新權威主義歸於新左派名下，想來新權威主義和新左派都未必贊成。 我不打算對這一問題展開討論，我現在只打算談談新權威主義。 康曉光歸納道：新權威主義主張「在權威政府的領導下，推行市場化改革，而 後再實行自由化和民主化改革」。「它接受權威政治的現實，並且把權威政治看作 是從集權政治走向民主政治的必不可少的階段」。康曉光認為，新權威主義和中共 「新時期黨的基本路線」不謀而和，它「巧妙地解決了集權與民主的矛盾，把民主 變成了一種對未來的承諾」。 新權威主義者提出自己的主張為中共現行政策辯護，自以為和當局志同道合， 其實只是一廂情願。中共只是利用新權威主義，中共從來沒有採納新權威主義。因 為中共從來沒有對民主作出承諾，它從來沒有表示過要「先現代化後民主化」，它 要的是「沒有民主化的現代化」或「只現代化不民主化」。不過在現實政治中，新 權威主義既然同意在現階段維持專制，正好適應了中共的現實需要，故而被中共樂 得利用。 盡人皆知，時至今日，中共自己的意識形態早已徹底破產，縱然加上「社會主 義初級階段」、「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或「三個代表」等新包裝，對公眾----更 不必說對知識分子----也再無任何說服力。在這種情況下，有人提出別樣的理論， 為當局眼下的行為辯護，從而使許多人相信眼下的專制還是情有可原的，是可以接 受的，當局自然樂得借過來為己所用。不過在這裡，當局只是暗中借用，中共官方 不會把新權威主義當作官方自己的理論，因為新權威主義把民主作為目標，而中共 並不想對民主作出公開明確的承諾，所以它不會公開採納新權威主義。它寧可像過 去一樣繼續「掛羊頭賣狗肉」，繼續「亮左燈向右轉」。 簡言之，新權威主義是中共官方的辯護人，但它不是中共官方的官方辯護人， 它只是官方的非官方辯護人。我不是說新權威主義自己是無辜的，它只是不幸被人 利用而已。事實上，新權威主義之所以能被利用，恰恰是它自身的缺陷所致。 新權威主義聲稱它是以自由民主為目標。這就好比是開出了一張支票，上面寫 著「給中國人民自由民主」。可是，這張支票至少有以下三個問題： 首先，這張支票沒有寫明兌現的日期。 當年清政府宣佈預備立憲，公開說明了實行憲政的日期(先是說九年，後又縮短 為四年)。國民黨在推行軍政、訓政和憲政三段論時，也明確規定了各階段的大體時 間(訓政期先定為六年，後來因戰事有所延長)。而新權威主義卻始終不講明實行民 主的具體日期。這意味著他們可以把權威統治任意延長，把民主目標任意推後。 第二、這張支票也沒有寫明兌現的步驟。 民主化既然是一個過程，那麼，作為一種對民主的嚴肅莊重而非自欺欺人的承 諾，新權威主義就該給人們提供一套民主化時間表或曰進度表。清政府九年預備立 憲清單對每一年應該展開何種工作完成何種進度都有具體的規定，國民黨的訓政綱 領也詳細規定了由縣而省而國的逐步自治以及其他計劃。有進度表，我們才便於檢 查督促，我們才能夠正確地判斷我們究竟是在漸進，還是在漸退，抑或只是原地踏 步。新權威主義拒絕提供進度表，這就為延遲以至阻止民主化大開方便之門。 第三、更重要的是，在新權威主義開出的這張支票上並沒有中共當局的簽字蓋 章，因此它根本就沒有任何效力。 清政府和國民黨承認要實行憲政或民主，那是見之於他們的正式法令和文件的 ，如今的中共當局，卻壓根也沒公開宣佈過要實行自由民主。相反，中共當局倒是 不厭其煩地一再重申它堅決反對和平演變，反對言論自由，反對自由競選，反對分 權制衡。不錯，中共有時也講到民主，講到要逐步擴大和發展民主，但是，它講的 是它自己那一套「新詞」(New Speak)，講的是所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 。其內涵，朝好處說，是含糊，模稜兩可；朝壞處說則是黑白顛倒。換句話，新權 威主義代中共政府給了我們一張民主支票，但這張支票中共當局自己從來沒有承認 過(倒是多次否認過)，它只不過是新權威主義者自己從私人的拍紙簿上撕下的一張 「白條子」而已。 16、認真對待權利 去年五月，美國著名哲學家德沃金(Ronald Dworkin)應邀訪問中國，回美後寫 了一篇文章，發表在《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題目是 「在北京認真對待權利」("Take Rights Seriously in Beijing")。這個題目使人 聯想起他那本名著《認真對待權利》(《Take Rights Seriously》)。 德沃金寫到他在中國的講演以及和學生學者的交流。他發現，很多中國學生和 學者都表示出對自由民主的嚮往，然而，其中不少人又表示，他們認同現階段當局 採取的嚴厲的政治控制，尤其是對有組織的抗議和獨立的政治活動的控制，認為那 是保證實現長遠的民主目標所必需。他們說，自由民主的目標可以在不太遙遠的未 來實現，然而，這種目標將如何實現，他們卻並沒有什麼清楚的概念。 他們當然沒有什麼清楚的概念。在新權威主義那裡，自由民主照例是下落不明 的。當他們表示容忍以至於支持中國的專制政府的鎮壓時，他們怎麼還能說他們正 在幫助中國沿著自由民主的方向穩步邁進呢？不難看出，德沃金提到的那些中國學 生學者的觀點就是所謂「新權威主義」(或曰「新保守主義」)。時至今日，我們的 新權威主義者們難道真的還不明白，他們的那套觀點，如果說在早先還只是一廂情 願的話，那麼到今天只能是自欺欺人了嗎？ 除非他們抬出經濟決定論：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展開，必然導致經濟的持續 發展，必然導致中產階級的成長壯大，而強大的中產階級必然會提出民主的強烈要 求且勢不可擋，於是，最終中國必然會實現民主。我懷疑今天是否還有人真的相信 這種經濟決定論。況且，相信決定論可以引出兩種不同的態度，一是奮鬥，一是等 待。遺憾的是，今天的決定論者更多屬於後一種。實際上，把民主放逐到遙遠的、 不確定的未來，從而取得在當下不抗爭的借口，用「最終」這樣含糊曖昧的說詞去 應付良心的嚴峻質問，這在爭論中是沒有意義的。這不是回答，更不是預言，這是 搪塞，是推托。「最終」，什麼叫最終？凱恩斯說得好：「最終我們都有一死。」 德沃金並非中國問題專家，可是他從這次訪問中發現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 德沃金在文章最後寫道，雖然中國政府已經放棄了毛澤東時代那種極端的意識形態 的極權主義，但是今天的中國人應當擔心的是一種更老式的，也許是更持久的壓迫 形式：那就是由一些什麼「主義」都不信，但掌握了巨大權力，並決心用一切手段 維護其權力的人所施行的統治。我補充一句，這種形式的壓迫是可以建立在某種所 謂市場經濟和中產階級的基礎之上的。事實上，過去它一向就是這樣的。 17、引誘知識分子背叛自由民主的陷阱 和新權威主義天真的期待相反，在中國，權威政治非但不是從極權政治走向民 主政治的必不可少的階段，而是走向民主政治的最大障礙。沿著新權威主義的道路 走，我們不是離民主政治的目標越來越近，而是越來越遠。 首先，從政治上看，正如薩托利(Giovanni Sartori)指出的那樣，民主的前提 是政治的馴化，也就是政治不再殺人，不再血腥，人們不再因政治而遭受人身傷害 ----至少是傷害越來越小。然而，「六四」後這十三年，中國社會生活的一個顯著 特點就是政府的暴力行為的惡性蔓延，有增無已，其赤膊上陣，肆無忌憚，都是八 十年代不可想像的。僅此一端，就是和民主化南轅北轍。 我們知道，和平的民主轉型需要朝野雙方實現政治上的和解，而和解的難易程 度則取決於政府先前政治迫害的輕重多寡。「六四」前的十三年，政治迫害的數量 較小，並呈下降趨勢；「六四」後的十三年(包括「六四」)，政治迫害的數量激增 ，且居高不下。當局不但沒有平反「六四」，繼續鎮壓民運，而且還進一步鎮壓工 人農民的抗議活動，鎮壓各種獨立的宗教活動，其中，對法輪功的鎮壓尤其殘酷。 這就極大地增加了實現政治和解的難度。 其次，在經濟上，八十年代是經改的蜜月期，人人有糖吃，無非有多有少；九 十年代以來則是數千萬工人下崗，大批農村破產，幾家歡樂幾家愁，大眾的處境相 對惡化乃至絕對惡化，貧富差距觸目驚心，權貴私有化積重難返。時至今日，要在 中國實現民主轉型，恐怕已經不是單純的政治和解就能完事大吉的了，那很可能還 需要某種經濟清算(矯正正義)。權勢者害怕清算，因此會更加強烈地抵制自由民主 。這就是說，在今日中國推行民主轉型，和「六四」前相比，阻力更大，成本更高 。 不是有很多人擔心民主化會助長各種獨立運動，導致國土分裂嗎？想想「六四 」之前的情況吧，那時候，台獨、藏獨的力量都遠比今天弱小，疆獨的聲音幾乎聞 所未聞。不管你喜歡還是不喜歡，我們可以推測，隨著時間的推移，分離主義還會 增長。 實現民主轉型，常常有賴於一種普遍的社會心態，即，厭惡暴力，相信理性和 良知的力量，對非暴力抗爭懷抱相當的信心。八九民運體現了這種信念。「六四」 屠殺沉重地打擊了這種信念，而後持續十三年的政府暴力進一步摧毀了這種信念。 這對於民主轉型顯然是十分不利的。 我以為，康曉光並不是不明白新權威主義是欺人之談。事實上，他關於「權威 政治是極權政治走向民主政治的必經階段」的說法只是虛晃一槍。在接下來的論述 中，自由民主從此被打入冷宮，沒了下文。 康曉光文章的基本結論是，在近期內，中國大陸保持政治穩定(即中共保持一黨 專政)的希望很大，也存在「最壞」的可能性----即全面的不穩定，如經濟崩潰、社 會動亂、種族衝突、分裂、內戰乃至國際衝突等等。這中間唯獨沒有和平的民主轉 型。康曉光甚至認為，在「不穩定」即動亂和災變之後，中國出現民主政治的可能 性也是「微乎其微」(見康文的電子文本)。這不是對「權威政治是極權政治走向民 主政治的必經階段」一說的徹底否定嗎？ 新權威主義是引誘知識分子背叛自由民主的陷阱。那些當初抱著「降漢不降曹 」的想法去接受權威政治的知識分子們如今應該清楚地意識到：認為正面反抗中共 專制會招致重大風險，這是一回事。認為接受專制體制進入專制體制，除了能獲得 專制體制賦予的種種好處之外，還能促進我們的自由民主理想和平演變自動實現， 那完全是另一回事。要等歷史來改變一個專制政權，只是一種推遲抗爭和迴避風險 ，要另一代人來抗爭來冒險的做法；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抗爭很可能更困難，風險 很可能更巨大，而勝利則很可能來得更艱辛，更苦澀。 18、剖析中共鎮壓機制 康曉光文章的另一精闢之處是，它對中共的鎮壓機制進行了深入的剖析。 康曉光正確地指出，當人們有「不滿」時，他們就會有起來抗爭的「意願」； 然而，只有當他們擁有抗爭的「手段」時，抗爭的「意願」才可能轉變成抗爭的「 行動」。有些學者為中共粉飾太平，他們總是根據當今中國沒有多少集體抗爭「行 動」進而得出結論說國人對現實沒有多少「不滿」；康曉光則提醒我們，其實那只 是因為國人缺少抗爭的「手段」。我要補充的是，當人們意識到自己缺乏「手段」 ，無法把自己的「不滿」從「意願」轉化為「行動」，他們就只好回過頭來壓制或 淡化自己的「不滿」的「意願」，因而從表面上看，他們似乎並沒有太多的「不滿 」。這也就是說，人們內心深處蘊藏的不滿，常常要比我們從外面觀察到的更為嚴 重。 康曉光指出：「孤獨的個人是無法有效地與政府抗衡的。只有集體行動，才有 可能構成有效的政治反對行動。」他把集體行動手段列出一份清單，其中包括：海 外力量滲透、軍事政變、大眾傳媒、電話、傳真、互聯網、大字報、社會運動、宗 教、氣功、非政府組織、俱樂部或小群體、地下組織、集會、遊行、示威、集體上 訪、集體暴動，以及個人犯罪活動。 這份清單告訴我們，在中共眼裡，連宗教、氣功和集體上訪一類活動都屬於「 政治反對行動」，和集體暴動乃至軍事政變(！)並列。我們知道，所謂四二五法輪 功「包圍」中南海事件無非就是一次集體上訪而已。怪不得有些地方乾脆刷出大標 語「嚴禁五人以上的集體上訪」。 當然，在具體處理具體問題時，中共不可能把一切民間抗議活動統統扣上駭人 聽聞的罪名，譬如上次合肥學潮就沒有被追究懲罰。但是，中共始終拒絕承認這種 自發的遊行示威等集體行動的「方式」或曰「手段」是合法的是正當的，因此，人 們在以這種方式表達其不滿時總是冒著一定風險的。這就迫使一般人只有在那些其 訴求比較單純，對體制不具挑戰性以及不是針對最高當局的事情上才比較敢於採取 行動。 康曉光指出，中共當局壟斷了一切組織資源，控制了各種集體行動的手段，民 眾不論有多少不滿，由於缺少抗爭手段，很難進行大範圍的動員，只能發起零星的 、分散的和局部的集體行動；當局則憑藉著現代國家機器，分而治之，各個擊破， 從而維持住自己的權力。在這裡，「現代國家機器」這一點非常重要，倘若是在斬 木為兵的冷兵器時代，甚至在熱兵器的初級階段，像中共這樣惡劣的政權恐怕早就 垮台了。 然而，僅僅是擁有現代化的國家機器還是不夠的。南韓、印尼、東歐，尤其是 蘇聯，不是也都擁有現代化的國家機器麼？誠如康曉光所言，這還取決於當局「運 用暴力的能力、彈壓的決心和意志、政府內部協同行動的能力、高層團結的能力」 。 康曉光寫道：「九十年代以來，中共顯示了很強的學習能力，鎮壓能力和維護 穩定能力持續提高。」在康文的電子文本中，作者以鎮壓法輪功為例，講到「中央 能夠有效地控制地方」，「各級黨政官僚的密切配合」，講到「政府保持了政策的 連續性，沒有出現搖擺不定的現象，使對方看不到勝利的希望和內部的分歧」，「 保持了高層的統一，使對方無法利用高層分裂取得勝利」，等等。 從表面上看，以上描述或許不錯，但若說這顯示了中共善於「學習」則大謬不 然，應該說是善於「複習」，善於「恢復」。想當年，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不論 發出何等荒謬的號令，各級黨政官僚無不「密切配合」；不論產生何等深重的災難 惡果，中央決不改口認錯，政府始終「保持了政策的連續性」。這就是為什麼會有 反右、大躍進、廬山會議，以至文化革命。在那時，不用說平民百姓，就連身居權 力金字塔頂端的政治精英，一旦被偉大領袖打成「反黨」，他也只好低頭認罪。有 多少人甚至絕望而自殺，因為他們不敢奢望昔日戰友竟會有人不去落井下石反倒仗 義直言，因為他們看不到有任何「利用高層分裂取得勝利」的希望。 這就叫極權主義，康曉光則沿用中共的術語，把它叫做黨的「團結」與「統一 」。一個擁有幾千萬黨員的黨，永遠只允許公開發出一種聲音，其間焉能有良知的 存身之地？這樣的黨還有什麼傷天害理的事幹不出來？一個人認同這樣的約束，和 把自己的靈魂出賣給魔鬼有什麼差異？聊可慶幸的是，就中共的這種鎮壓能力而言 ，畢竟今非昔比，今不如昔。中共的「學習」能力或曰「複習」能力「恢復」能力 終究還是有限的。 19、僵化與軟化 康曉光寫道：客觀地說，中共取得了很不容易的成就。它大刀闊斧地推行經濟 改革，維持了較高的經濟增長，同時又化解了、壓住了來自自由化民主化的挑戰， 維持了自己的專制權力。 這使人想起《一九八四》一書裡的權力精英奧布來恩(又是《一九八四》，又是 奧布來恩)講過的一段話。奧布來恩躊躇滿志地宣稱：「過去所有的寡頭政體所以喪 失權力，或者是由於自己僵化，或者是由於軟化。所謂僵化，就是它們變得愚蠢和 狂妄起來，不能適應客觀情況的變化，因而被推翻掉。所謂軟化，就是它們變得開 明和膽怯起來，在應該使用武力的時候卻作了讓步，因此也被推翻掉了」。「我們 」之所以巍然屹立，就因為「我們」不僵化，能「與時俱進」，勇於改革；與此同 時，「我們」又決不因改革而變得「開明」和「膽怯」，在「應該使用武力的時候 "絕不手軟，絕不猶豫。 一般來說，僵化和軟化是互相關聯的：僵則硬，不僵則軟。對專制政權而言， 僵化(即不改革)的結果是垮台(不改革等死)；不僵化(也就是要改革)就會軟化，其 結果也是垮台(改革找死)。為什麼偏偏中共能夠做到不僵化而同時又不軟化呢？ 托克維爾早就發現，專制政權在改革的時候最脆弱。因為改革就是暴露自己的 弱點與弊端，從而降低了政府的威信；另外，改革使得沮喪的人們燃起希望，從而 提升了民眾的期待。共產政權的改革尤其如此，因為共產黨的改革，即便只限於經 濟領域，也具有自挖牆腳的意義。因為共產黨的經濟改革是改掉共產恢復私產，不 是自我改善而是自我否定。過去共產黨實行鐵血專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理性的 狂妄自負(哈耶克語)，自以為代表了不可抗拒的歷史規律替天行道，鎮壓起「反革 命」來理直氣壯。然而，伴隨著共產主義烏托邦在現實中的徹底破產以及意識形態 的冰消瓦解，許多共產黨人被革命狂熱麻醉的良心和被意識形態窒息的常識開始蘇 醒。在八九年的蘇東波中，面對民間的民主運動，各國共產黨當局幾乎都沒有認真 地採取鎮壓措施。他們幾乎是不戰而退，有的甚至還扮演了某種主動順應的角色。 其中道理也很簡單，既然他們不能不意識到自己並非絕對真理的唯一化身，那麼， 他們還有什麼理由堅持自己的絕對權力不容批評不容改選呢？在這裡，他們不是對 自己擁有的武力失去信心，而是出於理虧，出於愧疚，對使用武力失去了決心。因 為他們變得開明了，變得「膽怯」了，所謂膽怯，就是他們聽從了由良心發出的雖 然微弱但是神聖的聲音。唯有中共，直到今天仍然堅持武力彈壓的「決心和意志」 。這不是邪惡還能是什麼呢？在這種赤裸裸的邪惡面前，知識分子不應該保持「中 立」。 20、對政治迫害應有道德義憤 康曉光的文章主要是實證描述，而非表達作者自己的價值取向。作者的意圖並 非為專制辯護。然而正如徐賁所言：現代犬儒主義「把對現有秩序的不滿轉化為一 種不拒絕的理解，一種不反抗的清醒和一種不認同的接受」。康文正帶有這種犬儒 主義。 康曉光正確地指出了權威政治導致的種種弊端，並且對權威政治能否解決它自 己製造的這些問題表示極大的懷疑。可惜的是，作者對權威政治之惡還是缺少足夠 的認識。 在電子文本裡，康曉光提出這樣的問題：「如果權威政治能解決這些問題，也 就是說，它能夠給中國大陸帶來繁榮的經濟、清明的政治、公正的社會，那麼中國 人有什麼理由要拋棄它而去選擇民主呢？」 可以想像，康曉光理解的政治清明和社會公正，無非是官員不大腐敗與貧富不 太懸殊而已。儘管他對這一問題給出了趨於否定的回答，但是從他以這種方式提問 則表明，他把權威政治基本上視為一種旨在解決社會問題的中性的手段；然而在我 看來，權威政治賦予政府的專橫權力以及剝奪國民的自由權利，這本身就是不清明 不公正。專制不但無法解決問題，而且製造問題，更重要的是，專制本身就是問題 。因為專制從不吃素，專制是食人怪獸。專制的存在必然以不斷的政治迫害為基礎 。這就是最大之惡。我們要自由民主，首先還不是圖自由民主有什麼好處，而是為 了避免專制的壞處。我們要自由民主是因為我們不要專制。今天，中國知識界最嚴 重的問題就是，對人的尊嚴與自由缺少應有的堅持，對政治迫害缺少應有的道德義 憤。這是我們亟待克服的精神危機。□ 本文(上)刊於本刊2002年1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