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派和民主派應準備合作 ·張慶松· 從歷史看意識形態的重要性 鄧後的中國必然會在意識形態領域發生一場大論戰，對此我們必須有充分的思想 準備。從近代中國歷史上看，意識形態是貫穿重大歷史事件和社會發展階段的主線 。清末的改良派同保守派的爭執的焦點是在中國是否應採取「君主立憲制」還是維 持原來的「絕對君主制」這一意識形態的分歧上。改良派的失敗為更激進的以孫中 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的興起鋪平了道路。孫中山以「民權」思想向滿清的封建皇權 思想進行了挑戰，並終於在一九一一年結束了清朝數百年的統治。蔣介石繼承了中 山先生的衣缽，以三民主義思想為號召，領導國民黨人成功地北伐，重新一統中國 。當時各地有大大小小的軍閥、土皇帝，割據一方，擁兵自重，但或遲或早都歸在 國民黨的旗號下，接受國民政府的統治。國民黨人的北伐得到了共產黨人的協助， 但在北伐後因雙方的理念不同，終於反目成仇，分道揚鑣。以三民主義為旗幟的國 民黨和以共產主義為號召的共產黨是影響清後中國的兩大勢力。為什麼蔣介石在處 理各地軍閥時駕輕就熟，隨心所欲，而在對付共產黨人時卻一籌莫展，圍不住，剿 不滅，拖不誇，徒勞無功，看著他們一天天發展壯大，最終輸掉了大好河山呢？這 是因為與封建軍閥相比，共產黨人除了有高超的組織和領導才能外，更重要的是他 們有著堅定的信念和能夠鼓動人心的共產主義思想的武裝。政治思想工作是共軍提 高戰鬥力的重要因素，也是共產黨人能夠把一盤散沙的中國農民動員起來、組織起 來並使之成為一支強悍的武裝力量的一個主要原因。即使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 後，意識形態領域裡的分歧仍然是重大政治鬥爭的誘因。從初期的「三反五反」， 到中期的「文化大革命」，到後來的「四·五」運動和民主牆，意識形態一直引導 著政治運動。 鄧後中國將發生意識形態之爭 鄧小平以後，中國在意識形態領域將會產生重大的分歧和爭論。中國共產黨的誕 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都是基於一個共產主義的宏偉藍圖。以這個藍圖為基礎 ，中共建立了政治上以極權專制，經濟上以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為特徵的政權。但是 在建國二十多年後，中國人民對中共治理國家的能力發生了嚴重的懷疑，對共產主 義的信心也發生了根本性地動搖。在七十年代，中國重新對世界開放以後，中國人 民震驚地看到了西方國家的發達和中國的貧窮和落後，發現所謂的平等均富的共產 主義理想社會只不過是一個空中樓閣。面對這種形勢，鄧小平採用了進行經濟改革 以刺激經濟的發展，政治上排除異見以求穩定的兩手策略。鄧小平是一個現實主義 者。他知道在意識形態領域作爭論無益也無功，他希望能用一段時間來進行改革的 實踐，希望將來能夠用事實來說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所以他一方面以 穩定為口號，撲滅了「北京之春」和民主牆運動。在另一方面，鄧小平也以「白貓 黑貓」的理論克制了保守派發起的「姓社還是姓資」的爭論。 由於鄧小平不願意同保守派徹底決裂，因而使得保守派在政府中維持了相當的勢 力，能夠對改革進行一輪又一輪的干擾和衝擊。另一方面改革派對民主思潮的冷淡 也使得他們處在了民主派的交叉火力之下。一九八九年的學運中，保守派抓住機會 ，把一切責任歸與改革政策並激烈主張用強硬手段解決學運。趙紫陽為首的改革派 力圖以和平協商的方法解決問題並努力爭取學運領導者的共識和協作。趙的廣場之 行應該是改革派同民主派合作的一個契機，可是廣場的學生沒有能夠抓住機會。最 後保守派的陰謀終於得逞，改革派和民主派被一網打盡。中國再度進入了一個以政 治迫害、思想清洗、經濟停滯為特徵的黑暗期。直到一九九二年初的鄧小平南方之 行，中國才又掀起了一股改革開放的旋風。他重新組織了改革的班底，並用穩定團 結的口號來壓制意識形態領域裡的爭論。這種拖延戰略不但暫時保證了改革開放的 繼續進行，而且從長遠來看也是對改革派有利的。 民主派是中國的第三勢力 鄧小平一旦去世，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失去了一個維持均衡的緩衝機制，必然進 入面對面交手的時期。保守派會死抱住馬、列、毛的教條，對經濟改革進行抨擊， 對各種所謂的資本主義社會風氣大加撻伐。保守派如果得勢，中國社會將全面倒退 ，經濟發展將停滯，政治運動和迫害的陰影又會籠罩在中國人民的頭上。而改革派 將會堅持以市場經濟為主的發展方向，推動中國經濟建立與世界經濟更為密切的聯 系和相容性，在社會政策，文化和民族關係等方面改革派會傾向於更寬鬆的局面。 在政治改革問題上，改革派會持較為謹慎的態度。他們希望政府能夠維持一定的管 理和控制能力以使得各方面的工作能夠順利開展。這兩派在社會上都有一定的號召 力，在政府內部也各有一派勢力，因此他們的爭執對中國和整個世界都會有很大的 影響。 但是我們不能忘記還有著第三支獨立的重要勢力，那就是民主派。民主派的主張 是在經濟改革的同時也要進行政治領域內的改革從而使得政治體制更為民主化。民 主派沒有權力，目前受的壓制也最多。民主派同保守派是兩股難以調和的勢力。民 主派同改革派之間則既有相同又有區別，他們對經濟改革的重要性的認同是一致的 ，但在政治改革的形式和步驟等問題上可能會出現分歧。民主派在政府內部還沒有 發展出明顯的實力。從國內來的信息表明有著改革思想的政府官員對政治民主化還 是持著保留謹慎的態度。民主派在海外有較大的影響。鄧小平去世後，民主派在國 內的活動可能會擴大，在社會上的影響力也會增加。從而形成第三種勢力。 鄧後中國的意識形態將會受這三種勢力的支配。他們的力量消長和分化組合將會 影響未來中國的進程和走向。 改革派和民主派應當合作 保守派不贊同改革派，也不會接受民主派，但保守派可能會利用改革派和民主派 之間的分歧，從中漁利。或者迫使改革派鎮壓民主派，或者利用民主派活動帶來的 衝擊來打擊改革派。 改革派會處在最困難的境地。他們很可能會被夾在保守和激進兩種勢力的中間， 左右為難。一方面他們會遇到保守派的全面挑戰，另一方面他們也可能會受到民主 派方面要求加快民主進程的壓力，更有可能因某個經濟政策的失誤或天災人禍的發 生，導致人民的怨氣，從而失去民意的支持。胡耀邦和趙紫陽在一九八六和一九八 九年的下台以及戈爾巴喬夫在蘇聯受到的冷落都是前車之鑒。改革派要想加強自己 的地位就必須謀求同民主派溝通，謀求理解並建立共識，從而避免兩面作戰。 民主派沒有實權，往往會用群眾運動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訴求。但是，民主派在 建立有效的組織，得到群眾的理解，策略方法的運用等方面還需要學習和磨煉。群 眾運動往往會失控或被誤導，從而帶來消極的後果。因此民主派在未來一定要謀定 而後行。要有組織，有紀律，目標明確，策略靈活，並充分利用自己的活動空間， 這樣才能成為一支積極的有影響的力量。民主派與保守派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合 作。對保守派的陰謀和企圖應該給與揭露和打擊。當保守派與改革派發生對立時， 必須站在後者的一邊。對改革派的經濟改革應該給與支持和肯定，在政治改革上應 以理性的態度謀求與同改革派的溝通和協商並定出雙方能接受的進程和方案。 如果改革派和民主派能夠認識到保守派是對中國社會發展最主要的障礙，是兩派 的共同敵人，從而結成一支同盟軍並在改革的各個方面進行溝通和合作的話，中國 發生全面倒退的情況就不可能發生，天下大亂的局面也不會出現，向二十一世紀的 穩定過渡就有可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