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是美國人民關注中國未來的象徵 ——訪美國大西洋委員會副會長文厚先生 張偉國 美國大西洋委員會，是美國最著名的思想庫之一，前些時侯筆者在該委員會華盛 頓的辦公室採訪了副會長文厚(Alfred Wilhelm)先生。 筆者首先請教文厚先生，對西雅圖APEC會議之後，美中關係的發展變化前景持何 種看法。 文厚先生表示：西雅圖會議並不能被看作是解決所有問題的良方，這只能算作是 第一步，江澤民和柯林頓總統都沒有能力去解決所有的問題，他們兩位所做的只不 過是在營造一種環境氣氛及一種架構，使中美兩國有條件來解決存在的問題。 他指出，有一種思潮主導著美國政治，即關心中國的政治集中於一點——人權； 這種對中國問題尤其是人權問題的關心，表現了一種美國對中國未來的強烈的關心 ；人權不僅是美國人民關心中國的一個基本方面，而且是美國人民對中國政治發展 極大關注的一種象徵性的表現。 同樣的，美國也關心中國的擴軍，尤其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些發展。人民解放 軍及其擴展已經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肯定在將來會是一個比較強大的軍事存 在。文厚強調，美國有一種意願，即要弄清楚中國究竟想做什麼？美國人願意承認 中國是一個強國，中國的軍隊是一支強大的軍隊，但美國人強烈地想要知道，這樣 一個強國，這樣強大的軍隊，它的發展方向在哪裡？中國人內心的意願到底是什麼 ？與軍隊問題同等重要的是武器擴散的問題，尤其是核武器的擴散問題。 第三個問題是如何平衡雙方的貿易，美中雙方如何利用對方的市場。文厚認為， 如何找到一種均衡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這種均衡包括前述政治意向，國家安全及 軍事發展和貿易方面平衡，即中國的對外經濟發展。 柯林頓總統已經表明，他在尋找一個共同的基礎，在中共方面江澤民也作了同樣 的表示，雙方已經開始談判，這種談判並不是指桌面上的，而是指整個過程在進行 之中。文厚先生說道，「現在華盛頓最為關心的問題是中國的人權問題，最惠國待 遇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於美國人怎麼樣評價中國人是如何處理人權問題的。我 覺得我們可以找到一種共同解決的方法，但是雙方都必須要小心謹慎，而且要有耐 心。最近一個時期，媒體不斷報道美國對中共人權的一些反映，說我們不會做這樣 不會做那樣，中共也作出一些非常強硬的反映。至少我們在可以講，在人權這個問 題上進展並不順利，雙方並沒有找到一個共同的基礎。但是，我還是認為，雙方都 願意去尋找一種共同的基礎，有志者事竟成。」 在西雅圖會議期間，美國給了中國一個強烈的信號，中共必須在九三年底或九四 年初，即美國國務院提出中國人權狀況的報告之前，就改善其人權，勿要等到最後 一刻。如像往年等到國會討論最惠國待遇時，再作表示，那時輿論的勢頭已來不及 扭轉，任何補救都無濟於事。儘管美國這種建議，近乎於為中共「想方設法」，但 北京並不領情，江澤民回國之後，中共在改善人權方面並不見有任何動作。如此僵 持下去，九四年的最惠國待遇討論，乃至整個美中關係將面臨何種考驗？ 文厚先生說，如果講中共領導人並不關心自己統治下的老百姓，這是讓他非常難 以置信的。有些中共領導人也許對老百姓的疾苦漠不關心，但更多的是關心老百姓 的。當中國老百姓表示他們的願望，表示他們的不滿，中共是能以一種良好的方式 回應的，但是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政府，可以把這種回應做得絕對的漂亮。他個人 感覺，美國政府在這方面對中共強硬的要求，自然會導致中共領導人強烈的不滿， 很有自豪感的人是絕不願任人擺佈的。美國的領導人也會因為來自於社會各界的要 求和壓力，而作出某些改變。雙方都需要作改變，中共也在作改變，這些改變當然 還不能說百分之百都符合美國人的要求，但是它們畢竟是在變化。 文厚先生覺得，對他來講很清楚，每一個中國人不管是男的還是女的，都有非常 多的行使他自己權利的機會。比如生存權，今天比任何近代史上的中國人都還要多 ；言論自由當然並不像美國人享有的那麼多，但卻比以往的中國要多得多，往前看 ，十年前和現在的中國人相比，在行使言論自由方面，現在要多得多，當然天安門 運動之前的幾個月是例外，那時侯是非常非常自由的。問題是一個社會同時全面開 放，而又避免混亂，那還是很有爭議的。有些人覺得必須同時全面開放，有些中共 領導人覺得什麼都不可以。真理可能是在兩者之間，在不同的兩代人之間，對問題 會有不同的看法。 他向筆者坦陳，中國正在變化，並將繼續變化，那意味著美國人有責任去考慮中 國在發生什麼樣的變化；中國的公民也有權利公開發表自己的意見，表明他們希望 國家發生什麼樣的變化。「這種責任感是每個人都應該有的，不僅僅是美國政府， 或者是中國的政府才有。」 目前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在九十年代的發展，其國際環境比較八十年代要困難 許多，由於蘇聯的瓦解，中國已成為西方主要的意識形態敵手，美國等發達國家已 調整策略，以改善與越南的關係和增加對印度的投資，扶持中國周邊的「傳統對手 」國家，以增加對發展方向尚不確定的中國的制衡因素。 文厚先生對此觀點的意見是：亞洲人當然對中國更有懼怕的心理，在八十年代這 種懼怕的心理主要是由於中國大陸變化的走向不明確，包括中國經濟發展的後果是 不明確的。所以，他們的這種懼怕倒不是因為中國會成為一個巨大的強國，而是懼 怕中共會崩潰，崩潰後將出現大規模的移民，會出現巨大的混亂。今天中國的經濟 發展很快，而且其走向漸趨明朗，所以現在亞洲國家對中共的懼怕已經是另外一種 懼怕了，中共在另外一個極端上會走到哪一步？他們的軍事力量已經具備現實的意 義，所以這種懼怕仍然是基於一種未定感的懼怕，人們不清楚中共目前的發展，對 未來到底是正面的影響還是負面的影響。 文厚個人並不認為中國的軍事力量已經構成了一種威脅，在今後幾年也不見得就 構成了威脅，也許到二零一零年時會成為一種威脅了。 他個人覺得，中國應成為國際事務的主要參加者之一，即並不是說中共只要消極 地去加入聯合國、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而是要積極地去促進聯合國、世界銀行及 其它一些國際性機構的基本原則和理論；中國應成為參與世界和平和促進國際合作 的主導者；現在中共領導者國內事務已忙得不亦樂乎，所以在國際事務中尚未成為 積極的參加者。由此就導致美國理所當然的成為國際關係尤其是中美關係的主導力 量。 文厚先生還認為，在不久的將來，中共有可能成為地區性的「霸權」，或地區性 戰略力量的一個國家，這只是一種潛在的可能性，由於中共目前忙於國內政治和經 濟發展，這一點尚未做到。 八十年代，中國大陸出版過一本由大西洋委員會編撰的書《未來十年的美中關係 》，頗有影響，作為這個委員會的副會長，筆者當然希望知道此刻坐在面前的他， 如何展望進入九十年代這十年的美中關係。 他表示自己基本上可以說是一個樂觀主義者，美中雙方都應該主動性地向前看， 作出一些有建設性的計劃；雙方如果都繼續努力的話，一定能找到很多共同的基礎 ，因為我們的共同利益是不相矛盾的，這些共同的基礎就是前面提到的三個方面， 即主要從政治發展的動向，對外經濟貿易的行為和國家安全、軍事發展中去尋找。 談到美中關係就無法@27避台灣與大陸、台灣與美國的關係問題。前美國駐北京大 使李潔明最近提出，要重新檢討美中關係中的三個公報，因為當年導致這些公報的 國際背景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有的甚至不存在了；柯林頓上台十多個月後，遲至 西雅圖APEC會議時，再重申堅持三個公報，而且即便如此，美國現任行政當局的對 華政策依然沒有成熟定案，仍在不斷「調試」階段。 文厚先生強調，台灣問題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美國對台灣的關係已經有成文的 法律規定，已經白紙黑字寫明白了，美國應該向台灣提供援助，以致在對等與公平 的情況下與大陸談判。台灣問題在短期內不可能以一種和平的方式來解決，這需要 一個長期的過程。 他披露，最近他告訴一位中共的高級領導人，他曾經在台灣的街上與老百姓談過 話。台灣老百姓覺得，北京的中共高層領導人對台灣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並不關心， 台灣老百姓關心的是他們的經濟利益，他們的工作、他們的人身自由，他們去世界 各地旅遊的權利。他們擔心中共會奪去他們這些切身的利益，至少他們不會用一個 護照讓台灣老百姓到世界各地去自由旅遊。如果一個人不能到世界各地旅遊，肯定 影響他的切身利益，影響自己貿易或投資的機會。 文厚先生強調，「不管北京如何把自己的情況介紹得多麼有力量，台灣老百姓還 是不相信他們，這涉及他們的切身利益。所以台灣問題實際上是非常具體的、關係 到日常生活(利益)問題，並不是什麼祖國統一的問題，與統一毫無關係。台灣和中 共都在這個問題上定住了，如究竟哪一個是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各執己見。對中 共來講，除非它有能力向台灣老百姓提供一個比現在的台灣政府更好的政府，否則 台灣老百姓是不會買中共的帳的；所以除非中共改變自己的作為，改變自己的行為 方式，短期內一種強行的統一是不現實的。也許在未來，有那種經濟的文化的通訊 等方面的交流，但政治的交流還為時尚早，當然在最近的將來，也許會有政治上的 合作，甚至是一種國家安全上的合作。」 最後，他表示：「也許有朝一日，中共加快自己的步伐，或許台灣人民會主動要 求回到大陸，但這是一種台灣人民自己的意願，是他們自己的選擇。也許在大陸， 中共年輕一代領導，並不想和台灣成為一體，我們美國人在這方面也沒有多大發言 權，重要的一點是美國人關心台灣大陸一定要和平共處，只要能和平共處，其它任 何事都由他們自己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