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民運的理性化 唐元雋 文提到的理性化並非哲學上的理性主義,而是指社會運動中表現出一種成熟穩重 的心態.這種心態的養成與文化的建構，組織化過程有密切的關係。 一、民運理性化問題的提出 我們生活中常聽人說做事要"理性"，就是指這種"克制、冷靜"，而避免頭腦過 熱、衝動偏激。其實，"理性"問題不僅局限在遏制衝動過激行為，也在人際的要求 上，以平和代替爭鬥，以談判協商代替衝突對抗。古人則提倡進退有據。對民運以 往遭受挫折的經歷。從未來良性發展的期望而言，講求鬥爭策略，以退為進、克制 忍耐，避免許多情況下不顧客觀條件，以激進為能事，超越事物發展階段的行動， 以致招到不應有的損失，這無疑也是理性化的要求。 從大陸民運看，"八九·六四"以後，許多獨立知識分子和積極活動的民主派人 士，盡可能的利用媒體條件直接或間接表達政治訴求，為捍衛基本人權、呼籲政治 改革，公開批評中共現行政策。民運人士主辦了《人權觀察》刊物，直接監督當局 在國內的人權記錄，組織空中"民主沙龍"，大大擴展了民運的組織和聯絡。個別地 區出現自發的工會活動，發展到組建中國民主黨和中國發展聯合會等結社活動。國 內民主人權事業一度呈現興旺局面。但後期的結社活動引起中共當局的強烈反彈， 繼而打壓組黨活動，將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等數十位組黨人士抓捕判刑。民運 人士為推動中國社會政治多元化，結束一黨專制、實現民主憲政的理想，義無反顧 衝擊黨禁、挑戰中共現行專制極權體制，對現代中國的政治發展具有相當的意義。 從另一方面，也應看到我們對民情缺乏深刻的分析，沒有周密的策略規劃，得不到 廣大民眾的參與和支持，以至沒有出路，失去了許多寶貴的發展時間。 社會運動由人來推動運作，從事民主活動的特別是有號召力的領導者，本身素 質十分重要。理性化程度直接影響他們對民眾感召力及事業的成敗。部分當年的學 生領袖總結街頭政治的經驗時，提到民運鬥爭的技巧和策略問題，認為政府有罪學 生也有錯誤，此話一出就引出一些爭議。但細想起來，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知恥近乎 勇，對歷史的反思與總結，無論說法如何，都是客觀和成熟的表現。相比之下，九 八年前後，我們許多人不同程度出現急躁情緒，看重海外媒體炒作，追求政治泡沫 化效應，急功近利，想畢其功於一役，忽略了根基尚淺的事實。偶遇挫折，又多有 灰心喪氣，不知所措。不能說民運局面大受摧折與這種不成熟的心態沒有關係。 二、民運文化的建構對理性化的作用 所謂"民運文化"主要表現為政治生活中的嚴謹態度，換句話說就是追求民主理 想的政治生活中積累的共同經驗。因此，針對中國情況的民主憲政理論就是這種文 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支從極端專制土壤中產生出來的自由力量，在推動社會變革 過程中，如何將自由民主主義及人權的價值觀念移植、扎根於毫無西方傳統和政治 實踐的土壤中，是一個難題。 在中國，促進民主化的主動力首先是人的思想意識，它受固有觀念、傳播來的 先進思想理念影響，這些理念符合人性對善的嚮往且具有征服力，它以強大的背景 和實踐上的成功經驗，來直接的影響人民參與社會變革的觀念態度。中國的民眾只 要在一定時間內持續地地接觸了這些真理就會主動衝破統治者謊言的阻隔，形成推 動民主進步的力量。目前，社會中已經出現一種作為民主思想載體的特定文化現象 。民運理性化很需要這種文化的支持，這是由它的目標和理念決定的，也是肩負民 主啟蒙責任所決定的。 儘管中共政權利用各種手段破壞和醜化執不同政見的民運人士的群體，達到了 一定的目的。但與十分腐朽的中共體制對立的民主運動本身不會因此陷入道德的困 境，我們所注意是經驗的差別使部分從事民主活動的人士，缺少對自由價值的深刻 理解。常常把立場鎖定在反對舊制度、舊事物上。但不清楚追求的目標究竟是什麼 ?舊傳統與共產黨文化的影響又使許多人養成唯我獨 尊、互不信任、不善合作的習慣。 民主運動沒有階級輪廓，也不是為狹隘的階級利益服務的。從社會的人群劃分 來看，幾乎所有的階層都會為未來的民主化提供相應的動力。民主運動是一種必然 發生的社會現象，並不是某一個特定的群體的專利，而實際上傾向並參與推動社會 民主化的人士，存在於社會的各個階層中，也包括中共統治集團內部分人士，民運 以自身的思維方式和理論形態為社會各階層提供共同的文化框架。 對民運人來說，重視理論研究可以使我們在遠大理想的背後養成更成熟的心智 。民運在肩負社會啟蒙任務的同時必須完成自身的重新塑造。總之，一種重視理性 思辨與合作精神的亞文化系統的形成，可以改變以往那種急功近利浮躁虛榮的心態 ，充分發揮出塑造群體理性精神的作用。 國內朋友所能接觸到的《北京之春》等刊物以及近年伴隨互聯網的發展所建立 的網絡刊物如《民主論壇》《大小參考》《議報》《民主中國》等不僅傳播了信息 ，更以其龐大的知識量和深厚的理論素養，成為培養民主理念，訓練理性思維的學 校。也成為向專制制度衝擊的陣地。為此，中共對這些刊物的傳播管道大力封堵，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這些刊物功能的發揮。對獨裁者來說，宣揚民主反對專制的思想 並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有了傳播管道並能為社會所接受。 三、民運組織化的比較和口號的運用 除文化建構外，組織化過程也離不開理性運作。我們所指的組織化，是民運對 社會力量的動員過程。在這當中，一是民運為完成既定目標而進行的組織整合過程 ，另方面是通過有效渠道將自己的目標理念向民眾宣傳，提出鮮明的口號，形成社 會力量廣泛支持的過程。目前，大陸民運人士作為一股社會民主力量，人數少、力 量弱。但並不能證明這種社會反抗火種微不足道。中共統治下的腐敗和不公正，導 致社會矛盾日益激化，人民不滿情緒如同乾柴烈火，隨時會爆發燃燒。極權制度下 ，統治者的自私與殘暴，使中共統治的合法性基礎正在喪失，他們對此十分恐懼， .除了對民間加強控制以外，使用各種手段打擊破壞民主運動。公開的民運活動在國 內高壓形勢下暫時處於休眠狀態。 對比之下，台灣政治發展過程中，有一個長期實行地方選舉的歷史。加上始終 存在省籍、族群的矛盾所形成的對抗意識。以上原因使台灣政治生活保持了一種競 爭的態勢，反對派力量利用這一線空間，不斷生存發展，從而對社會力量起到組織 化動員作用。而大陸的農村基層選舉，只在非政府層面上出現，又是中共主動採取 並始終有效操縱控制的一種幹部權力平衡策略。從本質上看，這種選舉不是社會矛 盾自身引出的競爭。很難產生出民主的反對力量。可以看到，沒有一個初步的政治 競爭環境，也沒有地方或其他層別政權長期對人民的開放過程，這是中國大陸民主 發展最不利的因素。 從經濟層面上看，社會早已進入轉型時期。市場經濟要求法治的保護，也要求 與國際化標準接軌，中產階級和個體經營者的產業階層需要擴展自由發展的空間。 另方面嚴重的腐敗和社會不公，使官民之間的矛盾成為社會主要矛盾。自由發展的 領域和矛盾衝突的領域都在擴大，兩者一旦交匯，這交叉地帶必然出現自發社會力 量動員的組織化過程。民主的整體性使推進這一事業的力量在世界範圍內尋求聯盟 的可能性大大增加，這為民主活動家制定有針對性策略和自身職業化創造了條件。 社會運動的口號是理性化及策略的集中表現。成功的口號常常具有直指人心的 號召作用。在民眾內心產生共鳴和反應。早期台灣的反對派政黨是針對省籍和族群 問題，提出相應的改革口號，發展鞏固了自己的社會基礎，尋找到自身力量發展的 支點。大陸的法輪功宗教組織也是針對人民不滿社會腐敗墮落，渴望提升道德水準 尋求精神寄托而以"真、善、忍"作為自身道德訴求。這已成為民眾接受的信仰並頑 強的扎根於民間。再看中共革命時期的口號，則隨鬥爭需要而改變，投各階級所好 而不拘泥於本身的理論邏輯。民運的訴求及提出的口號應有民眾切身利益的針對性 ，與利益結合避免抽像化，就一定能喚起廣大民眾的關注和熱情。這是有識之士的 一致看法。 對中國民運來說，無論由「草莽型運動走向精緻型運動」，還是異見人士變為 成熟的反對派，理性化都是一種必需。只要不懈的努力，我們會看到這一後髮型國 家在爭取民主和捍衛人權偉大事業上出現新的轉機和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