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梁漱溟在歷史的轉彎處 （浙江）傅國湧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說梁漱溟是「殺人犯」、「野心家」、「偽君子」、「 反動透頂」，「不問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所搞的鄉村建設「是地 主建設，是鄉村破壞，是國家滅亡！他一生一世對人民一絲一毫的功也沒有」等等 。「偉大領袖」的這些發言是以插話的形式出現的，今天讀來依然殺氣騰騰，何況 是在1953年。 大約這就是1949年以後梁漱溟留給國人的最初印象。直到上個世紀80年代「文 化熱」中，梁漱溟的著作如《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國文化要義》、《人心與 人生》等陸續出版，人們才知道他是一位哲學家，對中國文化有著深刻的研究。梁 漱溟隨後被看作中國文化的象徵，當代最後一位大儒，他的書和有關他的書開始大 量出版，他以垂暮之年到處宣講中國文化救世界，宣講東方精神第一，西方物質第 一。90年代初他的8卷本全集也出版了。人們逐漸從毛選的認識局限中走出來，瞭解 到梁漱溟不僅是思想家，還是個社會活動家，一位一心擔負起民族自救責任的儒者 ，他多次說過自己不是「為學問而學問」，而是立志解決中國的問題，因而才追根 追到中國的文化、歷史。生於1893年的梁漱溟，是毛澤東的同齡人，年輕時參加過 辛亥革命，當過記者、司法總長的秘書。雖然沒有受過高等教育、也未出過國門， 蔡元培卻請他到北大教印度哲學、孔子哲學，從1917年到1924年他一直在北大任教 ，1921年因出版《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而名聲大噪。離開北大的講壇後，他致 力於鄉村建設運動（就是毛選第五卷所說的鄉村建設），先後在山東、河南等地搞 試驗，在全國產生了很大影響。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受蔣介石之邀，出任參政員， 奔赴國難。在此後的10年間，他曾身歷許多重大的歷史事件，他是「統一建國同志 會」的發起人之一，也是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創始人之一，在香港主辦《光明報》 （即《光明日報》前身）。他曾兩次去延安，在最重要的歷史時刻擔任民盟秘書長 ，參加過著名的政協會議和國共和談。 1946年秋，在國共和談即將破裂前他辭去民盟的職務（後聲明脫離民盟）、退 出和談和一切現實政治，隱居重慶，著書立說，《中國文化要義》就是這時候寫的 。雖然蟄居山城，退出了實際政治，但他依然胸懷天下，熱切地關注著中國問題， 從1947年到1949年這段時間他還是寫了不少政論，無所顧忌地表達自己對時局的看 法，並在上海《觀察》週刊和重慶《大公報》等很有影響的報刊上發表。 1949年，共產黨即將戰勝國民黨、大局將定之時，他所寫的那些文章，1953年 被周恩來稱之為「在緊要關頭卻是維護蔣介石集團的統治、使人民失敗的」。其實 無論在當時、還是以後的情況看，梁漱溟基本上是站在共產黨一邊的。我想透過19 49年政權易手前夕梁漱溟所寫的幾封公開信和不公開的信，分析一下他在重大歷史 轉折關頭所持的態度。1949年1月24日，他在《大公報》發表《給各方朋友一封公開 的信》，聲明今後三年對國事「只發言，不行動；只是個人，不在組織。」他的這 一立場早在政協會議前後就多次表示過。他說自己自18歲參加辛亥革命以來「對於 國事未敢一日自惜其力。」他認為自己最好是專心做文化研究工作，「陸續以他的 思想見解主張貢獻於國人」，對時局只是必要時才說幾句話，但不採取任何行動。 這之前他有兩封信，分別是寫給民盟主席張瀾和共產黨領袖毛澤東、周恩來的。時 間是1月5日和1月6日。當時國民黨大勢已去、曾有借重民盟來和談之意。梁漱溟致 信張瀾提出兩點看法：一是國民黨政府取締民盟，當時還有民盟的人拘押未放，這 一點不解決，對政府就無話可談；二是政府談和平，我們也可以和它談和平，但一 切違背政協決議的必須取消，則自然和平。同時提出了他「只發言，不行動；只是 個人，不在組織」的原則，闡述了他堅持這一原則的三條理由。聲稱他所能貢獻於 國人的是思想、見解。再次表明自己脫盟。在另一封給毛、周的信中，他首先表明 自己不參加中共政治上所號召的新政協等，請他們原諒；其次是他今後幾年對國事 所持的上述原則。還強調了他對中國問題一直有自己獨特的見解，只是抗戰如同救 火，為爭取團結、民主，他只能與在野各方保持一致行動，對言論是有保留的。他 自信他主要的工作應該是在思想、見解方面（這一點他給張瀾等的信和好多文章中 一再表示過），在《中國文化要義》之後，他還將寫《現代中國政治問題研究》（ 由於1949後始料不及的大變局，這本書終於沒有完成）。 本著這一立場，1949年2月13日他在重慶《大公報》同時發表了《論和談中的一 個難題──並告國民黨之在高位者》、《敬告中國共產黨》兩封公開信。第一封就 是所謂「敬告中國國民黨」的那封信，其實題目不是這樣的。第二封是原題如此。 那時共產黨的八項和談條件已經發表，第一條就是懲辦戰爭罪犯。邵力子發愁不好 辦，孫科表示不能接受。針對這些問題，梁漱溟說：「我若是孫科院長，我將向國 人請求把一切罪過一人承擔起來，自殺以謝天下！這才對得起國父在天之靈！」他 要求講清楚內戰的責任，要求每一個中國人都要講人格、負責任。提出了他解決和 談中「一個難題」的具體方案： 一、凡是國民黨在高位的，應表示負責精神，自認做事失敗，對不起國家、對 不起人民，一律隨蔣介石下野，閉門思過； 二、 國民黨這樣做了以後，共產黨應宣佈三年作戰，事非得已。對於人民所遭 受的損害表示歉疚。今後只要各方講理而不用兵，共產黨願以政治方式解決一切問 題，絕不用兵，以免給人民和國家帶來災難； 三、 在國、共之外推出信譽卓著的公正人士（5-7人），調查事實，確定究竟 是哪些人破壞和平、造成內戰的慘劇。再經過公開審判、辯論，作出歷史定論。對 有負於國、有負於民的人也不用什麼刑罰，只送給他們每人兩個字作謚。 我們今天讀他的這些主張，簡直就像天方夜譚似的。在1949年百萬雄師即將過 大江時候，梁漱溟還在那裡呼籲和平，豈不是書生氣太重了嗎？他是研究中國文化 的，竟如此天真，好像一點也不瞭解中國幾千年成王敗寇的歷史，和「打天下，坐 天下」的政治文化，但他也因此有了幾分可愛之處，畢竟他只是一介書生，不是什 麼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政客。如他自己所說，他只是思想者，而不是行動者。 同一封信中還提到他謝絕李宗仁召他入京時提出的三點建議，一是請李宗仁邀 請「一個愛國家更愛民主的人」李任仁出來策劃和平；二是說國民黨黨內黨外有資 望的國民黨員，簡直沒有一個乾淨無疵的人足以領導。只有「國民黨元老中唯一人 品學問最好之人」顧孟余夠資格；三是請李宗仁準備引退，以全大局。他的這些話 ，國民黨聽了不高興，事實上，當時也沒有人去聽他這些不中聽的話了。但他認為 這是應負的責任，他雖然不再奔走和平，卻還是要為和平呼籲，不管有沒有人聽。 同時發表的《敬告中國共產黨》（今天大約不可能有人用這種語氣了）一開始 就重申了他的一貫原則「任何問題要用政治方式解決，不要用武力。」他說過去拿 這句話責望於國民黨，今天就要拿這句話責望於共產黨，他認為「誰的力量大，誰 對於國家的責任也大；誰不善用他的力量誰就負罪於國家。」他說他的話從正面說 ，就是要容納異己；從負面說，就是不要用武力。鄭重請求中國共產黨必須容許一 切異己的存在。他指出：「今天中共既在勢力上若將領導中國，自己亦聲言要來領 導中國，同時又始終在以『聯合』、『民主』相號召（未曾宣稱一黨專政），我就 要求作一諍友。類如我說不要再打的話，應該不犯『反革命』之罪。」 他批評當時已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北方竟不許中間路線存在，「自由主義者」成 了惡名詞，主張和平即指為陰謀、反人民，缺乏容納異己的空氣。他希望共產黨「 千萬不要蹈過去國民黨的覆轍。」他說：「我堅決反對內戰到底！我不能因為那方 用戡亂一名詞而同意其作戰；我一樣不能因這方用革命一名詞而同意其再打。即令 讓一步是革命，革命亦不等於除惡。若以舊日『替天行道'的觀念來革命，那是不懂 革命理論的。」「我沒有張君勱先生那樣天性，非要避免暴力革命不可。但我對於 中共之濫用武力，卻一直是不贊成。」最後他重提舊事，十年前他曾當面對毛澤東 說：「我祝望中國共產黨繼續爭取政治上的勝利，而不要濫用武力，則於國於黨同 受其福。」十年前的毛澤東是「笑顏以謝」，感謝他的好意。這位書生希望十年後 的毛澤東也能如此。作為政治人物，梁漱溟是蹩腳的，他似乎忘記了自己腳下的這 塊土地，除了以暴易暴，任何社會變動都是難乎其難，指望一個「槍桿子裡出政權 」的梟雄「不要濫用武力」，無異於癡人說夢。他在政治上的見解也不怎麼高明， 有時甚至有點「可笑」，如同他的這兩封信。 但梁漱溟也不是一點先見之明都沒有，1949年3月10日，他發表《答香港罵我的 朋友》中就斷言：「我知道共產黨有排他性。你們儘管排斥我，而我心中卻無所謂 敵人。我與任何方面不取敵對態度。……今天知道共產黨要來了，而我對他只能『 和而不同』。在共產黨的天下裡，我就非小心不可。所以就預先決定三年內只發言 不行動，只是個人不在組織。並在發表最近幾篇言論之前，特於一月六日把此意寫 信告訴毛澤東、周恩來兩位。」 1949年在隆隆的炮火聲中結束，梁漱溟居住的重慶也於這一年12月解放。在毛 澤東、周恩來的邀請下，1950年1月，他離開生活了三年的重慶。他試圖遠離政治中 心，僅僅做一個著書立說的觀察者的生涯也就告終了。毛澤東親自邀請他參加政府 的工作，被他謝絕，他要求留在政府外面，後來就安排在政協。1953年，就發生了 那次與「偉大領袖」的當面衝突。如果不是這個梁漱溟書生氣發作，也不會有本文 開頭「偉大領袖」破口罵他的話。 1949年，他在《敬告中國共產黨》公開信裡還有一段話：「我再懇切地說兩句 要審慎的話：第一、武力雖然可能帶來統一，但到那時既沒有『聯合』，也沒有『 民主』。武力和民主是不相容的，武力統一不可能有民主；第二、不要聯合、不要 民主，而真能統一穩定下去，如同布爾什維克在蘇聯，我並不是不歡迎──我歡迎 。」 由此來看，梁漱溟所追求的主要是統一、穩定，民主不民主倒在其次。因此共 產黨一旦以武力實現了「統一穩定」，他對共產黨是衷心的佩服，他的擁護完全是 發自內心的。直到晚年他對1953年那一段是非也沒有什麼異議，在他的心中毛澤東 始終是一位偉人。 梁漱溟從來就不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他在40年代為民主奔走只是為了謀求國家 的統一、穩定，他和當時民盟的其他領袖有著很深的分歧。這一點，他在1949年給 張瀾、給毛澤東等的信中都坦白地指出了。 當他目睹共產黨用武力完成大一統的事 業，1951年，他在給林伯渠的信中說：「今後政治上將一切聽從中共領導，並且聽 從中共朋友對我個人的安排。」從1949年的「和而不同」到1951的「一切聽從」， 並不是梁漱溟的思想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終其一生，他只是一個傳統的儒家知識分 子。他屬於那種書生氣十足，不為功名利祿所動，「雖千萬人，吾往矣"的人，對自 己的理想、見解頗為執著，身上自有一股儒者的浩然之氣，所以有時候看起來他是 那樣的不合時宜。1949年的梁漱溟如此， 1953年的他又何嘗不是如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