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的責任與義務 《「八九─六四」研究文集》所寫的出版說明 （北京）陳小雅 本書是一本關於「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的研究與評論文集。所錄文章， 散成於1993年至2002年間。 1994年3月，筆者寫成《八九民運史》[1]。殺青之日，曾戲言：「十年之內， 無人超越。」這個判斷基於以下幾個要素：其一，是自覺對運動大致的把握離真實 不遠；其二，是自信對事物的結論經得起推敲和歷史的檢驗；其三，是自以為在基 本史料的掌握方面沒有太大的遺漏。當然，這裡還有一個基本的判斷，那就是十年 之內，中共不可能實行政治解禁。因為如果中國政治解禁，在現代資訊條件下，不 要說「十年」，「十天」就能湊成一本比《史》完備百倍的「全書」。即使將今日 海外資料搜集全面，不到半年，一部「准全書」也唾手可得。 九年過去，上面所說的數種條件並未改變，但在此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關於 「八九─六四」研究的出版物日益豐富，相關的網站也非常活躍，尤其是《六四真 相》的出版、丁子霖女士關於「死難者調查」的問世，以及封從德先生「六四檔案 」網站的建立，從不同的側面大大豐富了這項研究的寶庫，也顯現出在「全封閉」 條件下成書的《八九民運史》，在材料佔有方面的不足。隨著這些新材料的不斷問 世，筆者的接觸面也有一個顯著的擴大，加之廣大讀者和朋友的幫助與信任，筆者 於舊的結論中不斷發現新的疑點。同時，由於該書是在政治高壓的情況下出版的， 與海外聯繫不便，作者陸續修訂後的最終定稿並未到達出版者手中。所以，該書不 論在事實細節和排版方面，都存在一些錯誤。這些，都使我感到，對於《史》的修 訂勢在必行。但是，也有更多的讀者希望，這本誕生於中國國內的、第一部《八九 民運史》應存其原貌，不論美醜，謂其本身既是一種「歷史的見證」。 鑒此，筆者決定，從單個論點和史實修正入手，集腋成裘，合成一部新的「修 訂本」──《「八九─六四」研究文集》。正如讀者將看到的，這個修訂本真正用 於「勘訂」前書的，僅僅只有附錄所載浦志強先生寫的「校勘記」。而正文的側重 ，並不注重「敘事」的完整性，而在於相關的課題研究。它包括對自己的舊作，或 前人作品中「大而化之」的結論作一種更「深度的開掘」、「辨偽」與修正；它們 或為八九民運的歷史合理性作一種總體的辯護，或對運動的構成部分進行單個的剖 析；既試圖勾畫政府行為的線索，也不乏揭示民間「黑手」的證據……本書的特點 ，與以往的類似研究稍有不同之處，在於它力圖克服那種「見物理，不見人性」的 傾向；它企圖走出 "必然性推理公式」獨步「八九─六四」研究領域的局面，把看 似「神秘」的、政治的「宏大敘事結構」分解為可施以運作的板塊，而不僅僅滿足 於一個「研究等式」的成立…… 也許正如蘇曉康先生所說：「六四研究的課題並沒有太多艱深之處，值得研究 的，倒是陳小雅為什麼能做成這件事。」他認為，是中共的「置之死地而後生」成 全了我。誠然，在「六四」至今的歷史條件下，研究這個課題所要付出的「代價」 ，是人所共知的。但從技術上說，書寫這50天的歷史，並不等於對50天的事情如實 錄入。在《八九民運史》一書的序言中，我曾說過，這50天「是濃縮了的歷史」， 至少是「改革十年史」積累下的矛盾的總爆發；不僅如此，為要探討這50天發生的 事情的原因，有時你不得不上溯半個世紀……正因為它是歷史的濃縮，就必然牽涉 到各種政治活動的軌跡與價值評判，就難免有不同觀點和爭議，就必然有事件被掩 蓋，有秘密被銷毀。而探討和追尋這些被掩蓋的事實和被銷毀的秘密，正是「八九 ─六四研究」的最大難點。不僅如此，9年過去，筆者還進一步看到，這50天不僅是 「濃縮了的歷史」，而且是待展開的未來。它不僅牽涉對人們過去行為的評判，還 牽涉未來人們的生存和發展。正是這後一重因素的存在，使上述探討和追尋工作難 上加難。在這個民運與政府的對峙之戰中，歷史學的執著，有時必須「冒著兩方的 炮火前進」！ 在大多數民運人士的生存狀態並不盡如人意的現實條件下，歷史真相的揭示有 時的確是殘酷無情的。然而，正如筆者對於光遠先生說：「科學的發現不必對科學 家的飯碗負責任」一樣[2]，筆者認為，真正的歷史著作，它如果真的可以區別於「 黨報、黨刊「的話，它對任何人的「飯碗」是不負責任的。不僅對別人的「飯碗」 不負責任，對作者自己的「飯碗」也不負責任。1997年，當筆者因出版《八九民運 史》和聯署「聯合國寬容年呼籲書」「失業」在家時，景山派出所一位經常造訪的 張姓青年民警問我：「陳老師作出這種『犧牲』真的『值得』嗎？」記得當時，我 給他講了司馬遷遭受腐刑而撰成《史記》，他不僅創作了中國的第一部「通史」， 而且確立了中國史學中那種「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剛正傳統，那是中國史 學的「正道」，是我心中的「大統」。我還敘述了「太史公自敘」中的那段名言： 「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足，兵法修列……」。[3] ──直到現在，我每每想起這段話時，都會眼含淚水！不過，請讀者不要誤解 ，以為我是懷著多大的「委屈」，為自己作出多大的「犧牲」而流出的淚水。完全 不是！我是深深愛好這一專業，並有一種傳續這一專業的「正道」和「大統」的自 覺意識的。這個「正道」和「大統」，自司馬遷以來，在中國兩千年歷史中忽明忽 滅，如熒熒鬼火般傳薪不絕，夜空愈是黑暗，它便愈是強烈而耀眼……它一直是我 內心的燈塔，不論我游泳或航行在什麼地方，它永遠照耀著我。我是被民族文化的 精神養育長成的，此時正所謂「養兵千日，用兵一時」也！ 所以，我是滿懷著對先輩的感戴之情，對歷史召喚的激動之情，為理想獻身的 滿足之情來看待這個所謂的「犧牲」的。因此，當1996年12月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 宣佈「解聘」我時，我的內心並無冤屈和傷感。抗掙的動作，僅僅不過是為了表示 不能「逆來順受」而已。在我看來，在那整個事件中，我所得到的是更重要的，是 我內心一直在追求的，是我的所愛！是目的。而我失去的，只是次要的，是達到目 的的手段。一個人得到自己的心愛之物，怎麼會有真正的傷心呢？！說實話，即使 哪一天真有可能對我們實行「平反」，我也是決計不會上台去「控訴」什麼的。 就像山坡上的蘑菇總是成片生長一樣，一種文化思想成果，總是依賴一定的「 生態環境」發育的。在「八九─六四」研究中，我深深地體會到，封閉與自滿是自 身進步的頭號大敵──不論是調查、研究還是得出結論，沒有開放的環境、討論的 氛圍，沒有可靠的咨詢渠道與交流平台，要使一種思維活動持續深化幾乎是不可能 的。而這個環境，在國內，顯然是不存在的。所以，在成書之日，筆者要特別要感 謝那些在這方面曾給予我重要幫助的朋友。他們是許良英先生、張偉國先生、包遵 信先生、王鵬令先生、耿軍先生、宋永毅先生、封從德先生、田大畏先生、仲維光 先生、安琪女士、胡鑒美女士、陳奎德先生、胡績偉先生、朱厚澤先生、劉達文先 生與金鐘先生。當然，還有蘇曉康先生和洪哲勝先生，以及那些更重要、但現在還 不便直書其名的朋友們。正是他們所有這些人的不計利害的無私援助，使自古以來 中國史學的那一簇「理念之火」，能夠在筆者的生命中繼續燃燒下去…… 在決定「退休」之際，出版這本《「八九─六四」研究論集》時，我很榮幸地 得到了嚴家祺先生為文集所寫的序言。家祺先生的這篇文章，既悲壯、深沉，又開 闊、明瞭。它站在一個融會古今世界歷史的高度看待「八九民運」與「六四衝擊波 」，既鞭笞了血腥屠殺，也指出趙紫陽、鮑彤及一切人付出的代價，是怎樣轉化成 為歷史的進步的。同時，他科學地區分了這個事件中的兩類「犧牲」：一類是上述 「歷史的創造者」為歷史的進步作出的犧牲；另一類是「歷史的研究者」為追求真 相作出的犧牲。這種區分的意義在於，他揭示了看似不同的「兩種價值」的存在， 並且不以一種價值否定和抹殺另一種價值。這在眾多「歷史創造者」那裡，是很少 見到的。所以，它表現出來的「開闊」氣象，不僅是一種俯瞰歷史的眼光，更有一 種對「異議」兼容的精神。家祺先生能有這種精神，我想，與他是學者，又兼有政 治家的身份是分不開的。他本身就是中國第一本《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和《四五運 動紀實》的作者，不僅有著豐富的歷史研究經驗，而且也有在極權制度下承受這類 研究風險的切身體會。同時，我想，這種「兼容」精神，也是處世真誠、律己嚴格 的家祺先生，多年沐浴在民主社會的文化中，潛心修煉的結果。他與許多海外民運 朋友一樣，已經把過去對「民主自由」等抽像理念的嚮往，變成了自身的行為習慣 。這是特別值得國內同胞欣喜的！ 筆者之所以要特別感謝家祺先生，還有另一層鮮為人知的原因。這就是，筆者 寫作《八九民運史》，是有意繼承家祺與高皋先生「私修現代國史」的事業，在他 們「不在現場」的時刻，「看守這塊園地」的意圖的。根據他們在海外出版的系列 著作，我感到，他們原來也有寫作「八九民運史」的計劃。我曾經設想，在太平洋 的兩岸，唱一出同一劇目的「對台戲」，豈不有趣！但不知什麼原因，他們的這部 書沒有出版。於是筆者又私心自責：如果因為《八九民運史》的問世而延滯了「前 輩」的創作，那豈不成了我在替大家償還一筆「公債」時，又欠下了家祺與高皋先 生的「私債」？！惟其有這個背景存在，所以筆者覺得，家祺先生為本書作序，更 體現了他「大義凜然」的氣度和「提攜後人」的精神。 光陰如箭，人世滄桑；白駒過隙，鬢髮已霜。誰說我們不會改變？我們將朽， 將歸於塵土。但我們共同走過的這段道路，是永遠值得紀念的。□ 2003年3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