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結晶 ──憶李慎之先生二、三事 (北京) 陳小雅 「慎之同志去世了，你知道了吧？」 ──2003年4月22日上午，一位前輩來電話，第一個告訴了我這條消息。此時， 距朱學勤先生通報的慎之先生去世的時間──10：05時──僅只有一個小時。雖說 在此之前，「美國之音」的海濤先生已經告訴我，慎之先生因肺炎入院，但這個消 息還是讓我覺得有些突然。 兩天之後，我收到學勤先生寄來的悼念長文，可惜是一堆亂碼。但我知道，作 為「自由主義」的戰友，學勤很痛苦，是動了感情的。可能是因為我歷來有重精神 、輕肉體的傾向，對於生和死的界限一直比較模糊；或者因為自己已被宣判為「心 力衰竭」，並正在有條不紊地整理「後事」，對於死亡的信息也沒有學勤那麼敏感 。但我對於學勤的悲傷是理解的：那或許是一種類似親人失落的空寂；那孤寂是排 他的、自我周延的…… 慎之先生的人品與追求，是配得上這樣隆重的哀悼的！ 我和慎之先生不算很熟。但他作為前輩和領導，是有恩於我的人。 第一次見到慎之先生，是在「六四」清查的當口。那時，他還沒有被「罷官」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幾個院長中，依然分管著政治學所。那次他到政治學所，是 為了談如何「保住」這個所和《政治學研究》這個刊物的問題。大家合計的結果， 大概是請中國政法界元老張友漁出面斡旋，我們以他的名義寫個象徵性的檢查，由 他來擔當。 「你們幫幫張老，也就是幫你們自己」──慎之先生如是說。那是他留在我記 憶中的第一句話。 他的話是如此推心置腹，令我們每一個人，都意識到自己對這個「共同體」負 有責任，在「船沉」之際，大家都應為之盡一份挽救之力。但在那之後，我們聽說 ，慎之先生在自己的去留問題上，卻採取了截然相反的態度：面對專制的淫威，他 翩然掛冠而去，並留下了那句擲地有聲的名言： 「決不能在刺刀底下作官！」 今天，慎之先生的這句名言，已經永遠地銘刻在了每一個有良知、有骨氣的知 識分子的心中！也化作無數人身體力行的行動。不過，以上的背景告訴我們，在「 六四」事件上，慎之先生對於不同的問題是採取了不同的態度的：他要求我們做的 ，與他要求自己做的──截然相反的兩種態度──表明，他不僅僅是一個有血氣、 有正義感和有膽量的人，他還是一個有寬廣胸懷和堅強責任心的人。他個人已經做 好犧牲的準備，他就毅然選擇了犧牲；但他不鼓勵那些羽翼未豐、還沒有作好出航 準備的雛鷹，去與暴風雨作前途未僕的、低層次的險惡決鬥！正是他的這種博愛、 仁慈與遠大眼光，使得初出茅廬的青年們有時間、有機會對自身作進一步的完善與 充實；也正是因為他的立場、精神的榜樣鼓舞，在以後的一段時間裡，在政治學所 ，才可能出現一種前仆後繼的局面…… 我與慎之先生的交往，始於工作關係。那是在「六四」以後「中國政治學會」 的首次年會上。那時，慎之先生還兼有這個學會的領導職務，仍是會議的主持人。 我則奉命擔任會議的記錄。會議結束時，慎之先生借助我的筆記作了總結報告，幾 乎全盤照搬了我的歸納語言。當時，我感到自己的工作成果能夠為他那樣順手地使 用，是十分榮幸的。 1995年秋，一位前輩告訴我，慎之先生逢人就說：「XXX被一個小姑娘給教訓了 一通！」待問詳情，才知道是我的那篇用歷史外衣包裝得很嚴密的《誰應該對辛亥 革命負責》受到了慎之先生的青睞。於光遠先生讀此文後，對我表示：「從今以後 ，我不能說你不懂理論。但我不懂歷史，所以我不能對文章作什麼評論。」儘管他 沒有像慎之那樣，公開地站到現實政治的前台，但是在這個萬馬齊喑的時代裡，正 是這兩位院長的器重，以及他們身後的大批志士仁人的支持，給予了我某種自信， 不僅在以後的學習中憑添了不小的動力，而且有意識要使自己的行為配得上他們的 關切。 1997年，王鵬令先生告訴我，他當年也是被慎之先生安排，出訪蘇聯的。那時 ，鵬令正面臨中宣部組織的、哲學界御用文人的圍攻，被打成「六四」後「資產階 級自由化猖狂反撲」的典型，正是主管社科院外事工作的慎之先生勸鵬令暫時到外 面「休息一下」，去完成原來與蘇聯社科院的一個合作項目，並「網開一面」提供 了各種手續的便利。為了感謝慎之先生，旅歐前，我在鄭仲兵先生召集、光遠主持 的一個聚會上，把他與鵬令在歐洲的合影與自己的《八九民運史》送給了慎之先生 ，並請他指正。在那次聚會上，慎之先生有感於國內知識界名人對現實問題的迂迴 態度，作了長篇的發言。厚澤先生則在與我的私下談話中，希望有人著手寫一部總 結性的大書。我個人倒是有寫作一部中國《解凍史》的計劃，與《改革史》、《民 運史》呈三足鼎立之勢，但我不懂經濟，想邀請別人一起完成《改革史》。但因為 忙於私人事務，我沒有答應厚澤什麼，也沒有參加這個會議的後續會議。兩年後， 我回到北京，才得知正是那次小型聚會，開啟了茲後「自由主義」與「新左派」論 戰的先聲。旅歐期間，我得知此前慎之先生訪問歐洲時，已罹患腦中風，並不得不 因此中止訪問計劃，提前返國。 自那次病癒後，慎之先生的行動仍不利落，但文章卻寫得更多、更快、更尖銳 了。在題材上，也出現了「擴張」之勢。無論是對他身處其中的執政黨的歷史反思 ，還是對一代人思想歷程的總結，處處體現了一種盡可能無保留的「坦誠」，並且 達到了他所能達到的「徹底」。我隱約地意識到，他已經把自己的生命列入了「倒 記時」程序…… 1999年夏秋之際，我在協和醫院偶然遇到了前去看病的慎之先生。照例還是交 換信息和對一些現實問題的觀點。不過，我感到自己對國內情況已有很大的隔膜， 加之家庭負擔沉重，不敢與他多談。分手時，他把自己的電話和曾彥修先生看完的 一份從多維網下載的王力雄的《毛澤東與經濟文革》給了我。並說：「還有點道理 。」茲後，我便寫了那篇《毛澤東主義，並非一種傳說》。那時，我並沒有意識到 ，慎之先生的思想，仍在留意所謂「新左派」問題，所以，我按照自己的感想，僅 只就事論事地作了一番「毛研」。2002年末，一位前輩看了我的《宋慶齡開除胡適 》一文後，建議我送給慎之先生一閱。因為當時我自己也病得不輕，所以決定暫緩 執行。未料，這一延緩，竟成了「下輩子」的事情！ 最終，慎之先生還是先走了一步……不過，我發現，他以自己的終結，向我們 展現了一個生命的「奇景」：他的晚年，是在與「自然規律」作頑強搏鬥的、並最 終戰勝了「自然規律」的晚年。這並不是說，他戰勝了肉體的死亡。相反，在迎接 肉體死亡的同時，他一反所有老人在生命遲暮之年走向暗淡、走向平凡的規律，居 然創造出一個不斷走向「絢爛」的過程──達到了精神的永生！ 我深切地體會到，這是慎之先生的意志的結晶！僅只這一點，就是他生命存在 的見證！ 這一見證，能不使對「生命之美」的審視，發出一聲輕輕的歎息？！□ 2003年4月27日 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