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念陳獨秀 (南京) 樊百華 或許出於特殊的心境,例如受到黯淡現實的刺激,我這兩年對「五四」生出一 種特別不以為然的認識。是的,「五四」的愛國比今天懵懂大學生們的愛國要高明 些(見拙作《「五四」的愛國:反政府的反日》),但它同樣是缺乏深度愛國覺悟 的,正如陳獨秀所說,這樣的愛國當時的一些「賣國」政府官員,思想上未必沒有 。「五四」的低級主要表現在它的哄然而起、嘎然而止,只算得一「事件」與「風 潮」,遠遠沒有達到「運動」的水準(見拙作《「五四」不是運動》)。真正期盼 中國出現民主運動的人們,必須這樣來認識「五四」,再不能用「五四」來精神自 慰了。 這裡主要針對1989年以後,中國學界「思想淡出」在「五四」話題上的表現, 談一點我個人內心的感受。 一、 罪也「五四」 功也「五四」 每逢「五四」紀念日來臨,「文革」以後的思想界總是要說到「慢慢不來」的 「民主與科學」;1989年後、尤其最近幾年,隨著對「五四」激進主義的反思,有 老年中年學者又將「自由、獨立精神」等等往「五四」這只筐裡裝。大家都說「五 四」好,連反思「五四」偏激的人也還是將一些好東西繼續往「五四」上面錦上添 花。這是很有意思的、不無滑稽的中國現象。民主、科學(準確地說是科學精神) 、自由精神、獨立品格乃至憲政、法治,是「五四」前的政界、思想界(新文化運 動)、學術界、新聞界的成績,不問青紅皂白地一股腦加於「五四」,純屬人為地 拔高。這樣的拔高,於今反而會使人們看不清實踐的艱難,反而不利於「大智大勇 」的娩出。 1919年12月1日,走過四年多光輝歷程的《新青年》發表了她的第一篇正式宣言 ──「全體社員的公共意見」,其中我以為最值得注意的一條是:「我們主張的是 民眾運動、社會改造,和過去及現在各派政黨,絕對斷絕關係。」這意味著宣言執 筆者陳獨秀明確要致力於社會活動了。7卷1號的這一期《新青年》,陳獨秀一人操 刀7篇文章,最長的一篇恰恰是專談「社會改造」的《實行民治的基礎》,今人完全 能從中獲得「如初」的新鮮感,那些喜歡批評陳獨秀的學者,至少要認真讀一讀這 篇文章。再有就是針對日本等軍國主義指責「布爾什維主義」為「過激派」,為蘇 聯的普羅農工政黨辯誣的文章。 恰好這幾年對「五四」的反思,最主要的就是指其過激了。打人、放火本身當 然是過激了。這一點今天首先應當對反人權的力量說,對「州官」說,也要對今天 的懵懂「愛國青年」說明。(必須承認,70年後的一場比「五四」規模大得多的風 潮,學生們的理性程度要遠遠高於「五四青年」)認為「五四」過激的老先生主要 又說到陳獨秀的過激。我認為,那時的陳獨秀還並沒有過激。他的「左向情結」也 還是理性的,相當於50年後醒悟了的顧准的民主個人主義,並且至少保持到一年以 後。1920年9月5日,他在《此時中國勞動運動底意思》一文中這樣說: 此時中國勞動運動底意思,一不是跟著外國底新思潮湊熱鬧,二不是高談什麼 社會主義,不過希望有一種運動好喚起我們對於人類底同情心和對於同胞底感情, 大家好來幫助貧苦的勞動者,使他們不至於受我們所不能受的苦惱。(《陳獨秀文 章選編(中)》一書第21-22頁,三聯書店1984年6月) 那時中國的邊緣弱勢群體,也是今天的我們能夠設身處地感受到的苦啊,例如 ,在陳獨秀眼裡儼然一個流氓世界、黑社會地盤的大上海,在日本貧民窟住了十幾 年,也曾去美國貧民窟調查過的日本學者賀川先生這樣說:「見了中國上海底貧民 窟,那日本和美國的貧民窟都算不得苦 惱。」 聯想到當初很多像羅素這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都對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的 狹隘自私(羅素甚至直呼為「反社會」的「個人主義」),持強烈譴責的立場,我 就想到,即使在今天,我們也完全可以有與保守良知相洽的理性左派,不但可能而 且必須深具理性左派的底層道德關懷!在我眼中,今日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都不 是市場萬能論者,也不是「私有化就是好、就是好」的淺薄之輩。那時的陳獨秀與 胡適離得並不遠,他絲毫沒有革命黨的「浪漫」幻想,他說:「無論在何種制度下 ,人類底幸福,社會底文明,都是一點一滴地努力創造出來的,不是像魔術師畫符 一般把制度改了,那文明和幸福就會從天上落下來。」(同上書第26頁) 所以我想,人們反思「五四」,不應當將「五四」人為繁複起來。例如可以對 新文化運動進行「清理」,但不應當將她與「五四」混淆起來,這是一;第二,不 應當將「五四」與後來的革命黨運動混起來,甚至將「五四」完全隱喻或者借代化 ,這會使得本來不相關的問題研究起來更不方便了。三年前我在寫《初入清園》的 時候,私心裡是尊重王元化老先生因某種不便而出的「借代」辦法的,但後來覺得 這樣做得不償失,用「五四」指代以「『五四』的精神產兒」自居的隊伍,不僅是 學理不嚴肅的問題而已。從法國革命到十月革命再到中國本土革命,在很多方面是 相近的,但是將「五四」橫插進來並不合適。「五四」不是橡皮筋,拉不到這樣長 這樣寬,插進「五四」事實上對朱學勤說的將來總要有的「細說」,已經無意中增 設了的障礙,更顯得「思想淡出」了。請朋友們想一想,是不是這樣呢?我總覺得 90年代忽然用起那麼大力氣來反思「五四」,有些突兀、不順,甚至有些奇怪。海 外儒學自由派文革期間就開始反思「五四」的激進,我認為一開始就在「話語背景 」上有混淆,法國大學生還引進過「文革」呢,天大的無知與混淆!1968年法國的 「無知運動」是一場「渾不吝」,但「五四」與「文革」都並非笑話,也不能攪合 起來。第三,「五四」、「新文化運動」都不是傳播什麼特定「主義」的運動,正 像魯迅不是什麼文化革命的「旗手」、不是什麼跟例如知識分子過不去的「先鋒」 一樣。明確 了這三點,人們再議「五四」有什麼過激不遲。 王元化老先生一方面仍將「新文化運動」的「德先生」與「賽先生」歸於「五 四」,另一方面反思反思居然借陳寅恪的名義將「自由精神、獨立人格」加進了「 五四精神」,用心未免又過於良苦了。王國維、陳寅恪更不用說杜亞泉,都可以加 以肯定、挖掘甚至弘揚光大,但他們與已經顯得有些大而無當的「五四精神」,真 那麼同席共枕嗎?可以「淡出」,也可以「淡入」,如今信耶穌也都有了不同「信 法」嘛,思想有學術,學術也自有其思想,但時下「思想」與「學術」語境、語用 上的分別,明擺著,不在乎與「五四精神」結緣才是真正陳寅恪式的「獨立」呢, 不是嗎?我想是的。如果將「五四」之前進步知識分子的思想言論細尋,憲政、自 治、平等、博愛、信仰、人權等等,也都有的,現在自由知識分子持有的理念,那 時期基本都有的。但「五四青年」頭上的桂冠並不大,「頌歌奢侈」本來就是一種 不良習慣,「德先生」與「賽先生」若只是一種話語優勢,其實正見到話語者的軟 弱罷了。今天的自由知識分子,或許在理念上對先賢並沒有特別的長進,這才有「 悲劇世紀」之說嘛! 二、特別值得同情的陳獨秀 比起之前的康、梁,同時代的胡適、魯迅,之後的儲按平等等知識分子來,我 斷定:陳獨秀這個大人物是最讓今天的我們放心不下、割捨不下的。實際上,反思 「五四」的一個熱點甚至焦點也正在他的身上。我在關於「五四」的文章中故意多 介紹了「五四」中的陳獨秀,原因也在這裡。是的,我不相信今天的自由主義或者 其他主義,能夠輕鬆告別陳獨秀。冷靜思考,陳獨秀的幽靈才最具有纏繞意義。 限於「五四」說話,我真看不出陳獨秀的言論行為有什麼過激或者不當,相反 ,他是做得很多而且很好的。至於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之一,陳獨秀該怎樣評價 自是另外的問題,這裡順帶簡單說一說也可以:有少數地方不夠周全,但我相信他 的言行總體或者大多都對。陳獨秀是真正有大力量的,如果說20世紀的書生中真正 有政治家氣象的,首推陳獨秀! 「五四」之前的陳獨秀很了不起的,評價起來不應當很複雜;「五四」之後, 準確講從1920年10月開始,複雜了,因為他要行動了,他矢志要做一個新式的社會 活動家了,而且很快就成了政治家。社會活動家尤其政治家,很不同於做一個學者 、言論家、論政書生的,知識分子只有說得多說得少,說得精彩不精彩、言論力量 大與小的分別,置身體制內外並不關緊,他們對「實踐意圖」不太當真的,由此人 格操守一般也碰不到不可迴避的影響,一般來說有些用,但要說用處有多大則不見 得。 我覺得真正的自由主義者,應當不怎麼看重勞動的「永恆價值」,也就是不應 當怎麼看重一些文化人特別在意的「名山功業」。一個便宜也不拉下是「犬儒人生 」,「精明的學者」有不關活人現實命運的「覺悟」:越「抽像」的東西壽命越長 ,例如自由主義的言說比爭自由的奮鬥壽命長。讀書人往往注意《常識》而不注意 潘恩、注意非暴力理念而不注意聖雄人格、注意米奇尼克而不注重瓦文薩、注意《 七七憲章》而不注意哈維爾受難……──在讀書人那裡,「自由史」被省略在「自 由思想史」之後了!這本身就是一個悲劇、一個中國式的文化黑洞!波普說得多麼 不可思議:我們不必為後代操心,而只為當代操心。(請注意:犬儒智慧是只為自 己多佔便宜操心)既然波普這麼說了,我也就不借用辯證法說什麼「最實際的推動 才有最永恆的價值」之類的酸話了──但是,「只有這輩子的幸福,沒有永恆的幸 福」,應當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不能鄙視的「永恆事實」。朱學勤先生說得很樸實: 自由主義不是用來坐而論道的,而是用來走路的。現在就看中國的自由主義讀書人 有幾個肯「上路」了。 上路之後當然就不可能有「清純的品性」,而是免不了要染上些雜色的。像陳 獨秀那樣真上了路,很大程度上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了。那不由己首先當然 還在統治集團的作用,但已不僅在此了。做事哪能不「廣交友」的,可「同志往往 不同力」,是人就有個性,有特別的心思,特別的性情、氣質、風格、趣味,種種 合作的煩難就來了。例如被「國際指揮」收編,這時候,左的社會情感、底層道德 關懷、法國革命的「人民話語」、西方思想界對資本家自私本質的批判、甚至世界 上的大自由思想家都對新出現的普羅政權抱著「社會主義的原教旨期望」、當然與 新型政治國家無關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空前災難,特別是本土軍閥的顢頇、專制政 治的昏暗,等等等等,這樣的情況下,出現真假民眾主義混雜的革命黨人實在再自 然不過了。沒有一個「行動者」在面對現實時,思想、人品能夠絕對經得起吃「研 究飯」的後來人的檢驗──假定「後來人的檢驗」有其可靠的尺度的話。瓦文薩、 哈維爾、米奇尼克、薩哈羅夫、曼德拉、馬丁·路德·金……哪一個是十全十美的 ?都不是。即使思想基本精當,實際行為也不可能「祭神如神」、一貫正確,要不 怎麼說革命黨的個人崇拜荒唐可笑呢。(抱成團混世的權謀並不可笑?)再說,當 你一籌莫展,有人來幫你,有錢來支持你,你怎麼辦?一做事就得妥協,就不能背 書,像些樣的政治家主要不就在人格、意志和審時度勢、有限妥協的本領麼……只 要不對「同志」施以流氓黑社會手段,不搞「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就算是合格 的。很多書齋英雄怕是一輩子都不可能知道「做事的煩難」的吧。 順便說一句,不能因為有了《思痛錄》,對歸附革命的熱血知識分子,就可以 「聳聳肩」則過的──歷史還沒有讓任何人真正能夠輕鬆起來,說不定將來你會有 資格寫又一部《思痛錄》,並且這就算你有過人樣呢!從「惻隱之心」到「同情心 」到「底層關懷」到「追求平等公正」,都是正常人格、個人道義心生長的常規過 程,直面幽暗現實的真誠的「左派」,與從一開始就力批「犬儒主義」的自由主義 者,至此都沒有大的差別,如果沒有這樣的「共識」,以眼下中國的深層情勢論, 真實的「左派」很可能獲得再寫《思痛錄》的悲劇資格!與「告別革命」的論調不 同,我個人事實上早就有對這一資格表示敬重的準備──有什麼樣的作用力就有什 麼樣的反作用力,秀才與兵的關係絕對是本鄉的第一隱喻──對於自由主義者來說 ,這裡土壤的品質畢竟太惡劣了! 中國的現實正不停地催人上路呢!上還是不上比如和尚、上了以後怎樣的顧慮 要來得緊要十倍。你有什麼辦法呢?權力集團就是不讓你有從容訓練自己的機會呀 ,想永遠正確當然只能拒絕上路──只能匆匆上路恐怕依然是中國進步力量擺脫不 了的宿命,幸運者只能在實踐速成班中脫穎而出。我固沒有為陳獨秀辯護的資格, 其實,對陳獨秀的反思做得最好的,還是被雙面黨痞「無情夾擊」後的陳獨秀自己 。 不做事的後人,至多只有反思陳獨秀的藍卡資格,即使是對秦始皇式的人物, 我相信,「行為學」解讀也還是「理念學」否定的深刻前提,關在書齋論短長難免 「隔得慌」!是不是這樣呢?我以為,反思還是應當轉到那些與「文化傳統」(李 慎之先生語)一脈相承的現實爛貨上來,理念的持守再不能外於行動中的「共同底 線」──不行動無所謂「底線」(秦暉先生的論見);我更以為,最有力的反思還 在:向專家學習但不迷信專家,以免上當;盡可能深入準確地介入現實,逐漸習慣 於從甚至是很不起眼的生活世界做起,例如公開為高勤榮先生說話;「無日不拱卒 」即便不是「行為主義」卻也不應當限於「宏論」,這些,就是我理解的今日自由 知識分子,或者應當說是「左翼自由知識分子」,應有的定位與修為。 離開了這樣的定位與修為,來反思「五四」、陳獨秀,我估計是作不出什麼有 實質意義的成績來的。怎麼思考、怎麼言說,至少對我來說,還是很新的課題。我 相信,對於那些不屑於與民主牆以來的「行動者」交往的「啟蒙家」來說,更是新 的課題。 無論陳獨秀做得如何,沒有陳獨秀們的實踐,民間大概永遠只有軟體動物的, 進步力量的整合將永遠是空想。我堅持認為:批評「行動者」的資格必須是「行動 者」。書齋中的清白是無、是空白,或許正是以同流合污為底色的。 紀念「五四」不應當是一場集體意淫,想像中的膨脹只是蒼白的狐假虎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