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重判「新青年學會」的啟示 劉國凱 一、一次又一次地預測失誤和震驚 近一段時間來，當人們因中共高層對「非典」的處置表現出某些改弦易轍的端 倪，而對中共抱以新的希望時，「新青年學會」被重判了。其實在此之前的半年之 內中共專政機關一直在發威。一直在不斷地捕人、判刑。然而就給人們震撼的程度 而言，以此次為最。 王炳章被判無期，我並不感到十分意外。王是中國海外民運的首義者，「罪行 」重大。 又一貫主張以武裝革命的方式推翻中共政權，為中共切齒痛恨。中共秘密警察 竟以黑社會綁架方式把王從越南綁回中國，其間是花了多少的心血。基於深惡痛絕 而花巨大成本去捕捉，那麼捕捉到後當然是「狠狠打擊」。 對遼寧工運領袖姚福信、蕭雲良被判刑我也不感意外。緣故有三。一是姚、蕭 是工人，屬於社會底層。我經過三十年的觀察體驗，深知中共這個打著工農旗號的 政權其實對鎮壓來自工農階層的反抗者是最不留情，最無顧忌的。因為工農在中共 政權下是處於社會底層。鎮壓他們是不會引起知識階層的和國際輿論的較大關注。 二是姚、蕭組織了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活動，造成極大影響，令中共政權甚感丟面子 。三是秘密警察找到姚、蕭與「境外敵對組織」聯絡的「證據」，而且「加入了敵 對組織」。 然而，我對「新青年學會」的幾名成員被重判卻極感意外和震驚。其緣由也就 是上述三個緣故的相反。即楊子立、徐偉、靳海科、張宏海四人都不是社會底層的 工人農民，而是有一定社會地位的知識分子。他們沒有組織任何公開抨擊中共政權 的街頭活動，沒有與任何「境外敵對組織」聯絡，他們怎麼也會遭到如此嚴酷的「 狠狠打擊」呢？震驚之餘，我陷入沉思。 多少年來善良的人們一直在掙扎沉浮在意外之中。我就是其中之一。 文革初期一九六七年是毛澤東要人民起來批「當權派」，可是兩三年後，毛澤 東卻放手讓復職了的「革命領導幹部」在「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清 查五一六」中，對當初衝擊過他們的民眾進行了反覆的嚴酷的報復清算。對此我感 到意外。 七八年底，鄧小平說「貼大字報是人民的權利」，明確予以支持。可是兩年多 後，本已式微，對中共政權已經不構成壓力的七九民刊民主牆運動卻遭到中共的嚴 酷鎮壓。全國十幾個城市中的參加者被判以重刑。對此我又感到意外。 八九年，儘管對學生的行動我感到憂慮。我預測中共不會妥協，而會設法壓制 。但我絕對沒有想到會動用機槍坦克。我設想當年丙辰清明當局也只動用了棍棒， 而今社會又經過了十多年的變遷，當局再怎麼發狠也不會超過「七六」模式吧。如 果說「八九」上街的人比七六要多，那麼也就相應增加彈壓力就行了。十萬大兵只 用槍托就足以清場。可是，我再一次與全世界的善良人民一樣感到意外和震驚了。 為什麼一次又一次地預測失誤，一次又一次地震驚？是太善良帶來的糊塗？是 太弱小帶來的祈盼？還是兼而有之呢？ 二、武裝革命、和平演變皆不可行？ 多年來我一直奉行漸進改革的理念。儘管對王炳章冒險犯難的精神十分欽佩， 但並不贊同他的作法。我認為人民群眾在專制政權的暴力鎮壓面前當然有武裝自衛 的權利。但我堅持認為在中國，無論從哪一個角度去考量都不具備武裝革命的可操 作性。因此，我把全部希望和努力都建立在和平演變、漸進改革上。 和平演變、漸進改革不是一句空話，它必須有社會各個階層在各個不同的領域 內，以各種方式進行努力。「新青年學會」的年青人正是在作這種工作。有人認為 ，和平演變、漸進改良系由統治階級權力圈中的開明派來主導。這話沒錯，但不全 面。開明派不是憑空而來。它往往需要民間民主力量催生。同時它需要有社會基礎 。如果沒有民間民主力量的呼應，如果社會是處於一種麻木混亂狀態，如果滿街都 是行屍走肉的話，居廟堂之高的開明派大人物們也是難有作為的。 和平演變是一個漸進開放的過程。比如出版、結社，這些民主制度下最基本的 民主權利現在還是一紙空文。要實現它如果是通過革命的手段，它可能瞬息實現─ ─如果革命成功的話。如果是通過和平演變，那麼將有一個逐步提高的過程。結社 ，你不能馬上成立政黨，甚至不能成立較具規模的政治性組織。你只能成立學術性 、聯誼性團體，起碼名稱上是這樣。我們可以看到，那些年青人正是這樣作的。他 們的組織叫「新青年學會」，政治色彩相當輕淡。他們不像幾年前一批民主志士那 樣成立中國民主黨，而且向當局要求登記註冊，一下把當局推到極其尖銳的選擇關 口上。再如出版，漸進改革的軌跡會是，從全方位的控制放鬆到事前檢查制，繼而 放鬆到事後檢查制，再才到政治理念的自由抒發。對出版「硬件」的管制，也會是 先放鬆網絡，再放鬆平面出版物。「新青年學會」的年青人還只是在網絡上作有限 的觀點闡述，可見他們是循著漸進的道路向前探索的。如果中共當局稍為有一點和 平演變的意向，就不會這樣對待「新青年學會」。頂多干擾阻止他們的行動，斷不 會如此嚴酷地實行鎮壓。當局這樣的作法，無異傳遞了這樣一個信息。中共連和平 演變也拒絕。那麼我們應該怎麼去爭取民主呢？和平演變此路不通是否就應轉向革 命呢？ 中共政權是充滿信心的。知識階層就整體而言已被收買。勞動階層呈分散狀態 。各地工農群眾以經濟為目標的街頭活動可以用胡蘿蔔加大棒予以化解。上百萬的 武警、特警、公安人員再加上先進的器械和運載工具，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剿平發生 於任何地方的武裝反抗行動。革命是難有操作性的，和平演變又被中共拒絕。難道 中共政權真的就此與天齊壽？ 三、寄望於後來人之間的決鬥 三十幾年前，當我還是個小青年的時候，就參加了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的 文革造反運動。二十幾年前當我已是個大青年的時候，又參加了廣州的民刊民主牆 運動。當然，這兩次犯上作亂動都被敉平。我都被帶到審問桌前。坐在我對面的共 產黨幹部，資歷較高的參加過所謂「解放戰爭」。資歷較低的參加過抗美援朝或是 三反、五反起家的運動員。星移斗轉，這麼多個春秋過去。他們都老邁年高，甚至 業已故世了。 我猜測，現在坐在「新青年學會」對面的會是些什麼人呢？共產黨在搞年輕化 專業化。 當今中共省級領導人乃至中央領導人，也就是我這樣的年紀。等而次之。審訊 判處「新青年學會」的處級，頂多廳級幹部的年紀就應在我之下了。是啊，中共已 實現了世代交替。而且交替得相當成功。北京中級人民(？)法院的審判員對「新青 年學會」下得這樣的毒手，便說明從前審問我的那批「伯樂」的確相中了一批「千 裡馬」。現在那些「千里馬」不負「伯樂」之托，擔當起了審判「新青年學會」新 一代犯上作亂分子的重任。 如果說當年坐在我對面的共產黨幹部是以階級鬥爭理論，以「毛澤東思想」來 武裝，那麼今天坐在「新青年學會」對面的共產黨幹部又是用什麼來武裝呢？如果 說當年的共產黨幹部是痛恨我們這種年青的反動分子中資產階級毒素太深，那麼今 天的共產黨幹部又是痛恨「新青年學會」什麼呢？ 算了！不必去根究它了。從共產黨使用黑社會手段把王炳章從越南綁架到中國 判無期徒刑，就足以認定這個專制政權又增添了歹徒惡棍、政治流氓的特質。武裝 他們思想的已不是什麼政治理念，而是權力和利益的最大攫取和永遠的霸佔。「新 青年學會」要作的就是要終結這種攫取和霸佔，於是這就遭到了他們整體性的深惡 痛絕。 「新青年學會」足足比我們年輕了一代。如果說把共產黨的「伯樂」和共產黨 的「千里馬」串連在一起的是權勢和利益的傳承，那麼促使兩代並無聯繫的人們都 去為著同一個目標--中國民主事業奮鬥則是感召於那普世的社會正義和公理。 「新青年學會」是一批有著高尚情操和遠大理想的年青人。他們並不是處在社 會底層生活無著、逼上梁山的人。如果肯與當局妥協他們會得到舒適悠閒的生活。 然而他們卻為著匡扶社會正義，為著除去底層人民身上的重荷，而選擇了一條充滿 荊棘的獻身之路。 他們那閃光的事跡雖被共產黨專制機器的魔掌掐滅，但已如流星劃破了沉沉夜 空，給世界留下永不磨滅的印象。 歲月的流逝使我們這一代將不可避免地趨向社會舞台邊緣，並至消去。而欣慰 之至的是，雖在共產黨不遺餘力地腐蝕全民族道德心智的情況下，仍有黃琦、劉狄 、顏鈞、趙長青、歐陽懿、「新青年學會」......等不勝枚舉的青年民主志士繼往 開來。他們是社會的脊樑，民族的精華，國家的希望。 共產黨第一代對社會成功地實行了鐵腕統治，稍有不馴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 」遭到毀滅性的打擊。而共產黨第二、三代雖鎮壓了七九、八九，但已疲態已露。 現在第四代在審判「新青年學會」們，似已得逞，但來日方長。 我衷心祈望獄中的「新青年學會」們多多保重，熬過那漫漫長夜就是黎明，我 寄語獄外的「新青年學會」們，在專制主義迴光返照的猖狂中注意保護自己，磨煉 鬥爭策略，積聚力量，選擇在最有效的時候出擊。 是的，武裝革命難具操作性，和平演變又被共產黨拒絕。但社會一定要向前發 展，我不信中共專制政權能與天地共長。民主與專制的決鬥將出現在「新青年學會 」們與中共第四、第五代之間。我堅信勝利者一定是「新青年學會」們。終有一天 ，法院審判廳裡的席位將會對調。「新青年學會」們將代表人民坐在民主法官席上 審判負有刑事罪責的前共產黨官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