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之大緣何容不下一個魯迅？ ──我的思想改造總結 (北京) 江棋生 一 點 說 明 2003年4月4日晚，獄方向我知會：每個即將刑滿釋放的犯人都要按規定寫兩件 東西。一件是《思想改造總結》，另一件是《保證書》。且每件均為一式兩份，一 份供監獄存盤，一份送達其戶口所在地的派出所。獄卒言罷，我笑而允諾。 4月5日，癸未清明。我揮筆擬就《神州之大緣何容不下一個魯迅？》一文。4月 6日，我繼而寫出《一生說真話》一文。 我在20歲之前，讀了一些魯迅。20歲之後，讀得很少。關於魯迅，有一件事我 記得極清楚：在鄉下插隊的時候，我與幾個甚為相知的同學作過一個自問自答，即 魯迅倘若活到現在，會不會被戴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大家都肯定地回答 ，會。30年過去了。公開出版的報章終於披露了一件鮮為人知的史實：1957年7月7 日，毛澤東在上海中蘇友好大廈與上海文藝界人士座談。席間羅稷南問毛澤東，「 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麼樣？」毛澤東答道，「魯迅麼，要麼被關在牢裡繼 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說」（《南方週末》，2002年12月5日）。我相信「毛羅 對話」確有其事。這件事的意義不在於它的震撼力，而在於它的發人深省。梁漱溟 先生曾認為自己不能見容於毛澤東，乃在於後者缺乏雅量。這樣的解釋或許有些道 理：對你梁漱溟，如果不太識相，毛說翻臉也就翻臉了。而魯迅則不同。在現代中 國的歷史人物中，魯迅是毛澤東給予最高褒揚的頂尖人傑，毛的雅量再小，恐怕也 只能忍受魯迅帶來的不快。毛對這樣的國寶斷然容不得，看來不是什麼容人雅量大 小的問題。我認為，更為合理的解釋是，毛澤東所代表的制度與魯迅所崇尚的價值 觀是不兼容的。為了維護不容異見、不存異端的制度，一代梟雄如毛澤東者，也不 敢讓魯迅享有特別豁免權：有話直說，不予追究。只是毛澤東未免小看了魯迅，認 為魯迅這位「沒有絲毫媚骨」的漢子，為了避免坐班房，可能會呆在家裡「一句話 也不說」。依我看，倘若二者擇一，魯迅的選擇只能是：關在牢裡繼續寫他的。 不僅如此。毛澤東立國以來，炎黃子孫中因說真話而以言招禍、以言獲罪者， 可謂大有人在，不絕如縷。首先我想說，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1997年後改 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之名加以判刑乃至被處決的，高達數十萬之眾當是保 守的估計。1957年，則有57萬人被以言治罪，打成右派。1959年，上萬言書說真話 的「彭大將軍」被罷官，跟著就整肅了一大批「右傾機會主義分子」。1966年到19 76年間，因私下議論被揭發而慘遭專政者，因一言不慎而橫遭批鬥者，因無限上綱 而受文字獄迫害者，更是司空見慣，不計其數。我的母校──常熟市中（當年叫常 熟縣中）的一位青年語文教師張振寧，因口無遮攔說過「生的偉大，死的光榮」（ 毛澤東給劉胡蘭的題詞）有語法錯誤，就被鬥得死去活來，險些送命。張老師當時 的痛楚絕望之情讓我刻骨銘心，以至37年後的今天依然歷歷在目，令人心悸。1979 年，當西單民主牆開始說出更多的真話時，就遭到封殺和取締。1980年代，以方勵 之、王若望、劉賓雁、王若水為代表的言者又遭最高當局整肅。1989年春，中國大 地上爆發了一場空前規模的民主運動。當局除了將其誣指為「動亂」並謊稱演變為 「暴亂」而加以血腥鎮壓外，還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之名在全國判了一批人。 一大批八九民運中的吶喊者則被打入另冊，視為異類。1990年代至今，當局繼續以 《刑法》第105條第2款為標誌來維持言禁，懲治直言不諱的持不同政見者。此外， 其它敢說真話的人也繼續受到權勢者的打擊報復。1995年，時任河北省盧龍縣法院 院長的賈庭潤，因恪守良知秉公直言、拒絕按縣委領導的意思定案，而被革去職務 ，貶為縣司法局一般幹部；後又受到留黨察看兩年的處分，行政級別和職務工資分 別降兩級（《南方週末》，2002年12月5日）。一名記者因為忠實於自己認為的新聞 的真實而被單位開除（《南方週末》，2002年12月12日）。曾任四川省瀘州市人大 代表的曾建余，因仗義執言為出租車司機爭取合法權益，而被以「詐騙罪」之名判 刑一年。北京市人大代表吳青說：「本來有人打算推薦我做全國人大代表候選人， 但是他們不敢簽名，我感到有很強的力量在阻止我成為全國人大代表。有一段時間 ，北京記者都不敢對我進行報導」（《南方週末》，2003年2月27）。吳青教授是敢 於實話實說的，因此就有很強的力量在阻遏她。這種力量能使別人心懷恐懼，從而 「不敢簽名」和「不敢報導」。 不過，應當公道地說，言禁不是中國的專利；在中國，言禁也不是自1949年始 。作為人類蒙昧時期產物的言禁，它源於對有限理性原理的無知，對拒絕謊言說出 真話的人類天性的漠視，和對人類生活多元化、人的平權化的拒斥。在帝王專制時 代，說了皇帝不愛聽的實話，將被視為大逆不道，腦袋搬家亦是常事。這裡僅舉兩 例。明世宗年間，大臣楊繼盛向皇帝說了真話，上奏指摘奸臣誤國，結果被皇帝廷 杖，打了140棍。打完以後，又下獄3年。最後還把他殺了。他死後20年，左光斗出 生了。在左光斗51歲時，由於說真話，被廷杖、被下獄、被刑求，刑求中主要是炮 烙，用燒紅的鐵條去渾身燙，燙得體無完膚。後來左光斗也在獄裡被殺死了，死在 明熹宗年間（資料引自李敖所著《法源寺》一書）。所幸中國的言禁在民國時期曾 經大大弱化，乃得以成就魯迅、胡適、茅盾、巴金、沈從文等大師級人物。民國之 後，中國本該取消言禁、實行民主，以消解「毛黃對話」中黃炎培袒露之擔心。然 而，歷史的真實卻是黃炎培之子黃萬里被打成右派，一生坎坷！ 21世紀的今天，代表制度落後和文化落後的言禁還在中國、朝鮮、古巴、越南 和伊拉克等少數國家中存在著。作為一名因挑戰言禁而鋃鐺下獄的良心犯，我心情 沉重。四年的牢獄之災當然不可能讓我放逐自己的良知，但是，我也不想把自己甘 願坐牢的行為視作人生的驕傲。我只是痛苦地覺得，醜陋和噁心的言禁是今日中國 之國恥；中國人直到現在還要被以言治罪，實在是民族的不幸和悲哀。 在即將走出大牆重獲自由之際，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堅信：沒有言禁的制 度優越於實行言禁的制度。後者不符合人類的天性，在容納、適配和促進人類生活 的多樣性和生氣勃勃，在激發人的創造性和人的善意，並形成寬容、友誼和信任的 社會氛圍上，遠不能望前者之項背。在此，我真誠地呼籲：渴望尊嚴地生存和發展 的公民們，企盼中華民族復興的同胞們，讓我們盡快在神州大地上確立那樣一種良 好的制度，她能夠容得下魯迅，容得下每一個說真話的中國人。 一生說真話：我的保證書 現在的中國，很多人可以不說違心話了。比起1976年丙辰清明時分，是個不小 的進步。那時候，人們不說違心話不行，不說「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不行。 對我來說，自1989年以來，我就對自己提出了如下要求：不僅不說違心話，而 且要說真話；不僅要說一般的真話，而且要說官方不愛聽的真話。四年前，我寫了 《告全國同胞書》，指出1989年6月根本沒有什麼「反革命暴亂」，有的只是軍隊屠 殺平民鎮壓民主運動的史實，要國人點燃萬千燭光，共祭六四英魂。結果是，真話 既出，牢獄之災接踵而至。獄中很多人問我，一篇文章換來四年冤獄，值不值？我 說值。出去之後還寫不寫？我說寫。於是就有人表揚我，說我為了理想犧牲自我令 人敬佩。 我深知他們的稱道出自內心。然而，他們話音剛落，我會立即正色申辯道，我 這麼做一點也不崇高，只是為了自己，至少首先是為自己。我說，第一，說真話是 天性使然。 我說真話只是自己作為人的一種本色表露。人生苦短，不順天性，還活 個什麼勁兒？ 第二，說真話的感覺真好。經歷過不准說真話的壓抑，憋氣、窩囊和惱人的年 代，你能體會到說真話是一種人格的張揚，是一種人生的幸福和享受，能給你帶來 問心無愧的踏實感和欣慰感。 第三，說真話的價值很大。只有說真話，才能領略人生的意趣和真諦，才能建 立友誼和信任的平台，才能有獨特的創見和卓越的建樹。 一句話，只有說真話，才能實現自我；為了說真話，我願意付出坐牢的代價。 當然 ，我也並不諱言，我的具有精神特質的言行會在別人心目中被視為榜樣。說真 的，我的確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在中國人的價值尺度上，說真話的份量應當至少 不亞於吃好穿好的份量，應當至少有一部分人先把真話痛痛快快說起來。 悠忽間，1460個日日夜夜就要逝去，冤獄將盡矣。此時此刻，我深深感念與我 同甘苦共患難的骨肉親人，深深感念所有理解我、關心我、聲援我、幫助我的人類 同胞。此時此刻，我誠摯祝願從我兒子一代開始，言者無罪將在中國被確認為客觀 真實和法律真實，將再不會有國人以言獲罪身陷大牢。此時此刻，我願對天發誓以 明心跡： 此去別無求，一生說真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