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實地說出常識的良知 ──祭李慎之先生 （北京）劉曉波 李慎之先生去世，成為大陸知識界的「事件」，乃為近幾年所罕見。這在全民 關注SARS危機之際，更凸現出李慎之先生之有無，對於民間知識界的重大意義。官 方的冷處理和民間的熱追思之間所形成的巨大反差，也透露出耐人尋味的信息：今 日中國，一位資歷豐富的老人之身後哀榮，無論是褒揚還是貶損，官方的評價並不 重要，而民間的評價才一言九鼎。因為，在官方價值急遽貶值的時代，特權者的「 欽定」評價，如同官方自稱的偉光正一樣，在民眾的心中並沒有多大份量；而無權 者的自發追思，才是由衷而真實的尊敬。 民間的自發追思，大都聚焦于先生的晚年行跡之核心：「獨立之精神和自由之 思想」。而在仍然不准獨立和不准自由的制度環境下，能夠以「獨立精神」表達「 自由思想」的慎之先生，確實代表了大陸知識良心所能達到的精神高度。然而，披 閱痛悼慎之先生的大量文字，我在強烈地感受到由衷的悲痛之餘，也體驗到另一種 更為深層的悲哀──顧准之後，有了慎之先生，無疑是自由知識界的幸運和榮耀， 但他的去世卻留下了很難填補的空白，「良知稀缺」的道義荒原，「常識遮蔽」的 知識廢墟，也可能因此變得更加荒蕪，以至於慘不忍睹！ 先生對中國知識界的最具力度的震撼在於：作為有資歷的「老革命」和體制內 的副部級離休幹部，先生不但超越了其體制身份和既得利益，也超越了知識界的「 曲筆隱語」的方式和「避免正面對抗」的生存策略（在某種意義上，「曲筆隱語式 」自由主義敘事很容易淪為偽自由主義；「避免正面對抗」也是退向無原則馴順的 曲徑），轉而以公共發言上的勇敢、誠實、直率來面對一黨獨裁的制度現實。由此 ，先生被奉為「道義英雄」，確為名至實歸。然而，信守公共發言的誠實，作為人 性的底線道德和社會的起碼公德，本應該是由制度所保障和由民風所獎賞的常識， 根本不需要多勇敢多良知，更不必付出什麼個人代價，而在中國卻變成了人性高貴 的象徵，因而也就變成了對每一個體的嚴峻考驗，制度的打壓和民情的冷漠之下， 唯有不計名利和不畏強權的英雄方能為之。故而，先生當此英雄，只能證明國人生 存環境之惡劣，這樣的英雄越稀缺，越被無權勢群體奉為人格楷模，我們的生存環 境也就越惡劣，以至於英雄之舉所標示的社會整體品質恰恰是誠實良知的反面── 謊言式生存的盛行和犬儒式聰明的氾濫。 我與慎之先生的個人交往不少，或兩人見面對談，或閱讀先生的來信，談得最 多的話題有三： 話題一：先生對自己的痛切反省，最痛切的當然是年輕時的左傾激情。先生多 次提及：自己早年追求共產黨，除了國民黨的專制腐敗和國家的凋敝動亂之外，上 個世紀的30年代，由延安發動和操控的「革命新啟蒙」，對他們這代知識分子青年 期的人生抉擇上，具有難以抗拒影響。之所以如此，就先生個人而言，不僅在於青 年人本身的衝動激進和理想主義，更在於這代人對自由主義的一知半解。就當時的 意識形態之爭而言，不僅在於中共在國統區發動的宣傳攻勢，更在於五四啟蒙一代 的分裂，許多對年輕人極具感召力的大人物的急遽左轉，先生特別提到魯迅及左聯 對自己的巨大影響。當時毅然奔赴延安的年輕知識分子，大都把高調的魯迅視為精 神導師，而對低調的胡適則不以為然。 正是這樣的反省，使慎之先生的晚年取向發生了重大轉折：對五四一代的評價 ，先生提出了「尊魯迅，尤尊胡適」。對抗戰前後中國大勢的理解，先生用「革命 壓倒啟蒙」代替了頗為流行的「救亡壓倒啟蒙」，這與王若水先生的生前絕筆《整 風壓到啟蒙》，可謂一拍即合。在對自己的評價上，先生說自己不是「天足」，而 是被包裹過的「解放腳」，無論怎樣努力適應新鞋，落下的半殘也難以徹底矯正。 唯有這份自我矯正的努力和清醒，還可以稱為差強人意的晚年自慰。 話題二：先生反覆談到普及自由主義常識的重要性。先生以自己年輕時的閱讀 經驗證實說，當年的「革命新啟蒙」，之所以能夠取得巨大成功，其中很重要原因 之一，不僅在於那些革命宣傳的激進性，更在於其文本的通俗性。激進迎合了年輕 人的秉性，通俗適合了大眾的閱讀水平，二者的緊密結合能夠把洋馬列變成中國語 境下的大眾常識。慎之先生特別提到，中共的筆桿子，從黨魁毛澤東到黨棍陳伯達 、康生再到黨秀才艾思奇、胡喬木、範文瀾等人，個個都是宣傳「黨文化」的高手 ，既擅於結合本土的民情經驗、又精於以大眾口味闡釋「洋馬列」，遂把艱澀抽像 的理論變成通俗易懂的常識，延安整風運動及毛澤東的「文藝座談會講話」，又使 「下里巴人」文風成為中共意識形態的最醒目包裝。相比之下，國民黨的那些「黨 文化」宣傳，對於激進的年輕知識人而言，顯得保守迂腐；對識字率不高的大眾而 言，又顯得深奧高雅；因而也就無法變成知識精英和工農大眾皆能接受的常識。 當我爭辯道：胡適的文字以直白行世，其自由主義理論也很常識化，比如杜威 的實用主義哲學在胡適筆下變成了「科普讀物」，反而是魯迅的文字趨於晦澀。慎 之先生回答說：我說過「革命新啟蒙」的兩個特點：激進和通俗，二者相輔相成， 方能吸引大眾。胡適是有直白和常識的一面，但他與魯迅相比，缺乏鬥士的激進， 顯得過於君子。魯迅決不要「弗厄潑賴」，而胡適專講「弗厄潑賴」，我們這代人 的多數，當年也都跟著魯迅拒絕「弗厄潑賴」。現在中國的自由主義，二者做得都 不好，「弗厄潑賴」得不夠，普及常識更不夠。我這把年紀，也有自知之明：我做 不成書齋裡的學者，更成不了大變革中的思想家，量體裁衣，能盡的綿薄之力，也 就是做點向民眾普及自由主義常識的啟蒙工作。 先生的反省讓我想起了葛蘭西的獄中思考，在寫於監獄的《實踐哲學》中，葛 蘭西強調的主要思想之一是：身處大變革時代的知識分子，最迫切的社會責任是批 判性品質，這品質不是書齋式「潔癖」和建樹，也不僅是一種理論的批判，而是致 力於自覺的介入和常識的普及，是產生一批「知識分子活動家」。他們能夠把理論 真理通俗化為大眾常識，把自由意志變成實際踐行。當知識分子的普及性啟蒙能夠 把自由主義的理念變成大眾常識之時，大眾化的自由主義運動才是可以期待的。 話題三：如何拒絕後極權社會的恐懼和謊言。慎之先生說：這顯然與1949年後 知識分子的處境和心態高度相關。大多數革命知識分子自恃為中共打天下立過汗馬 功勞，先是逐漸變成了坐天下的特權階層的一員，繼而在烏托邦崩潰之後又墮落為 孜孜於既得利益的聰明犬儒。青年時代的激進情懷和理想主義，其幼稚膚淺，固然 不堪回首；但晚年的保守僵化和老謀深算，又何嘗不是自我閹割，流風所及，腐蝕 的不只是一兩代人。 他特別以自己的親歷為反省的素材：我２６歲就參加了開國大典，30歲就成了 十一級高幹，「享受了坐天下的果實」。雖說我覺悟得不算晚，反右的厄運已經使 我醒悟了，並開始斷斷續續的自省，但我還是長時間沉默，想來原因無非兩條：一 來是我復出後也得到過重用，參加過十二大報告的起草，還被恩准為副部級，主管 社科院的國際片，仍然享受著坐天下的優惠，自然要忠實地為黨為國服務。二來是 擺脫自我恫嚇太晚，很多早就想明白的道理，被自我恐懼堵住了，不敢出口，沉默 了很多年。真可謂心懷餘悸地說謊話、當兩面派，還總以為自己工作認真為人老實 。可人很奇怪，有時會懾於一般的恐怖而戰戰兢兢，有時卻會被大恐怖激發出勇氣 。六四是大罪惡大恐怖，「不在刺刀下做官」，就是這大罪惡大恐怖激發出的，是 即興的、脫口而出的。一旦出口，就擺脫了恐懼，自我解放了。所以我說，與其等 著人家給你鬆綁，遠不如自己先給自己鬆綁，自我鬆綁的人多了，別人想捆也捆不 住。 正是這樣的自省，才會使慎之先生對哈維爾尊敬有加，寫出對後極權社會的一 針見血之言：「後期極權社會最高的原則是『穩定』。而為了維持穩定，它賴以運 轉的基本條件仍然是恐懼和謊言。瀰漫的無所不在的恐懼造成了瀰漫的無所不在的 謊言。」「每個人都有東西可以失去，因此每個人都有理由恐懼。」但，為了既得 利益而自保的生存策略就毫髮無損嗎？用向自己的良心說謊而換取行屍走肉的安全 ，難道就不是更徹底的失去嗎？ 讀先生之文字、聽先生之談吐、看先生之行跡，在當下中國的後極權環境中， 先生之倍受褒揚的「獨立之精神」，實為對外在恐怖和內在恐懼的雙重拒絕，在公 共發言中堅持言說常識的誠實。先生之屢受推崇的「自由之思想」，實為對現代自 由主義價值的常識性尊重，並把這種尊重化為普及常識的啟蒙行動。而對於中國知 識界來說，如何克服由內在恐懼所造成的精神自戕，如何將自由主義理念變成大眾 常識，進而變成實際的踐行，還是一個遠未擺脫的困境。因為，普及自由主義常識 的誠實言說，首先要面對的就是一黨獨裁的制度常識，六四大屠殺是罪惡，鎮壓法 輪是罪惡，這罪惡是再明顯不過的常識，但在精神監獄的自閉中，常識性罪惡，不 但被常識性的外在恐怖所掩蓋，也常常被另一種常識性的內在恐懼所遺忘，在犬儒 化生存已經變成精神流行病的當下中國，別說在中共最忌諱的敏感時期人們的自覺 迴避，就是在平日裡也沒有多少人肯為常識吶喊。而在一黨獨裁的五十年大慶盛典 之際，在黨魁江澤民用「三個代表」為自己樹碑立傳之時，慎之先生卻敢於在最敏 感時期公開說出最常識性的制度罪惡，也就必然給人以空谷足音般的震撼。 現在的中國，成熟的自由主義學理已經大量輸入，玩弄自由主義詞藻的手法也 可謂花樣翻新，對自由主義的書齋式言說也已經進入了「准自由」的勝境，然而， 唯獨對自由的踐行卻幾乎退向無所作為的窘境。對每天發生在身邊的罪惡視而不見 ，卻端坐於理論高峰上頭頭是道地闡述抽像的正義，在申報教授職稱時拿出一本研 究「消極自由」的論著；對霸道蠻橫的權勢者極盡小罵大幫忙的嫵媚之態，卻在古 香古色的書齋裡嚴肅地論證尊嚴，在酒足飯飽之餘鄭重地討論良知；對寬容的全力 標舉卻只用於苛求他人，而對自己的懦弱施以無限寬容，以至於在最基本的公德底 線上，也要玩出冠冕堂皇且眼花繚亂的多重標準……於是，正義、尊嚴、自由、良 知和寬容等常識，變成了莫測高深的顧左右而言他，讓人搞不清這些自由主義言說 ，是生命信念的虔誠表達還是處世謀食的方便工具？陷於怪誕的生存悖論也就成為 必然：一個每天談論自由的知識分子，從寫下關於自由的第一個字開始，就已經打 定主意在紙上文字和實際行為之間，劃出一條互不相干的界限，而且並不覺得這是 對自由的褻瀆和出賣。 如果自由只是言說而不必踐行，那麼自由便不是道義，遑論力量！ 慎之先生的學養或有所欠缺，其思想也決非一流，然而，先生能夠擺脫恐懼， 能在公共發言中誠實地說出常識，特別是敢於坦然面對自己青年時代的思想迷誤和 人生歧途，且能夠對自己的過去進行超越道德自責層面的更深入的理性剖析，這樣 誠實的道德良知和這樣深刻的理性精神，完全配得上「高貴」二字。 故而，說出常識的良知構成了先生留給中國知識界的核心遺產，《風雨蒼黃五 十年》實為這一遺產中最具代表性的模板。先生曾言：「『六四』已經過去十年， 鄧小平也已死了兩年，中國進一步改革的條件不但已經成熟，而且已經『爛熟』了 。」先生還說過：在普遍的謊言性生存中，真話就具有排山倒海之力，「時機一旦 成熟，一個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個整師的武裝。」（《無權者的權力 和反政治的政治》） 凡是追念先生的後輩，不管出於怎樣的外在約束和內在苦衷，如果我們這代人 已經決意只研究書齋中的自由主義，而把踐行自由的行動推遲到遙遠的未來，至多 謹言慎行地等待著明主開恩，那麼，這等待也許就是無限期的，直等到了此一生之 時，還只能發出「遙遠的自由，多麼渺茫！」的悲歎。 當此之時，倘若念起慎之先生，何以面對？恐怕連「愧對先生」的自責，也屬 奢侈。 2003年5月25日於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