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悼摯友、同志李慎之 （北京）許良英 (一) 李慎之同志是5年前才開始交往的新朋友，我們只見過兩次面，主要是靠文章和 通信交流思想。他先後寄給我近30篇文章，43封信。有的信寫得很長，長達7頁、1 0頁；談論的問題很廣泛，從科學、民主、傳統文化、國家民族和人類命運，到個人 經歷和人生感受。我們都是在青年時提著腦袋干革命並參加共產黨，1957年都被劃 為「極右分子」。這樣的共同經歷，使我們在晚年成為至交，而且大有相見恨晚之 感。他小我3歲，卻比我先離開人世。失去了這樣一位真正志同道合的「同志」，留 給我的，是無盡的悲愴和無盡的思念。 他今年元旦第二天給我的長信中就預示了不祥之兆。信中說： 「昨天元旦，我們全家是到宣武醫院病房裡同老伴一起過節的。 「我今年已整八十，過去雖然口頭也說『老之將至』而心裡總是感覺目前的日 子還可以照老樣子過下去。五年半以前中風，對我是一個警告，然而日久玩生，也 好像無所謂了。這次老妻摔跤，住院已兩個多月，我一人在家『苦守寒窯』，不但 孤獨寂寞之極，而且也產生了『死生無常』之感。我從2001年起記錄我認識的親友 死亡名錄，得15人。2002年就上升到21人。自己到底還能活幾年，開始感到沒有把 握了，而且自己也認為應該對自己敲敲警鐘了。」 信中雖然流露出孤獨和死生無常的傷感，但依然顯示了為中國民主事業奮鬥的 堅強意志。 他繼續寫著： 「我前信曾跟你說過，今生已無從根本上研究『民主』的發展與歷史、理論與 實踐的願望與勇氣，只是還想(寫)幾篇萬言長文；一是破，破秦始皇以來的專制主 義和馬列毛以來的極權主義；二是立，立一些民主的規範。 「過去幾年，我也寫了一些文章，多少也算做了一些工作，只是自己以為遠遠 不夠。今年手頭還有四五個題目，希望老天爺能讓我做完這個工作。但是我最想寫 ，而且覺得不能不寫的是《民主──中國現代化的目標》一文。」 「中國要現代化只有一條路可走，就是全面的充分的民主。這不但是中國的必 由之路，也是世界各民族的必由之路。」 這些話真是鏗鏘有力，誠摯感人，可恨「老天爺」太不公道，愣不讓他完成這 項意義深遠的重要工作。 在這封信中，他接著討論民主的確切定義問題，要我「用最簡單的文字，(500 字以內)回答」民主的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是什麼，準備把我的答案用在他的文章裡 。隨後他又說： 「進入新世紀後，我常說兩句話，1.對中國之實現民主，我能否及身得見，比 較悲觀，2.對中國能在21世紀上半期實現民主，我基本樂觀。」 信的最後又討論了中國將來民主化是否會滑向非洲化或拉美化的問題，以及全 民啟蒙和公民教育問題。 這封充滿激情和飽含深邃理性思考的信，引起我長久的沉思。他的苦守寒窯和 死生無常的淒涼之感，令人心酸。為了增強他生的信心，我回信告訴他，像我們目 前的健康和醫療條件，繼續工作10年該不算是奢望。當然還得注意保重身體，生活 過得合理。因此建議他每天去龍潭公園活動、做操；早餐不要再吃沒有營養的泡飯 ，改吃牛奶、雞蛋。 (二) 1月23日他給我寫了一封10頁的長信，這是我一生所收到的最長的一封信，很使 我感到意外。信的開頭說：「我實在不好意思告訴你，我並沒有聽你忠告，第一是 我這裡去龍潭公園距離大概有一公里，已在我的步行半徑之外」，而且「自從2000 年起就放棄散步了」。至於早餐吃泡飯，「已成習慣，想改也難」。實在無可奈何 。信中又講到，為老妻開刀創口「未能癒合而不得出院，心中煩燥，但也沒有辦法 」。 儘管心中煩燥，他腦子裡想的依然是中國的民主化問題。「近十年來，生活沒 有什麼波動，平常總以為可以無限期地indefinitely活下去。老妻骨折後，才悟到 不變中其實一直存在著變的因素。只希望中國沉默的政治也蘊藏著什麼表面看不出 的推動力。」 接著他說，前兩天讀到王若水未完成的遺著兩卷本《新發現的毛澤東》，「這 又使我慚愧，優柔遷延，不肯下決心，下功夫做學問，正如我對你的研究民主問題 一樣。 「由此想到，我早幾年就有中國近代史(自1840年到21世紀中期民主框架大體完 成之日)必須改寫的想法，但總覺得這不是我老朽的事而寄希望於年輕人。最近忽然 想，整本的專著寫不出來，萬言長文提出幾個主要論點，或者寫出一個大綱來，總 還是應當而且可以的吧。現在想把最初步的意見向你請教。」下面用7頁篇幅告訴我 其主要論點。 「首先，我認為一個民族最重要的創造是其政治制度，經濟、文化、國民性都 由之決定(與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不同)。1840年以前的中國，其政治制度、文化傳 統就是專制主義，從秦始皇算起已有二千年，不但養成了中國人的深入骨髓的奴性 ，而且壓制了中國生產力的發展。」並尖銳指出，「所謂明清之際的『萌芽』說（ 指「資本主義萌芽」──良英注），不過是硬套五階段論的文化專制主義的一種偽 理論而已。」 他對160年來中國所經歷的各個階段的歷史，都有自己獨特的看法，且常有驚人 之語。如說1949年以後，「是世界上最最最革命的理論與最最最專制的傳統相結合 ，使中國形成了最最最黑暗的毛澤東思想三十年的統治。中國傳統的專制變成了極 權主義。」 這封信非常有價值，可以說是他準備寫的中國近代史大綱的一個初步框架，是 他多年思考的結果，處處閃耀著他的思想的光芒。當然，也難免有考慮欠周的地方 。我給他的回信，首先贊同他提出的政治制度決定經濟、文化、國民性的大膽論點 ，這顯然與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馬克思論斷直接對立。我可以用一系列的史實 來支持他，尤其是作為西方文明源泉的2500年前雅典民主制最能說明問題。同時我 又提醒他，政治制度的形成還是受制於經濟、文化等各種因素的綜合作用。對他一 些明顯考慮欠周的地方，我也坦誠地講了自己的看法。例如他提到，1946年後「三 年戰爭共產黨大獲全勝，可稱歷史奇跡。我是過來人，但除了佩服毛主席英明偉大 之外，到現在還有莫名其妙之感。」對他的這兩點感受，我感到意外，在回信中這 樣回答他：「毛澤東精於權術，詭計多端，軍事指揮上確有高招。但由於軍隊士氣 高昂，各路將領大多身經百戰，才藝高強，完全能獨立作戰，統帥即使換上周恩來 這樣的人，戰爭照樣會勝利，充其量不過時間可能拖後一年半載。把功勞主要歸功 於毛澤東，我在感情上接受不了，即使在1949年我也不會同意。我始終認為，革命 事業只能依靠集體力量。……1946年蔣介石發動內戰必然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於人心 向背問題。」 (三) 春節期間，有位朋友告訴我，他去看望過慎之，得知他患尿血，但不想去看醫 生。我聽了很不放心，因為尿血不是小病，應及時治療。於是寫信敦促他去看醫生 ，講了一句很重的話：「80歲的人了，有病就得及時醫，千萬不可大意。你的生命 和健康不是僅僅屬於你個人的，同時也是屬於我們這個民族的!何況你還有許多文章 要寫，許多見解要發表!」以後聽說他吃了中藥，尿血止住了，我們也就放心了。 3月28日他寫給我一封短信，說從一個刊物上讀到一篇介紹愛因斯坦自由思想的 文章，「深感愛因斯坦關於自由的思想之豐富與深邃」，建議我也可以寫這樣的文 章，「也可以為你在刊物上露面打開一條路」。他顯然是希望我能夠衝破14年來不 讓我在報刊上發表文章的禁錮，我回信告訴他，目前看不出有這個可能性，而且介 紹愛因斯坦的自由觀已有更好的渠道，這就是去年秋天我已為浙江文藝出版社編了 一本20萬字的《愛因斯坦文錄》，其中關於自由、人權的文章就有6篇。此書估計今 年6-7月間可以出版。 幾天後我突患感冒，後又腹瀉。4月17日腹瀉止住了，但全身乏力，而整個北京 市正被SARS(非典型肺炎)搞得人心惶惶。晚10點，有個帶大口罩的青年朋友心神緊 張地進來，說要告訴我一個不好的消息，要我保持鎮靜。他說李慎之老已病危，患 老年性肺炎。我即給慎之家打電話(這是我第一次給他家打電話，因為14年來我家電 話一直被竊聽，我們從來不用電話交談)，問慎之的病情。接電話的他的兒媳告訴我 ：自3月15日宿舍停供暖氣後，他得了兩次感冒，後轉為老年性肺炎，兩肺全有陰影 ，造成缺氧，已不能說話，但神志仍清楚，3天前醫院已發了病危通知。第二天晚我 又給他家打電話，由他的女兒接電話，說今天他父親病情平穩，醫生用了鎮靜藥， 整天處於半昏迷狀態。21日晚，他的兒媳電話中告訴我：昨天病情惡化，出現腎衰 竭，不能排尿，用上了透析機；他醒來時要把吸氧管拔掉，醫生只好用鎮靜劑，使 他沉睡。第二天(22日)，他轉為肺心病，出現心力衰竭而休克。當天上午10：05， 一個為國家民族的命運日夜思索的大腦停止了活動，這是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 的一個難以彌補的巨大損失。 慎之的病危和去世，使我心靈受到極大打擊，一連半個多月腦海裡經常浮現著 他的身影。他的淵博的學識，開闊的視野，活躍的思緒，敏銳的洞見，犀利的筆鋒 和拳拳赤子之心，都讓人永遠無法忘懷。晚年能交上這樣一位完全可以推心置腹的 知心朋友，是我一生的一大幸事。失去了這樣一位摯友，也像5年前失去恩師王淦昌 先生一樣使我難以承受。 老天爺真是太不公道，在奪去慎之生命前13天，已奪去了以仗義執言著稱的劇 作家吳祖光的生命。吳祖光長我3歲，1957年也被定為「極右分子」，送北大荒強迫 勞動(我也曾有幸獲此殊榮，只是我拒絕了，而選擇「自謀生路」，回老家當了20年 農民)，由於專業領域的不同，無緣有個人交往，但在我1989年2月發起的呼籲政治 民主化的聯名信上，以及1995年的寬容呼籲書上，他都欣然簽上自己的名字，並向 媒體發表自己簽名的理由。他和慎之在13天內相繼謝世，使我這個年齡居他們中間 的倖存者倍感淒愴。 (四) 慎之同我最初交往是在1998年2月，他托老朋友華貽芳同志(解放前杭州高中的 地下黨員)帶他的文稿《中國傳統文化中有技術而無科學》給我，徵求我意見。在這 以前，他給我有兩個好印象。第一個是80年代中期茅於軾告訴我，他所在的美國所 的所長李慎之說，「現代化就是美國化」。我覺得很有見地。1989年「6·4」後， 聽人說，李慎之憤辭社科院副院長職務，說「不願在刺刀下當官」。以後第一次見 面時我提起這兩句話，他坦誠地說，這兩句話都沒有公開說過，而只對一二個人私 下說過，而他是到1990年才不當副院長的。可見在80年代他是象以後悼念王若水的 文章中所說的，「被連續幾十年的運動嚇破了膽，因此還是噤若寒蟬。」 1998年2月28日我仔細讀了他的文章，即給他寫回信，完全同意他的基本論點， 並深有同感。1985年以來，我國上下把科學與技術混為一談，已產生嚴重惡果，我 寫過兩篇文章予以批駁。慎之的文章是從另一個角度來審視，同我不謀而合。接著 討論了「科學」的涵義，真理是否中性，以及李約瑟的一些論點。 3月4日他給我寫了回信，這是他寫給我的第一封信。一開頭就說：「我的文章 屬於『冒叫一聲』，實在憋得太久了，不能不一吐為快」。他對李約瑟的「極端親 華」情緒和偏見很反感。「可是這話是我們做中國人的幾乎不能說，說了就有賣國 之嫌。」「我所以要冒叫一聲，是為了要讓人注意到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根本差 別，西方(以希臘為代表)從源頭上就重視求真，中國從源頭上就重視求善，這個差 別經過幾千年的發展，差別實在太大了。這些話其實是老生常談，不過中國現在已 經成了市儈社會，已經沒有多少『老生』了。」 信最後說：「明年是五四80週年了。朋友們在研究怎麼『回到五四，重新啟蒙 』。」人們「只注意到五四口號之一的『民主』，而忽視五四的另一個口號──科 學」。「我認為『科學』在中國根本就沒有生根。有些科學家甚至『院士』有多少 科學精神，我也很懷疑。」於是要我寫一篇闡明科學精神的文章，交他們擬議中的 《中國啟蒙文獻精選》上發表。 我在回信中告訴他，我從1985年開始已把主要精力用於學習、研究民主的歷史 和理論，已很少關注科學問題了，而且我認為，要紀念五四，重點還應在民主啟蒙 ，1989年我寫過這樣的文章，現在還可以寫。 我的回答大概使他感到意外。他回信中說，民主問題已有十來個青年人「著意 研究」，而科學精神問題，一個也沒有。他隨信寄給我兩篇文章，一篇是敘述他所 以被打成右派的《「大民主」和「小民主」》。他在信中說，被劃為右派後，頭兩 年思想不通，59年底60年初「算是徹底覺悟了」，悟出自己的思想「根本與毛澤東 思想背道而馳，不可能調和。這樣一想也就心安理得」。當時我還在迷信毛澤東， 直至1974年才猛醒過來，比他遲了14年。不過，對他發明的並被毛澤東採納的「大 民主」、「小民主」這兩個概念，我不贊同。從歷史上看，民主只有有無的問題， 不存大小的問題。所謂傾聽群眾意見的「小民主」或「民主作風」，根本談不上什 麼民主。 他給我第三封信中簡單地介紹了自己的經歷，使我開始對他有了一個比較全面 的瞭解。隨後我們討論了他的幾篇文章，主要涉及中國傳統文化。他家學淵源，對 中國傳統文化的素養令人欽佩，而我沒有讀過古書，從小就愛上自然科學。他駁斥 朱高正、林毓生、余英時等人反五四的謬論，以及對錢基博、馬一浮的批評，我都 十分贊同。但覺得對王國維、陳寅恪的人格的評價偏高，尤其是對殉清自盡的王國 維。陳寅恪一生遠離政治，比王國維清高得多，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正直的學術大師 ，但他的精神境界不及他的祖父和父親。對我這一不同意見，他沒有回音。 不久有人告訴我，慎之曾在一個座談會上說自己是「半個新儒家」。我給他信 中說：這表明你還有半個並不是，根據求同存異原則，我們之間還有可以合作的領 域。他回信說：「我的幾篇談論天人合一的文章，其實都是對季羨林和民族主義分 子的批判。所以我們不是一半相同，一半相異，應該說是基本相同。」我認為他的 「半個新儒家」是名不副實的。因為從他的信和文章來看，他的基本立場與新儒家 相去甚遠，甚至相反。首先是堅持五四的民主與科學的啟蒙精神；其次是堅決反對 民族主義和夜郎自大的心態。因此建議他今後不要再自稱「半個新儒家」。 同時我們也討論了他寫的《哈維爾文集》序。這篇序寫得有血有肉，對當前同 樣是極權主義的中國會產生巨大衝擊，主要論點我完全贊同。但序中也有不妥之處 ，如說，「自從Machiavelli以來，西方政治學一直把政治定義為權力的遊戲」。事 實上，權術崇拜者Machiavelli雖然對後人有不小影響(如Marx，Engels都大力吹捧 他)，但沒有成為西方政治思想的主流。相反，西方主流思想是繼承了Aristotle的 傳統，Aristotle的名言「人是政治動物」和「人是理性動物」，「人是合群的動物 」始終是有識之士的共識。Locke的名著《政府論》中就把「政治社會」等同於「公 民社會」。所謂「反政治的政治」，有點近於庸人自擾。 (五) 1999年8月，他從美國回來以後不久，在信中向我訴述了他的一個重要的思想收 獲和自己難以忍受的孤獨感。他說： 「在美三個月讀五四之書，最後悟出中國雖無宗教，卻有意識形態，其強烈不 下於宗教，沒有宗教刺激人求真知，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優點，這個意識形態就是 專制主義，就是外儒內法。二千年來只有五四衝擊了一下，但談不上徹底，因此， 又以革命名義捲土重來，變本加厲，中國至今仍在其統治下，這就是我在介紹哈維 爾的文章中說的『後期極權主義社會』。最理想的辦法是和平進化，但是可能性幾 乎沒有。國內外現在都沒有『愛國志士』，有的只有利祿之徒。你說我關於哈維爾 的文章，對『當前的中國會產生衝擊力』，但是我卻看不到會有什麼影響。從中國 到外國，再從外國到中國感到的只是極度的孤獨。」 這番肺腑之言深深地感動了我，我為他最新的思想收穫感到高興，為他的孤獨 感感到傷心。但我覺得他對現實過於悲觀了。表面上，中國這塊幾千年來沉積成的 板塊是堅不可破的，但在整個人類文明洪流的不斷衝擊下，早已在逐漸溶化中，因 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是不可侮的。我1976年清明前每天路過天安門廣場所 見的感人場面和1989年4-5月間更加激動人心的所見所聞，都驗證了這一真理。198 7-88年間，人們普遍為當時大學生只關心個人利益、不關心國家命運而憂心忡忡； 可是，1989年4月中旬以後，他們所表現的政治熱情竟如此高漲，在北京甚至有三千 人以絕食這種準備犧牲自己生命的方式為中國的民主事業而抗爭。經過血腥鎮壓和 十年的意識形態嚴密控制後，是不是人心都死了？普天之下竟沒有一個「愛國志士 」了？完全不是。相反地，倒是處處感到魯迅所說的「於無聲處聽驚雷」! 我告訴 他，「你每年發表這麼多文章，又有這麼多人爭請你寫序，顯然，理解你和仰慕你 的人是很多的。……總之，我覺得你決不是『孤獨』的，至少我和我的一些朋友都 是你的知音。」 這個回音大概是打動了他的心，使他不再感到「極度的孤獨」，而是知音遍天 下，使他覺得需要在這個鴉雀無聲的年代，用更大的聲音「冒叫」，把多年憋在心 裡的話痛痛快快地吐出來。隨後我寄給他一篇我半年前寫的《「89」十年感言》， 對驚天地泣鬼神的悲壯的1989年民主運動作了簡要的回憶和反思。他回信說：「有 錯不敢承認是懦夫，錯誤已過去十年不敢改正是無能。他要自取敗亡，我們也無能 為力。」 一個多月後，他托人送來新作《風雨蒼黃五十年──國慶夜獨語》。這是一篇 令人拍案叫絕的傳世之作。當讀到「中國人在被『解放』幾十年以後，不但歷史上 傳統的精神奴役的創傷遠未治癒，而且繼續處在被奴役的狀態中」；「掩蓋歷史， 偽造歷史，隨著這次50週年的大慶的到來而登峰造極。50年間民族的大恥辱，大災 難統統不見了」；「歷史剩下的只有謊言……而我們居然生活在謊言中」，我心潮 澎湃，立即給他寫了回信，表明讀到此文「深受感動，引起了強烈共鳴。這是一篇 有巨大震撼力和衝擊力的傑作，作者的膽識令人欽佩。讀了這篇表達當今中國知識 分子心聲的精彩傑作，我更想同你見面暢談，交流思想。」同時我也感到有幾處美 中不足。其一，對自封為第二代核心的鄧小平的分析評論溫情乏力，沒有到位。其 二，Lord Acton的名言：「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 ts absolutely.」宜譯為：「權力趨向腐敗，絕對權力絕對腐敗。」其三，「提高 人權」宜改為「尊重人權」。 這篇文章，像一顆精神原子彈，在中國知識界引起了強烈震盪，連90歲的老將 軍呂正操也要登門拜見作者。當政者當然惱火，派下屬找他談話。但此人卻只問文 章給幾個人看過？怎樣上網的？而不敢涉及文章的內容是否觸犯黨紀國法；即使手 中握有生殺之權也無可奈何。 1999年12月7日上午，我們在他家裡第一次見面。他看來比我年輕得多，像60來 歲，頭髮烏黑，臉色紅潤，只是中風過，走路困難。他很健談，也很坦率。他說自 己以前覺得「高人兩等」，因為到過延安，又在黨中央機關工作，對自己會被劃為 右派，開始時無法接受，1960年終於醒悟了，認為自己真是右派。80年代初得到胡 喬木賞識，出任美國研究所所長，事實上他認為自己對美國並無研究，讓他做別的 研究所所長也行。他只說胡喬木膽子小，沒有看出其人品的卑劣。看來，胡喬木、 鄧小平對他都有知遇之恩，他對他們的評價都有失公正。他說今年去美國，醒悟到 中國傳統就是專制，要回到五四的啟蒙，但他考慮的主要是中小學的公民教育。他 是個思想開放，知識面廣，有深厚舊學根底，有才華，有文采，有風趣的人。他說 自己不是學者，他沒有做過深入系統的研究工作，缺乏嚴格的理論訓練，治學不夠 嚴謹。在我所認識的老共產黨員中，他是比較有反思精神的，思想上同我最接近， 而且志向完全一致，是真正意義上的同志，因此我們相互以「同志」相稱，儘管我 1989年以後已經不是共產黨員了。 (六) 2000年5月他托人送來一篇將近2萬字的論文稿《中國文化傳統與現代化》，征 詢我意見。這是一篇有很高學術價值的論文，也是對現實有強大衝擊力的戰鬥檄文 。主題思想就是他一年前在美國悟出來的：中國傳統文化就是專制主義。現在他對 這一論點進行系統的有充分說服力的論證。這可能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學術論文。當 時他給我的是一份修改稿，稿中到處有他用紅筆改寫的字跡，其中有不少是大段的 增補。他把這樣一份在修改過程的原稿寄給我，也足見他對我的信任。這篇論文定 稿時改名為《論中國文化傳統與現代化──兼論中國的專制主義》。 2000年10月他又托人送來給舒蕪的信，要我「多提意見」。這封信主要是討論 五四精神，以及魯迅與胡適的比較。他不同意舒蕪把五四精神限於「個人解放」並 把魯迅作為五四精神的唯一代表人物，我深有同感。但我不同意信的開頭對舒蕪的 兩點評價。其一，對舒蕪1955年把胡風的信交給《人民日報》，他說，「世人或有 難諒解者，我是有深切的同情」。我則認為這是置胡風於死地的告密行為，即使在 當時的政治壓力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從人性、良知和道義的準則來衡量，是應該 譴責的。至少在今天不該「有深切的同情」。其二，信中用很大的篇幅和極其誇張 的語言讚揚舒蕪的《論主觀》，說「在我這一代人當中你是最有思想，也是最能思 想的一個」，說他是「一世之雄」。我告訴慎之，此文剛發表時我也讀過，覺得有 唯意志論的味道，談不上有什麼了不起的思想深度。這兩點意見他是採納了，發表 時刪去了這些內容。在回信中我還提出，對魯迅的「拒絕寬容」不宜苛責，當時他 的好友楊杏佛、柔石被殺，他自己的安全也受威脅，有人還從背後放冷槍。胡適的 寬容精神確實值得稱讚，但應注意到，在他一生的政治實踐中，寬容往往與他的軟 弱和脫離現實密不可分。 2001年2月2日下午，他約我去他家第二次見面，晚飯他請我們到附近一家餐館 吃魚頭火鍋。我們先議論了當時熱門的法輪功問題，轉而回到在信上討論的問題。 首先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評價問題，他說他早已不信馬克思主義，但從未公開批判過 。我建議他在給舒蕪的信中刪去一句與主題無關而令人莫名其妙的話：「尼采與傑 弗遜，到底誰對人類文明的貢獻更大？」他不接受。我說，尼采是一個反理性、反 民主的唯意志論者，他崇拜超人，崇拜征服者，崇拜拿破侖，而鄙視平民和婦女， 鄙視林肯這樣的人，而傑弗遜則是美國民主制的主要設計者，怎麼可把這樣兩個人 相提並論？這顯然有悖我們所崇揚的啟蒙精神。我提醒他，要珍惜自己的形像，不 要被人看作是思想混亂的人。關於鄧小平的評價問題，我們又進行了爭論。我覺得 他對胡耀邦在改革開放時期的思想主導作用以及80年代高層內部鬥爭的情況並不了 解，於是介紹了胡耀邦留給我的印象和當時的直接見聞。整個談話非常坦誠，中間 雖有爭論，但各人都把心裡話說了出來。對於一向感到自己孤獨的他，這樣直率的 交談恐怕是不多的。 (七) 那次交談後，我們在信中繼續討論Marx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我認為，王若水 說的「馬克思主義是唯人主義」是曲解了馬克思主義，只看到虛幻的共產主義天堂 的理想，而看不到通向這個天堂的血淋淋的專政之路。 由於他一直在關注所謂「李約瑟問題」，我寄給他我的老師浙江大學心理學教 授陳立先生1944年的一篇重要論文，並詳細介紹這位仍在帶博士研究生的99歲（今 年已101歲）老人的情況，而這位老先生近幾年同我通信很密，對慎之的《風雨蒼黃 五十年》十分讚賞。我們一連在幾封信中談論了陳立先生，他對陳立先生也非常崇 敬。 2001年11月，有位青年朋友送我一封從網上下載的上海朱學勤2月發表的《答元 化先生書》，信中披露王元化1月間在報刊上指責慎之「拉幫結派」，我感到震驚， 也為慎之不平。我原以為王元化與慎之被人稱為「南王北李」，關係一定不錯，想 不到竟會出現如此嚴重分歧。我猜測，分歧可能來源於對五四和中國傳統文化的評 價。近十年來，王元化恣意否定五四，宣揚杜亞泉甚至辜鴻銘，吹捧新儒家，有明 顯的復古傾向，對慎之忌恨，不足為奇，但居然公開造謠中傷，心術未免太卑劣了 。於是我給慎之寫信，問他原委。他回信說，這個問題是他最不願意談的，但還是 把他能夠想得起來的情況原原本本地告訴了我。他一一詳述了與王元化見過幾次面 ，在什麼場合，交談了什麼。他說：「事實上，我跟朱學勤『拉幫結派』的可能性 與同王元化『拉幫結派』的可能性一樣小，因為見面與聯繫的機會幾乎一樣小。」 他分析，這件事「起因於1995年丁東吹捧我們兩人為『南王北李』一事。」「王一 再在公開場合大聲否認『南王北李』之說，我其實也是否認的，不過不是大聲」。 隨後，我們在信中討論了王元化的所謂「新啟蒙」。接著我們也討論了當前風行的 「後現代主義」和「新左派」的謬論。 2002年2月，讀到他悼念王若水的文章。文章寫得親切動人，點出毛澤東的「朕 即國家」的思想，真是一針見血。文中他又坦誠地剖析了自己，說：80年代，「像 我這樣的人心中也不是沒有傾向，不是沒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但是被連續幾十年的 運動嚇破了膽，樹葉掉下來都怕打破了腦袋(以後的修改稿刪去了這12個字──良英 注)，因此還是噤若寒蟬，只能在心底對若水的正確與勇敢叫好，讚歎與敬仰。」美 中不足的是，文中所反映的1977年到1989年中國思想界的情況並不準確。如說：「 歷經30年的高壓，備受荼毒的中國人當時能夠想到，敢於想到的只是人道主義與人 的異化的概念」；「80年代中國思想界的中心議題就是周揚和王若水提出的人道主 義與異化」。於是我寫信告訴他，80年代，人道主義爭論由於胡喬木的卑劣無恥表 演而影響較大，但應知道，此外還有民主與專制（80年代後期演變為「新權威主義 」），思想自由與「反自由化」，以及反對意識形態對自然科學的干擾，等等，都 是思想界所關注的問題。如果80年代僅有人道主義爭論，很難設想1987年胡耀邦會 被迫辭職，1989年會爆發空前規模的學生運動。關於80年代中國思想意識形態領域 的鬥爭，美國Boston大學政治學教授Merle Goldman和Johns Hopkins大學副教授H. Lyman Miller都曾分別寫了專著。 2002年4月，我兩次讀到他給朱學勤信的複印件，談的是準備紀念顧准的問題。 要紀念顧准，宣傳顧准，使顧准的珍貴思想盡可能成為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共同財 富，完全是應該的，我舉雙手贊成。但他的信中說：「顧準是中國近代以來最偉大 的思想家。比五四先賢陳獨秀、胡適、魯迅、李大釗、蔡元培都更偉大。」「他比 所有的人都更用功、更執著地追求中國的出路，從各個角度比較中西文化，學習民 主的道理。」我認為這個論斷過於倉促，不符歷史事實。經過反覆思考並重新閱讀 《顧准文集》、《顧准日記》後，6月14日給他寫了一封信，坦呈自己的意見： 顧准的獨立思考和不屈不撓的精神令人十分敬佩。我直到1974年才擺脫對毛澤 東的迷信，而他早在50年代就已不存在這種迷信，能夠獨立地自由地思想。但他70 年代以前思考的主要是經濟問題，基本思路沒有越出馬克思主義框框。從他的日記 看來，他是1972年10從干校回北京後，開始閱讀大量中外歷史著作和幾本哲學名著 ，可惜不久就患病，1974年12月就去世了。他一生中最光輝的思想主要是在這個時 期寫下的。以帶病之身，在短短兩年內迸發出如此眾多的令人眩目的思想火花，可 以說是一種人間奇跡。遺憾的是，兩年時間太短，他要考慮的問題和要讀的書都太 多，有些書不可能讀得很仔細和好好消化(如Aristotle的《政治學》就如此)。因此 ，這兩年他不可能寫出一篇完整的文章，而只能留下一些筆記性的文字，其中有不 少顯然不是深思熟慮的結果。例如關於民主問題的許多論斷，與我和老伴王來棣近 20年來所閱讀過的許多關於民主的歷史和理論的代表性著作並不一致。他寫過《希 臘城邦制度》，對雅典民主制持否定態度，認為是「貴族政治」，並說Aristotle激 烈反對民主制。我們兩人都通讀過Aristotle的名著《政治學》，所得到的印象恰恰 相反。Aristotle雖然對雅典民主制的缺點作過尖銳的批評(他稱為「極端民主」)， 但基本上是讚賞民主制的，認為民主制的精神是自由，在三種政治制度(寡頭、貴族 、民主)中，民主制最佳。顧准完全否定直接民主制，認為一黨專政和「文革」都是 直接民主。這一錯誤論點被王元化、劉軍寧奉為經典，也影響了當前一些青年政治 學者。他還附和毛澤東的民主是手段(方法)不是目的的錯誤論斷。他雖然反對一黨 專政，主張多黨制，但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多黨制，而是「社會主義的兩黨制」。看 來，他對民主概念的理解還是相當混亂的，可以說他的探索僅僅開始，還沒有徹底 擺脫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的影響。 同樣，他的哲學思想也很不成熟，主要來源於Marx,Engels,Lenin和Francis B acon，並竭力推崇F.Bacon，提出一個命題：「一切判斷都得自歸納」。這一體現歸 納萬能論的命題，無論在日常生活中，還是在科學研究中都站不住腳。我們在生活 和待人處事中，時時都作判斷，其根據主要是直覺和本能，比較複雜的需要進行分 析和比較，極少要通過歸納。在科學史上，Euclid創建幾何學，Newton創建力學理 論，Einstein創建相對論，都根本與歸納無關。F.Bacon的歸納不過是爬行的經驗主 義。 相比之下，五四時期幾位著名思想家，在思想的深度和成熟程度，以及眼界方 面，顯然都不是顧准所能及的。因為五四時期，知識分子基本上是自由的，而顧准 要掙脫幾十年來束縛自己思想的意識形態的禁錮，是極其艱難而又要冒大風險的。 這封信他沒有及時收到。因為5月他去了杭州，6月1日回北京後就搬家，從建國 門外的永安南裡搬到潘家園的華威西裡，可能在忙亂中弄丟了。10月間他要求我把 信底複印給他，並說了他所以對顧准估計很高，是因為這二十多年來，「事實上顧 准已經成為民主派或自由主義者的一面旗幟」。 對於這個評價我也不同意。因為顧准的文集1994年才出版，在此以前很少有人 知道顧誰的思想，而中國現代的民主派和自由主義早在80年代就已形成。而且顧准 文集中根本沒有論述自由的文章；議論民主時，也沒有涉及自由、人權。顧準沒有 吸收Aristotle，Locke這些傑出思想家的思想，卻誤把反民主、宣揚精英統治的Sc humpeter(顧准譯過他的書)的糟粕當作經典。他收到我這封信和6月14日信的複印件 後，沒直接回答我的意見，但希望我寫評論顧准民主思想的文章，說「這不可能有 損他的形像與影響，反而是最好的啟蒙材料」。 (八) 2002年5月，他應邀去杭州中國美術學院講學，然後又到浙江大學作了一次演講 。聽說這兩次講話反應非常熱烈。這不禁使我想起1985年3月方勵之在浙大演講的情 況。那是方勵之第一次公開談論政治問題，在大學生中產生了巨大影響。以後讀到 慎之在杭州的講稿《全球化和全球價值》，覺得內容非常好，特別著重闡明民主是 全球價值，對官方意識形態有很大衝擊力。不過有幾處講到歷史的地方，不夠準確 ，甚至會誤導讀者。於是我給他寫了一封信，坦率地提了幾點意見。特別是對F.Ba con，顯然拔得太高了(顧准也有這個問題)。他在講稿中說：「培根以一身而開民主 與科學兩大價值系統，更是近代啟蒙運動的不祧之祖。」事實上，F.Bacon決不是民 主思想的倡導者，而是專制君主制的代言人。他在宣傳科學技術對人類社會進步的 巨大推動作用方面確是有貢獻的，但是對於當時科學的重大成就近於無知，對哥白 尼的日心說甚至持否定態度。他在科學上毫無建樹，根本談不上什麼「不祧之祖」 。又，說科學是「價值系統」，也不妥當。價值(value)是指倫理道德準則，與意識 形態有關，科學追求的是「真」，與倫理道德、意識形態無關。 此外，說Adam Smith「開啟了近二百年的市場經濟」，也欠妥。因為市場經濟 是伴隨商業活動而產生的，2500年前的古代希臘商業就已很發達。又，說美國制定 憲法時全國「半數人口是黑人奴隸」，也不符事實。 10月30日他回給我7頁長信，態度非常坦率誠懇，感人至深。信中他訴述自己的 思想變化歷程。他說： 「不嫌狂妄地說，我的二次覺悟(一次覺悟是馬列主義覺悟)大體上與顧準是同 步的(我是1960年看穿毛澤東式的社會主義而重新確立民主思想的，也可能比顧准晚 了兩三年)。但是我的鬥爭意志遠遠比不上顧准，我的心情灰到『他生未卜此生休』 的地步，書倒是不斷地看，像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熊彼得的《資本主義、 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幾乎『在內部』一出來，我就能看到，但是我一來從年青 時就沒有作學問的訓練，二來是根本沒有覺得自己還能有著書立說的可能，當時對 自己的最高要求就是做個明白鬼算了。到『改正』(指1979年錯劃右派問題得到改正 ──良英注)以後也有好幾年還是這個心情，只是做官做事大體倒還能做到按自己的 原則行事。近年來才想到還有可能發揮餘熱，但是又覺得桑榆晚景幹不了多少事了 。就一年寫幾篇文章，最長不過萬字，自認為想通一個問題就寫一個問題。其間還 有一段時期，因為對毛澤東批儒的反感，覺得中國傳統文化遠沒有毛的極權主義那 麼壞，還一度迷醉於新儒家的學說，這就是我曾經對你自稱也可以算『半個新儒家 』的原因。」 「我過去幾年的『工作』進度是很慢的，自己覺得雖然效率不高，但是還能『 趕趟』，不過最近以來，我突然直覺地感到中國應當有一批『戰鬥的民主主義者』 ，然而全社會好像都沒有這樣的準備。我有三個小圈子，一個都是80以上的人，一 個是大約60到70的人，另一個大約50上下的人，每一兩個月聚會一次。我近來一再 呼籲他們研究民主的理論和制度，但是除了年輕的一批外，反應都很冷淡」。 「我自認為我思想的『大方向』還是正確的，但用作論據的許多事實和材料都 不準確，這是因為我不但學力不足而且從頭就沒有決心潛心治學的緣故。」 信中還議論了新出版的《大學人文讀本》。我覺得這套書立意很好，會有助於 青年學生擴大眼界，提高思想境界；但所選的文章基本上是近年國內出版的書刊上 的，有些質量不高，而且缺乏真正有價值的經典性著作。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見，並 建議我把有價值的經典原文編一本《民主讀本》。這是個好主意，做起來並不難， 問題是是否有合適的出版社願意出版。 信的最後講到比他大3歲的老伴10月17日在家門口摔了一下，摔成大腿骨折，一 個多星期後才住進醫院，生活不能自理，四個兒女輪流去服侍她，「真是緊張之至 。我心裡也忙忙亂亂，做不出什麼事來。」 (九) 雖然家逢厄難，但他憂國憂民的情思依然未停，反而迸發出更加燦爛明亮的光 芒，這反映在他今年1月2日和1月23日給我的兩封長信中。在生命結束前3個月，他 的生命力竟如此旺盛，思想成果又如此豐碩，真是一個奇跡。我們正期待著他把想 寫的驚世宏文都寫出來，他盡心呼喚的民主能在中國大地上成為現實，他卻猝然倒 下了。慎之，你安息吧！只要我們一息尚存，我們都會堅定不移地在你已經走過的 道路上繼續前進，盡力為實現我們的共同理想而抗爭！ 2003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