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挑戰中國的新聞制度 ----SARS事件所呈示的政治、社會視角 　　SARS的傳播目前已在中國得到初步控制，但對這件事情所凸顯的政治與公共領域層面之 制度問題的反思才剛剛開始。人們在問：為什麼在廣東已於2002年11月發現首例SARS病人、 2003年初這種可怕的傳染病已經在廣州等大城市肆虐並隨後波及香港等地，廣東的醫務工作 者已經用忘我的工作、甚至寶貴的生命換來醫治「非典」、控制SARS病毒傳播的有效經驗的 背景下，北京仍然於2003年3月∼4月爆發了SARS的大流行？2003年5月18日《21世紀經濟報 道》載文「北京醫護人員SARS高感染率真相」稱：3月5日由解放軍302醫院接收的北京首例 輸入性SARS患者來自山西太原，而這位患者的病又是此前在廣東出差辦事時不幸染上的。患 者不但把SARS傳染給她的親屬，而且使救治過她的302醫院15位醫務人員先後染病。顯然， 這裡有醫療信息不暢、公共衛生應急機制不健全的問題，；但更令我們注意的是既然廣東爆 發的是一種原因不明的烈性傳染病，為什麼沒有採取強有力的隔離措施（就像4月20日後北 京所做的那樣），並運用現代化新聞傳媒系統警示公眾？！ 　　事實上，根據南京大學社會學系和南京市輿論調查分析中心對北京、上海、廣州、重慶 、南京五大城市的一項調查：在從新聞媒體得知SARS信息之前，有高達40.9％的被調查者已 經通過其他渠道知道此事。儘管許多人表示更願意相信來自官方的報道，但媒體的沉默曾一 度令民眾失望。 　　更說明問題的也許是退休老軍醫蔣彥永的確鑿數字，他於2003年4月4日致函CCTV－4與 鳳凰衛視，駁斥了前一天中國衛生部長張文康在新聞發佈會上關於中國政府已經有效控制「 非典」的說法，並表示他寫這封信的目的是「希望你們（新聞工作者）也能努力為人類的生 命和健康負責，用新聞工作者的正直呼聲，參加到這一和SARS鬥爭的行列中來。」這位老軍 醫的勇敢行動不但打破了北京SARS疫情的信息封鎖，而且用直率的語言點明了他所理解的媒 體的天職和新聞工作者的責任。 信息封鎖的兩條站不住腳的理由 　　就此次SARS事件而言，中國官方一度實施信息封鎖大概出於兩方面的考慮： 　　一是經濟層面的考慮。向社會如實公佈疫情勢必影響公共服務、餐飲、旅遊、娛樂等行 業的正常經營，對國民經濟增長產生負面效應。二是政治層面的考慮。傳染病疫情的爆發涉 及國家形象，所以只要能夠「內部解決」，就還是不要聲張出去的好。這大概就是廣東呼吸 病研究所的鍾南山院士提出與香港同行合作實施SARS科研攻關時似乎感受到某種政治壓力的 原因。政治考慮中一個更加重要的因素是政治時間因素。不要忘記，2003年3月初北京發現 第一例「非典」病人並迅速擴大疫情的時候，正值每年一次的「兩會」在北京召開。按照中 國「傳統」，這樣的「國家大事」具有壓倒一切的重要性，所有其他事情都要為此讓路。如 此，也就不難理解何以衛生部在明知北京已有傳染性非典型肺炎疫情擴大的情況下卻要召集 各醫院領導開會，強調「作為紀律，不許宣傳，要為開好兩會創造安定的條件」。 　　然而，這樣的「考慮」真能站得住腳麼？信息封鎖的結果，不但不會減少經濟的損失， 只會加大這種損失。傳染病的傳播因現代化的飛速發展而以現代化的速度廣泛傳播，如此， SARS疾病給一個街區、一個城市造成的經濟上的危害，在未能有效切斷傳染源的情況下，就 完全可能迅速演變為一場國家的、甚至全球的經濟災難。至於政治層面的考慮，其荒謬更不 待言：傳染病是人類生命的可怕殺手，難道還有什麼能高過人類生命的價值？按照官方的解 釋，國家所從事的一切工作，包括每年一度召開的「兩會」，其根本目的不就是為了提高人 民的福祉麼？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日內瓦時間2002年11月1日至2003年6月9日下午2時，席捲30 余個國家和地區的SARS疫情，已經導致全球累計臨床報告病例8421例，其中中國內地5328例 ，占63％；全球死亡病例784例，其中中國內地340例，占44％。由於北京2003年4月下旬後 採取了有力的隔離措施，較快地遏制了SARS的蔓延，中國政府也加強了與世界衛生組織的合 作，同時提高了疫情公佈的透明度，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初期的被動局面。然而，已經造成 的損失是無法挽回的。這種以生命為代價換取的教訓，難道不需要、不值得我們駐足深思？ 公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與新聞制度改革 　　在我看來，SARS狂潮作為公共生活領域（而不僅是公共衛生領域）的突發事件，它給我 們帶來的最大收益之一是促使我們更嚴肅、更深入地思考中國威權主義現行制度的某些缺陷 。這些制度的運行原則、運行機制顯然是有問題的。這些問題過去就存在，但SARS的衝擊使 問題本身的尖銳性、全局性更加凸顯，更加暴露無遺。這裡，我首先指的是中國現行的新聞 制度。 　　眾所周知，中國現行新聞制度的主要特點——也是根本缺陷——就是政府對傳媒的高度 壟斷。報道的方式和尺度如何，都要由政府主管「宣傳」的部門說了算。中國的所有主要傳 媒都是官辦的，各大報紙、電視台、廣播電台在重大事件的報道、宣傳上必須服從「上級」 規定的統一口徑。這種「傳統」可謂根深蒂固，以致到了人們習以為常、見怪不怪的程度。 但是，從建設民主憲政體制和現代公民社會角度看，這樣的「傳統」必須予以革除，而且已 經到了應該行動的時候。 　　現代民主憲政制度的核心就兩樣東西：體現民主制度本質的公民權利和建立在委託—受 托基礎上的、作為受托人的公共權力。公民權利包括公民對重大社會公共事務的知情權、參 與權和對政府的監督權。以SARS疫情為例，當這樣一種可怕的傳染病突然而至時，公眾希望 從媒體那裡獲得更加真實的信息，不僅是作為有可能受到疾病侵害的生命體，作為公共衛生 系統內的被保護者，而且是作為政治行動意義上的公民。公民有權知道身邊正在發生的事情 ，有權知道這些事情的性質、可能對自己和社會產生的影響，有權知道政府已經或將要採取 什麼措施，這些措施的效果如何，且有權對政府的不當行為提出批評。而政府作為受托公共 權力機構，則有義務如實、及時地向社會通報它所掌握的信息，接受公民的監督，並在此基 礎上求得公民對政府工作的配合。 　　這裡，我特別想就公民的參與權多說幾句。前邊提到老軍醫蔣彥永揭露北京SARS疫情的 真實情況，這顯然是生動體現了公民對社會事務參與權的正當之舉。曾經採訪過蔣彥永的美 國《時代週刊》記者Susan Jakes說：「他體現了作為一個醫生的最高準則，『醫生』在他眼裡不僅是一個職業，更影 響到他作為一個人的態度和行為。」 　　然而，在我們的某些官員眼中，情況卻似乎並不是這樣。我在2003年5月30日下午觀看 了衛生部答記者問的電視現場直播。當幾位外國記者不斷追問中國官方對蔣彥永行為的看法 時，衛生部常務副部長高強只是輕描淡寫地表示「蔣大夫不過是成千上萬中國醫務工作者中 的普通一員」，他甚至責問記者們為什麼只是對蔣彥永大夫感興趣。這樣的回答當然十分不 智。高強不會不明白記者追問這個問題的寓意所在，但他不敢面對中國封閉的、落後的新聞 制度，正是這個現實迫使蔣彥永以孤注一擲的良心成就了一個公民的英雄壯舉。 　　當然，話說回來，僅僅靠少數公民的自我犧牲確實還不足以撐起公民社會的大廈。中國 的真正希望在於：改變陳舊的新聞管理體制和僵化的意識形態觀念，把新聞體制改革提上議 事日程，逐步實現媒體產權主體的多元化、民間化，尊重公民的政治權利和文化權利，使更 多的公民敢於講真話，能夠聽到真話，在制度層面上落實憲政民主的真精神。 　　我想，這就是SARS事件在政治哲學意義上給予我們的主要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