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言論史上的王造時 浙江 傅國湧 契 子 　　1932年3月28日，南京，對話的雙方，一方是炙手可熱的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長汪精衛， 一方為「國難會議」代表之一的一介書生王造時。 　　汪精衛：「國難會議是政府召集的，我們是主人，諸位是客人。諸位如果不滿意政府的 辦法，去革命好了！我們流血革命，打出來的政權，豈能隨便說開放就開放！」 　　王造時： 「革命不是哪個人哪個黨派的專利品，如果逼得人民無路可走，自然有人會去革命。不過國 難這麼嚴重，我們是不願同室操戈來鬧革命的。汪先生身為行政院院長，負最高政治責任， 當此民族生死關頭，應團結全國，共赴國難才對，反叫人家去革命，我期期以為不可。不負 政治責任的人，說說還無所謂，汪院長萬萬說不得。我們固然是由政府聘請的，不是人民選 出來的，但是國家是全國人民的國家，大家都有分，不能拿私人請客來比喻我們是客人，我 們同樣是主人。政府既然聘請我們，我們有意見便要提出。中山先生的遺教『天下為公』， 汪先生的話，未免變為『天下為私』了！」 　　盛名赫赫「七君子」 　　汪精衛在中國歷史上，先是「慷慨成一死」的少年英雄，英姿勃發、文采斐然。後是遺 臭萬年的漢奸，而有了這番對話。1932年的他無疑是一個十足的政治流氓，視天下為私有， 何等囂張、自私、不可一世！王造時雖年僅而立，卻曾是清華學生領袖，經歷過轟轟烈烈的 五四運動，為此坐過牢，又是留美的政治學博士，面對居高臨下的汪精衛，他不亢不卑，針 鋒相對，幾句大白話就將這位堂堂政府首腦駁得體無完膚。蔣介石使出他慣用的拿手好戲， 拉攏王造時，以為己用，先是通過王造時的江西同鄉、國民黨元老李烈鈞及中央政治大學教 授、青年黨領袖左舜生出面邀請，王造時深知 「無非是以高官厚祿為餌，要我為他所用。」因此婉言謝絕，既不上廬山，也不去南京。蔣 不甘心，1932年秋天又派藍衣社特務頭子劉健群到上海，軟硬兼施企圖逼王造時就範。於是 就有了新亞旅館的一番對話棗劉威脅說：「蚊子嗡嗡叫有什麼用呢？只要舉手一拍就完蛋了 。」 王回敬他：「對國家大事發表意見是每個公民的權利。」有了這兩番擲地有聲的對話，王造 時的名字就足以載入史冊。何況他是盛名赫赫的 「七君子」之一，與他熟悉的徐鑄成回首前塵，寫了一篇《記王造時》，首先提到「王是當 年為堅持抗戰而下獄的『七君子』之一，而且決不是『湊數』的。」「寫出一篇篇犀利的戰 斗文章的，主要是王造時。在蘇州法庭上，侃侃而談，據法據理，質問得法官目瞪口呆的， 也是王造時。現在如翻閱當時的報刊，還可以看到他的演詞和文章，虎虎有聲，閃閃發光。 」後人往往只知道他作為「七君子」之一下獄這段歷史，其實他一生最寶貴的年華都在辦刊 、辦報、寫政論，在以「文人論政」為根本特徵的中國言論史上，他當然有一席之地。從19 25年到1930年，王造時留學美英5年，獲得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政治學博士後，他到英國倫敦 大學經濟學院追隨拉斯基教授研究過「費邊主義」。回國之初，他不顧老同學、老師的勸說 ，拒絕到南京做官，而是選擇到私立的上海光華大學當教授。不過短短一年多時間，他就在 《東方雜誌》、《新月》等刊物上發表了《中國問題的物質背景》、《中國問題的社會背景 》、《中國問題的思想背景》、《中國問題的政治背景》、《中西接觸和中國問題的發生》 、《中西接觸後政治上的變化》、《中西接觸後經濟上的變化》、《中西接觸後社會上的變 化》、《中西接觸後思想上的變化》等系列論文，在知識界引起很大的反響，並於1935年曾 結集為《中國問題的分析》，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如果說這些論文體現了王造時強烈的現實 關懷精神，那還只是學院中的學理分析、學術探索，他很快就要破牆而出了。 　　為抗日救亡大聲疾呼 　　在王造時回國之前，胡適、羅隆基等就在《新月》這個平台上向國民黨的一黨專制發起 了第一輪衝擊，史稱「人權運動」（或「新月人權運動」）。在羅隆基、胡適遭到迫害、相 繼北上之後，王造時成為《新月》後期的一員大將，發表了一系列政論。1931年8月，他發 表《由「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一文成就了《新月》最後的輝煌：「從前中國的政治 雖然腐敗，但是還有舊道德、舊倫理、舊禮教為之限制；到了現在，舊的東西，都被西洋來 的潮流沖得粉碎，而新的道德紀律又沒有建立，於是自私自利，專制橫暴，更加原形畢露了 。軍閥官僚的反覆無常、朝秦暮楚、掠奪財產、喪權辱國、賣官鬻爵、引用私人、收入中飽 、賄賂公行、欺善怕惡、吹牛拍馬、壓迫人民、強姦輿論……都一齊不顧，於是變成一個城 狐社鼠、鬼魅魍魎的世界！武的流氓可以做軍閥，文的流氓可以做高官，誰愈流氓，誰愈得 勢，誰不流氓，誰要餓飯。流氓世界，流氓政治，流氓皇帝……」這樣痛快淋漓、鋒芒畢露 的文章，矛頭所向，「流氓皇帝」蔣介石幾乎已呼之欲出，這篇文章成了他在《新月》的最 後一篇文章，「幾乎使新月書店被反動當局勒令關門大吉。」由於「九一八」事變發生，蔣 介石玩弄「下野」遊戲，王造時才幸而未遭什麼迫害。10月10日，王造時寫出了《救亡兩大 政策》，提出第一項救亡政策是「對日準備殊死戰爭，與日拚命到底」，第二項是「對內取 消一黨專政，集中全國人才，組織國防政府」。這本小冊子由新月書店出版，並向上海和全 國發行，產生了巨大影響，王造時迅速成為民間抗日救亡運動的重要人物。 　　在為抗日救亡大聲疾呼的同時，他和大批有聲望、有影響的著名知識分子一道發起了歷 時一年的民主憲政運動。針對汪精衛、於右任（時任國民黨政府監察院長）所謂「要實行真 正的憲政，一定要經過訓政時期」等論點，1932年5月13日、14日，這位「手無寸鐵的教書 匠」在上海《申報》、《新聞報》、《時事新報》三大報上同時發表《對於訓政與憲政的意 見棗批評汪精衛、於右任二氏的言論》，逐一反駁了汪、於「反對結束訓政」的那些理由， 他的論證可謂鞭辟入裡，既有毋庸置疑的邏輯力量，又浸透著現實批評精神。6月19日，他 又在《時事新報》發表《我為什麼主張實行憲政》的長文，以帶有感情的筆墨，從憲政能避 免革命和內戰、憲政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大計、憲政是法治的基礎和民治的條件等方面闡述了 他主張實行憲政的理由，他接著寫下這樣一段話： 「生在這種無法無天的國家，不說我們沒有權參加政治，連我們說話也不自由，出版也不自 由，集會也不自由，結社也不自由，信仰也不自由。我們的生命，隨時可以被人家陷害；我 們的財產，隨便可以被貪官充公；我們的住家，隨時可以被人家搜查；我們的名譽，隨時可 以被人家毀誣。我們不能安全的耕種，不能安全的作工，不能安全的經商，甚至於不能安全 的教書。……我們有的是無限的義務與剝削；我們無的是任何的權利與保障。……現在各國 憲法，大概都有保障個人基本權利的規定」。只有實行憲政，才能真正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 ，這是他之所以主張實行憲政的重要理由。他認為，如果不能和平方法達成憲政，就「沒有 理由否認人民革命的權利」。這些文章在當時的中國產生了極大的反響，他所參與的這場民 主憲政運動也得到了以孫科為代表的國民黨開明派的積極回應。1933年1月，在孫科主持下 ，立法院成立了40多位立委和法律專家組成的憲法起草委員會，開始起草憲法。匿名信、帶 子彈的包裹郵件都沒有讓王造時屈服。1932年11月，他和彭文應、潘大逵等創辦了《主張與 批評》半月刊，創刊號上發表了他執筆的《我們的政治主張》，明確提出國家「不應為一個 人，一個黨派或一個階級所壟斷」，「有違背國家法律的行為，不在其居何地位，有何權勢 ，皆應受同等的制裁」等主張。 同一期還發表他的《國民黨怎麼辦？》一文，一口氣向當權的國民黨問了13個「怎麼辦？」 其中還提出了足以與羅隆基在《益世報》的「一國三公」社評相媲美的要命一問，蔣介石、 汪精衛、胡漢民這三個「中央政治會議常委」各居一地，「各有懷抱，不能合作，中樞久懸 ，負責無人， 請問當權的國民黨怎麼辦？」 　　『言論荒謬』的《荒謬集》 　　《主張與批評》是王造時自行創辦的第一個刊物，早在清華求學時期，他擔任過《清華 週刊》編輯、主編，1925年「五卅慘案」後，他負責編輯北京學聯辦的《上海慘劇》日刊， 得到邵飄萍、孫伏園的賞識，請他主編《京報副刊—上海慘劇特刊》，共出了12 期。這是王造時早年與報刊結下的因緣。留學時代，他在留美同學中建議每月省些錢， 「作為將來回國辦刊物的基金」，得到許多學子的熱烈響應，創辦《主張與批評》以及之後 《自由言論》的經費一部分就來自這個「基金」。12月，王造時接連發表《怎樣打倒貪污》 等文，他說：「在中國歷史上，恐怕任何一個時代找不出這麼多的貪官污吏；在世界各國政 府裡面，更恐怕再找不出像我們這樣貪污的政治」，「貪官污吏簡直是一群屠夫。」國民黨 政府成了「有組織的強盜機關」。他提出五條肅清貪污的辦法，包括選舉和監督、文官制度 、高薪養廉、嚴厲刑罰、開放新聞等。 　　這樣尖銳的言論自然為國民黨所不容，《主張與批評》只辦了四期，國民黨當局就以言 論「荒謬」、「肆意詆毀本黨」等罪名「秘密通令全國查禁」，被迫於12月15日停刊。王造 時不服，向行政院代院長宋子文抗議。僅僅過了一個半月，1933年2月，他又在上海辦起了 《自由言論》半月刊，他說：「去年我們辦了一種《主張與批評》半月刊，……我們自信沒 有什麼大逆不道的言論，所以早就向政府提出取消該項禁令的請求，交涉至今，仍無結果， 而外患的嚴重與國勢的危急，已至千鈞一髮的地位，再不容許我們再事緘默，因此我們決定 出版本刊，來繼續說我們應該說的、並且不能不說的話。」雜誌一出版，「四日內」就銷售 一空。由於經費匱乏，《自由言論》從撰寫文章、約稿、審稿到編輯、校對，幾乎都是他一 個人。期間，他發表了《安內必先攘外》等與當局唱反調的政論，還參加了宋慶齡等發起的 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並在《自由言論》上為人權大聲疾呼，發表了《自由之戰爭棗民權保障 運動》、《對內的平等》、《泛論愛國的功罪》等，他以酣暢淋漓的筆墨指控當局 「沒有法律根據」的「任意逮捕、拘禁、審問、處罰」，「捕了以後再說，這是中國當局者 的習慣。拘了以後再說，這是中國當局者的手段。殺了以後再說，這是中國當局者的威風。 」他無比痛心地說：「只有在野蠻老不長進的中國，民權還要我們來爭。」高官厚祿沒能收 買他，裝了炸彈和子彈的包裹也沒有嚇倒他，6月18日，中國民權同盟總幹事楊杏佛被暗殺 ，王造時也名列藍衣社的黑名單，這是李烈鈞特地給他看的，他將黑名單交給《大美晚報》 總編輯張似旭公開發表（這是美國人在上海辦的報紙），中外輿論一片嘩然。當局惱羞成怒 ，7月，他就失去了光華大學的教職，國民黨還通令各大學不准聘他，他被剝奪了上講台的 權利，一家九口一時生計無著。8月，在章士釗等的支持下，他開始掛牌做起律師，並應王 雲五之約替商務印書館翻譯《近代歐洲外交史》、《現代歐洲外交史》、《美國外交政策史 》等著作。哪怕在如此艱難的環境下，他依然堅持辦《自由言論》，直到被查封，共出版了 21期。一年後，他把自己「九一八」以來發表的25篇文章編成《荒謬集》，以「自由言論社 」的名義發行。他自述：「『九一八』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一個事變。因為受了這種不可言 喻的刺激，我才開始我的政論。起初是出了一本小冊子；後來是在報上發表文字；又其後是 先後辦了《主張與批評》及《自由言論》兩種刊物。而結果是：刊物被禁了，書也教不成。 為什麼叫做『荒謬集』呢？因為我在言論上所得到的罪名是『言論荒謬』，其實內容是否『 荒謬』，只有請讀者來判決。」 　　1936年3月、5月，作為上海文化界救國會、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的負責人之一，王造時 先後參與創辦《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會刊》（週刊）和《救亡情報》。1938年5月，他在江西 戰時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吉安創辦《前方日報》慘淡經營，終於將這份資金、人才匱乏的 地方小報辦成不僅在江西、而且在東南地區、甚至全國都有一定影響的報紙。1939年及1943 年秋天，以重慶為中心曾兩次掀起民主憲政運動，王造時也揮動如椽大筆在《前方日報》發 表了《什麼是憲政？》、《憲政與人民的基本權利義務》、《政治家與政客》等一系列文章 ，與大西南遙相呼應。他和馮英子等浸透著熱血和智慧的國際評論也讓人刮目相看。1942年 6月，他在《前方日報》發表致羅斯福總統的公開信，以其遠見卓識而被全國許多報紙轉載 ，產生了很大影響。抗戰勝利後，他一心想把《前方日報》遷到上海，儘管國民黨中宣部副 部長李惟果、上海市長吳國楨都是他的清華同學，吳為了敷衍他解決了一些房子，但許可證 始終辦不下來，這一計劃只能化為泡影。1946年8月，王造時在上海辦了「自由出版社」門 市部， 並積極籌辦一個「不接受任何黨派資助」的「完全獨立的民間刊物」《自由週刊》。直至19 48年9月，國民黨政府內政部（卅七）安三字第16128號公函以節約用紙的理由：「不予登記 」。這年12月，《觀察》週刊被查封，笪移今等8位工作人員被捕，他以「自由出版社」的 名義保釋出其中六人。1949年春天，他自己也上了上海特務、警察機關準備捕殺的「黑名單 」。（1953年，經上海市新聞出版局批准，王造時與邵循夫合作，自由出版社曾出版過《魯 迅生平思想代表作》、《成吉思汗》、《新編世界史》等學術著作。1956年公私合營，進行 社會主義改造，自由出版社消失，房屋改作新華書店的一個門市部。） 《前方日報》在偏僻的吉安堅持到1949年。1948年5月9日，《前方日報》在創刊十 週年的社評中自稱「站在超黨派的人民的立場」，「今日中國，實在太需要民主了！」這一 天，王造時也發表了給報社全體同仁的公開信，他說，《前方日報》「雖是一張地方報紙， 但在抗戰當中，被文化界譽之為一張新興的報紙，我們的社論被列為全國八九種重要報紙之 一，我們的專論常被別報轉載。到了現在我們更覺得驕傲，因為我們環顧國中，深信這是一 張比較自由的報紙。」「這張報紙沒有背景，經濟能力非常薄弱」，能維持十年以上也是「 一個奇跡」。這個「奇跡」首先來自他本人的人格擔當、他身上堅定的道義理想。 　　國民黨特務不斷的恐嚇、當局的「警告」乃至「暫行停刊」都未能改變其爭民主的基本 態度，十年間，三位總編輯遭到迫害：被迫離開、被逮捕、被通緝。另有兩位編輯、一位記 者被捕，《前方日報》從來沒有屈服。1949年5月，國民黨當局出動武裝強令停刊。 「文人論政」的時代也隨之結束了，那個曾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的王造時將被漸漸遺 忘。 人呼我為牛,我應之為牛 　　王造時曾幾度被聘為國民參政員，但終其一生他都沒有加入過什麼政黨，青年黨的曾、 左、李以中央委員相許拉他入黨，他拒絕了。張君勱籌組國家社會黨，拉他作為共同發起人 ，他拒絕了。李濟深等組織「中華民族革命同盟」請他當中央委員，他不參加。 　　1938年至1940，國民黨要人孫科、陳誠、張群、陳立夫、陳果夫等曾多次拉他入黨 「都被拒絕」。甚至以他不是國民黨員的理由不准其擔任中山大學法學院院長，可他寧願不 當院長，也不上國民黨這條船。1943年冬天，國民黨通過他的老同學、教育部次長顧毓秀要 他起草一部「適合最高當局身裁的，切合國情的憲法」，被他拒絕。除了民族危機關頭，他 熱心參與組織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連民盟等民主黨派他也沒有加入過，他只是一個獨立 知識分子，一個「民主個人主義者」。他在《對國家的認識——我的自供》一文中說：「我 不認為國家本身是目的，我堅決反對國家被一個人或少數人所操縱……我要國家，我愛國家 ，我要的是政治平等的國家，我愛的是經濟平等的國家。我沒有政黨，但是我要為我的理想 奮鬥。抱如是的國家觀，『人呼我為牛，我應之為牛，呼我為馬，我應之為馬』。」1949年 後，他的名字曾長期被湮沒，與「七君子」中其他人的身居高位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原因是 共產黨對他1941 年致斯大林的公開信問題「存有誤會」。傷害中華民族感情的《蘇日中立條約》簽定後，正 好他從江西到重慶，他受救國會委託，執筆起草了那封措辭、語氣都很友好的、相當克制的 公開信，共有沈鈞儒、史良等九人簽名，「反蘇」這頂帽子卻落到他一人的頭上，其實他在 1947至1948年的反美扶日運動中表現更積極，幾乎當時在《大公報》發表的聯名信都有他的 簽名。1949年5月，史良北上前夕特地看望他，並透露因為這封公開信的問題「共產黨對他 有誤會」。因此，他只能在復旦大學歷史系當教授。1957年他之成為右派，也與此有關。 　　「文革」中（1966年11月2日），他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捕入獄，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入 獄。1971年8月5日，這位曾以其熱忱、言論、活動書寫過大時代的知識分子病逝於獄中，骨 灰盒上寫著他的原名「王雄生」。7年後（1978年2月31日），他獲得平反，接著，「右派」 也「改正」了。隨著時光的流逝，後世的人們早已忘記20世紀三、四十年代曾有過這樣一個 人，一個曾深刻影響了歷史的人。1999年，《愛國君子·民主教授——王造時》在他故鄉的 江西出版，這是第一部關於他生平的傳記。一部像樣的《王造時文集》至今尚未出現，更不 用說他的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