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輿論破了孫志剛案

 安徽  鄭在天

    
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國嚴重禁錮了中國人民的思想，即便進入21世紀後，也多處於半愚昧半開
放狀態。人權的覺醒，也是在不斷地被剝奪與壓迫，強姦與蹂躪之下所取得的絲微改觀。雖
然這點進步並不會具有轉折點意義，但任何麻木之後的醒悟所帶給人巨大的希望是不可否認
的。一寸一尺累積起來的小勝利就促成大成功的到來。
    
孫志剛一案雖然很令人失望地拉下帷幕，其懲罰的也不過只是「小人物」，高層領導都巧妙
地逃脫了法律的制裁與追究，但在當前中國的法治環境下，應該感到滿意了。相對而言，孫
志剛是不幸中的大幸，因為還有那麼多無辜者至今得不到懲治兇手的欣慰處理：李尚平、劉
駿、張森，他們比孫志剛更加死不瞑目！
    
這種幸運，代表了民間力量的不斷崛起。民間輿論促使該案引起高度重視，從而得以解決。
但政府官員是不可依賴的，雖然羅干和周永康先後多次批示，張德江也主持廣東省政法系統
的專門會議研究此案，表示嚴懲兇手和補償孫志剛的家人，各類主流媒體也出現了相關的正
面評論，但並不能保障人權，猶如劉曉波先生所說：「政治局常委羅干、政治局委員周永康
和張德江等高官干預此案，固然可以加快孫志剛案的解決，但是，沒有獨立司法的人治干預
，無疑是最大的司法不公。所以，不改變以黨管法和以政代法的現行制度，也就不可能建成
中共所承諾的法治國，法律的程序公正也只能是空頭支票，人權更無法得到制度化保障。一
句話，如果不改變黨權至上的現行制度，孫志剛的個案，絕非第一，更不會是最後。」
    
正是在此種背景之下，民間力量的鞭策尤為重要。網絡名家東海一梟最先發出了《關於立即
廢除收容遣送制度的呼籲》，此後，中山大學教授艾曉明、經濟學家茅於軾的道義文章，到
秦暉、徐友漁等學者、法學界人士給有關部門的公開信，以及網絡上就此案所發表的評論、
吶喊呼籲更是不計其數，這種廣泛關注與巨大影響是不可忽視的力量，蔑視這種輿論力量將
會激起更大的民憤。在此期間，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的俞江、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的騰彪、
北京郵電大學文法學院的許志永這三位法學博士將一份題為《關於審查〈城市流浪乞討人員
收容遣送辦
法〉的建議書》傳真到了全國人大法律工作委員會，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對該「收容遣送辦
法」進行審查。
    
在調查結論出來之後，蕭瀚還對此結論表示質疑；楊支柱、秦暉等人也就孫志剛案調查結論
致最高人民檢察院一封公開信，要求對孫志剛事件進行認真、嚴肅的處理，並希望成為我國
法治建設和政治文明發展的新起點。在這許許多多的建議與呼籲，質疑評論當中，民間人士
是絕對的主導力量，這個階層代表了正義的輿論導向，代表了良知的存在，代表了進步的追
求。官方的麻木不仁，冷淡無情，剛好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留給世人永遠遺棄。
    
民間輿論的力量越來越顯現出獨特的魅力與不屈的抗爭。如果這能夠促進更多人民的覺醒與
反抗，無疑具有更大的進步性，對於民眾不斷呼籲政治改革的意向同樣能夠起到催化作用，
對於政府的壓力越大，應該是一件好事。在這種溫和的改革呼聲中，如果政府一味地沉默與
保守，堅持一貫的破舊落後制度，還繼續維持既得利益集團，那對於未來就沒有任何期望了
，那危險與動亂所潛伏下的因素就會累積，從而導致災難。
    
官方輿論的一片正面，偉大、英明、正確，高度統一，保持一致，堅持核心領導，思想不能
違背共產黨的基本原則，言論不得超越敏感底線，這些輿論不足以起到監督政府、政權、政
策的作用，構成自身嚴重的限制，弊遠大於利是不言而喻的。未來中國人權的保障與獲取，
不能從中看到希望，只看到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粗暴侵犯與掠奪。只有底層階級、弱勢群體
、民間團體等，對於個體的生存環境與嚴峻的形勢，才感覺到火燒眉毛的危急。
    
覺醒起來的民間，輿論成為最為妥當而安全性相對極高的一種方式。從這個意義上講，民間
輿論破案了，破了孫志剛之案，雖然不那麼完美。努力仍然需要，輿論的監督更需繼續實行
，由此便有可能在將來起到更大的作用，構建一種更大的力量，推進更大的跨越，謀求更多
的利益。民間的努力，在脫離體制與對抗體制之中，不斷地壯大自身，所引導起來的覺醒應
該是不容忽視的。
    
自由是人類所共同追求的，自由的力量也具有極大的誘惑，民間輿論力量大力參與的這些事
業，同樣為追求民主化，為爭取人權利益，盡到了自己的個體責任。在這些努力下，樂觀地
預測，民間輿論在未來將是社會輿論的總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