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顧准文集引發的幾個感想 楊盟 一、中共政權與官僚體系 早在1973年，顧准就指出：「中國的專制政權本身就是社會鬥爭的一方，不是哪個階級手裡 的工具。」「當然，我國古代和任何東方國家，階級和階級鬥爭是存在的，而且是十分深刻 的。然而專制主義政治有一點顯然完全不同於城邦政治：那裡不許可社會的各個階層組成為 政治上的各個階級，那裡沒有以其政綱體現與代表不同階級的利益的政黨或政派。專制主義 政體自以為『撫民如撫子』，亦即一切階級無論其利害如何不同，均被視為皇帝的子民，皇 帝自命為一視同仁地照顧他們的利益，不許結黨，不許發表不同於皇帝的政見，不許干預皇 帝的施政「。顧准的分析針對的是中國封建社會，是否適用於中共政權？從康曉光的那篇有 名的文章《未來3-5年中國大陸政治穩定性分析》中可以找到肯定的回答。」執行統治任務 的黨政官僚集團本身就是統治階級，即統治集團就是統治階級，代理人就是委託人。政治精 英不代表任何階級，他們凌駕於一切階級之上，對所有的階級實行『權威主義』統治。他們 僅僅對自己的利益負責。」可知康曉光對中共政權的分析與顧准對中國專制政權的分析基本 是一致的。而且他的分析更加具體。這一觀點也是他的文章在海外民運人士中引起強烈反響 的一個重要原因。如果這是他獨立研究的結果，我佩服他的才氣。從顧准的觀點出發，我們 可以合理的解釋目前中國的許多現象，比如人治大於法治，比如楊小凱在《後發劣勢》中所 說中國政府機會主義問題，又比如康曉光提出的建議。本文只想討論官僚體系以及有關的幾 個問題。官僚體系是個老題目，我涉獵不多，因此很可能我的文章沒有什麼新意。 黨是比較抽像的，官僚體制，官僚集團(兩者相加應視為官僚體系)，當然還必須有一個最高 領導，就是中共政權的具體形態。舉個簡單的比喻：體制好比像棋棋盤，官僚就像棋盤上的 棋子。民主政治下有而且必須有官僚。但民主政治下的官僚只處理專門的行政事務，決沒有 維護「唯一合法執政黨」的政治任務。在一黨專政的條件下，黨必須製造出專門維護其統治 的龐大的各級官僚，(想一想鎮壓法輪功動員了多少行政力量)並且把維護一黨專政的職能擴 展到公共事業領域。比如信息產業部對網絡的封殺。此即康曉光所說：「政治精英壟斷了公 共權力，並且嚴厲控制公共領域或市民社會，......"總之，黨的領導靠官僚體系的運作實 現，官僚體系打著黨的旗幟為自己披上合法的外衣。 順著這樣的思路，我們不妨再多說幾句老調子。中國的公有制實際上是官有制，中國的按勞 分配實際上是按權分配(官本位)。中國是官僚/大眾二元社會結構，也即老百姓常說「當官 的」。所謂精英/大眾二元社會結構，可以解釋為前者九十年代後在新條件下的變種。改革 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取得了巨大的發展，但官僚階層尤其是上層官僚無疑是(合法與非法) 最大的受益著。在中國，凡以會議形式進行的比較重大的權力或利益的分配，必定是少數上 級官僚黑箱操作(人治)的結果。 康曉光把實行專制的主體限制在黨政官僚集團，這個圈子劃的並不大。胡平說：「所謂共產 黨一黨專政，實際上是共產黨一小撮最高領導在實行專政，......甚至常常是最高領導人個 人獨裁或曰個人專政，......"這話不錯。但最高領導的個人獨裁是通過次高領導(比如林副 主席)直至基層領導實現的。而下級領導也需要上級領導的庇護。 我不同意鮑彤所說：一黨統治的大廈，全靠社會主義的先進性，馬列主義的正確性，共產黨 的無產階級性這三根支柱硬撐場面。並推斷「舊的支柱撐不住了，如果沒有新的支柱替代， 一黨統治的舞台就坍塌了。」而三個代表，「顯然是挽救一黨專制的最後一著」三個代表畢 竟只是意識形態問題。建國以後，中共的意識形態本來就一直畫不圓，但總是最好最正確的 。如康曉光所說：中共」可以靈活地對待一切理論......"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還有所 謂的江澤民學說，就是這種靈活對待的產物。當然，三個代表很可能是中共在意識形態上打 出的最後一面旗幟。 我也不同意劉曉波所說：三個代表「正式宣告了中共政權賴以維持的社會基礎的轉變---由 貧困者或無產者轉向富裕者。「因此，」中國社會已經進入了階層的兩極大分化......極少 數以中共政權為核心的社會精英和絕大多數以工農為主體的底層民眾之間的對立。「中共政 權是靠官僚階層維持，不管他們是不是精英。中國社會龐大的官僚集團也絕不是極少數。廣 大工農無非是從中共政權的擁護者(穩定因素)變成不滿者甚至反抗者(不穩定因素)。 二、關於精英 我沒有看到關於中國各類精英的比較公認的定義。可能這種定義對於討論問題並不重要。我 對中國精英政治的理解是：政治權威+幕僚型政治精英。這種政治模式在封建社會就存在， 是君主+幕僚的翻版。我看不出它與民主政治有什麼關係。即便某個政治權威周圍有幾個優 秀人物，仍然是人治而不是法治。這種政治模式在有些政治權威身上並不明顯或不被採用。 比如鄧小平。在趙紫陽朱容基身上可以較多的看到政治精英與海歸精英的影子。從江澤民的 政治生涯中可以看出曾慶紅作為政治精英的才能與作用。成為政治權威的心腹幕僚是許多高 干子弟與知識精英的理想。在中國，第一政治權威不一定佔據黨內或軍內最高職位。類似的 現象在中國封建社會就一直存在，不知是中國社會的遺傳性強還是繼承性強，在當今的世界 政治舞台上仍然是中國一黨政治下的獨特現象。顯然，最高層對第一政治權威的普遍認同仍 然是中國政治穩定的必要條件。 粗線條描述官僚階層的變化並不困難。用官方的語言是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革命化 可能應該改成腐敗化)用康曉光的語言是精英化。這種變化在中央國家機關、北京、上海、 深圳等中心城市，經濟發達地區，新興經濟領域等尤其明顯。顯然，這些地方的官僚體系對 各類精英有更強的吸引力。在新興經濟領域，如家電，金融，計算器，通訊，生物工程等產 業，幾乎一開始就是內行領導內行。 這大概就是經濟精英。而許多技術員，工程師則逐漸變成專職的黨政領導幹部。(外行領導 內行)撇開幕僚型政治精英，這大概就是政治精英。中國的官僚體制並不因為經濟發展而有 什麼改變。相反，中國的官僚體系隨著經濟的發展而繼續膨脹。我想，在公有經濟領域，用 經濟官僚的稱呼應該更準確。經濟官僚的特權主要表現在對財富的更直接的支配。經濟官僚 與黨政官僚不過是中國官僚集團不同的構成，可能這種說法比同盟更符合實際。更何況某些 經濟官僚的前身就是黨政官僚。至於那些需要關停並轉或效益不好的國企的領導，並不會因 此失去其官僚的地位。雖然他們不是精英，但可以利用對國有資產的支配權或銀行的貸款繼 續當家作主。總之，官僚階層的精英化對於中國的政治改革並沒有多大的意義。黨內的民主 未見增加，官僚的腐敗未見減少。 經濟精英應該包括私營企業家與個體老闆，也即資本家。在中國一黨政治的條件下，私營經 濟不可能與國有經濟有同等的地位。從上市公司很少私營或民營企業即可看出一斑。私營企 業家當然希望並努力爭取(各種手段)與國營經濟同等的經營條件。允許資本家入黨還是不夠 的，從政治上說，這也絕不是中共向社會民主黨轉變的標誌。 某個首富的命運；被查處或進入人大政協更多的是具有象徵意義，並不能從整體上說明資本 家階層與現政權的關係。 曾經有過一種理論，認為改革後中國私營經濟的發展可以培育出類似於英法發動資產階級革 命的市民階級。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還沒有提供可以支持這一觀點的證據。 與大眾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九十年代以來知識階層與現政權關係的變化。這種變化不能僅僅歸 結於外部原因。比如高壓或高壓+贖買。 又比如國內外重大事件及局勢變化改變了知識階層的政治觀點。儘管對於某些知識精英比如 康曉光，根據他自己所說：「六四」事件以及隨後的蘇東巨變促使他成為政治上的現實主義 者。實際上，目前中國尤其是高等院校的知識階層或精英在官僚體系以及商品經濟的雙重影 響與壓力下已經被嚴重的侵蝕或同化了。這是造成知識階層與現政權關係變化的主要原因。 我們且不去談那些高等院校辦企業，辦公司，辦學習班等各類創收行為，假定這與知識分子 無關。知識分子的分配是根據技術職稱。技術職稱的參照系是行政級別。可以說，知識階層 的基本待遇正在接近官僚階層。知識分子固然不是官僚或商人，但官場與商場的惡習在知識 階層已經從輕蔑或抵制變成普遍接受。在與名利密切相關的職稱、崗位、科研經費、科研成 果的申請與評定等過程中，出現了愈來愈多的類似於官場或商場的腐敗現象。特別是科研經 費。在重點院校，課題組的作用與意義已經遠遠超過傳統的教研室。課題組負責人或學科帶 頭人(用學術權威更準確)擁有幾十萬，幾百萬的科研經費並不稀罕(中國的科研也是國營的) 。科研經費的數量已經成為衡量科研水平的最重要有時甚至是唯一的標準。科研經費也是知 識階層貧富差距的主要原因。科研經費的使用基本上由學術權威個人決定，是一種類似於官 場的特權。科研經費中有多少真正用於科研，並沒有有效的監督。我提不出具體數據，不敢 妄說，但用科研經費進行與科研無關的個人消費確實比官場上的公款消費更具合法性。即便 如此，韋鈺竟然還公開提出允許科學家支配科研經費就像支配自己的工資。 我們可以退一步，假定以上情況並不嚴重。知識階層尤其是學術權威的科研與教學條件確實 有了很大的改善，而且還在繼續改善。為了吸引人才，有的單位甚至提出超過美國的優惠條 件。如果知識分子可以安心從事自己所熱愛的專業，如果專業可以轉化成社會與個人的物質 與精神財富，他們為什麼要「不識實務」、「不務正業」地去參與政治呢？或者換句話說， 他們對政治的熱情與參與度就會降低。對社會政治經濟問題的研究，已經局限在相關專業的 知識精英當中。目前中國不存在知識階層大規模表達自己政治理念的政治氣候，更關鍵的是 知識階層也缺乏這樣的意願。即便他們內心反對一黨政治，也不會付諸於行動。我們可以不 承認知識階層認可現在的政權，但不能不承認知識階層對自己目前的狀況是滿意的，或者說 ，知識階層認為可以通過對專業的努力達到自己較為滿意的狀況。 所以，知識階層或知識精英的主流已經從八十年代末要求政治改革的最大社會力量變成安於 現狀的保守階層。儘管還能聽到挑戰現政權的聲音，但不會造成動亂。 「正在闊氣的要維持現狀」(魯迅)三種精英就是正在闊氣的。同盟不同盟其實是次要的。因 此，我同意三種精英是中共政權的三根支柱。當然，三種精英不能包括一黨政治下的所有即 得利益者，從上到下各級政府部門的貪官或貪污團伙是中國社會不穩定因素的製造者，他們 也是」穩定壓倒一切「政策的擁護者。 三、大眾與弱勢群體 中國的工農大眾特別是弱勢群體「不但苦於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且苦於資本主義的不發展。 「而官僚階層特別是精英群體或得益於資本主義的發展，或得益於資本主義的不發展。在中 國經濟轉型過程中這種嚴重的社會不公導致大眾日益增長的不滿與反抗，是大家公認的社會 不穩定的因素。這方面已有不少文章論述，我只想討論中國大眾消極的一面。 顧准指出：遠古希臘與古代東方一樣存在過」神授王權「，為何前者」演變成為城邦制度， 後者都幾乎沒有例外地走上『東方專制主義『的道路了呢？從亞里士多德起，許多西方史家 對此作了幾乎完全一致的斬釘截鐵的解釋，言辭雖不盡一致，卻可以從亞里士多德下引幾句 話為其代表：』......因為野蠻民族比希臘民族為富於奴性；亞洲蠻族又比歐洲蠻族為富於 奴性，所以他們常常忍受專制統治而不起來叛亂。『看起來，身為亞洲人的中國人的我們都 沒法『接受』亞里士多德和與他一致的一切西方史家的上述解釋的。『沒法接受』，多少有 點感情用事，就是我們在感情上接受不了這樣侮辱性的解釋。感情當然不能代替歷史事實。 如果歷史事實確實如此，感情上接受不了又有什麼辦法？」 彭德懷有一句有名的反黨言論：要不是中國的老百姓好，早就造反了。這裡的「好」，不就 是「能忍受」嗎。 李昌平說：「從一定意義上講，中國有世界上最好的農民。」這裡的「最好」，不就是「最 能忍受」嗎。 顧準是思想家，而且是沒有」犬儒味「的思想家。彭德懷是為民請命的開國元勳，也是被逼 造反的農民。李昌平是三農問題專家，有在農村工作的親身經歷。他們的見解不容質疑地具 有權威性與代表性。 中國大眾這種消極的一面是中國社會穩定的因素，也是政治改革缺少壓力的一個重要原因。 實際上，中國的知識階層與官僚階層也常常「忍受」，只是表現形式不同而已。 我們再來看看被中共定性為邪教的法輪功。中共政權對發輪功的鎮壓是「六四」後的重要歷 史事件。法輪功已經成為中共又一個沉重的負擔。法輪功的產生與超乎尋常的迅速發展有其 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需要有真實的統計數據進行實證研究，這一研究即便從純社會科學的 角度也是很有意義的。我能力有限，只能談談我的簡單的看法。 在當時眾多的五花八門的氣功組織中，只有法輪功提出了「真、善、忍」。 「忍」本來是某種艱難境遇下一種無奈的選擇，「真、善」則幾乎是所有宗教的教義。把「 忍」和「真、善」並列，或者說，借助於「真、善」，「忍」就成為一種美德並具有道德支 撐的力量。中國的氣功已經很普及，結合中國大眾的消極面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法輪功在 貧困或經濟不發達地區，在下崗職工較多地區有廣泛而深厚的群眾基礎。從某種意義上說， 法輪功的群眾基礎也是政府對弱勢群體的「政策失誤」造成的。 中國存在嚴重的信仰與信任危機。但人是需要信仰與信任的。中共的三個代表理論解決不了 這個問題。眾所周知，在一個有共同信仰與相互信任的群體中，人們很容易得到精神慰藉與 心理平衡。面對政府「假、大、空」的宣傳，官僚對下層疾苦的無視與麻木，巨大的社會鴻 溝與貧富差距等日益惡化的社會生態環境，參雜了某些教義的法輪功自然對處於弱勢或受到 不公正對待的中國大眾有很強的吸引力，甚至成為法輪功學員的精神寄托。 從某種意義上說，大眾相信法輪功有利於中國社會的穩定。至少它減弱了法輪功信徒對政治 問題的關注。更何況「忍」的對立面是「造反」。但事情往往走向它的反面。如果相信法輪 功變成信仰，就會有捍衛信仰的行動，就會形成協調行動的組織，甚至會發展成為大規模的 宗教狂熱，這就必定與一黨政治產生尖銳的矛盾。法輪功的號召力、法輪功學員的虔誠、高 度的組織性紀律性等等(確實有「忍」的特點)，與中共黨組織的現狀形成鮮明的對比。這不 但是一個極大的諷刺，也是對中共政權的潛在的威脅。一旦法輪功與某種政治勢力相結合， (誰也不能保證這不會發生)局面將更加難以控制。 自從鎮壓法輪功以來。中共付出了極大的代價，而且泱及到香港。鎮壓不但沒有得到國際社 會的認同，反而冒出不少外國法輪功學員。對付法輪功比對付民運人士要困難得多。官方報 紙也承認要充分認識與邪教鬥爭的長期性、複雜性與艱巨性。這場鬥爭誰也不知道何時 可以結束。已經有人預言法輪功必勝。這可能是下令鎮壓的當權者始料不及的。站在官方的 立場上也不禁要問：除了鎮壓，難道就沒有別的解決辦法嗎？ 如果把法輪功消滅在萌芽狀態，自然不會有這個問題。(說幾句搞笑話，早點兒讓李洪志等 氣功精英進入人大政協，形成四角神聖同盟。 遺憾的是精英們小看了李洪志)。在法輪功學員包圍中南海以後，無論鎮壓還是不鎮壓，都 會發生難以預料與難以解決的後續事件。如果聽任法輪功按照當時的速度繼續發展，誰能預 料會出現什麼局面？人們可以批評下令鎮壓的領導(不管是否江澤民)對權力的迷信和對宗教 力量的無知。胡平和劉曉波都認為：法輪功這個中共政權的勁敵生生是讓江澤民一手造出來 的。我認為這個觀點只看到問題的一面。中共處理法輪功的兩難境地是一黨政治下的必然結 果。或許顧准的一個簡單評注有助於我們理解為什麼中共選擇了鎮壓。儘管這個例子不能進 行簡單的模擬。「漢景帝非殺掉郭解不可，理由是，一個『布衣』的號召力比皇帝還大，不 殺是不行的」雖然沒有統計數據，相信合法教徒的增長速度也是不慢的。誰都知道，在許多 西方發達國家，普通公民的宗教信仰與宗教活動對維持社會穩定與維繫社會紐帶有重要作用 。民主政治下的政黨主要解決公共政策，公民的信仰問題由教會解決。但在中國，處理各類 宗教問題已經成了中共的一大難題。 從中共鎮壓法輪功的過程我看不出極權政治與威權政治的區別。如果最能忍受的中國大眾也 開始與政府對抗，那麼中國的社會問題確實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了。如果不進行政治改革去 主動解決矛盾，靠鎮壓把反抗消滅在萌芽狀態是不能持久的。 當然，除了政治改革與鎮壓，還有一個重要的政策，就是讓步政策。而中國政府最近也確實 表現出對大眾及弱勢群體更多的關注。 讓我們再引用一次已經引用過的顧准的分析。 「中國的專制政權本身就是社會鬥爭的一方，不是哪個階級手裡工具。翻開範文瀾的《中國 通史簡篇》序言，他倒是持這種觀點的，雖未明說(見第6--7)，正是這種觀點，出現了讓步 政策論。而只要持這種觀點，讓步政策論也就是它的必然的合理的結論。」 有意思的是，康曉光提出的建議也正是讓步政策，可能他認為政府只能施行讓步政策。這倒 也是合乎邏輯的結論。 「富人要仁慈和明智，拿出一部分收益幫助窮人，窮人的基本權益要有保障。現在的問題是 ，精英太貪婪，以殘酷和不公正的方式盤剝大眾，激化了矛盾。」這是典型的向富人的良心 呼籲。正如顧准所說：這種始於老子的向富人的良心呼籲兩千多年來從未見效。我想今後也 不會見效。 「在目前，可能要採取行政吸納政治的策略去應對問題。由一個凌駕於社會之上的、相對有 權威和效率的政府採取適宜的方案整合不同的社會集團的利益。「行政吸納政治，我的理解 是提高管理技術特別是利用高科技手段提高效率及減少腐敗。不過高科技並不能解決官僚的 特權。至於凌駕於社會之上的政府，如果要凌駕於官僚階層之上，只能是空想。而整合不同 的社會集團的利益充其量也就是精英以不殘酷和公正的方式盤剝大眾。 讓步政策有它積極的一面。如果它能與政治改革結合，還能有更好的作用。但是讓步政策永 遠不可能代替政治改革，因此也絕不可能使中國常治久安。 四、政治改革的阻力 中國的政治改革缺少來自知識階層的動力和來自大眾的壓力，反而存在不少阻力。如果政治 改革的最終目的是結束一黨專政，則最大與最直接的阻力應該來自以維護一黨專制為主要政 治任務的黨政官僚集團。這是中國的現實，也是合乎邏輯的解釋。不能認為政治改革只觸及 中共高層的特權和利益。結束一黨專制並不意味著僅僅結束高層的特權。比如，農村基層魚 肉百姓的黨政幹部也是一黨政治的擁護者。高層的立場需要利益集團這一社會基礎的支持。 另一方面，只有政治權威提出或認同的改革才有最大的推動力量，而任何改革方案的實施又 必須通過官僚體系。這也是中國的現實。馬克思說過：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是在 既定的歷史條件下創造。把這句話的「人們」改成「擁有最高權力或絕對權力的政治權威」 也同樣適用。官僚體系是中共製造的，反過來也會成為制約中共的力量。 顧准說：」當然，唯有美國(這個由新教徒移民組成的國家)才會有華盛頓。華盛頓其人，如 果生在俄國(這個專制沙皇，又兼東正教教會首腦的野蠻落後的俄國)，即使不成為斯大林， 也不可能是華盛頓。「中共的官僚體系至少在延安時期就已形成，所以才會有精兵簡政。( 可能這是中共精簡機構唯一成功的一次)但批判官僚特權是不能允許的，王實味為此付出了 生命的代價。 如果我們同意李銳的觀點，毛澤東的政治理念中有農民的空想社會主義的理想主義色彩。則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確實有利用直接民主解決官僚特權的想法。「砸爛舊的國家機器」所 以演變成群眾對幹部的批鬥，官僚與大眾的長期對立是一個重要原因。當然，利用封建皇帝 式的絕對權力發動的群眾運動或群眾專政，不可能消除特權或帶來什麼人民當家作主，只能 是無法無天的絕對權力在社會上的惡性膨脹。如很多人所說，是專制、迷信、野蠻對民主、 科學、文明的全面反動。 鄧小平被稱為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雖然他提出了政治改革的口號。不過他基本不觸動官僚 階層的利益。他本人也不可避免地帶有專制主義的色彩。作為一個實用主義者，可能他不想 與官僚階層中強大的保守力量作更多的較量。(其實，即便是一開始屬於讓步政策的包產到 戶，也需要政治權威克服某些地區基層幹部巨大的阻力)。他的九二年南巡講話，以允許官 僚腐敗換取他們對經濟改革的支持。正是九二年南巡講話以後，經濟改革與腐敗同步發展。 總之，政治權威發動的"革命"或改革，都未能解決中國的專制主義政權本身就是社會鬥爭的 一方這個問題。許多人嚮往的民主政治(甚至僅僅新聞自由)決不是某個政治權威一聲令下就 能實現的。 中國許多嚴重的社會問題與一黨政治有關，(同樣不能否認的是，有許多問題與一黨政治無 關或關係不大)。批判一黨專制當然是需要的，相對也比較容易(這種批判還無法轉變成武器 的批判)。問題是，有什麼可行的方案可以克服官僚集團的阻力而結束一黨專制？我們可以 回憶胡耀邦的被迫辭職，其實他並沒有提出過激的政治主張，而他在政治舞台上的消失是民 主力量的巨大損失。 鄧小平設想中國的改革是漸進式的。有人認為這種方式可以保持社會的穩定，避免前蘇聯由 於巨變而付出的巨大代價。現在就斷定代價的大小似乎太早。隨著時間的推移，前蘇聯巨變 的後果愈來愈清楚。而中國漸進式改革到底要付出多大的代價誰也說不清。看起來，似乎只 有和平演變(漸進式改革)的道路可以在不知不覺中克服官僚集團的阻力而最終在中國實現民 主政治。可能鄧小平設想漸進式改革的主要原因即在於此。比如，如果黨內高層決策過程中 的不同意見能夠逐步公開化，或者說，黨內不同的派別能夠公開化，則民主政治或兩黨制也 就不是十分遙遠的事。(現在解放前的黨史資料都不能完全公開)。 黨內的民主與社會上的民主是互相影響的，如果社會上萬馬齊諳，黨內也不可能有多少民主 的動力。所以，孫哲提出的再造人大，有步驟開放輿論以及建立政治特區的措施，儘管顯得 不太「革命」，如果真能實行，對於推動社會上的民主確實有很大意義。 鮑彤說：結束一黨專制，」蔣經國上世紀八十年代做到了，'與時具進『的三個代表至今做 不到。......這真應了孟夫子洞若觀火的一句老話：是不為也，非不能也。「蔣經國八十年 代可以做到，七十年代未必能做到。除去某些例外，國民黨執政時期的民主以及國民黨內部 的民主一直就比共產黨多。比如，中國現在的民主黨派都是國民黨時期就成立的。又比如對 新聞出版的控制。我從胡平的文章得知，波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一九五七年就採用差額選 舉，這固然說明中共比波共至少落後四十年。也說明中共的民主還遠沒有達到向多黨制轉化 的程度。 漸進式改革必須有政治權威有意識的推動。如果沒有政治權威有意識的推動，漸進式改革或 是停滯不前，或者反而會成為抵制政治改革的借口，江澤民時期就是證明。漸進式改革的另 一個代價是，它不可避免的是國有資產以不公正的方式不斷流入官僚階層的過程，因此也必 定是社會矛盾不斷積累的過程。 還有一種可能。如果官僚階層的腐敗(不僅僅是貪污)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借用一個數學名詞 ，因為中國的腐敗是制度性腐敗，(體制內精英康曉光、胡鞍鋼對此都有很好的實證分析)所 以是一個發散級數。如果腐敗的發散速度太快，則由於腐敗而造成的各種社會矛盾的積累最 終會釀成大規模的社會動亂。這也可能結束中共的一黨專制。因為無控制的腐敗不僅會激化 本來就很嚴重的官僚與民眾的對立，還會造成官僚集團本身的分裂。這也是現在的當權者以 及康曉光等精英所擔心的。 不少人士批評江澤民時期政治改革的停滯。但我相信中國社會民主化的進程是不可逆轉的。 我不同意這樣一種說法，即現在的中共內部只有利益之爭而沒有路線之爭。「當經濟基礎和 時代潮流決定歷史演變趨向的時候，貴族分子有的出於個人的信念，有的純粹為了滿足個人 的野心，投向人民方面，成為民主政治的鬥士，這是合乎歷史規律的現象」，而且」這種現 象，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顧准)。所以，有意識的推進中國民主化進程的政治權威一定還 會出現，儘管他們也只能利用現有的政治體制。 中國很難再出現史詩般的歷史偉人。但中共的領導層一定存在具有強國理想的政治家。尤其 在中國，國家的強大與社會的進步總要歸功於黨和領袖的英明領導。迴避政治改革既不能解 決腐敗、貧富差距等已經十分嚴重的社會問題，也不能解決經濟改革中遇到的深層次的矛盾 。「專制主義本來必定一代不如一代，必定愈來愈腐化墮落「。「顧准指的是中國封建社會 ，但是不進行政治改革一定也是這個結果。 最後我想說，顧准從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為經驗主義。因此，儘管民主是我們的理想，但我 們也要避免理想主義的民主。理想主義的民主同樣容易造成兩種極端。1、為了實現民主可 以不擇手段。2、一旦在中國實現民主政治，則人民就會當家作主，中國目前嚴重的社會問 題很快就會全部得到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