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讀者來信托轉《北京之春》 話說林希翎ABC 曾經的風云人物 1957年的林希翎是大陸風云人物。她當時在北京大學的演講极具煽動性。因為善于抓住敏感 問題－－胡風不是反革命、肅反擴大化、斯大林問題、鐵托關于個人崇拜的演說，兼以穿插 一些興奮听眾神經的新聞（如宣布斯特朗著《斯大林時代》中文本只有党內十一級以上干部 有權閱讀，听眾嘩然；宣稱她准備公布赫魯曉夫二十大秘密報告，听眾雀然），使演講內容 与听眾情緒相互呼應，屢掀高潮。她對社會的分析，涉及她所學專業（法律）和個人愛好（ 文藝）的部分能夠做到較為深入。如5月23日演講談到胡風問題，她認為“胡風的意見書基 本上是正确的”，“胡風反對宗派主義”，“触犯了文藝界的首長周揚、何其芳，所以才整 他”，反對“說他們私人間的友誼是小集團”，肯定人們有權保持“通訊秘密”，最后點出 “按照法律只有企圖推翻政權的才能叫反革命分子，而胡風顯然不是這樣的”。5月27日演 講指出不通過司法机构審判就宣布胡風為反革命的非法性，認為“如果將來‘訴訟法’公布 了就不能這樣做了”。應當說，她的剖析是較為全面的。（演講中也暴露了她認識上的缺陷 。比如她說：“胡風的綱領若在今天提出來，就不會說他是反革命，若是魯迅提出來，就更 不是反革命了”。不過，對一個青年學生不必這樣求全責備。）需要指出的是，她的社會分 析涉及較為生疏的領域時往往顯得淺薄，出現疵漏。比如，她說“如果不是斯大林的錯誤， 二次大戰不一定起來”；“個人崇拜在中國也有，但毛主席很清醒”，“他是謙虛的”，有 人稱毛是“偉大的詩人”，她認為“主席看了一定會很生气，這話多么肉麻”。這些地方暴 露了她認知上的糊涂，說明她的社會洞察力不夠銳利。 她的代表作《我的思考》闡述的基本觀點是：“我國上層建筑的某些部分不能适應公有制的 經濟基礎”；“統治階級都有共同的局限性”，這种局限性在社會主義社會可以被認識和克 服，其中“政党起決定性作用”，“從党過去、現在和將來准備實行的措施都說明了這一點 ”；“以党代政的問題存在，共產党是執政党，威信很大，實權都在共產党手中”，但“如 果党完全是共產主義者，不要政府亦可，完全以党代政”；“要真正發揮党的作用，必須保 證党的質量，清洗一大批混蛋”；“法律是形式主義，……我們沒有法制”；“現在報上登 的職工代表大會我很同意。把企業交給職工，這是很好的”；“我們的干部，只是上提，不 能下放。”“部長們調換一下和人民一起參加勞動是很好的”；“資產階級的兩党制倒可以 競爭一下，在我們國家里，當然這不需要”－－所有這些，都是在中共理論和政策范圍內的 調整，都是中共能夠允許和接受的變動。這些要求自然有利于中共工作的改進，也就是有利 于中共統治的鞏固。 1957民主運動中，先進青年大膽沖破中共意識束縛，宣稱“一些過去習以為常的正面与反面 的東西要重新進行肯定和否定，對于現代的一些論點与觀點要重新進行估計、評价和探索” ，總之，“對一切都要進行勇敢的再認識”。他們明确指出：“這個運動已遠遠超出了党內 整風運動的范圍，而且有了偉大的社會思想意識大變革的巨大意義”。（北京大學《廣場發 刊詞》）這是何等廣闊的胸襟和气魄！林希翎不具備這樣的視野。与她同為學子的諸多青年 在所探討的諸多領域都顯示了鋒芒犀利的批判精神和所向披靡的進攻態勢，他們發出的吶喊 与提出的警示不愧是五四民主精神的回響和80年代思想解放運動的先驅。茲舉數例：（1） 他們清醒地把中共整風与民主運動相區別。整風是中共自我修正，只涉及它的作風改進，不 触及它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制度，而民主運動提出的是民眾當家作主要求，与中共整風內容并 不一致。這兩者在一定條件下交叉，反宗派和反教條有利于民主運動的開展。因此，他們提 出“自上而下的整風運動和自下而上的民主運動的相互滲透”的觀點，認為“我們有責任把 這次自下而上的民主運動領導起來”。（譚天榮：《第二株毒草》）這种認識是林希翎所不 具備的。（2）他們指出斯大林問題的關鍵所在。与中共所謂斯大林驕傲說針鋒相對，他們 認為蘇共和中共“都不免統治者的共同弱點”，即“害怕說出問題的原因，是由于共產党對 國家政權的絕對控制，國家權力的高度集中”。他們批判貶低民眾的歷史作用而自命為社會 精英的觀點，這种觀點“使群眾覺得有了一個可靠的領導者，有了一個可靠的党，它100％ 的正确，只要跟著他走就万事大吉了，這就使群眾必然日益產生依賴思想，日益麻痹”。“ 群眾既已變成了群氓，就又反轉來有利于党內一切錯誤傾向的發展”，“于是斯大林的錯誤 就成為不可避免，而且在他生前還不能糾正”。由此他們發出忠告：“六億人民的生活決不 應該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党員占1.6％，而決定國家大事的人又占1.6％的少數）。任何時代 ，權力的高度集中，不論是集于個人，還是自稱為光榮正确偉大的集團，都是极大的危險， 而當人民群眾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險”。（王書瑤：《高度集權是危險的》）這 是對共產党獨裁統治的致命一擊。林希翎的認識不可能達到這樣的高度。（3）他們以階級 分析方法觀察現實，發現“隨著舊階級的消滅，新的階級又起來了”，并分析了新階級的种 种表現：生產資料占有方面：“現在掌握政權的各党政軍要人占全國人數比例很少，（卻） 集体占有（生產資料），美其名曰：‘全民所有’”；分配方面：勞動報酬的非等价交換“ 只不過利用政權－－領導者自己對物質享受的感興趣，自己規定的”；社會地位方面：“一 個小小的党支部書記可以呵斥直到（對）無辜（者）的斗爭，施以肉刑（變相的），這和封 建統治者對農民的態度有何區別？”、“公差仗勢欺人屢見不鮮”，“對公民的不信任，猶 如特務監視”，總之，他們認為“根本沒有什么人權，生命安全時時（受到）威脅，一触犯 上層貴族，就可以被冤殺枉斗關上几個月，還以一淡淡的道歉”；官官相附：“已開始自覺 地形成一個社會集團，他們互相支持、包庇，有共同的經濟、政治、社會地位等特殊的利益 ”，又互相傾壓，“借故屠殺功臣”；理論方面：“馬列主義只是掌權者的招牌而已，實際 行動又是另一种理論指導著”。（周大覺：《論“階級”的發展》）他們在新階級的描述中 ，突出了對社會主要矛盾的概括：“現實生活中當權集團在生產資料支配上具有‘超群’的 特權，這种特權与他們在政治上，社會地位上的其他特權組成了一個整体，這個當權集團与 勞動群眾便是現在社會主義內部的主要對立面，目前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的重大錯誤都可以在 這里找到根源。這樣一個嚴重脫离群眾的當權集團与其追隨者的存在，就是‘三害’得以橫 行一時的基礎”。（佚名：《現實的社會主義并非世外桃源》）這是對大陸所謂 “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性揭露。林希翎沒有形成這樣深刻的見解。 后來的“牛鬼蛇神” 盡管當時林希翎与先進青年存在很大的社會認識差距，但他們一起被卷入那場風暴黑洞，長 期飽受折磨与摧殘，又因中共高層權力之爭，林希翎竟被中共永久地釘在“牛鬼蛇神”恥辱 柱上不得解脫，使她長期倍受精神壓抑，這是令人同情的。不過，不能不看到因而也就不能 不指出林希翎自身存在的思想缺陷，使她從1957的置高點跌倒之后一直滑落，終于釀成晚年 悲劇。 她在1957所受挫折的實質在于，她沒有認清中共專制本質卻在它門前搬弄民主，沒有掙脫共 產意識牢籠卻企圖革新中共政局。思維与實踐存在如此深刻矛盾，不能不在現實中跌得頭破 血流。林希翎未能從中汲取應有的教訓，未能使自己的社會認識不斷更新和深化。相反，她 思想深處原來埋藏著的中共情結卻逐漸蘇醒。她在脫离大陸，投奔海外，有机會訪問國民党 台灣時拒絕批判中共以示清高。這种貌似中正的清高，其實只是使她內心的中共情結逐漸清 晰和增長，乃至從原來向中共呼吁民主与法制轉變為向中共敬獻禮贊与效忠。1999年10月， 她在港報發表《我為何鄙視魏京生》，“既痛楚又羞愧”地指責魏京生具有“吳三桂、汪精 衛賣國求榮意識和猶大、美國三k党党徒和德國納粹分子的法西斯精神”，說魏京生“公然 站到八國聯軍和美國及‘北約’的立場上去為虎作倀”，“作反共反華的歇斯底里狂吠亂嚷 ”。只要數一數她扣的這些帽子，就不難体會她對為民主事業奔波的人士怀有多大的仇恨。 她聲稱自己代表的是“繼承了前輩的‘五四’傳統精神，為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而吶喊”的 “我們”。且慢！這個“我們”，耐人尋味：是指“繼承了前輩的‘五四’傳統精神”的人 們嗎？這樣大言不慚未免像涂脂抹粉。如果說，這個“我們”是指“美國三k党党徒和德國 納粹分子”，從她對魏京生鄙視之深、之切，倒是頗為相似。她還發表《理所當然要歡迎江 主席》，“熱烈歡迎”江澤民訪問法國。她表示對江怀有“感謝之情”是由于“中國領導体 制的穩固”，保證不能“再發生大規模的動亂”（1989年民主運動曾被鄧小平定性為“動亂 ”，林希翎的意思顯然是指，有了江主席，大規模民主運動再無發生可能）。她對江怀有“ 感謝之情”，還由于江“在國慶五十周年，用比毛主席、鄧小平要准确得多的國語，既充滿 自信与豪情，又平實無華的致辭，使我很感動，也很欣賞”。他稱頌江是“既有知識、有教 養、有才干，又能認認真真、勤勤懇懇、扎扎實實為老百姓辦事的第三代領導人”。阿諛之 態猶如1957年對毛的頂禮膜拜：“個人崇拜在中國也有，但毛主席很清醒”，“他是謙虛的 ”。從對毛的崇拜，經過一個大回環，到對江的禮贊，終于實現复歸。至此，林希翎徹底擺 脫了對民主的依附，拜倒于專制腳下。可惜，此文《人民日報》未予轉載，就是說，中共對 她的忠心是否笑納未能明确表示，這是令人遺憾的。自己滿腔熱情卻遭對方無情冷遇，其中 酸甜苦辣有誰能說得清呢？唉！我只能仰天長歎：嗚呼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