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孫大午案件看中國社會中產階級的境遇 唐元雋 《南方都市報》報道了農民出身的民營企業家孫大午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被逮捕消 息，引起許多國人的關注。原因是他有洁身自好、質朴無華、熱心公益事業名聲，加上不与 官府豪門苟同的“特立獨行”的行事風格。他曾受邀在北大演講，針貶時弊，就“三農問題 ”侃侃而談，為農民講話和呼吁，受到普遍的歡迎。他的言論得到很多專家重視，因此也頗 有名气。 中國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國家，權大于法是一個不容否定的事實。在保證經濟運行秩序的諸多 經濟立法和執法活動中，有法不依是十分普遍現象。有關集資的法律規定在适用上更是因人 而异。在這方面孫大午不但不會得到方便，卻遭到這樣罪名的整肅。有專家評論說，在中國 ，許許多多的私營企業、鄉鎮企業都搞過非法集資，許多國營企業也搞非法集資，政府大都 沒有治他們的罪。一個蓬勃發展的民營企業突然遭此惡運，原因十分复雜，決不僅是經濟層 面的問題。一般來看，孫大午先富起來以后，不只滿足于賺錢。他的思想、言行都已超越了 單純的經濟活動和企業家這個角色的限制。才發生這樣的后果。 過去有一种說法，認為在中國只要出現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那么，社會的政治進步就會水 到渠成，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了。孫大午的案件告訴我們，中共決不允許這個通過經濟改革 而獲利的階層對現存制度提出任何質疑和挑戰。 在中共掌權者眼里，權力就是一切，一切人的活動都是為了鞏固政權。發展經濟原本不是為 了人民的需求，是因受到外部世界迅猛的發展進步形勢的挑戰和威脅所不得已而為之。首先 ，中共利用中產階級的力量促使舊的農耕社會徹底解体，推動現代產業為主導的城市化社會 結构轉變，大大加強了中共的統治實力。其次，中產階級是介于社會高層与底層之間的緩沖 層，是有利于統治秩序穩定的重要政治因素。第三、通常中產階級往往代表著溫和的、保守 的意識形態，有利于妥協，成為社會穩定的思想保障和基本經濟因素。 本來社會的進步是每個成員積极進取的結果。而社會問題的解決有時也取決于許多高尚個人 的發展和影響。孫大午的所作所為就是上述現象，但在极權的中國，一切以維護中共政權的 統治和穩定為核心主導的意識形態，把社會控制深入到每一個領域和角落，其嚴密性和徹底 性前所未有。因此，象孫大午這樣擁有一定自主資源和權利、有行動能力和思想并表現出一 定社會責任感的人、甚至要作為中產階級的代言人，推崇一种儒家精義与現代文明相結合的 理想！這當然會触犯中共的大忌而成為專政對象。 中國的既得利益者群体，基本由兩個部份組成。一部份是中共政權体系中的掌權者和他們的 親屬。其基本理念是視天下為私物，享受所謂 “革命先烈”流血換來的果實，從建政初期以“公產”的名義霸占全部社會資源，迄今仍然 為所欲為。他們無比貪婪地坐享其成，將包括經濟活動在內的一切社會活動，都納入維持統 治權力穩定的框架之內，而無顧社會良知，并缺少對社會大眾的責任与同情。他們將人生的 目標鎖定在追求感官刺激和肉体的愉悅，根本不受道德和其它行為規則的約束。 另一部份則是依靠個人奮斗，取得丰厚的收入，享有現代社會富足生活條件的中產階級。企 業家階層作為中產階級最獨特部份，擁有一定數量的資源并得以自主處理和運用，同時在統 率經營中，形成一种社會組織化過程，發揮一定的進步功能。這個過程必然出現新的理念， 產生新的社會代言人，其發展將動搖极權制度的基礎。 對中產階級來說，現代教育和資訊流通的結果，使許多人克服中國本土教育的缺陷。他們當 中許多成功者，除學院教育背景外，自身的感受力、悟性、較強的行動能力、部份人精神中 的某种超然境界，都最終使他們擁有現代社會人的參与和表達的強烈欲望。由于世界經濟一 体化的趨勢，加上資訊科技的發展，任何經濟的不景气局面，都會使他們憂慮前途，進而對 現政權喪失信心。 一般而言，中國的中產階級大多有著個人艱苦創業和為求發展与權力勾結的二重性。其成員 在提高自身的生活品質的同時，會要求一個以說實話和互相信任為基礎的良善的社會環境。 他們要在這种環境中追求自身的發展，而不愿意永遠在一個以欺騙為主的的社會環境中，同 腐朽無能的政府衙門打交道浪費時間，并希望在金錢和物質之外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質。但是 他們的形成過程，又決定了自己在主動出擊和避免触及中共權貴利益上不得不選擇后者。他 們中的較大一部份淪落為權錢交易、官商勾結、進而成為极權制度的積极或消极同道人。 較高的期望之后是失望和反彈。孫大午案件使我們更清楚地看到，中產階級在中國，目前還 處于無能為力和尷尬的地位，從整体上，他們除順從和依附現政權外，几乎別無選擇。腐化 糜爛的中共執政階層權力資本化的結果是社會的畸形發展。權力運作的互動，會破坏中產階 級健康成長的土壤，使這一新興的階層在看重物質、奉行實用主義理念下，滋生投机心理。 為了适應了本國成長環境過分的依附于中共政權，他們不得不在總体上變得思維僵化、見識 短淺、缺少開拓創新能力，從而降低了競爭力。 經濟學家認為，中國中產階級的形成在于制度。要看這种制度安排是擴張還是抑制甚至于剝 奪民眾的生活權利的空間，人除了天生的稟賦外，更重要的是有一种能夠激勵人民千方百計 地努力而為并發揮出自己潛能的机制。無疑，好的制度可以使窮人變富，坏的制度下，即使 是富人也會變窮。也就是說，中產階級除數量增長外，要真正求得穩定發展，必依靠一套完 備的現代化制度，保證人人有机會表達他們的觀點，爭取和保護自己的利益。沒有优良的制 度環境，這將是中國中產階級形成和壯大的最大障礙与困難。 中國中產階級的焦慮，主要來自自身社會地位的不确定。要消除對社會整体墮落的厭惡和降 低人格的屈辱感，他們的根本的做法應該是使自身盡可能成為進步社會運動的原始發動者， 即──在通向現代化道路上，推動民主改革事業的先導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