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的現狀与前路 ——寫在悼念李慎之的氛圍中 (南京)樊百華 2003年的中國多災多難，几千學生喝“希望豆奶”中毒、水災、地震、泥石流、山体滑坡、 澇的澇旱的旱、拆遷戶受壓迫、SARS和其他數种嚴重流行病……災難面前中國進步知識界有 了一些新的表現，他們為孫志剛在收容遣送站被打死、為罪惡的“收容遣送”而怒火填膺， 于是才有收容遣送被廢止后余樟法喊出的“溫家寶万歲！”。与任何時代一樣，“万歲”都 表明了中國的不幸。…… 而后中國進步知識界怎么辦呢？從現狀說起吧。 　　 一、“自我批評”多起來 　　 傅國涌与我等朋友曾通過《脊梁》一書，從思想、言論、行動諸面主要對大陸進步知識分子 ，而且都是活著的老中青三代知識分子，第一次作了較為系統的觀察。（對我所尊敬的“民 運人士”只很少提及）今年來有了一點新表現。薩斯肆虐中國的恐怖中，吳祖光、李慎之的 相繼謝世，更增加了進步知識界的痛苦。繼胡績偉先生任《人民日報》總編的秦川先生去世 時，民間鮮有紀念文字，但盛傳著胡錦濤給秦川家人發手机短信的消息；吳祖光先生去世時 ，海外流亡人士的紀念文章比國內民間多，應當說比較冷清；李慎之先生去世后，情形大變 ，先后有近200位進步人士發表悼念詩文，加上海外友人的悼文，規模甚至超過了對王若望 、王若水先生的悼念。 海內外在充分肯定李慎之先生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對李老的批評，后者以著名評論家曹長 青先生的觀點最為直率，他認為吳祖光用行動走在了李慎之的前面。他還談到了李慎之的“ 局限”，包括提出“李慎之是不是自由主義者”的疑問。他遇到了很多“反批評”。尤其是 國內著名自由主義學者朱學勤教授，開了國內進步思想界頂尖人物公開撰文与异議人士對話 的先例。考慮到十年來方方面面的情況，出現此种新現象可說事出有因。李慎之去世前兩天 的4月20日，楊瀾對朱學勤作了訪談，7月16日下午3點，我与南京几位朋友從南京電視台“ 生活頻道”看到了這檔節目，內容是很好的，連學勤兄与李老十年訂交的話題也涉及了，還 配上了兩代人的合影，應當說在“楊瀾訪談”中是難得見到的。 無論是批評還是反批評，只要落在“進步”范圍，我都將他們視為“自我批評”。學術与思 想、思想与言論、言論与行動的不同意義，是一個常識問題。秦暉先生的長文《實踐自由— —再祭慎之》主要強調了用行動實踐自由的緊迫性。祖光去世我通過陳奎德博士發表悼文說 “比失去親人還要難過”；慎之走后，我用《才哭祖光，又哭慎之！》一并宣泄內心的苦痛 ，复通過《議報》發表《如何普及吳祖光》表達我對祖光先生的特別心情。看到相關爭論， 我想到學勤兄《危城別慎之》中披露的，1999年看完《風雨蒼黃五十年》的那一刻他對妻子 說到“要出事”時的凜然气概。國外的朋友也有顧慮，但在國內當然比在國外更不安全，否 則就蹊蹺了。問題是把握人治專政之下的“恐懼度”以哪些人的生存狀態為參照。 人們可別小看了圍繞對李慎之的評价所發生的爭論，這里面包含的“潛話題”太多了。讓我 感到欣慰的是，上下兩卷的《怀念李慎之》以“非賣品”的方式得以印行，這是一次重要行 動，沒有出現牢獄之災！說明了我去年作出的判斷“一批名人帶頭、大家理性齊步走”不是 妄言。問題是倘若不是為了“自由主義的旗幟”，而是為了例如“新青年讀書社”，或者劉 荻，或者剛剛死去的三歲女孩李怡和，或者胡星斗先生最近關于廢除勞教的呼吁呢？复雜了 ，諸如激進与緩進、精英与平民、不參与聯署的“自由”与合作表達的責任等等，加上与官 場朋友的關系，爭論當然無濟于事了。無論如何，我希望看到同樣規模的一本《SARS肆虐中 國反思》或者《中國修憲建言》的“非賣品”之類。 SARS已經并且必須繼續是關于中國的又一大話題。圍繞防治SARS又發生了更具“潛話題”的 爭論。4月24日，出于SARS傳播的恐慌局面，我不但個人提出六點緊急呼吁，還參加了同一 日楊支柱、秦暉等人發起的有限聯署呼吁。海內外思想界更出現多項呼吁！不管共產党及其 政府對這些聲明、呼吁曾持何种態度，它們的輿論約束力不可能隨著“慶功盛會”而消失。 人們對合作表達絲毫不應當持急功近利的態度。對楊支柱、秦暉等人發起簽名的《讓二十一 世紀的中國成為尊重生命的國度——防治“薩斯”呼吁書》中第二條：“薩斯病的防治是一 個公共安全問題。即使不談有關部門前一階段失職導致疫區擴大的責任，也不談什么對弱勢 群体一般性的醫療保障，僅烈性傳染病本身的性質就要求中央財政承擔全部費用……”著名 評論新秀王怡批評說：“政府追加預算只能用在醫療條件和科研經費上。醫藥費和平常一樣 ，應通過個人負擔、保險、統籌和呼吁社會慈善來分擔。……要求中央負擔所有醫藥費，這 個要求我個人認為很荒唐。本質上是在膜拜中央政府。”另一重要言論界人士秋風當即在《 政体与治道：探討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中反批評王怡說：“我支持呼吁書中的觀點：由于 防治SARS涉及到的是公共安全問題，而不是個人健康問題，因而，中央政府理應支付一切費 用。” 進步知識界討論的話題必然首先會圍繞共產党及其政府的現實作為。SARS面前另一個重要的 爭論更是如此。崔衛平女士在《沖出SARS險境——走向社會團結》：“在我們最需要政府支 持的時候，我們也要同樣地支持政府，信任政府。這是沒有辦法的，既然你需要政府，你就 不能不信任它，除非你不需要。你不可能先是判斷一個對象是不受信任的，轉而再去要求它 做什么，這是自相矛盾的。”而著名自由主義批評家劉曉波則在《抗SARS的良知在民間》中 指出：“對胡溫体制的防治決策，在給予批評性鼓勵的同時，應該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施加更 大的民間壓力，推動中國体制逐漸走向信息透明化和言論自由化”。茉莉女士則以《大難當 頭，我們應該“信任政府”嗎？》介入爭論：“一位身在疫區的朋友說：‘中國的每一次災 難，都是以政府加分而告結束。’這話是悲觀的，但卻是令人清醒頭腦的。”“如果說中國 將會因薩斯產生一個新的‘契机’，那么造成這個契机的，正是蔣彥永醫生和國際社會對中 國政府的不信任。‘因為需要政府所以不能不信任政府’的說法，是不合邏輯的。正是因為 我們需要政府，才有防范、怀疑、監督的問題。……民主社會所設立的种种監督机制，其要 義正是需要政府而不去信任政府。”“不可否認，政府－－哪怕不是民選的專制政府，在瘟 疫流行時，也會与人民利益在某些方面相一致，因此，我們必須和政府合作以抵抗薩斯。但 合作不等于放棄監督和批評，合作必須保持高度警惕，隨時揭發政府新的謊言、新的腐敗和 侵犯人權的新罪行。” 如果中共及其政府能夠將革除“典型專制”与“防治SARS”并舉，則不能顯示茉莉錯而能使 崔衛平的觀點得到更多的諒解。但是，盡管衛平的觀點有明智之處，事實卻“無情”地證明 、顯示出曉波与茉莉的觀點更切中中共的肯綮。寫到這里，我忽然聯想到了近前流播很廣的 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先生在《中國民主化，已見曙光待見朝陽──擴大執政党合法性基礎推 進中國現代化》中，呼吁民間對中共要尊重与寬容，据我的觀察，進步知識界對茅老的呼吁 大多表示失望。茅老几年前曾在《南風窗》撰文號召老百姓起來維護自己的權利，去年茅老 參加了兩次民間的公開簽名活動，他的新作也吁請當局“允許公開討論‘六四’与‘法論功 ’問題”（至少在文章作法上出現了不平衡），盡管相關觀點茅老今年已數次公開談到，我 揣摩至今還是不得要領。 我個人認為，自由主義者的根本乃在与當局的關系上面，而且一定主要是用行動證明的，例 如在我看來梁漱溟先生就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并不推崇胡适的錢理群、林賢治先生總体上也 是自由主義者，倒是一些開口閉口“獨立”、“自由”的文章個体戶，适足為“名教自由主 義”（青年才俊余世存的深刻用語）的“主義投机家”。 二、正在超越“精神聯結期” “自我批評”多起來說明了什么呢？說明超出了圍牆書齋在做事、在行動。任何理念、主義 都避免不了具体踐行中的同仁糾葛，業余政治也有相當的難度，出現難度知難而進而不是重 新縮回，是好事不是坏事。只有比較多地正确而沒有一貫正确的人。今年的苦難將中國進步 知識界推動了一下，推到了哪里呢？到了“幼年期”。 如果說中國共產党“六四”后開始進入“暮年期”，那么，像整個中國的“社會成長”一樣 ，中國進步知識界還只處于“幼年期”。暮年老衰，只能昏昏然地在阻礙中國發展中苟延統 治；幼年力弱，唯一能夠擔當重任的健全力量卻沒有擔當起有力引導中國前進的重任。想想 100年前的譚嗣同們吧，中國就是這樣可悲！ 對“幼年期”的比喻只有付出較多的人們，才可能有恰當的理解。 還是圍繞李慎之先生討論吧。現在大家看了相關悼念文章知道了：若干年來，北京的進步老 人基本上每個月人數多少不等地聚會一次。如果像法國200年前的沙龍那樣，這樣的聚會是 可以發生重大影響的。但是沒有。《風雨蒼黃五十年》盡管有角色定位尚不夠清晰的問題， （人們可以對比鮑彤先生在中共八十周年前夕發表的長文）總算是當今中國才識高八斗的文 字了，可是這篇雄文究竟怎么傳播開來的卻成了“地下問題”；李銳老先生16大前夕寫的改 革建言很好，可是聚會的老人們卻不能予以聯名發表，《二十一世紀環球報道》因為發表而 遭到封殺之后，老人們卻沒能公開吭一气。如果我是意欲啟動政治改革的“好樣胡哥帥溫哥 ”的話，我就會想，連凝聚著重要民間資源的名人們都如此拘謹，民間會有足夠的呼應、支 撐嗎？如果沒有良性互動，我啟動了又將會怎樣呢？尤其是，我有根据推測，老人們的聚會 中，一定也是歧見紛紜的，例如吳祖光先生、戴煌先生可能更主張用行動爭得權利，李銳先 生可能更主張勸諫，茅于軾先生則可能強調針對具体問題的改良，而李慎之先生則無疑更主 張啟蒙，也就是通過發表文章教育民眾。可是，李慎之先生說的“中國政治改革的條件已經 ‘爛熟’”与“啟蒙論”是不是有些矛盾呢？而在沒有教育人權的中國又如何推行公民教育 呢？ 蕭雪慧女士在其悼念李慎之先生的文章中說到：“我与李慎之先生算不上有交往。紀念他， 不是因為他是‘中國自由主義的領軍人物’，說實在的，我并不怎么認同這個前些天才從一 份征集簽名的祭文中知道的提法，据我看，如果一定要說現在的中國存在著一個算得上自由 主義的思想派別的話，那也不過是一些共同的傾向使得相識的或不相識的、各自在干各自活 的人們之間有了一种精神上的聯系。”這一判斷我認為是符合實際的。 我研究了一下100多位作者的悼文，看到慎之先生固然是一個交往很廣的人，但是，所交往 者基本上是“鴻儒”，而“生活方式”上的色調層次也夠多的了，交往基本上落實于交談、 討論問題，而缺乏行動的意向、指向。我在研究中多次設想這樣一种局面：如果李慎之能像 吳祖光、茅于軾那樣，敢与“敏感人士”一起合作表達，這在中國絕對是一种行動了，寫悼 文的朋友們都能夠積极參加合作表達嗎？至少江蘇的退休高干胡福明先生是不大可能參加的 。 基本上是“一种精神上的聯系”，正說出了“幼年期”的特征。《脊梁》已經證明“精神戀 愛期”已經有所突破，今年來的突破更多，但當然還很不夠：面對很多例如北京拆遷戶們的 苦難，不見“我們的聲音”；給予香港民間正義抗爭的道義支持（例如在“23條問題”上） 也很蒼白；很大一個數量的“自由人士”都不敢与“敏感人士”哪怕是交私人朋友……這些 都無不說明整体發育的不足。如果哪一天，悼念李慎之的朋友們都能夠像最近孫志剛慘案之 后積极參加由東海一梟發起的抗議聯署、楊支柱以及秦暉發起的又一波抗議聯署，或者分層 次地表現為緊相呼應：像許志永等三博士与賀衛方、蕭瀚等五學者那樣就違憲審查公開聯名 上書，智慧的新聞工作者并立即加以公開報道……如果這樣的“公民聯署”出現了不僅是王 力雄先生期待的規模，（甘地的“不合作”運動有一次光被捕人數就達6万人）而且是人人 發自內心深處地從容不迫，這時，中國的和平進步運動就可以說進入“青年期”了。 國內大大小小、体制內外的知識分子，還算是多少了解一點“民運”的知識分子，動不動就 喜歡說“那些民運分子”如何如何糟糕，是的，“民運分子”是有一些共產党式的人物，但 是不要過于輕薄了坐過牢、失去了飯碗、离開了祖國的仁人志士：他們中很多人是有學問、 有思想、有人品、有膽有識的。大多數中國人還沒有資格來輕薄“民運人士”（我自己就沒 有資格）。須知，在理論上，正是中國的“民運思想家”、“行動型知識分子”，要比圍牆 書齋体制內的學者專家們領先不止半步。我敢說，甚至李慎之先生也多少受到過“民運人士 ”的啟蒙。即以“自由主義的‘破題’”論，也是“民運思想家”們做得更早如果不是更好 的話！ 人們不能不知好歹、不知天高地厚、不知實踐自由主義的正途。處于像青年才俊余世存深刻 概括的“類人孩”狀態是可悲的（恰恰是余世存君曾嘗試請李慎之先生站出來組党！）…… 　　 三，多樣的行動是進步的不二法門 　 單憑“晚年變法”，李慎之先生就是值得大大贊揚的。對李慎之先生的恰當評价与公開贊揚 ，具有行動的意義。想想對胡耀邦先生的勇敢贊揚吧！但如果不能超出燒香敬祖的狀態，就 是死的白死、活的白悼念了！ 為什么李慎之先生生前未能備享隆譽呢？難道現在海內外進步思想家（對一系列基本的重大 的“中國問題”有系統深入明晰的思想者）中沒有比得上李慎之先生的嗎？我仔細觀察思考 過一個重大現象：中國民間人士再优秀生前也不可能像皇帝、官僚那樣被人們推崇，陳獨秀 、胡适、魯迅在世時并沒有像身后、几十年之后那樣被陣發性地先后推崇過。何以如此？說 活著的某某如何如何杰出是要經受嫉妒、譏諷、圈子質疑和官方的忌諱等等煎熬的，謙卑的 被贊揚者更需要多方面的承受力。文人相輕、文人散漫、文人大多在意自己的羽毛与身心快 感，人物評价上的公共關怀，在中國是多么的“含蓄”、收斂、貧乏、吝嗇啊！去世之后為 什么哀榮漸隆呢？事關“善后”、撫慰、酬知乃至學問、稻糧謀，連政敵、情敵也會掉出干 巴巴的眼淚——歷來送葬隊伍的复雜不亞于官場！ 在專制社會，“民間的批評”往往可以藉以顯示批評者自己的操守，而“民間的贊揚”則往 往意味著左右為難，往往表現為對官方權威的挑戰。 我的態度已經公開表達過：要及時、公開、慷慨地、不拘一格地贊譽一切优秀的人們！（人 們不能將眼睛事實上還是緊緊盯在名人、文章家身上）哪怕他（她）才20出頭的年紀，哪怕 他（她）連小學也沒有念完，哪怕贊揚過后他（她）即變質變味。在這里，我很為蔣彥永欣 慰。有多少不知名的“道義人士”、“民運人士”悲慘地自生自滅了呀！（那些“民運領袖 ”們能夠想到他們与其家人們的悲慘境況嗎？如今互聯网時代，至少需要讓世人及時知道李 尚平、王金波們的命運。） 一年前，我在國內同仁网站上撰文呼吁：一切愛國者在“秦暉底線”上合作吧！我是相當克 制、嚴謹的，只說“秦暉底線”，只說合作，并不說秦暉學識最好、言行最好、用秦暉的思 想統一雜多的人們等等。合作就是要結束“寫作個体戶”、“圍牆自戀”、“書齋意淫”、 “巴望新政”的歷史，就是要將精力主要放在發育民間健康力量上面！丁東說吳祖光是中國 的良心，曹長青說吳祖光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榜樣与希望，謝泳說要普及吳祖光，都是說的這 种意思。當然，中國老中青知識分子中吳祖光已經是复數，只是太少了。這方面，名人的肩 上無疑有著不可推卸的特別大的責任。對這方面的論述，我敢說是秦暉、劉曉波等做得最為 明确、充分。限于篇幅，我只簡錄几段秦暉先生的最新論斷： “自由主義的确是無須論證的：如果你允許每個人自由選擇分開‘單干’或者聯合為‘公有 ’，那還有什么必要爭論‘公有与私有孰优’？讓人們自擇其宜可也。而如果不允許選擇， 爭論‘公有与私有孰优’又有什么意義？沒有選擇，何言孰优！經濟之外的領域同樣是這個 道理：如果一個“反自由主義者”同意与自由主義者進行自由辯論，那他事實上已經承認‘ 自由优先于主義’，即自由主義無須論證已經胜了。如果他不許爭論，而是干脆把自由主義 者抓起來，那就是‘秀才遇見兵’，爭論又有什么用呢？” “從學理上講，自由主義承認‘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它所要求的只是給‘公說’和 ‘婆說’同等的表述權利（例如公民教育的權利——引者），……” “在沒有自由秩序的地方，一個人是否為自由主義者便不是取決于他是否做過這种高深的智 力游戲，而是取決于他是否實踐了自由原則。” “自由主義實踐包括：1、維護自己的自由（不做奴隸），2、尊重他人的自由（不做奴隸主 ），3、反對他人之間的強制（堅持廢奴主義）。在存在奴役制的條件下，第三層次是最重 要的，沒有這一條，他充其量只是個自由民，卻不能說是自由主義者。正是基于這個意義， 我不認為陳寅恪先生是中國自由主義者的代表，雖然我也崇敬他的學問与人品。但是，1949 年后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代表是儲安平一類人，而不是陳寅恪、錢鍾書一類人。” “唯獨為自由而斗爭者可能比別人付出高得多的代价，卻不可能比別人多得任何東西：斗爭 的結局不可能使他比別人享有更多的‘自由’，也不會使別人享有比他更少的‘自由’，而 斗爭若失敗他則可能失去一切，甚至連名字也被人遺忘棗這是因為從歷史上看，群体的記憶 是需要組織的，‘無組織的自由記憶’更容易被遺忘。” “做一個自由主義者比做別的主義者要難得多：不是難于論證，而是難于實踐。自由主義并 不是犬儒主義（盡管有些人往往把自由主義描繪為犬儒主義），恰恰相反，自由主義是一种 真正的理想主義，……他不指望人人是圣徒，甚至他不排除人人為猶大的可能，然而自由主 義者自己必須做圣徒，必須有殉道精神。” “當今的中國，自由主義缺的不是學理，而是實踐，不是那些很少有人能懂得高深著作，而 是尊重人權、公平交易這類起碼規則的實行。即便我們寫不出羅爾斯、哈耶克那种層次的理 論巨著，我們也可以實行‘拿來主義’；但倘若我們干不了甘地、哈維爾等人所干之事，那 是決不會有人代替我們干的。” “中國式的圣徒精神：窮則兼濟天下，為無權者之權利，知其不可而為之；達則獨善其身， 以有德者之德行，己所不欲勿施人。” 錄自秦暉新作《實踐自由——再祭李慎之》 自由主義者不是暴力革命与武裝政變的冒險家（無褒貶），自由主義者也不是無所畏懼的， 而是比較善于將勇敢与恐懼“平衡”于“現實”。自由主義者拒絕憑空想象或者故意渲染、 偽造的恐怖或者安全，恐懼對他來說僅僅与超出了“底線性的承當”有關。自由主義者不是 獨行俠，他其實十分注重“小共同体”（秦暉語）的“齊步走”（我的執意發明）。自由主 義者的理想主義僅僅体現在實際地爭取當下“及物”的權利，權力應當能夠因而沒有理由不 還給人們的權利（這不需要等待官場開明的示意或者什么莫須有的社會時机——自由主義者 有務實的理智而不存時机心理）。當人們“齊步走”地展開各种合作時，自由就不期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