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二十世紀革命的歷史經驗為什么爆發革命 北京小左 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面臨“兩千年未有的大變局”。外來壓力之下、雖然沒有能完全 現代化，但确實有了根本的變化。結果就是二十世紀的三次“不成功”的革命－－1911年的 辛亥革命、二十年代中的國民革命和四十年代末的土地革命。這三次革命在中國歷史進程中 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是進步的或是阻礙進步的？這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价值問題，歷史 無法重复，所以很難有客觀的答案。我們所能做到的，只是揭示出這些政治活動的內在邏輯 －－“為什么革命不以‘大人物’的意志為轉移地發生了？” “這三次革命對未來的影響是怎樣的？” 辛亥革命是失敗的革命嗎？清末甲午之敗，孫中山等少數南方士民對滿清帝國失去信心，于 是成立“興中會”、鼓吹排滿革命。“百日維新”失敗和“庚子拳亂”，使大多數士民階級 和一般略有頭腦的滿漢官僚都對滿清失去信心，于是革命之說大興。滿清帝國的垮台指日可 待、只需要 “最后一擊”而已。革命党人始以暗殺和軍事暴動，最終与北洋軍閥袁世凱達成妥協，推倒 滿清帝國，建立中華民國。辛亥革命對中國廣大農村和內地影響不大。其成果也被軍閥所篡 奪，共和制度完全成軍閥的擺設、毫無作用。以上种种，致使后人多認為辛亥革命是一場“ 失敗”的革命－－其功勞最多也不過是表面上的推翻帝制、創建共和。這种看法最淺薄、無 歷史感，不同時代的人們面臨了不同的歷史任務，后人往往“事后諸葛亮”、把前人做事看 得太容易。新制度固然不完善、卻為傳播新的意識形態提供了 “合法性”。“自由思想”被強制地成為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從此在開化較早的沿海地區， 人們一般不會因為有异端思想而面臨社會和國家的直接暴力迫害；而在較封閉的內陸，雖然 社會上以思想定罪的事還經常發生，但這种做法也不被認為是正當了。這才是辛亥革命所引 發的最深刻的社會變化。正因為如此，陳獨秀，這個在清末就特別重視 “開啟民智”的思想家和政治革命家才有了用武之地；陳獨秀、胡适們領導的現代化啟蒙運 動－－新文化運動才能展開。 新文化運動有兩條平行線。左翼以出身于《甲寅周刊》的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他們熱衷 于介紹政治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重在鼓吹“民主”－－這“民主”還不是一人一票的政 治選舉，而是“平民參政”、“主權在民”和“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于是學運、工運、 農運等各种直接的國民運動開展起來，最初還只是文化活動、之后是經濟活動、最終發展為 政治活動。例如北大學生在“五·四”運動發生前已經組織了“平民演講團”，走出校們。 “五·四”后，陳、李影響下的學生們更直接走入工業區，首先是鐵路、煤礦，建立工人俱 樂部教工人讀書識字，之后組織工會和罷工，爭取提高工資、減少工時和不得隨意開除工人 等經濟權利，最后成為大革命時期中共和國民党的主要力量。 胡适、魯迅、周作人為首的新文化右翼，則發起思想革命，專在批評傳統文化和介紹科學。 胡适的兩大貢獻，一是提出“科學方法”；二是開展“整理國故運動”－－這是具体的應有 “科學方法”重新評价中國歷史事件和傳統价值觀。紹興周氏兄弟盡管也介紹新思想，其最 大貢獻在于批判舊社會。新文化右翼的成就，破坏大于建設－－人們生活在舊的社會中，自 然容易感受到舊社會的害處；不生活在新社會中，當然也不易知道新生活的好處。所以魯迅 、梁啟超這樣的一流思想家都老實承認，自己也不知路在何方！還要等著大家共同探索。由 于新文化運動左右兩翼“喚起民眾”的共同努力，才有了二十年代中期“國民革命”的興起 。北伐戰爭是其最后結果。除了少數戰役之外，這場以武力消滅軍閥、統一中國為目標的革 命并不血腥。革命軍從廣東出發時僅一万多人，卻以少胜多，橫掃北洋軍閥上百万軍隊，一 方“勢如破竹”；另一方則“兵敗如山倒”。這時中國形勢极好、卻為兩個沖突破坏。 大好形勢是怎樣被破坏的？ 第一是蘇聯干預，引起民族主義反彈。蘇聯支持孫中山的國民党改革和聯共，但俄共借共產 國際之名、以“老子党”的身份“指導”中國事務，先造成國民党右派的民族主義者和自由 主義者离心，他們反對孫中山派的“聯俄”政策和武力討伐軍閥以統一中國的政策；之后又 形成蔣介石為首的“新軍閥”以軍領政的局面。 第二是農民運動、即所謂的“痞子運動”。其主力為農村流氓無產者。其殘暴本性在“斗爭 ”中發揮得淋漓盡致，甚至一家人也自相殘殺。原本是革命力量主要來源之一的南方農村上 層社會不再支持革命。于是左翼革命陣營分裂，最左派的中共上山和農村暴民合流，成為以 少數知識分子為領袖、以農村流氓無產者為主体、以暴力剝奪農村中上層社會財產為生存手 段的政治軍事集團。中右的國民党人進一步右轉，以求農村地主、富裕農民的支持，“耕者 有其田”的土地改革無法實現。國、共兩党對立沖突使國民党不能不依賴職業軍人。軍人干 政，則以自由的文人政治統一中國的“國民革命”目標就不能徹底實現。其后日本入侵打斷 了中國現代化進程，對中國未來影響极大。要而言之，一是具有農村流氓無產者意識的中共 死而复活；二是戰爭導致行政官僚系統和軍政系統權力大增，國家机构嚴重腐朽；三是東南 沿海地區的現代經濟被完全破坏，獨立的新興社會力量也因此喪失了獨立性、不得不依附于 國、共兩党。“抗日戰爭”消平了地方勢力、中國有了統一的形勢，但國民党也失去了統治 能力，于是中共在國民党力量薄弱的北方乘机而起、又成席卷之勢。中共成功的內因：一則 其列宁主義政党的組織嚴密、有力；二則借助“階級分析”方法了解中國農村；以徹底的土 地改革抓住農村多數下層貧民。二者結合遂成無堅不摧的組織力量。中共統一建國后，中國 又出現了走向現代化的局面。中共的較低綱領、即所謂的“新民主主義”，和國民党的綱領 本無什么差別。但這一過程又被代表農村流氓無產者的中共第一號領袖毛澤東打斷，毛氏全 面集体化的所謂“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國家軍隊化、政府官僚化，其基礎是農、工農奴化 。于是自相矛盾的一幕滑稽戲在毛氏身上上演－－一方面毛為了反官僚主義政治，不惜和“ 官僚化”了的老戰友們徹底決裂、搞“文革”天下大亂，“斗爭”可謂不死不休。但另一方 面，這官僚政治又正是毛氏所創立和所依賴的－－皇上要統治社會，就必須借助官僚，所以 “文革”斗來斗去、最后還要依靠周恩來的官僚系統給他擦屁股。相反、國民党潰退台灣后 ，与當地地主沒有淵源，實行和平贖買土地改革，造成穩定的社會基礎。加上地小勢微，專 制者無法形成絕對專制、多极社會一直存在，且盡管是假民主，但終究有形式上的政治民主 ，這為最終走向現代民主社會打下基礎。 如果以是否實現了其最終目標、即國家現代化而言，中國二十世紀的三次革命－－辛亥革命 、國民革命和土地革命不但失敗、而且都因分裂而失敗。因為那時的中國沒有內在的革命要 求，沒有自由的中等勞動階級做革命的主力。不同的社會集團因為都受到外界的壓力，所以 能團結一致、參加革命。而一但得胜、彼此分歧就冒出來，都要以自己的方式建立新制度， 而又都只會以舊的方式即暴力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于是社會分裂就不可避免了。例如，中共 建國后的最初十年，毛氏為代表的農村流氓無產者就通過“思想改造”、 “三反”、“五反”、“反右”和“反右傾”等一系列運動大整特整自己過去的党內和党外 同盟軍－－城市的自由知識分子階層和其它的中、上階層。這种混亂也許是一切后進國家制 度轉變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和不得不支付的代价。而社會中的先進力量所能做到的，也只是盡 量減小這种社會轉型的代价而已。其根本方法有二，一是宣傳、以使盡可能多的社會大眾參 与到現代制度建設中來，二是新制度的建立要盡可能地徹底，以消滅舊勢力复辟的土壤。總 結這三次革命的經驗，如中國這樣專制主義根深蒂固的國家，必須徹底推倒舊專制极權，才 能為現代化開辟道路。新制度固然不可能完美，但新制度只要能做到：政府文官化；革命派 內部斗爭非暴力化；農村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并承認自由、民主的現代价值觀，現代化 的啟蒙才有可能在漸進的改良道路上自然完成，并最終完成向現代民主社會的和平過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