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蛾投火与鳳凰再生 ——張耀杰《影劇之王田漢》讀後 虛舟 　　 在中國這個專制制度歷史悠久的國度，一直以政治為中心。志向高遠的人，終生憧憬著出將 入相，稱王稱帝，竭力爭取在政治上建功立業。文學雖然歷來是帝王將相离不了的侍從點綴 ，卻沒有哪個讀書人心甘情愿僅僅以寫詩作賦終其一生。“雕虫小技，壯夫不為”，其實是 每個舞文弄墨的讀書人都潛藏在心底的話。然而，開國稱孤，出將入相，功成名就，志得意 滿的幸運儿又能有几個？絕大多數文人命乖運蹇，老死牖下，青燈殘卷，凄苦一生。所以， “窮而后工”和飛黃騰達就成了中國文人命運的悖論。煎熬著中國古代的讀書人，也煎熬著 中國古代的文學史。只要中國的專制制度不結束，中國文人的這种命運悖論就不會改變。 中國藝術研究院張耀杰先生的新作《影劇之王田漢--愛國唯美的浪漫人生》，通過《義勇軍 進行曲》歌詞的作者，眾多影劇作品的作者，中國戲劇家協會主席田漢的一生，揭示了飛黃 騰達与窮而后工的當代意義：“自1930年向左轉和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党之后，田漢更把自 己既往的以靈肉調和的至上藝術和至上情愛為救國救民，救苦救難的絕對天理和最佳手段的 實用主義浪漫文藝觀，調整改變為以中國共產党領導下的階級斗爭和政治運動為救國救民， 救苦救難的絕對天理和最佳手段的更加實用同時也更加浪漫的實用主義二元工具論文藝觀， 從而走出了一條直接為階級斗爭和政治運動招魂效忠的文藝道路，并通過自己浪漫美好的文 藝作品和艱苦卓絕的文藝運動，逐步奠定了中國文藝界影劇之王的崇高地位。” 正是因為目標明确，前途光明，所以，“影劇之王”的急就章既出不了可以和當代人曹禺的 《雷雨》，《日出》，老舍《茶館》相媲美的大作；更出不了可以跟先輩王實甫的《西廂記 》，關漢卿的《竇娥冤》，湯顯祖的《牡丹亭》，孔尚任的《桃花扇》，洪昇的《長生殿》 相媲美的作品了。他也曾想成為中國的易卜生，把戲劇作為民族文化的旗幟，自己成為時代 精神的代表，就像三大悲劇作家對于古希腊，莎士比亞對于英國，莫里哀對于法國，席勒對 于德國那樣。但他不知道這要有一個前提條件，劇作家必須不屈從于專制制度，獨立思考， 自由創作，走在時代的前列。如果劇作家屈從于專制制度，他只會成為獨裁者宴會廳的花瓶 ，腳下的寵物，手中的鞭子，口里的哨子，時代的棄儿，根本不可能作為時代的座標，歷史 的代言人。而田漢獻身的事業恰恰是專制制度的改朝換代，他充當的恰恰是“為王前驅”的 工具，既不獨立，又不自由。所以，在政治上他可以飛黃騰達，在思想上，在藝術上卻難有 作為，非但成不了中國的易卜生，而且也超不過當代的曹禺。 飛蛾投火，是一种自然現象，也是一句成語，其實是中國社會現實生活的寫照。專制制度是 一堆無理性的烈火，會燒毀一切扑向它的東西。中國的聰明人追求飛黃騰達，就是飛蛾投火 ，扑向專制制度的烈火。他們不是被烈火毀滅了人性，空有聰明才智，不能為民族的前進， 國家的發展做一點有益的工作；就是被烈火毀滅了生命，空有一身本事，不能享用即將到手 或已經到手的榮華富貴，對不住自己。政治高手如此，文弱書生更慘。所以，中國古代多隱 士，隱得難以考察，精神就是不跟專制制度合作；現代隱不成了，就變換著法子不合作：比 較明智的沈從文，錢鐘書全身而退，躲到一邊，不拿創作小說來點綴專制制度；比較靈活的 傅聰，馬思聰，見机而逃，不拿藝術來侍奉專制制度；比較剛烈的傅雷，老舍，義不再辱， 以死抗爭，跟專制制度徹底決裂。田漢則不然，飛蛾投火，不但自覺，而且自愿。飛黃騰達 之心，至死不變，而結局也很慘。 1967年7月1日，文化大革命的血雨腥風在神州大地已肆虐年余，田漢被抓進秦城監獄也已有 半年。關在號子中的他，仍像無知的紅衛兵小將在群眾集會上發言一樣信誓旦旦，“先輩熱 血洒神州，我等后輩有何求？沿著主席道路走，堅貞何惜拋我頭”。也不知是他要為革命“ 拋我頭”，還是革命要“拋”他的“頭”？到9月25日他在給家人的信里歌功頌德也不遜色 ：“締造艱難十八年，神州真見舜堯天”。“美蔣枉自相驕殄，七億吾民莫比堅”。七億舜 堯，無法無天，焚書坑儒，冤案如山。真虧他生花妙筆記此一片囈語。他繼續表白“我還是 有自信，我還能支持若干年，為人民做些有益的工作”的這种痴心是不真實的。他弟弟田沅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病逝，臨終前對他說，“哥，我現在是脫胎換骨了”，“我在延 安經過嚴格的整風，在整風過程中，我不知有多少晚不能成眠。現在我的思想方向總算搞准 了，不會犯什么大錯誤”。田芫念茲在茲，給母親的信里還是這樣一句話：“媽，儿現在是 脫胎換骨的人了”。田沅死在開國前，沒有看到自己人受難，老百姓遭殃，他的理想還是完 整的，信仰還是純洁的，無可厚非。 而田漢則不同。田漢參与了反右對知識分子的鎮壓，經歷了三面紅旗給大陸人民造成的巨大 災難，身受了橫掃牛鬼蛇神對中國文化的破坏，對中國人的蹂躪，看到了從鄧子恢到彭德怀 到劉少奇鄧小平都在抵制反對毛澤東的獨裁專制，瞭解毛澤東從打倒敵人起，到打倒朋友， 打倒戰友，通過建立個人崇拜建立個人獨裁專制的整個蛻化變質過程，再表忠心，“沿著主 席道路走”，再唱頌歌，“神州真見舜堯天”，只能說明他完全喪失了獨立的人格，自由的 思想，認識的能力，人類的良知，徹底變成了專制統治的政治工具。他口口聲聲要“為人民 做些有益的工作”，已經淪落為兌換榮華富貴，權力地位的代名詞。飛黃騰達，飛蛾投火， 毀滅了這個曾經才華橫溢，高標獨舉的一代才人。 他不是馬寅初，既沒有要堅持的真理，也沒有迎戰專制勢力的勇气。他不是梁漱溟，沒有像 農民那樣需要他堅定地為之請命的對象，也沒有挑戰專制逆流的匹夫之志。在人生漫漫旅途 上，他丟掉了太多不該丟的東西，又背上了太多不該背的東西。“生命誠可貴，愛情价更高 ，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的少年情怀，啟蒙追求，早已化為“為做革命官，真理皆可拋 ”。古代黃袍加身，就可以做皇帝。現在革命的紅袍加身，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做大官，哪怕 冤獄遍地，餓莩遍野。所以，拍案而起，怒斥蔣介石的郭沫若，會在天安門城樓上，當毛澤 東走近時，立馬打出“毛主席，我們永遠跟著你”的橫幅；既然官做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 人民政府副總理，科學院院長，就不惜賦詩明志，當眾歌頌毛澤東的老婆江青。比較起來， 田漢不過是小巫見大巫。一襲紅袍，一頂烏紗，巨人眼見變成侏儒，明星眼見變成螢火虫。 是袈裟法力無邊么？否。是袈裟下邊軀体的舊靈魂太萎縮。名与利鎖粉碎了真理，粉碎了主 義，粉碎了操守，粉碎了人，也粉碎了由人組成的一切：政党，民族，國家。近代以來中國 的先進分子，多是紅皮白蘿卜，嘴上也能喊几個新名詞，心里擺脫不了的是舊靈魂。几番風 雨，几番努力，社會不能說沒有進步，卻始終走不出專制制度的古老陰影，悲劇不斷。從這 個意義上講，中國的悲劇實是中國人咎由自取。田漢是專制制度的犧牲品，又是專制制度的 幫凶。田漢的悲劇，正是中國近代以來悲劇的縮影。 總之，專制制度下，“窮而后工”和飛黃騰達是文人命運的悖論。“窮而后工”，窮的是人 ，工的是作品。人不愿意窮，又希望作品工，這辦不到。飛黃騰達，上的是人，下的是作品 。人希望上，又不愿意作品下，這也辦不到。“窮而后工”做不到，平庸而已，沒有后患。 飛黃騰達則后患無窮。前文說過，文人飛黃騰達靠攀龍附鳳。然而“趙孟能貴之，趙孟能賤 之”。座上賓成階下囚，只在一念之間。堂堂劇協主席，轉眼便死于非命，只留下一盒叫李 伍的人的骨灰：舍魚而取熊掌的人，丟掉了魚，也沒有得到熊掌，甚至于保不住自己的生命 。專制主義制度几千年來搬演的就是一幕幕這樣的活報劇。外國的神話說，鳳凰投入火中， 浴火重生，更加燦爛，更加美麗。中國的現實是，飛蛾投火，化為灰燼。專制制度耗盡了中 國人的生命力，中國焉能不落后！ 　　“已知諸相皆非相，欲學無情卻有情”。張耀杰先生研究田漢，意在厘清田漢一生的是 非功過，總結中國現代戲劇藝術演變的經驗教訓，志在改變中國飛蛾投火的現實，創建中國 鳳凰再生的机制。他認為，必須“盡快在馬克思所說的‘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質’的人道主 義本体論的前提上，盡快确立公理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的 普世性的公共道義，公共法律，公共制度和公共意識；并逐步實現依法制約政府行政權力的 政治制度，依法促進社會化擴大再生產的經濟制度，依法保障公民自由言論和自由發展的個 人權利的民主制度以及其他一整套高度量化，程序化和規范化的現代化制度”。他警告，如 若不然，“一輪又一輪的文化大革命，還會有可能在中國本土和中國社會繼續重演和再重演 。假如這樣的話，黑格爾所說的以古希腊戲劇為源頭活水的表現‘自由的個人的動作的實現 ’的人道戲劇，連同一切不再為任何性質的強力強權和宗教神道服務效忠的人道主義本体論 的文藝作品，也將永遠不會在中國本土和中國社會落地生根并開花結果”。 張耀杰先生的良苦用心是可敬的，自由民主公正富裕的法制社會是可取的。不過，歷史告訴 我們，中國改變決非易事。改革派像月亮里的吳剛，揮斧砍樹，樹被砍裂，舉起斧頭，樹又 愈合。中國專制主義這棵古老大樹就是這樣，自英國人砍了它一斧頭之后，洋務運動砍，戊 戌變法砍，辛亥革命砍，“五四”運動砍，解放戰爭砍，大鳴大放砍，改革開放砍，“六四 ”運動砍，砍來砍去，不能說專制主義大樹毫發無損，但它依然不倒。令人欣慰的是，月中 吳剛砍桂不止，人間像張耀杰先生一樣的改革者也勇砍專制主義大樹不停。久而久之，會不 會像愚公移山那樣，感動上帝，取得成功呢？很有希望。君不見，蔣彥永醫生為救人命，內 訴不成改投外訴，不是至今未受懲處，收容不是已經改成救助，李慎之先生不是已經有報刊 公開悼念，“二十三”條不是已經在香港緩議了么？文人不追求飛黃騰達，創作不必“窮而 后工”,多些浴火重生的鳳凰，少些投火自焚的飛蛾的時代，一定會很快到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