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亡党亡國論”的迷思

北京  劉曉波

    
中共掌權之后，為了維持党權的絕對統治，始終強調一种似是而非的統治邏輯：亡党亡國論
。六四之后，這种論調在對內統治上變种為“崩潰論”和“穩定論”的相互補充，官方輿論
的正面宣傳“只有中共才能給中國帶來穩定和繁榮”，依附性智囊的反面預期“离開了中共
政權中國就將大亂甚至崩潰”，境外的“中國崩潰論”也被國內所利用，這一正一反的雙簧
演奏著“亡党亡國論”的主旋律。
    
在對外關係上，中共政權及其御用精英們將反共等同于反華，特別是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
家對中共政權的制裁和批評，指責為企圖搞垮中國的“反華勢力”，利用境外的“中國威脅
論”和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特別是利用台灣問題，輕易地把中美之間的制度對抗置換為民
族之爭。一些极端的新左派甚至危言聳听地預言：中美的世紀之戰不可避免，因為美國不愿
意看到一個強大中國的崛起，所以才千方百計地遏制中國的強大：在經濟上將中國納入西方
的全球經貿体系，是為了利用和平演變把中國變成新帝國大資本的附庸；在政治上軍事上圍
堵中國，是為了用遏制手段將中國置于三流弱國的地位。
    
這种輿論灌輸的本質就是把獨裁政權及其權貴的利益偷換成國家利益或民族利益，從而把人
們對中共政權的不滿置換成對國家利益的損害。中共政權及其依附性精英為了讓人們認同既
定的現實，而提出的最具迷惑性的理由，就是把臆造的未來圖景變成人們的真切的心理預期
，他們向國內外展示這樣一种前景：离開了中共的獨裁統治，中國就只能出現玉石俱焚的天
下大亂。而沒有任何人、任何利益集團能從天下大亂中獲益棗外資無法在中國市場中獲益，
精英階層無法獲得財產安全及其升值，平民百姓更得不到任何實惠，就連好不容易造就的小
康也將灰飛煙滅。所以，只要是秩序，哪怕是獨裁的恐怖秩序，也要比民間參与的民主要好
。
    
反過來，离開中共統治的中國將出現權力真空的假設，又強化了天下大亂的未來預期，對天
下大亂前景的普遍恐懼，必然轉化為對現存獨裁統治的現實性認同。這就等于是通過強權、
欺騙和收買的三管齊下逼迫人們就范，使之在別無選擇的無奈中承認這一預設。社會多數接
受了這一虛假預設，也就等于接受了“亡党亡國論”的統治邏輯，中共政權及現行的极為不
公正的秩序就能獲得穩定，其主要受益者，首先是獨裁政權及權貴們，其次是攀權附貴的各
類精英們，再次是少數中心城市的市民（如北京、上海、廣東、深圳等），而最大的受損者
必定是廣大百姓和大多數邊緣地區，特別是農民和工人。
    
“亡党亡國”邏輯，既不具有理論創新的意義，也不具有現代政治文明的實踐品格，而僅僅
是典型的獨裁強權的統治邏輯和意識形態狡辯，意在把中共政權神化為獨尊的圖騰，讓人們
頂禮膜拜，并以維護國家利益之名來鎮壓一切民間异見。
    一、偷換概念：將亡党等同于亡國
    
一個反人性反自由的獨裁体制中的權貴階層，在骨子里必然無視人蔑視人，決不會拿人民利
益當回事。
    
九十年代，“不反腐將亡國而反腐敗將亡党”之說頗為流行，与此高度相關的另一种說法是
“不政改將亡國而政改將亡党”。反過來講就是“政改將救國而不政改將救党”。那么，在
“亡党”和“亡國”之間、在“救党”与“救國”之間，號稱沒有任何一党私利的中共，號
稱代表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中共，將如何選擇？
    
改革開放以來，無論中共釋放過多少政改气球，但是，除了八十年代的胡耀邦、趙紫陽時期
，中共高層的開明派具有啟動政改的誠意之外，其他時間里的政改气球，大都是剛一放出，
旋即破滅。起碼到目前為止，現政權的選擇是清楚的：与中共挂在嘴上的漂亮言詞完全相反
，中共非但從來沒有“立党為公”過，反而一貫堅持“立党為私”的統治；非但不是中華民
族和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代表，反而從來把党權置于國家和民眾之上，中共最怕的是“政
改將亡党”，因為，亡党將意味著壟斷權力及其特權利益的喪失，而亡國，不過是中共的偷
換概念或強詞奪理而已。所以，中共才會發明出“亡党亡國”流行詞，也就是向百姓灌輸“
只有中共才能救中國、讓中國變成傲立于世界的強國”的觀念，讓十几億人把自己的未來福
祗全部托付給中南海的主人。以至于，這种自奉救主的統治意識和期盼救主的被統治奴性，
共同塑造出無數英明領袖的奇跡。毛澤東締造了創建新中國和解放全人類的奇跡，鄧小平雖
然以實用低調代替了理想高調，但塑造統治奇跡的傳統并沒有改變，將 “吃飽飯的小康”
塑造成中國現代化的“神話”或“奇跡”。
    
正如网友不銹鋼飛鷹所言：“据說，吃飯是一個國家的大問題，歷朝歷代就拿這個做文章。
那央視寸秒寸金的新聞聯播中，經常將打扮一新惹人喜愛的新鮮菜蔬合盤托出，顯然是‘吃
飽’的极好證明。堂堂一國家電視台，居然如此關心咱小百姓的肚子，倒有點始料未及。不
過飽了眼福之后，欲圖口福，還得要花上兩張鈔票。感謝之余，倒也有點肉痛，畢竟，那鈔
票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据說，那鈔票上慈祥老人，曾經做過最大的仆人，為人民服務了
許多年，死了之后，還成了一道景觀。連肉身都為主人貢獻出來了，就是菩薩也不過如此罷
。”“中國還有七千万的貧困人口，照理說他們最有理由罵，但滾滾雪花片式的報道中，而
又為何全是諛詞一片，不見一點零星罵詞？而那种种美德集一身的國家政權，立于不罵之地
，就可以永遠的公仆，永遠的上帝下去了。”
    
其實，“亡党”与“亡國”之間，并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因為，政党，不能等于國家，更
不能等同于民族及其文化，即便執政党也不能；中共政權，不等于中國，更不能代表中國文
化，中共政權的坍塌，并不意味著中國的崩潰和中華民族的沉淪。“亡國”只能由國与國之
間的极端沖突造成，民族被征服，領土被占領，主權被剝奪，即，只能用于描述“主權的更
迭”，一個國家被另一國家所顛覆并控制（或由占領者直接統治，或占領者通過操縱傀儡政
權進行間接控制），而不能用于描述“國內政權的更迭”，一國之內的政權更迭与亡國無關
。美國有二百多年的歷史，期間由兩大政党輪流執政的政權更迭定期進行，而美國作為一個
國家則一脈相承，除了領導獨立戰爭和參与制憲的几位元勳被稱為“建國之父”外，后來的
政治家無論對國家作出過多大貢獻，也不能贏得“建國之父”的殊榮，如廢除奴隸制的林肯
總統、領導美國打贏二戰的羅斯福總統，也不敢擅用“建國之父”的美名。
    
在此意義上，冷戰時期的前蘇聯陣營中的東歐諸國，其狀態更近于“亡國”，因為這些國家
的政權直接受制于前蘇聯霸權的武力操控，以至于，前蘇聯為了達到完全操控這些國家的政
權的目的，甚至在這些國家進行旨在結束共產獨裁体制的改革之時，不惜將坦克直接開進這
些國家的首都，以赤裸裸的武力來恢复前蘇聯的共產霸權。20世紀50年代的匈牙利首都布達
佩斯，60年代的捷克首都布拉格，都曾慘遭過前蘇聯坦克的蹂躪，改革派領袖也遭受到嚴厲
的鎮壓。
    
中國是歷史悠久的古老國家，自從秦始皇通過武力兼并而建立統一秦朝政權之后，蒙族武力
顛覆宋朝和滿清武力顛覆明朝，踏破中原大地的馬蹄和手起頭落的馬刀，將漢人置于劣等人
地位的种族歧視制度，還可以勉強稱之為“亡國之恥”。反元复宋和反清复明的斗爭，還可
以稱之為“复國”的反侵略反占領的斗爭。1840年以來西方列強与中國的武力沖突，即便是
中國的屢戰屢敗，不得不簽下大量喪權辱國的條約，也始終沒有淪為徹底的“亡國”，包括
日本人扶持的“滿洲國”和汪精衛政權，也并沒有取代國民党執政的中華民國政權，并最終
在盟國幫助下打敗了日本侵略者。
    
而在其他歷史時期，無論具体的政權交替多么頻繁，衰亡的僅僅是某個“家天下政權”或“
党天下政權”，而非國家本身。因此，孫中山和袁世凱的合力推翻滿清之功，還可以被差強
人意地稱為“建國之父”，最終以國民党的“党天下政權”取代了傳統的“家天下政權”。
而毛澤東及其中共領導的暴力革命，只是一國之內的改朝換代，國民党的党天下被中共的党
天下所取代，并不涉及中國主權的轉移。換言之，中共政權只有五十年，而中國歷史已經延
綿了五千年，中共所顛覆的僅僅是“國民党政權”，而非中國這個“國家”。所以，把毛澤
東稱為“中共政權之父”還可以，而決不能將毛澤東稱為“新中國之父”。
    
同時，任何政党都是特定的利益集團的代表，沒有資格宣稱為“國家、民族和人民”的代表
。中共之所以一直自奉為“國家、民族和人民”的天然代表，絕非真的“替天行道”，而是
靠暴力和謊言支撐的強權。即便現在的中共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但是六千多万党員与十三
億人口相比，也僅僅是极少數，怎么就能那么大言不慚地宣稱“代表人民和國家”。所以，
只要中國的現政權仍然為一党所壟斷，那么“以党代國”体制就很難改變。
　　二、党國体制的觀念根源
    
國人之所以習慣于把國內政權更替稱為“亡國”，就在于中國人作為個体從來沒有過自主的
權利，經過几千年專制政治的浸泡，先是已經習慣了“公權力私有化”的政治現實，對現實
中的党國体制抱有無可奈何的態度；繼而是在觀念上常常混淆“政權”与“國家”之間的區
別，把“政權”等同于“國家”，也就等于認同了“亡党亡國”的獨裁邏輯。這种
“家國一体”和“党國不分”的觀念，不僅是歷朝歷代的統治者一直宣傳的，也是得到被統
治者認同的：國家，要么等同于一家一姓的“家天下”，甚至就是“朕即天下”，一家政權
的衰亡被置換為“亡天下”；要么等同于一党的“党天下”，一党政權的衰落被偷換成“亡
國”。
    
基于此，中共發明的“解放以后”、“建國以來”和“新中國”說辭，才能經過反复灌輸而
成為流行詞。這些流行詞匯具有強大的顛倒是非的洗腦功能，已經成為當代中國最基本的歷
史常識和語言習慣，深深地沉淀在民族的集体記憶中，普遍地應用于人們的口語和書面語中
，從而賦予了中共政權以“替天行道”
的合法性。直到今天，就是那些對中共歷史頗有研究的知識分子和党內開明派，在解讀中共
崛起的歷史時，仍然把奪權時期的中共定義為理想主義的政党；在揭露1949年后中共掌權時
期的累累罪惡時，也要習慣性地用上述詞匯來為歷史划界和為中共統治定性。
    
西方的哲學怪杰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認為，人是依賴語言生存的特殊動物，語言絕非傳統
意義上的表意工具，語言就是行為本身，“對不起”的語言道歉和鞠躬的形体道歉，同是表
達某种“歉疚”的行為。所以，選擇什么樣的表達方式和慣用詞匯，就是選擇什么樣的思維
方式；選擇什么樣的思維方式，就是選擇什么樣的生活方式。由此引申，習慣于党權至上和
感恩戴德的語言方式，就只能習慣于救主專制的現實，而認同了救主專制，也就只能習慣于
等待自上而下恩賜的奴性生存方式，必然使人們的內心始終潛藏著這樣的恐懼：离開了救主
便天塌地陷，一想到天塌地陷便惶惶不可終日，比喪家之犬還要狼狽。所以，從八十年代后
期開始，我就在自己的文字中拒絕用“建國以來”、“解放以后”和“新中國”等標志性詞
匯，而是有意識地用“1949年后”、“中共掌權之后”、“中共執政以來”等詞匯。
    
再比如，中共為了抹黑八九運動，將之与“文革”相提并論，定義為“動亂”。經過長時間
的灌輸，現在的百姓談起八九運動和六四大屠殺，很多人隨口說出的詞仍然是“動亂”或“
暴亂”，即便是親歷了浩大的和平游行和血腥大屠殺的北京市民，也大都用官方定性的詞匯
，即便官方已經悄悄地在公開媒体上用“政治風波”代替了“動亂”和“暴亂”，人們的語
言也并沒有隨之改變多少。前几年，我每次听到熟人講起八九運動用“動亂”一詞時，都要
予以反駁和糾正。這种糾正，開始是憤怒，繼而是嚴肅，最后是無可奈何，時間一長便容易
陷于听之任之的麻木了。近兩年，基于鎮壓法輪功的需要，中共媒体中頻繁出現“邪教”一
詞，即便民眾對法輪功并不真心反感，但強大的反复的宣傳攻勢，也使這一誣蔑性詞匯得到
了迅速普及，在普通民眾中、特別是大中小學生中，“邪教”成為法輪功的代名詞。換言之
，壟斷性宣傳的最大功效，就是讓強勢的意識形態灌輸進入長期被奴化的頭腦，逐漸變成定
型化的思維、記憶和語言。
    
正是這种“公權力私有化”觀念的根深蒂固，中國的統治者才會理直气壯地把自家政權視為
“國家”，把“朕一人”視為“天下”，正如轟動一時的電視劇《康熙王朝》所表現的那樣
，孝庄皇太后送孫皇帝玄燁第一次上朝前的最后贈言是：“大清的天由你撐，大清的地任你
踏，大清的人都是你的臣民”（大意如此）。扮演孝庄皇太后的斯琴高娃，以高昂激越的聲
調、字正腔圓地念出這句“朕即天下”的統治箴言，包含了太多令人恐怖的潛台詞，比如：
大清的財富任你用，大清的讀書人任你耍，大清的女人任你玩，大清的人頭任你砍。今天的
中共所固守著“亡党”將導致“亡國”的荒唐邏輯，与傳統帝王固守的“家天下”邏輯，可
謂一脈相承。在制度上，“大清天下”与“中共天下”沒有什么實質性區別，
　　三、還政于民不會“亡党亡國”
    
就當下而言，中共現行政權所言的“亡党亡國”，只不過是出于一党之私而擱置政治改革的
借口而已。其實，答案可能是恰恰相反，還政于民的政改既不會“亡党”，更不會“亡國”
，反而是“立人、利民、強國”的不法二門。因為：
    
其一，政改的目標并非消滅作為政党的中共，而僅僅是改變“一党壟斷公權力”的現行制度
，使本該由全社會分享的公共產品物歸其主，使統治權的來源由打天下坐天下的暴力奪權還
原為和平的民眾授權，使執政權的取得方式由封閉的私下的黑箱的一党授受轉變為開放的公
開的多党競爭，使中共之外的社會力量也能有机會通過競爭選票來角逐執政權。
    
其二，以中國的國情和中共所擁有的資源而論，政改也不大可能導致中共的覆滅，中國政改
所帶來的現代政党政治模式，很可能是二者之一：要么是日本式的一党獨大，并不影響中共
的執政地位；要么是俄羅斯模式，盡管蘇共作為一個政党失去了壟斷的執政地位，但有能力
問鼎執政權的無一例外是前蘇共高官，而且，政治体制改變之后，蘇共仍然可以作為合法政
党而存在，仍然有机會競爭執政權。
    
然而，對於堅守“党國体制”的中共政權來說，對“亡國”恐懼并不是其拼命維護党權至上
体制的主要原因，而對“亡党”恐懼才是最根本的原因，因為獨裁能帶來巨大的既得利益，
遂使壟斷公權力成為中共的根深蒂固的權力偏好，以至于：到目前為止的所有的中共高層—
—無論多少代——決不會放棄現行制度而接受憲政民主，不會讓任何中共之外的社會力量染
指統治權力，也不會接受任何現代政党政治模式，日本式的一党獨大模式不行，俄羅斯式的
前蘇共高官執政模式也不行。即便是与之“榮辱与共”的八個民主党派，在改革開放二十多
年后的今天，也只能作為“政治花瓶”來點綴一党獨裁。所以，中共每一屆新党魁對重大決
策的宣示，皆要表現出維護中共統治地位“永遠利于不敗之地”的決心，即毛澤東時代的口
頭禪“紅色江山万年青”。而且，越是在被統治者對中共統治缺乏信心的情況下（缺乏信心
的甚至包括中共党員在內），中共高層就越要向全党強調這一決心，并以“亡党亡國論”來
警示全党和欺騙百姓。這种警示的另一种流行說法就是“破船論”：中共政權是一條船，權
貴們同在這條船上，保證不沉船才是最大的利益之所在。所以，只有齊心協力維護舵手和保
持航向、并盡力修補船的漏洞，才能保證既得利益的最大化。而如果權貴階層大都三心二意
、离心离德、急功近利，很可能導致船的傾斜甚至沉沒，誰也無法從沉船海難中受益。
    
然而，在民眾的權利意識覺醒的今日中國，民眾并不認同中共自奉的代表性，對強加于社會
的“三個代表”极為冷漠、甚至反感；民眾對党國一体的制度和“亡党亡國”的欺騙，已經
有了初步的覺醒，質疑自奉的強制性的“三個代表”，質疑納稅人養活政党，質疑將一党政
權等同于國家民族文化，質疑党權對市場司法言論的干預……實質上都是對中共政權合法性
的質疑。因而，中共無法再指望民眾的絕對馴順和愚忠，大躍進式的餓孚遍野而無人造反的
時代，已經一去不复返了。民眾甚至識破了恩賜性善政的丑陋本質，中共政權迫于民間壓力
所做的自上而下的利益調整，并不能滿足民眾的訴求。換言之，民眾所要求的，并不只是水
漲船高的物質利益，更要求社會公正的實現，特別是在資源极端貧乏而分配又极端不公的情
況下，恩賜性善政并不能彌補社會公正的奇缺。
    
一元化的党國体制缺少權力來源的合法性，也缺少容納不同的利益訴求和价值觀念的足夠彈
性，必然導致社會危机的持續積累和社會關係的高度緊張，民眾也就必然要求參与公共事務
的權利和机會，農村中不斷壯大的自發的減負運動，城市中此起彼伏的失業職工的示威請愿
，私營業主們對私產權的制度保障和公平競爭的要求，知識界對言論自由的持續要求和對迫
害人權個案的關注，即便在中共內部，也有從未中斷過的要求政治改革的呼聲……在在證明
党國体制已經窮途末路。

總之，在權利意識逐漸覺醒的中國，民間自發式的維權運動和政治動員，決不會以當權者及
其精英們的意志為轉移，即不是想不想要底層動員或底層動員可不可能的問題，而是如何通
過為底層的政治動員提供有彈性的政治空間，把底層釋放出的政治參与能量導入一种法治的
非暴力的社會秩序的問題。上層權貴的作惡多端和底層民眾的持續受損，已經在事實上進行
了多年的政治動員的准備，底層所積蓄的政治參与熱情早已足夠發動一場龐大的社會動員。
當民間的政治參与要求一直處于被剛性壓制的狀態之時，壓制越剛性，參与饑渴就越嚴重，
可能爆發的參与態勢就越激烈，一旦打開缺口——不管以怎樣的方式打開——六四后被強制
壓抑了十几年的政治參与熱情，很可能演化為狂熱的參与爆炸。必須記住如下國情：即便不
談嚴重的兩极分化和弱勢群体的利益受損，僅憑六四屠殺和鎮壓法輪功這兩大罪惡所積累的
伸張正義的要求，就足以發動全國性的政治動員，因為二者皆是欠下超額血債的罪惡。常識
所說的“壓迫越深重而反抗越激烈”，此之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