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洗似的遺忘 ——記龔維泰之死 王友琴 竟然沒有發出一點點呻吟? 龔維泰，男，北京大學俄語系俄語語言教研室講師。1968年冬天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 被指控為“叛徒”，遭到野蠻“斗爭”。被關押在北大學一教室樓中時，用刮臉刀片割斷股 動脈自殺身亡。當時36歲，妻子正在怀孕。 龔維泰自殺的時候，躺在北京大學“第一教室樓”一個房間的地鋪上。“監管”他的兩個學 生睡在床上。他在被子下面用刮臉刀片割斷股動脈，血流盡而死。整個過程中，兩個“監管 ”人沒有听到一點聲響。早晨他們還喝斥龔維泰為什么不起來，看到地板上的血流，掀開被 子才知道他已經死亡。龔維泰的赴死的意志如此堅決，竟然沒有發出一點點呻吟。這是何等 可怕的故事。 筆者在調查中了解到這個故事的時候，想到自己在1970描述“一教”樓前空場上燕子的啁啾 和飛翔，那時候完全沒有听說過有人在這里割動脈自殺，沒有想到腳下的地板上有過人血。 龔維泰之死，令人為這种水洗似的遺忘而深感震動。? “整天鬼哭狼嚎”的北大一教 1968年毛澤東親自指導開展“清理階級隊伍運動”。８月，毛派“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 想宣傳隊”往大學領導文革。９月底，軍工宣隊命令全体人員必須集中住在學校里，包括那 些本來就住在學校中集体宿舍里的人。他們引用毛澤東對北大的評价“廟小神靈大，池淺王 八多”，還進一步發揮說，“王八多得腿碰腿”。 俄語系的教師們被命令住在北大的第一教室樓里。俄語系的男老師們，從系主任曹靖華教授 到年輕助教，住了一間教室。女老師們住在另一間教室里。有一個女老師，既沒有“問題” ，又有一歲的孩子，但是也必須住在那里。沿牆地上鋪了稻草，大家把從家里帶來的被褥放 在稻草上睡覺。除了個別“問題少”的人外，周末也不准回家。他們被關在那里一個多月。 上午、下午和晚上，三個單元的時間是開會，互相揭發，听取“交代”，開“斗爭會”，此 外是學習毛澤東的著作，每天向毛澤東的畫像“早請示”和“晚匯報”。每天早上要一起起 床和出操。 那時候，北大校園里到處可以看到一隊隊“牛鬼蛇神”，身后是凶神惡煞的監管人員。有90 0多人被“揪出來”“立案審查”。第一教室樓里常常“斗爭”人。一個和龔維泰同系的老 師說，那時第一教室樓“整天鬼哭狼嚎”，意思是說，有斗人者的吼叫，也有被斗者挨打后 的哀號。 很多人被套上了各种罪名，他們被強迫坦白他們的罪行。体罰和毆打是時常發生的，謾罵侮 辱和心理折磨更是被大量使用。俄語系系主任曹靖華教授的頭上被懸挂了二百瓦的大電燈泡 ，他不能入睡。他要求移開，被告知這就是為了讓他無法入睡以“坦白交待問題”。 除了肉体方面的折磨，還有心理和道德的折磨。所有的人被命令“互相揭發”。而且還有“ 面對面揭發”、“背對背揭發”等花樣。如果有人在開會時不發言，立刻遭到點名批評或者 “個別談話”。那時候有些人還有一定的“舊”道德觀念存在，覺得去“揭發”別人是可恥 而且可怕的事情。有一位老師告訴筆者，雖然他自己沒有受到特別嚴重的“斗爭”，但是必 須“揭發”和“斗爭”別人，所以，“那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時間。”筆者同意他的這种描 述，這是一种有良心的人的描述。特別是對比有些人至今不以作偽證為罪惡，或者認為如果 “揭發”的是事實就不算錯。 所謂“法律追溯期限” 龔維泰是俄語系的“審查重點”。他還沒有“資格”和別的同事一起睡地鋪。他被關在“一 教”的一間小房間里。他睡在地上。有兩個系里的學生負責“監管”他。他們睡在床上。房 間里貼滿了“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頑抗到底死路一條”之類的標語。? 龔維泰被“斗爭”過很多次。他自殺的那一天白天，在俄語系全系大會上被“斗爭”。他被 “坐飛机”。毛澤東還曾在一個講話中繞有興趣地提到這個“新名詞”，倒也提供了他贊賞 虐待迫害的證据。那時候物質生活水平低，即使在北京大學里面，也沒有多少人坐過真的飛 机，但是有很多人在“斗爭會”上一次一次“坐飛机”：兩個學生在龔維泰身后揪著他的胳 膊，他低頭彎腰成90度角。形狀如飛机。一位他的同事記得，“斗爭會”期間，龔維泰身后 揪著他手臂的學生還用腳踹他的肩膀。 “坐飛机”僅僅是在公眾場合被看到的龔維泰所受的折磨。其他的事情，已經永遠無法知道 。 夜里，龔維泰就躺在“一教”的地板上，靜悄悄地殺死了自己。很難想像，什么樣的絕望會 讓人這樣結束自己的生命！他自殺，沒有抗議，沒有抱怨，甚至在流血中漸漸死去的過程中 ，沒有呻吟，沒有響動，以致躺在他身邊的人們都不知道發生了什么。 和他同時睡在“一教”的同事們，又該是經歷了何种的恐怖！他們一起開會，互相“揭發” 和“斗爭”。兔死狐悲，是常情。可是當時卻不但不能表示悲傷，還要開會聲討自殺者是“ 畏罪自殺”，是“自絕于人民”，是變成了“不恥于人類的狗屎堆”（毛澤東語）。 龔維泰曾經到蘇聯留學，業務上很強，是俄語語言教研室的主力教師之一。他的同事說，他 的文學和音樂修養都很好，也是個人品很好而且人緣很好的人。 龔維泰的罪名是“叛徒”。他是中學生的時候，參加過“民族解放青年先鋒隊”，這是共產 党組織的青年組織。他曾經被國民党政府逮捕，后來很快被釋放了。 1968年，北京大學軍工宣隊指控他是“叛徒”，所以才被國民党政府釋放。他的同事們當時 听了他的“罪證”，始終沒有明白其中的推理邏輯。但是他們什么也不能說。他們只能在會 上舉手喊“打倒”。 “揪叛徒”是文革中的重要一項。文革明令規定的打擊對象，在大的种類方面，共有八類。 除了文革前就廣泛使用的“地富反坏右”以外，還有三類是“叛徒、特務、走資派“。其實 ，在八類之外還有別的种种罪名。 龔維泰的事情听起來确實“奇怪”。龔維泰參加共產党組織的“民青”反對國民党政府，他 被逮捕以后并沒有治他的罪。沒有證据說明他被捕后為國民党政府做過任何傷害共產党的事 情，他卻在20年后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為此被捕事件遭到嚴酷的“審查”，最后這 樣可怕地死去 實際上，從法律的角度看，除非是殺了人，不管龔維泰在那時候作了什么，都已經過了法律 的追溯期限，不能再作追究。但是“革命”壓倒一切的時候，法律是紙上空文。非常諷刺性 的是，文革后有人控告文革中的打人凶手，北京的檢察院卻以“法律追溯期限已過”拒絕。 水洗似的遺忘 据中共北京大學党委文革后的統計，僅僅在這個“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北京大學一共有 24個人自殺。但是官方不愿意提供名單。1998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大學紀事》中 記載了一些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人的名字和死亡日期，然而僅僅限于正教授和高級党政干部 ，連副教授都沒有資格列入。龔維泰是講師，該書沒有提到他的名字。筆者調查多年，還沒 有找到這24人的全部名字 一位北京大學的老師告訴筆者，1979年，她得到了“平反”。可是那些當初把她整得死去活 來的“積极分子”和“專案組”成員，還是理直气壯的樣子，說：我們那時候是響應毛主席 的號召革命。 他們的“專案對象”受到虐待，甚至像龔維泰這樣悲慘地死去。為什么這不能使得那些“積 极分子”感到負疚呢？實際上，對那些“積极分子”來說，如果沒有良心，沒有道德追求， 那么由他們導致的痛苦甚至死亡是不會引起他們內心的負疚感和不安的。何況毛澤東的畫像 還挂在天安門城樓上，他們作為下面執行的小人物，當然很方便就可以以此作為自我辯護的 方法。 龔維泰是一個普通的教員，但是指導“清理階級隊伍”的一系列文件，都是由毛澤東畫過圈 或者特別加以批語。在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領導“清隊”的，更是毛澤東身邊的親信遲群、 謝靜宜等人。在1990年代謝靜宜發表文章紀念毛澤東，擺出一副天真純洁的“小謝”模樣（ “小謝”是毛澤東在一個重要批示中對謝靜宜的稱呼。）他們做的坏事，那些被他們害死的 人，好像從來沒有發生過一樣。事情很簡單：當龔維泰們的血，當受難者的名字，都水洗似 的被遺忘了的時候，害人者可以若無其事，毫不羞愧。 龔維泰死亡的時候，結婚五年，妻子正怀著他們的第一個孩子。他們的儿子從來沒有能見到 父親。 在北京大學俄語系，在所謂“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在龔維泰自殺之后，還有一位教師朱 耆泉在被關押中跳樓自殺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