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人孩們盡朝暉 回應張遠山之《中文网絡的過濾与屏蔽》 北京 余世存 一．中國人的類人孩生存 張遠山寄來他的《中文网絡的過濾与屏蔽》，此文曾在网絡上掃過一眼，當時本以為會有“ 熱烈的討論”或眾多的跟貼清議，實際上又是迅速地被刪掉，网絡世界又是滿眼的文字垃圾 。再讀張文，仍讓我久久不能自已。因為它喚起了我對中國网絡空間久想說點儿什么的情緒 ，一种一言難盡的羞恥。 張遠山說，屏蔽是一面巨大的屏幕（這項工作由网管部門全面負責，官方用語叫“輿論導向 ”），雖然這面屏幕未必能遮蔽整個世界，但足以遮蔽你的電腦屏幕，那些“政治不正确” 的敏感內容你在搜索引擎中基本查不到，即使查到了也永遠是“該网頁無法打開”。這時你 感到的不僅是人格侮辱，因為只有人會受到人格侮辱，臣民雖然是低一等的人，畢竟還算是 人，但現在你意識到，你不僅沒有寫作自由和閱讀自由，你甚至沒有閱讀的權利，你已被置 于動物般的非人處境。發明和使用文字是人類脫离動物界的根本標志，在號稱有五千年文明 史的中國，在全球進入互聯网時代的二十一世紀，你依然是一個生活在前文明時代的中國式 奴隸。 我想，這可能是很多人都遭遇的情境。我還記得無數次地看到“該网頁無法打開”的屏幕， 自己傻坐在電腦前，清晰地感到自己的智商急劇地下降，在智商低至呆傻前倒是牢牢地記住 “你被侮辱了”，人是灰的，生活是灰的，我無數次發誓再不上网，可要查點儿資料時又仍 想起网絡的有用來。 但是，張遠山對臣民、奴隸一類网民的說辭，卻只是涉及到中國人的某种狀態的部分維度， 簡單地說，僅僅說自己或說中國人是臣民、奴隸是不夠的，因為它還沒有揭示出全部真相。 比如，有合群自大的奴隸，這种奴隸并不以為做奴隸是可恥的，并不以為奴隸是有待改變乃 至革命的生存狀態，他們會挺身站在主子前面對鄰居揮揮拳頭，“小心你的狗眼”；有不覺 不自由的臣民，這种臣民在如此受辱的虛擬空間里還在起勁地貢獻智慧，討論主人身上的污 點是否或如何清除，這种臣民還在賣弄自己無根的自由，向同類宣揚忍耐漸進的真理哲學。 更為重要的，臣民、奴隸這類王權、皇權時代的概念不足以揭示虛擬時代的人類生活，因為 主子、主人也會虛擬到淡出奴隸的視野，現代科層制度維系一個社會的運轉，其層層分工都 有合理性，合理到它的存在是“科學的”，它的管制是防止人异化的。何況，臣民、奴隸一 類的字眼仍未能說明人如何才能獲得個人的自由、尊嚴和机會，坐穩了奴隸位置的人未必關 心爭取自由的問題。 我在去年提出了“類人孩”的概念，是想把這种生存狀態跟類人猿、以及現代文明世界里的 成人即自由人划分開來，“類人孩”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里有過巨大的合理性，因為個体 面對世界太過脆弱卑微渺小，不得不在自然、上帝、國王、官吏等等面前低頭如孩子，交出 自己權利，把那些專制的事物當作可以安慰保護自己的成人父母。我多次用這個概念說事， 因為我覺得這個概念較為准确地界說中國网絡時代的個体生存狀態。實際上，中國网民多為 年輕人，多為青年學生，他們正是孩子。孩子的品質和社會屬性构成了類人孩們生存狀態的 本質。從社會屬性上說，“類人孩”沒有“成人”的生命權（生命自由），說話權（言論自 由），交友權（集會結社自由），思想權（信仰自由），走動權（遷居自由），知情權（透 明公開的信息自由），等等。因此，“類人孩”多是匿名的，虛擬的存在；“類人孩”可以 說話，但他說話都是當不得真的，他可以起哄，可以架秧子，可以如戲如劇，但他就是說話 不管用；“類人孩”也沒有交朋友的權力，他們不可能組党結社（今年春，我們的左派孩子 們，就想玩集會的游戲，他們想游行反戰，抗議美國，卻讓專制机器戲弄得沒有了脾气）； “類人孩”沒有思想權，他們的网語只是在“擁護”“堅持”“不違反”等禁語下的宣泄， 有如父母的孩子在飯桌上小聲說不或胡言亂語；等等。要舉出中國“類人孩”在社會層面上 的權利缺失，還有無窮。而何等奇妙的是，中國网絡平台竟真的是由孩子為主來演進的。 答案就很簡單了，即使有專制，但個体生存仍有生理和心理的“成人”要求，要獲得成人的 權利，要像成人那樣理性、對人對己負起責任。不幸的是，中國的類人孩們不僅沒有成人的 自由和机會，而且終生孤寡，日漸呆傻。王小波說，你給我弄出十几億的傻子，可怎么個過 法呀？不幸的是，中國正是弄出了十几億呆傻的類人孩。毛喻原說，我們遭遇了廢世。不幸 的是，中國正是有了十几億廢人般的類人孩。 二．如何對待李希光 這樣的小流氓 張遠山還說，正因為當代中國人尤其是當代中國网民不愿再做奴隸，所以他們非常敢說，在 网上尤其敢說，但网站版主卻不敢不過濾，网管人士也不敢不屏蔽。事實上，不敢不過濾的 大部分网站版主和不敢不屏蔽的大部分网管人士，大多非常認同這些敏感字眼和敏感內容， 他們只是為了生存，出于可以理解的怯懦和軟弱，不得已而為之罷了棗我接触過的諸多媒体 從業人員無一例外。正因為深知正在從事過濾与屏蔽的絕大多數國人都是被迫的、充滿犯罪 感的，而非自愿的、充滿神圣感的，所以我對當代中國病入膏肓的信息過敏不僅不悲觀，反 而很樂觀，因為既然已經虛弱到了見鬼的程度，說明它已行將就木、去死不遠，只要不愿做 奴隸的人們繼續努力，中文网絡乃至整個中國文化徹底脫敏的日子很快就會到來。 這是過于樂觀了。我也希望如是。但是如上說，如果不認清類人孩的本質，樂觀就不免空洞 。前面對類人孩的社會屬性稍有展開，樂觀論者會說，只要人們都去爭取社會層面的權利， 類人孩們就能獲得成人的自由。事實不然。那么我們可以肯定，類人孩們有著內在的自我平 衡机制。這种平衡机制就涉及到品質問題，生物學的以及心理學的解釋。 什么是類人孩的心理，儿童心理學可以告訴我們，他們是自我中心主義，他們不具有自我意 識。對外界他們只有一种力量崇拜。誰是老大就跟誰，誰有權就跟誰，誰有資源就跟誰。因 此，類人孩們沒有是非對錯意識，他們只有跟風意識。奧威爾在《動物庄園》里曾寫到，動 物們听拿破侖和斯諾鮑兩只豬針鋒相對的演講，在他們听來，誰在台上演講時誰就說得有道 理，他們不知如何是好。這正是類人孩們的寫照，因為這种跟風，在他們朦朧地覺悟做人的 屈辱后，他們經常覺得中共高層有不同的聲音，有兩种聲音，他們充滿希望。而那些勢利的 類人孩，則如小流氓一樣討巧，他們匍匐在權力腳下，裝腔作勢，裝模作樣，裝羊扮虎，唯 利是圖，哪有什么生命的同情、尊嚴和正大可言？ 把類人孩們的生存軟弱當作可資樂觀的證据是不成立的。須知，任何時代，真正的信徒、狂 熱的信徒都是极少數，大部分人都是因為生存的怯懦和軟弱，他們無意成為幫凶。但這類人 卻有可能主動作惡，他們那樣生存，也就保留了隨時作惡的机會。“類人孩”并不全然可怜 無助如孩子，他也會如孩子一樣真誠或勢利流氓無賴無行，如孩子一樣天真或邪惡。在其惡 言惡行的昭彰面前，他在小范圍內在网絡上在私人空間里的正大說辭，無濟于事。前不久， 安替先生揭露李希光的惡就是一個顯例，但安替先生歸結于人格分裂，卻過于寬宥了李希光 這樣的小流氓。 說起這种流氓行徑，中國人可有久遠的歷史了。就拿信徒最多的毛澤東時代來說，真誠的類 人孩并不多（也許知青們會向我抗議），大部分人雖然呆傻，卻是知道自己表里不一的。寫 過《思痛錄》的韋君宜自承延安整風時代就很明白，她到五十年代才開始拒絕做幫凶，又直 到八十年代她才開始拒絕做戲，到死時才說出部分真相。有這樣的類人孩組成的國家，我們 還能樂觀到哪里去呢？韋君宜也如安替先生一樣舉過一個兩面人的例子，即毛時代走紅的散 文作家劉白羽。劉在毛時代整人厲害，他在作家協會的一次會上說，“中國作家協會藏垢納 污，等于一個國民党的省政府！”然而，“散了會之后，你去單個拜訪他，他會真的像一個 作家一樣，跟你談什么作品呀，普希金呀。”有一次，劉問韋君宜青年時代最喜歡哪個作家 ，韋說喜歡屠格涅夫，這時，劉就談起來，說他自己從前最喜歡契訶夫，“像那條狗木木， 叫你永遠忘不了，還有那篇《困》，哎呀怎么怎么困呀！困死人了。”韋君宜面對這么一個 審美能力很高的作家，想不通他會同時是一個意欲將別人置之死地的人。 因此，真正的認知絕不承認類人孩們有什么精神病變，如李希光有什么人格分裂，那樣倒抬 舉他有明辨是非的一面，因為他根本不是一個有理性能盡責的成年人，他只是一個小流氓而 已。這种勢利的類人孩几乎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的生命常態，因為缺乏做人的革命，缺乏成年 禮，相當多的中國人移居海外也仍保留了類人孩的某种品性，例如，他們在中國生活時覺得 中國好，到了西方又拚命美化西方捍衛西方，或者占盡西方的便宜而不盡任何義務。幸運的 是，他們對西方社會并不构成破坏性。 但勢利的類人孩們對中國生活里的做人尊嚴、自由和机會起到了极大的破坏作用。對劉白羽 這樣的無賴，我們可以本著正義的歷史原則，以道德法庭審判之；對李希光這樣的流氓，我 們卻需要發明正義的即時實現原則，教訓之，清算之，審判之，懲罰之。這是對中華法体系 的要求，是對法治國的要求，也是中國法學家們的歷史任務。 中國人的倫理，講原則（良心正義）的家庭是不會收留別人家的小流氓的，甚至是會教訓小 流氓的；講原則的同胞兄弟也是會懲罰小流氓甚至大義滅親的。因此，當下中國人的法治精 神，其重要原則就是制止類人孩們的主動作惡。我說過，由于中共專制政府無審理懲罰專制 之惡的行為能力，中國地方、民間、网絡乃至海外就有必要建立起追懲机制。中國的含冤無 告者就可以到另外的空間里報仇雪恨（當然不是到閻王那里去告狀，因為人類文明的生活空 間已經多重，人類需要把這些生活空間努力變革為公共空間，而不是如目前那樣网絡、海外 、地方等空間只是類人孩們的私人空間）。那些罪人們，休想自由地進出另外的空間。我的 法學知識為零，但我想，人們不應僅僅只是控訴羞辱像李鵬那樣的中共高官，對那些作惡的 普通官吏，也應該有諸如反人類罪、反社會罪、破坏生態世態心態環境罪來懲罰之；對那些 槍殺平民的軍人，那些殘害民眾的警察，應該被控以謀害公民罪審判之；對那些化公為私的 商人，應該被控以偷盜國家財產罪清算之；對那些如李希光一樣的幫閒幫凶學者，應該控以 反言論自由罪監禁若干時間教訓之，等等等等，只有如此，中國的官產學類人孩們，才不會 作惡之后仍大搖大擺到地方到民間充大，才不會作惡之后順當地道貌儼然地到海外到別人家 里考察。 三．知而未行未知也 相當多的中國人對中國前途的樂觀建立在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是心里明白的基礎上，實際上這 是一种嚴重的誤解。這是一种類人孩心理，即自我中心主義的聰明觀，它否認了啟蒙思想的 意義，一切只是變得技術化、知識化，一切跟道德勇气、良知正義無關。天下事就你明白嗎 ，心里清楚的人多了去了。這是類人孩們的心理，他們不會主動行善，抗惡，因為聰明人都 未出頭。 既然心里明白，中國人卻少有付出行動的，這只能說明他們并沒有明白。這就像剛出校門的 天之驕子們，個個以為自己怀抱天下，有澄清四海的雄心、意志和見識，最終卻乖乖地做了 專制机器中的小小部件，見大人則諂之。他們并不明白人生。因此，中國的哲人說，知而未 行，未知也。 類人孩們以“難得糊涂”自期欺人，他們的孩子眼光确實糊涂得可以，他們不僅看不出真知 何在，久而久之，他們也會把自己的受屈辱的經歷當作可回憶的甘美的人生。今天相當多的 文革知青一代和他們的父輩們，在休閒生活里，總是把自己孩子時期流行的革命歌曲唱得“ 盡善盡美”當作享受或人生一樂，就是類人孩們無能接受人生燦爛的明證。隔著時間的面紗 ，他們已經失去當年的血腥、殘酷和患得患失，他們只會体會人生的過程之美而非正義之真 善之美。心理學如此證實，對類人孩們來說，如果不同的事物對其呈現相同的面相，他們就 分辯不出那是不同的事物；如果同一事物對其呈現不同的面相，他們就以為那不是同一事物 。這种自我中心主義的心智在類人孩那里將保持終生，不會因知識、信息的增長而有所變化 。這些自以為明白看透造化把戲的類人孩們怎么會組成一個成人的國家呢？ 正是因此，相當多的類人孩才會理直气壯地過濾和屏蔽敏感的人物言行，因為他們聰明地以 為敏感人物言行只是說了反話，只是個体性的辱罵恐嚇，只是毫無可行性的口頭抗議而已。 筆者曾當面聆听一位中宣部官員的教誨，你們不能老生常談，你們不能說几句打倒、可恥、 可惡了事，那樣的話人人都明白。這位官員無意中說出了一個事實，即我們抗惡不能撿現成 的，不能僅做到“政治正确”，例如過去說胡風坏是現成話，現在說舒蕪坏是現成話，過去 說魯迅好是現成話，現在說胡适好是現成話。即使這种正确的現成話是敏感話，是為中共專 制机器所不喜的話，說出來也是沒有多大意義的。它說明我們的啟蒙沒有進步。因為啟蒙既 然是針對專制愚昧，那它就應該揭示真相，顛覆類人孩們的生活基礎。啟蒙需要以身作則， 需要可示范，与以暴抗暴的階級革命相比，它更應是訴諸我們生命善意的全民革命，是政治 革命的普遍反抗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