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革命到談判的中國工會 四川 王怡 　　試著列舉關於社會主義革命時代的十個關鍵詞，相信“工會”一定是其中之一。某种深 刻的歷史記憶很大程度上妨礙了我們在市場体制下對于工會的定位和重新審視。尤其面對維 護弱勢群体權益的話題時，如何面臨和發揮工會的作用，這种歷史影響既讓執政党和政府充 滿顧慮，也讓工會自身的發展陷入迷津。而這种源自意識形態的偏見，在我看來恰恰又進一 步加劇了工人階級在今天的弱勢地位。 　　關於“工會”的兩重僵化認識 　　市場經濟的發展對社會結构有一种推動与塑造的力量，就是將絕大多數社會成員与各种 稀缺資源整合到了不同的非官方企業之中，使當代社會成為一個公司的世界。進而又依附于 企業這种盈利性經濟組織的力量，萌生出大量在本質上帶著經濟目的各种非經濟組織，最終 徹底改變社會的面貌和私人与國家之間的關系。這种整合的作用是千百年來的政府力量沒能 做到的。這种整合的方式通過市場的交易來落實，市場通過一种和平和自愿妥協的方式，做 到了人類社會几千年來通過暴力和強制無法做到的事情。 　　但由于市場本身一面帶來利益的多元化，一面也在資方和雇員之間造就出經濟實力巨大 的不平衡（包括在參与社會制度博弈的不平衡）。工會組織的登場，就成為超越一對一市場 交易的一种框正。工會和其他類似的組織一樣，正是依附于經濟組織并直接產生于市場經濟 條件的一种非盈利性經濟組織。它代表一部分雇員的利益，成為集中職工的博弈力量向雇主 爭取最大可能利益的一個社團。更重要的是，以法團主義的視角看，作為一個市場化的“社 會組合”，而不是一個意識形態化的“群眾組織”，現代市場体制和憲政体制下的工會，還 將成為民間社會一种重要的彌合性和平衡性的社會力量，而不是想象中激進的社會暴動的領 導者。所以美國學者Jeanne L. Wilson和澳大利亞學者Anita Chan根据他們對中國工會的研究，指出中國工會主要應該是一种“社會功能性組織”（func tional representative）。 　　超越一對一的交易方式，從而改變市場配置后果的一种傳統思路，是我們歷史記憶中的 超經濟博弈。在革命時代，“工會”主要被看作是一种施加到市場關系之上并且代表著對市 場關系的藐視和否定的暴力力量。代表不同市場利益的不同社會組織向著政治組織轉變，通 過非經濟的手段，主要通過罷工和其他方式的暴力斗爭，越過交易而直接訴諸于社會制度的 強制性變遷，來改變資源的配置和社會結构的整合。正是這种在部分意義上富有正義感的超 經濟斗爭，奠定了我們今天党—國家制度的根基。但這种刻骨銘心的歷史軌跡也造成了我們 關于“工會”濃烈政治色彩的僵化認識。 　　另一重僵化的認識來自市場化改革之前。這一階段由于交易和市場被取消，由于全面公 有制及其意識形態對于雇主和雇員間對立身份的消解，工會作為勞動關系中一种單方面利益 的伸張者已經不必要了，成為刀槍入庫、馬放南山的一個角色。從邏輯上講，在一個“無產 階級專政”的國度，工會根本就是一段不必要的闌尾。所以長期以來，工會在我國被主要定 位為一個政府經濟工作的合作者和捧場者，甚至上層工會本身就成為一個准行政机构，直到 前些年，國務院各部委在發布文件行使經濟職能、進行某些行業整頓時，仍然都要拉上全國 總工會一道署名或共同進行。 　　并由于無事可干，工會轉而直接從事各种盈利性活動，興辦各种經濟實体。全國總工會 系統擁有大量企業。這些企業同樣組織有工會，但由于法律禁止中華全國總工會以外的任何 工會組織的存在，所以這些工會下屬企業的工會同樣也要隸屬于總工會的領導。這就形成了 一個小范圍的、与傳統党—國家体制下的勞資關係比較類似的古怪局面。 　　工會是一种重要的市場化的博弈力量 　　即便在今天討論工人利益的維護話題時，由于歷史經驗的單一和局限，我們仍然傾向于 將這种維護首先看作政治化的而非社會化的努力方向，而往往忽略了大多數基層工會雖然可 能并不直接從事盈利性活動，但它們本質上是一种追求部分勞動者利益最大化的經濟性組織 ，是一种重要的市場化的博弈力量。在現代市場經濟体制下，它改變交易力量的主要方式是 談判和妥協。它的主要舞台仍然是在“市場”，而不是直接跳出市場訴諸于政治化的斗爭。 工會所在的市場，是一對一勞動力市場之外的另一個“市場”。在這個市場，工會和行業組 織都是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談判專家”，他們彼此之間存在一种契約化的競爭關係。這种 競爭關系的演進，和勞動力市場上的競爭關係一樣，將构成對于今天中國市場制度的重要支 持。 　　一個市場化的、積极發揮作用的工會和企業（或行業組織）間的市場，將帶來對于不平 衡的一對一勞資關系溫和的矯正。工會与企業（或行業組織）間市場和一對一勞資市場之間 的關系，就好比銀行間市場与普通金融市場之間的關系一樣。前一市場對后一市場具有指導 和調控的作用，從而使得市場制度的資源配置功能更加优化。 　　市場制度的良好運轉，离不開代表不同利益的工會之間，以及工會与資方之間的博弈。 讓不同利益立場的工會去伸張自身的利益，對于現代市場化社會的建立甚至具有某种基礎性 的意義。工會的利益表達和伸張在本質上是一种要約，沒有利益表達就等于市場上缺少足夠 的聲音，而缺少足夠的聲音就不能發現准确的价格，不能定下有效的契約。 　　而罷工斗爭，僅僅是對這一市場化博弈的補充而非替代，這种補充作用的地位和重要性 并隨著市場和社會体制的成熟而不斷降低。今天大多數西方國家，工會組織已經成為市場利 益主動的追求者。是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和立場堅定的談判專家，而主要不是工人運動的組織 者和罷工斗爭的領導者。在市場的疆域內，工會開始逐步擁有足夠多的手段和博弈空間。在 跨國的貿易關系中，工會組織也成為了相當活躍的一种市場力量。這种力量不僅僅指向勞資 市場，在市場開放、貿易自由、稅收減免或者全球一体化等經濟生活的各方面，工會都在頻 頻發出自己的聲音。而且与傳統的工會角色相反，發達國家的工會組織在自由貿易和社會變 遷方面，越來越成為傾向于保守和穩定的力量。 　　我們在討論中國今天頻繁的罷工和其他形式的工人斗爭時，應該清醒認識到這些罷工并 不能說明今天中國的勞資矛盾已經到了如何沉重的地步。我個人并不認為勞資關系的對立像 表面上看上去那么尖銳。在我看來，這种表面的尖銳和頻繁罷工最能說明的問題，是在“無 產階級專政”体制下，一個市場化博弈机制的欠缺和工人階級利益的有效表達已經到了怎樣 沉重的地步。以及無產階級專政的虛假意識形態，是如何造就和強化了這种欠缺的。 　　李逵敵不過李鬼 　　去年底的《工會法》修改，确定了工會作為職工單方面利益代表的定位。第6條明确規 定“維護職工合法權益是工會的基本職責”。這种維權的性質首先不是泛政治色彩或關乎社 會公義的，而首先是市場化意志的必然表達。以1994年《勞動法》的頒布為標誌，勞資合一 的行政化勞動關系開始被勞資分离的契約化勞動關系所取代。既然工人的待遇完全由企業自 主決定，工會代表工人利益開展集体協商和簽訂集体合同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一种方向。這個 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又勢必代表著工會在市場化力量的推動下，將与党—國家体制之間實現徹 底的角色分离。 　　在我國目前的市場化進程中，對于工會代表不同利益群体進行伸張和表達的顧慮与阻礙 ，一方面來自意識形態對于工會政治角色根深蒂固的歷史偏見，另一方面，則來自政府面對 社會利益分配時依然保持的一种非市場化心態。比如出于對我國廉价勞動力优勢的過分強調 和對外資的渴求，禁止工人自發組織工會，削弱甚至彈壓工會的聲音，以維持較低的勞動力 价格吸引外資，就成為政府衡量全局的考察下主動選擇的政策傾向。對外資的渴求首先是來 自資方的渴求，但在政府的資方身份和政府主導型經濟的非市場化傳統下，卻首先變成了政 府本身的一种渴求。如果僅僅是來自資方的渴求，這种渴求与來自工會的利益伸張之間本可 以通過市場的博弈達到一個平衡。這种平衡是比政府的所謂全局衡量更加有效并且公正的， 但現在這种博弈卻被政府朝向資方的政策傾斜所取代了。 　　因此克服工會政治化的歷史偏見和非市場化的政府行為，努力促進工會組織的市場化定 位，就不僅將最有利于維護工人階級的權益，也將有利于推進我國市場体制的成熟。進而， 也必將成為推動党—國家体制分崩瓦解的一种力量。因為如果共產党聲稱自己是無產階級的 代表，而共產党又与國家体制完全合一，那么全國總工會就將處于极其尷尬的地位，它的市 場化的博弈地位和能力就無法在這樣的意識形態下獲得合法性的澄清。 　　這是為什么全國總工會在90年代以來，沒有發揮出像全國工商聯那樣對于制度變遷的影 響力和話語權力的部分原因。何清鏈曾經指出全國工商聯是目前党政以外社會民間力量中， 可以影響立法和制度變遷的几乎唯一的一個強有力的聲音。這是開始打破政治壟斷的好事。 然而另一方面全國總工會所具有的极不相稱的邊緣地位和在意識形態夾縫中的沉默，又是難 以形成上層化和集團化勞資博弈的一件坏事。 　　全國工商聯在從一個官方組織向代表私營企業主利益的俱樂部轉變的過程中，具有兩個 优勢，一是有自下而上的資金的影響力，二是沒有自上而下的意識形態的障礙。而全國總工 會雖然自1994年以來便盡力聲張工會的“維護”職能，但全國工商聯的兩個优勢之處恰恰就 是總工會的軟肋。 　　一方面缺乏自下而上的利益驅動，全國總工會難以完成市場化轉型，成為第二個全國工 商聯。另一方面由于意識形態的阻隔，在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代表工人利益進行市場 和制度的博弈，反而不如代表企業主利益進行市場与制度博弈顯得那么理直气壯。在工會意 圖代表職工利益進行市場化博弈和竭力伸張自己時，這种“代表”的資格就遇上了一個李逵 敵不過李鬼的問題。 　　 　　催生民間工會 　　 　　假如全國總工會能夠成功轉變為一個市場化、社會化的舉足輕重的利益組織，不僅意味 著工人階級的利益可以得到比政府的三令五申更加可靠的維護，意味著市場体制可能擁有一 個比意識形態更加有效的利益沖突的協調基礎。并且更將意味著對党—國家体制的虛假的意 識形態基礎進行成功的剝离，意味著搶掉“三個代表”的偽神學神話的飯碗。 如果這個前景是可以期盼的，离開全國總工會組織自下而上的獨立工會，展開一場“無產階 級專政”下的市場化的工會運動，讓民間工會像民營企業一樣冒出來，去和官方組織搶占利 益博弈的“高端市場”，并對勞資博弈、制度變遷和整個社會結构發揮推動与塑造的漸進力 量，就應該是以新左自居的人士具有操作性的努力方向。反過來，如果繼續沉醉于革命的宏 偉敘事和工會的直接政治角色，對中國今天市場体制和民間社會的成熟就將有害無益，而最 終對于工人階級的維護也將南轅北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