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專制主義批判: 歷史條件与概念系統 北京 張博樹 20世紀中國專制主義批判，就學術意義言，是建构中國批判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就社會意義言，則是當代中國思想者必須承擔的歷史職責。 　　本文將首先闡明中國現代批判理論的難產与中國現代專制制度之間的內在聯系，正是從 這种聯系中，人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成長中的批判理論何以必然聚焦于中國專制主義現實、 并從中攝取“養分”的歷史合理性。其次，鑒于系統地、反思性地理解、把握中國現代專制 主義是一項迄今為止尚很少人做的工作，更沒有相對成熟、已形成學界共識的批判性話語系 統，本文打算用較大篇幅討論專制主義研究的方法論問題。我相信，我們需要建立一套理解 、闡釋20世紀中國現代化進程及其制度扭曲中專制主義演變的獨特的概念系統，而這樣做的 前提，是要對我們使用的方法有一個清楚的省查。 （一）中國批判學術產生的歷史條件 如果我們把批判學術定義為以現代社會或現代文明批判為目標，以哲學、社會學、 歷史學、法學、經濟學或以上學科之綜合為學術支撐的理論体系，且該理論体系滿足反省性 、科學性、原創性和實踐性這樣四個本質特征，那么，在剛剛過去的100年中，中國沒有產 生符合上述界定的、真正屬于自己的批判學術。 　　然而，20世紀的中國又是一個對思想者而言充滿刺激、誘惑的國度。在這100年中，這 個古老民族經歷的變革、痛苦，面臨“犧牲已到最后關頭”的掙扎，仿佛如噴薄欲出的紅日 般給人以希望的新生，以及烏托邦工程破產后重构現代制度体系的反复，把歷史進程的复雜 、多變和歷史邏輯內在的狡黠演繹得淋漓至盡。這樣一個巨大的、丰富的、活生生的從前現 代專制主義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變革場域，為思想者生產“思想”，提供了不可多得又不 可窮盡的原始素材。 民主建設的失敗是中國人在20世紀最大的失敗 　　中國人在20世紀最大的失敗是什么？我認為，這個百年記錄中最大的失敗乃是中國民主 政治建設的失敗。誠然，從1912年開始，中國就已經進入了“民國”時代；1919年五四運動 的口號之一就是呼吁“民主”；孫中山的憲政构想也曾激起一代人對中國民主未來的渴望。 但北洋政府和把孫中山尊為“國父”的蔣介石南京政府卻沒能兌現民國庄嚴的民主承諾。列 強干涉，外敵侵入，連年不斷的內戰使民族陷入空前的浩劫；救亡形勢之急迫亦在客觀上強 化极權体制的同時，使民主進程的內在要求退居幕后——這些當然都是民國時代中國民主政 治遭遇挫折的現實原因。正因為此，人們有理由期望新的執政者——中國共產党在1949年建 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新的歷史起點上，在相對和平的國際環境和得到民眾支持的合法性 基礎上，有效而實際地推進民主化進程。 　　然而，這個期望又一次落空了。政治建构方面，“新政協”所呈示的多党協商、合作建 國的格局不過是中國共產党一党壟斷權力的對外掩飾工具；1957年“反右運動”時毛澤東的 翻手為云、覆手為雨，徹底葬送了本來已很微弱的中國公共領域。當然，最足以表現歷史之 詭秘的，還是毛澤東建立在激進、空想基礎上的烏托邦社會改造工程：這個以960万平方公 里國土為空間、近10億人口動員的巨大規模建构的“共產主義”實驗場，以其悲壯的結局給 全世界留下了一份難以釋讀的遺產。中國共產党自命為“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中國 人民最根本利益的“代表者”，而且——我個人至今仍相信——至少就它的第一代創業者言 ，這的确是共產党人曾經擁有的崇高信仰；但建立在此种信仰基礎上的自我定位并沒有阻止 中國共產党在執掌政權后的歲月中迅速蛻變為頑固堅持一党獨裁的現代專制主義者，正是在 中國共產党身上，完成了中國專制主義從前現代皇權專制向現代一党專制的最終轉變（与共 產党相比，國民党的一党專制不過是這個轉變過程中的過渡或插曲而已）。應該說，這是20 世紀中國現代化進程之制度扭曲中最為刻骨銘心的一段；毛以后的鄧時代和鄧以后的江時代 ，都無非是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的延續和發展，盡管其表現形式和結构特征已經有了很大不同 。 　　那么在如此強烈的對象刺激、如此丰富的研究素材面前，為什么沒有激發出堪与對象本 身的深刻性、複雜性相媲美的中國現代批判學術呢？ 　　有一個答案似乎是明擺著的：中國現代專制主義本身造成了反思行動者及其產物——中 國現代批判學術——的缺位。專制主義從來都是与思想自由水火不容的。以“党治”為特征 的現代專制主義可以制造激情，也可以制造平庸，但就是不允許思想。一方面，當權者利用 手中的傳媒工具向公眾灌輸党“一貫正确”的形象，有意抹掉自己歷史上的污點，冀圖靠淡 忘歷史記憶、甚或篡改歷史的辦法來消滅歷史；另一方面，又對有可能產生异見或叛逆主張 的社會階層（特別是知識階層）實施思想監控。這自然是每一個生活在專制主義体制下的人 都會体驗到的現實。 　　然而，當我們更深入地思考這個問題時就會發現，造成現當代中國反思行動者及其批判 性學術成果缺位的原因，除了現代專制主義的制度性限制以外，行動者作為反思主体与他（ 或她）所面對的對象本身的歷史成熟程度、矛盾展開程度，以及由此決定的知識（批判認識 活動）和存在（專制主義現實）之間的內在張力性質，乃是理解缺位現象之更深層的哲學－ 歷史根据。 　　從批判客体角度看，當一個社會体系的制度潛能還有挖掘的可能，体系內含的矛盾遠未 充分展開、擬或僅僅稍露苗頭而不足以构成威脅時，該体系的合法性尚能存在或尚可維持； 而當社會体系的制度潛能日益枯竭、制度表達与制度實存間的鴻溝日益加深、体系內含的“ 對抗性”矛盾充分暴露、体系已很難用傳統的整合方式彌補巨大的社會裂痕時，合法性危机 的到來就成為不可避免。我把上述批判客体（社會体系）之內在矛盾的充分暴露、展開与成 熟理解為對象合法性危机的前設性條件。正是這种前設性條件，這种標示著合法性危机已經 來臨，社會已陷入空前的結构性矛盾而不能自拔，公民對現存体制的認可已成疑問或全面動 搖，當權者或改弦更張、接受社會的裁決，或頑固不化、走上更危險的道路——一句話，標 示著歷史鑒于上述一切已經處于發展或倒退的十字路口——的前設性條件，孕育并將產生真 正的批判學術。就當代中國而言，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發生，就是這樣一個十字路口。 批判主体應該是反思中的行動者与行動中的反思者的統一 現在，讓我們考慮批判主体一方。 　　是的，我們（包括本文作者在內的所有具備反思能力和社會責任感的同代人）親身經歷 了整個過程；我們不像西方記者、游客、漢學家那樣，只是從外部觀察中國，而是作為參与 者，用自己的心、行動從內部介入到歷史進程中。同時，作為參与者，又不再是情緒激昂且 頭腦簡單的盲動者，而具備了更多理性思考的品格和特征。這种理性特征的獲得即受惠于對 象（批判客体）本身在其它總体化矛盾展開過程中已經以相對成熟的形式呈示給我們（作為 批判主体）的素材之深刻性与丰富性，又受惠于開放時代（与毛澤東的封閉年代相比）更加 廣闊的視野平台、更加多方面的信息來源和更趨多元化的外來思想、學術資源。對于上述兩 方面“資源”的合理汲取与吸收，使我們這一代思想者開始具備既生活于專制主義時代、又 有幸超越這個時代的識見与“視域”。套用黑格爾反思哲學的語言，當我們自覺意識到這個 視域對我們自己而言是戰胜了客体對主体的先在性制約而又反思性地將其納入自己的前提批 判領域之時，“必然”對我們已成為“自由”，運用這种“自由”則成為我們的義務。簡言 之，批判主体不是“書齋型”不問世事的形而上沉思者，更不是甘為五斗米折腰的知識庸人 ；批判主体之最鮮明的特征乃是反思中的行動者和行動中的反思者的統一。我們正在用這种 方式介入歷史，為歷史之更光明盡一份力。 真正的批判學術的建立，嚴格的、誠實的、符合現代學術標准又無愧于時代本身之 深刻性与丰富性的批判學術的建立，應該是這种努力的結晶。 （二）建构制度現代化与中國專制主義批判的概念系統 中國現代專制主義在世界范圍內也是一個十分獨特的現象，雖然西方學界已經對一 般意義上的現代极權主義作過不少研究，但其結論對我們的幫助并不甚大。比如，在西方很 有影響的關于現代极權主義的定義由下面6個方面构成：（1）极權主義意識形態；（2）由 獨裁者領導的單一執政党；（3）實施政治恐怖的秘密警察；（4）壟斷大眾的交流；（5） 壟斷政治組織以及（6）對經濟的壟斷性國家控制。在西方學者眼中，典型的极權主義制度 通常指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和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 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的獨特性 這個定義基本是描述性的，要點并不在發生學意義上的解釋；而且，嚴格說來，作 為描述性定義，如果把希特勒治下的德國、斯大林治下的蘇聯和毛澤東治下的中國相提并論 ，也會造成許多概念上和事實上的混淆。在德國，极權主義是和瘋狂的种族主義与對外擴張 相聯系的，它固然對世界造成极大傷害，但卻是一段相對短暫的歷史。斯大林主義則以大清 洗和秘密警察的恐怖作用而臭名昭著，同時又在自命优越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基礎上發 展出一整套极權社會制度。中國与上述兩者都不同，尤其与希特勒德國的不同更明顯：無論 從文化傳統還是從中國在現代世界中的位置講，中國都不存在种族主義和對外擴張之可能。 中國与蘇聯确曾同屬馬克思列宁主義意識形態統領下的國度，但斯大林与毛澤東的极權主義 表現方式仍有諸多差异。比如，毛澤東并不十分看重秘密警察，而更相信“群眾動員”、“ 群眾運動”在實現社會監控方面的作用。 　　甚至這樣的比較也過于表面化了：中國毛澤東時代的專制主義固然符合上述极權主義定 義中的大部分標准（6條中至少占5條），但形成這种東西的原因卻极其复雜，既有歷史的（ 中國古代皇權專制在現代改頭換面的延續），也有現實的（落后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构，巨大 的、農民构成主体的人口規模，軍隊在專制政權中的突出作用，20世紀中國啟蒙運動遭遇的 挫折，建立在一系列可以理解的誤讀基礎上的對烏托邦“共產主義”社會的追求，以及所有 這些因素間的相互作用，等等）。尤其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這种极權型專制主義的形成竟是 在毛澤東一代中共領導者自認為代表“人民的利益”，甚至在推進“人民民主”的過程中發 生的；理想与實踐間的巨大反差以极其尖銳的形式表明歷史是以怎樣冷峻而無情的邏輯摧毀 了一切浪漫的想象。可以說，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极權型專制主義，特別是該体制与它立 于其上的道義基礎和意欲達到的原初目標之間的巨大沖突，乃是當今世界獨一無二的現象。 毛澤東繼承了從秦始皇到蔣介石的中國專制主義遺產的全部精髓，但這种繼承恰恰是在中國 共產党人決心“走出封建歷史怪圈”的過程中成其所就的。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毛澤 東的极權主義專制体制又在后來的歷史進程中演變為鄧小平和江澤民的威權主義專制体制。 烏托邦激情不見了，一個權力和金錢相結合的社會代替了原先那個崇尚信仰的社會。一党制 獨裁仍然沒有變。在市場經濟复蘇的背景下，威權主義作為新的獨裁体制之表現形式与成長 中的公共領域的斗爭呈現出更加复雜的特點，遠非經典极權主義的定義所能概括。比如上述 6條定義，有些已經弱化（明顯者為第6條“對經濟生活的國家控制”）；有些則更加強化（ 如第5條“壟斷政治組織”）。至于“壟斷大眾交流”一條則呈复雜、多面之特點：在傳媒 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威權主義政体若想實施新聞与思想的有效控制，就必須比极權主義時 代的极權更加极權，但采取的形式、技巧則可能較過去隱蔽而老練。在信息高速公路已經把 全球連成一体的互聯网時代試圖完成對13億人口的思想監控，難道不是一個舉世獨有的奇觀 ？！ 列舉上述這些，無非想說明一點：中國現代專制主義是一個比通常想象更為复雜、 歷史縱深感更強、更深刻的批判學術概念。中國共產党一党獨裁之專制主義体制（包括毛澤 東的极權主義階段和鄧、江的威權主義階段）乃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的成熟形態；在它之前， 還有北洋政府和國民党專制政權的兩個歷史時段。然無論國民党還是共產党，其專制体制的 形成、運作和可預期結果都不可能從專制体制自身來解釋；毋宁說，它們乃發生于一個更大 的歷史存在或歷史進程之中。要想理解中國的現代專制主義，就必須理解构成其前提并与之 發生劇烈碰撞的這個歷史進程本身。 從制度現代化及其扭曲角度理解中國現代專制制度 該歷史進程指什么？——這就是我所理解的建立在哲學人類學基礎上、构成世界現 代化大趨勢之組成部分的中國制度現代化歷程。 　　与官方界定的器物意義上的現代化不同，我所理解的制度現代化乃指從傳統農業文明向 向現代工業文明轉變過程中一系列新的政治、經濟、社會整合以及個性建构原則對原有制度 規范的取代。從宏觀看，制度現代化由三大結构性板塊組成：經濟結构、政治結构和社會整 合結构。所謂前現代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的轉變，從上述結构角度看，就是君主專制政 治向現代民主政治的轉變，傳統自然經濟向現代商品經濟的轉變和建立在血緣家族或貴族庄 園基礎上的農業社會整合向現代公民社會的轉變；而所謂制度現代化其實就是上述三個轉變 過程的統一。 　　不難發現，當我們把反思的視域定位于這樣一個更具歷史縱深意義和全方位特征的研究 領域時，以現代專制主義為對象的批判學術將獲得前所未有的、足以容納課題本身之复雜性 、深刻性的伸展平台。制度現代化是一個經過合理抽象、可以在規范意義上界定的普适過程 ；同時，作為一個過程，它又必然帶有任何過程進行中不可避免的過渡性特征。制度現代化 一般原則的普遍性与實施主体（現代世界中以主權划分的民族國家）之各各不同的初始條件 、實施進程中遭遇的不同情境、以及實施者對此做出的不同反應等等特殊因素之間，可能會 產生巨大的張力、無窮無盡的偶然性和各類非線性的因果關系。中國不就是這樣么？作為文 明古國和現代化的后來者，有多少矛盾、苦惱、問題、悖論在過去這個世紀中攪得几代人心 神不安？民族主義、自由主義、激進与保守、救亡与啟蒙…，這些問題自然都与本文主題─ ─現代專制主義──有關系，或是該主題在實踐－行動層面的展開，或是在文化－傳統層面 的展開，或是在國際語境層面的展開；但真的要撥開重重迷霧，從根本上把握對象的全貌和 內在机理，我們就必須把問題還原到20世紀中國制度現代化進程及其扭曲這個大語境中才有 可能。換言之，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的可理解性乃建立在社會轉型過程之無數行動者（包括孫 中山、蔣介石、毛澤東這樣的重要歷史人物，也包括作為大眾的普通人）和既定政治、經濟 、社會“結构”間不斷的互動過程及其結果中，建立在20世紀中國制度現代化進程的初始條 件、限制因素、對這些因素的突破和突破所引發的新的反复及其斗爭中；“傳統”与“革新 ”，知識与存在，歷史与現實，“資本主義”与“社會主義”之种种對立及對立的消解，也 只有在這個大語境及其造就的總体化情境中才能獲得圓滿的解釋。 　　簡言之，從制度現代化及其扭曲角度理解中國現代專制主義，是本文重要的學術立場和 研究切入點。制度現代化雖包括市場化、民主化、公民社會的构建等諸多方面，但核心則是 政治民主化。相對于現代專制制度言，民主化過程即是對專制体制的解构過程；反過來說， 現代專制主義的形成本身，又是民主化發生扭曲的結果。在這個意義上，對制度現代化進程 的反思和對現代專制主義的批判，乃是說的同一件事情。另一方面，制度現代化又是一個涵 蓋面更廣的范疇，“結构”概念几乎可以延伸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各個角落。這又意味著， 我們對現代專制主義的体察、把握与理解，不僅可以通過那些足以“影響”歷史的重大事件 ，通過決策層非程序化、非制度化的明爭暗斗（這种明爭暗斗几乎充斥整個20世紀的中國史 ），通過當權者人為制造的規模宏大、場面壯觀的“紅旗飄舞，歌聲嘹亮”之群眾游行隊伍 等外在現象來獲得，同樣可以通過無數更加煩瑣、更加隱秘、更令人熟視無睹或視而不見的 社會生活場景、生活細節來獲得，正是它們，往往在更深層次、更深意義上反映、呈示了社 會結构的本質、特征与變化。我們可以從蔣介石時代“新生活運動”的失敗中、從共產党掌權 后延續几十年的“單位”制度中、從“解放后”農民与基層干部（書記、村長、鄉長）時而親密 時而緊張的關系中、從“党指揮槍”原則中派生出來的軍隊的日常訓練和“洗腦”中、從大中小 學學生“愛國主義”的“德育”課本和老師們的教案中、從威權主義時代商業化大眾化電視節目 的編排中、從人流涌動燈紅酒綠的歌舞廳咖啡廳中、從私營企業老板的政治性劇場行為中、 從大大小小各類官吏的灰色收入中、從官方對腐敗案件報道的“尺度”中……等等，等等，去体 味現代專制主義是什么，它的活的源泉、動力和使其所是的更為寬廣、深厚的社會基礎。我 們的目的，則是通過所有這一切，去挖掘真實的歷史，發現歷史背后的意義，從而洞察中國 制度現代化進程及其扭曲——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的歷史可理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