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暖火熱的女性 ——懷念安娜.林德 　　 瑞典 茉 莉 　　聽到安娜·林德女士(Anna Lindh)遇刺身亡的噩耗，我正在圖書館裡。剛從報架上取下 報紙，想瞭解一下這位女外交大臣在醫院做手術的情況，一位熟悉的圖書管理員走到我面 前，輕輕地說：「你看的這個已經是舊聞了，她已去世了。」 　　我拿報紙的手就僵在那裡。兩個女人——瑞典的和中國的，站在圖書館的一角，無聲地 淚眼相望，末了，我哽咽著說：「瑞典應該好好保護自己的政治家。」 　　瑞典政治家在街頭遇刺，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早在1986年2月，首相帕爾梅同夫人一 起去看電影。電影結束後，老兩口挽臂並肩步行回家。夜色中突然幾聲槍響。那位深受國內 外人民敬重的59歲的首相，連一句遺言也沒留下，就匆匆地走了。此案至今未破。 　　今天，那麼年輕快樂、生氣勃勃的安娜（讓我還是和瑞典人一樣暱稱她的名字吧），竟 然和她社會民主黨的前任領袖一樣，血染斯德哥爾摩街頭。巨大的震驚和悲痛，再一次襲擊 瑞典。 　　像瑞典這樣有基督教文化背景的國家，幸好有教堂給遭受心靈傷痛的人們，提供一個表 示哀思的場所。聽到噩耗後，成千上萬的瑞典人排著隊，到各地教堂點上一支支蠟燭，默默 地為安娜祈禱。哭泣著的人們互相擁抱，安慰自己也安慰他人。全國下半旗，在林德遇襲的 百貨公司門外，地上擺滿了鮮花。 　　安娜去世的第二天，近五萬瑞典人在首都Sergels Torg廣場聚集，沉痛悼念安娜·林德， 並抗議暴力活動。廣場上，人們手持著紅玫瑰或舉著瑞典國旗，面對安娜面帶笑容的照片。 安娜生前最愛的瑞典明星Eva Dahlgren，含淚演唱一首《房間裡的天使》。優美的歌聲伴著 無盡的哀思。在瑞典其它城市，也舉行了類似的紀念會，人們以默哀向去世的安娜致以敬意。 這是自反越戰抗議活動以來，在瑞典舉行的最大型集會。 　　 開放社會和官員安全問題 　　 慘案發生後，瑞典警方是備受公眾指責的對象。一位身居如此高位的部長大臣，居 然沒有給配備安全保鏢，外出時沒有任何隨行人員，這不僅使外國人感到不可理解，就是在 習慣於把政府官員當普通人的瑞典，人們不能不反覆地質疑：為什麼會發生這樣慘烈的悲劇 ，我們瑞典的制度是否需要改變？ 　　就治安環境而言，瑞典犯罪率比較低，暴力事件相對來說比較少。有著兩百年和平的歷 史，中立國瑞典在世界上沒有什麼死敵，社會因此穩定祥和。因此，除了國王和首相安排有 保鏢衛護之外，對於其他政府官員，不但是警方不認為有保護的必要，就是官員自己，也不 喜歡自己的私人生活有他人介入（當年帕爾梅首相和太太去看電影時就拒絕保鏢跟隨）。這 種政治家平民化的作風，使得官員和人民之間沒有多大距離，因此也很被老百姓所欣賞。但 這種作風，付出了鮮血作為代價。 　　這次外交大臣安娜之死，使瑞典人痛感有加強保護政府官員的必要，警方也在反省，並 立即採取安全措施。但是，瑞典人民仍然不願意放棄他們長期以來為之自豪的開放政治，他 們聲稱絕不向暴力屈服，絕不讓暴力事件打擊瑞典的民主制度。因此，原定於14日舉行的全 民公投將如期進行，這次公投將決定瑞典是否加入歐元區。安娜生前一直極力主張瑞典加入 歐元區，在她去世後，反對和贊成的兩派公投拉票陣營，都立即停止了正熱烈進行的宣傳攻 勢。大家決定以積極參與投票的行動（不管是支持那一方），向已故的安娜表示敬意。 　　 　　換一種眼光看政治人物 　　 需要瑞典人反省的，不但是政府官員的安全保障問題，還有一個善待政治家的問題 。前任外交大臣林娜，在電視台討論時悲哀地說：「安娜死後獲得了她生前沒有享受過的贊 譽，但是，為什麼人們不在她生前更慷慨一點？」她的意思是說，每日辛苦工作的安娜，生 前也和其他瑞典官員一樣，是飽受責難的，很少得到肯定和讚揚。 　　來自有「官本位」傳統的東方國家，在我的眼裡，這瑞典官員還真不那麼好當。前不久 ，女部長蒙娜·莎琳來到筆者居住的城市，做勸說人民支持加入歐元的演講。蒙娜辛苦演講 了一個多小時，沒有人給她倒一杯水喝，她就那樣干站在那裡，不厭其煩地回答選民提出的 各種尖銳的問題。蒙娜當年曾經官至副首相，地位不可謂不高，但在一般瑞典人眼裡，她不 過是一個普通公僕、一個需要討好選民才能實現其主張的政客而已。 　　安娜·林德去世後，人們說，以安娜卓有成效的工作、良好的聲譽，她本來可以成為下 一屆瑞典首相。和安娜同在社民黨內崛起，兩人做了三十年好朋友的蒙娜.莎琳，早在九十 年代初，就有了成為瑞典歷史上第一位女首相的可能。但這位蒙娜一頭栽了，就栽在瑞典的 一個查閱公開文件的原則(Offentlighets-principen)上。為了圖方便，蒙娜偶然使用公家 的信用卡購買私人物品，雖然每次事後都一一還清，但仍然屬於挪用公款的性質。按照「公 民有權查詢政府文件」的法律，有記者追蹤至蒙娜的辦公室，查出她共挪用了六千多美金的 證據，蒙娜因此一度丟掉官職。 　　因此，筆者曾經對朋友說，由於瑞典透明而平等的政治制度，政府官員的收入不太高， 其地位也不是很受尊敬的，況且還需犧牲自己的私人生活，因此，一流、二流人才大都不願 意成為政治人物，他們更願意去從事自己喜歡的專業研究，或者進入企業掙大錢。這樣，就 導致政府官員普遍教育水平不高，不夠專家治國的水平。 　　然而，經過多年的觀察，筆者發現，這位在46歲突然辭世的外交大臣安娜，確實屬於一 流人才。她法律專業出身，25歲就進入議會，1994年擔任環境部長，後升任外交大臣。2001 年，瑞典擔任歐盟輪任主席國，安娜與其他高級外交家出訪了世界多個城市，在國際舞台上 穿梭，以其個人魅力獲得成功，因此被稱為「歐盟女王」，成為瑞典對世界展示的形象。 　　安娜是一位溫暖的女性。作為妻子和兩個孩子的母親，她有令人們羨慕的家庭，一有空 ，她就回家和先生孩子團聚，很盡女人本份。在工作上，她具有廣泛的國際知識和敏銳的判 斷力，熱情能幹，富有凝聚力，善於與人合作，工作極有效率。在外交桌上，她是強硬而火 辣的談判對手，且不時表現出幽默感，令她的對手和論敵為之折服。英國外交大臣斯特勞在 安娜去世後說：「她是一個體現了瑞典乃至全歐洲最美好一面的女性。」 　　 　　安娜對中國人權狀況的關注 　　 在安娜的性格中，有我非常喜歡的一種特點：直率敢言、勇敢無畏。她不但批評美 國，批評其他歐盟國家，更是尖銳而毫不客氣地指責侵犯人權的專制者。 　　例如，她曾經毫不留情指責土耳其政府鎮壓庫德族、迫害政治犯和濫用死刑，並對想要 加入歐盟的土耳其提出改善人權的要求。這種不太講究「外交辭令」的率直做法，曾經在瑞 典外交部門引起「太政治化」的批評。但後來證明，林德的這一做法是對了，歐盟各國採取 了一致行動，把改善人權狀況作為土耳其加入歐盟的條件。 　　作為「歐盟女王」，安娜·林德曾代表歐洲聯盟一方，與中國外交部長唐家璇對話，談 話焦點集中在人權問題上。她直截了當地對北京濫用死刑、鎮壓少數民族和民主人士、壓制 宗教信仰等問題提出了關注，並督促中國政府停止對法輪功學員的人權侵犯。 　　筆者記憶猶新的一件事是，1999年7月，在瑞典公開招聘大使館駐中國文化參贊之時， 年輕的瑞典漢學家陳安娜，以中國現代史及當代文學博士的資格去申請報考，被視為最符合 條件的人選。但由於她的丈夫陳邁平是中國異議人士，為當時的中國駐瑞典大使王桂生所不 喜，因此，王桂生威脅說：如果瑞典任命安娜為駐華文化參贊，中國方面將行使拒絕權。 　　中國大使王桂生的一系列所作所為，嚴重地干涉了瑞典的內政——招聘人員的程序，在 瑞典外交部動搖之際，休假歸來的外交大臣安娜·林德在聽了輿論的強烈反應後，立即快刀 斬亂麻地宣佈：（一）瑞典暫停向中國派遣文化官員，凍結招聘工作，並對這個事件的整個 過程進行調查。（二）外交大臣決定於7月12日召見中國大使，當面對中國政府提出強烈抗 議。 　　為了捍衛國家的主權和尊嚴，這位小小王國的女外交大臣拒絕對一個強權大國屈服。瑞 典大使館駐華文化參贊這個職務，至今仍然被凍結著。 　　至筆者撰稿時，殘殺安娜的兇手仍然在逃。在感歎生命如此脆弱之時，筆者也為國際人 權事業失去一位勇敢的捍衛者而痛心。正如大赦國際組織瑞典分部主席所說的：安娜對人權 事業做出了很大貢獻，她是一位無人可替代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