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溫時代”的政治轉向 北京 任不寐 我在中共“十六大”閉幕以后的一篇政論文章中稱：中國進入了“后改革時代”。“后改革 時代”作為一個分析范式還缺乏精确的論證，但在時間上，大体是指“胡溫”當政以后的一 段歷史時期。1989年以后，江時代可以定義為“后1989時代”，1989年以后的中國政治文化 從不同方向上深受1989年運動的影響，主要表現為政治恐懼制約下的政治守權主義和以新興 利益集團為單位的經濟分肥狂潮，而政治恐懼就成為政治合法性本身，党變成“秩序党”， 以及以“秩序”名義進行按權分利的幫派体系。“胡溫”當政以來，“新政”還基本上是一 种政治幻覺，但至少在這一點上出現了變化：隨著江李等人淡出政壇，主宰中國政的“1989 情結”開始消解了，在這种背景下，“新政府”必須為党尋找新的合法性——我以為這种合 法性努力的方向性之一就是以“民粹主義”取代“政治穩定”并重新被置于政治話語的中心 。而這一政治象征符號的轉換，對中國未來政治走向將產生相當复雜的影響。 中國的“跛足改革”（經濟改革內部諸項目之間的不平衡，特別是經濟改革和政治不改革之 間的沖突）產生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也從經濟生活方面、進而從司法實踐中突顯了 嚴重的社會不公正問題。這是“政府民粹主義”產生的宏觀背景。如果說江時代關注“弱勢 群体”主要還屬于政治表演項目的話，而胡溫的“新三民主義”（胡績偉語）則似乎開始從 這些口號進入了政策和生活。于是中國意識形態似乎划了一個圈：今天的“執政党”開始重 拾過去自己作為“革命党”時期拿手的“思想法寶”窮人和大眾的代言人——重建合法性。 然而問題是，現在它發現，這樣一來它似乎開始反對自身。如果它拒絕接受這种自殺式的政 治后果，那么這种新的政治努力就可能轉向新的目標：反對作為窮人或大眾對立面的那個新 階級：中國資產階級，而這個新階級确實存在各种“道德缺陷”。這种政治努力將不斷發現 經濟利益而自我強化：為市場建立許可證制度不僅可以獲得權力租金，還可以獲得權力對資 本的進一步控制。因此，“后改革時代”就存在這樣一种政治風險：官僚資本主義（類似晚 清和民國）可能卷土重來，只是民粹主義（包括民族主義）的理由取代了當年的戰爭理由成 為權力資本主義的政治象征。 當然，對“政府民粹主義”進行簡單的价值判斷還為時過早。至少到目前為止，以關注弱勢 群体為內容的政治象征事件似乎取得了很多人（包括部分知識分子在內）的好感。以“國家 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的工作為例，這個部門近年來所發布的一些信息似乎在為政府重返市 場鋪墊了越來越多的理由，雖然這個部門的工作多少也為人權事業提供的部分資料。“國家 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去年和今年發布的一些報告說明：中國市場失序的問題是极端嚴重的， “生產不安全”几乎成為中國人非正常死亡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新网2002年12月3 日的消息說：2002年1 至11月份，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發布的信息 指出，1 至11月份，全國共發生各類傷亡事故886041起，死亡112562人。同比分別上升5.9%、 5.2%. 其中，煤礦、道路交通特大事故多發。1 至11月份，煤礦發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特大 事故51起，死亡1064人，分別占全國特大事故起數、死亡人數的44.3% 和50.4%.1 至11月份， 道路交通發生特大事故46起，死亡664 人，分別占全國特大事故起數、死亡人數的40.0% 和 31.5%.今年10月份《北京青年報》的一則消息稱：今年1 至9 月份，全國共發生各類傷亡事 故712968起，死亡95612 人，一次性死亡30人以上的特別重大事故數及死亡人數都有所上升。 這些死亡事件是触目惊心的。上述資料說明：中國平均每月因“生產不安全”至少死亡1 万 人。這意味著什么呢？如果說“911 ”慘案遇難者總數是2752人（2003年10月29日《聯合早 報》），那么中國每月就發生4 次“911 ”慘案。如果南京大屠殺30万同胞被殺害，那么在 今天的和平歲月，甚至還不包括政治迫害在內，中國人“平平常常”地就可以兩年多完成一 次同等規模的“自我屠殺”……問題顯然相當嚴重，這也是當局被迫重視“非正常死亡事件” 的原因之一。然而仔細分析人們不難發現，政府對“非正常死亡事件”的重視更強調“領導 關怀”這一面，這是對“恩人執政”（參見《災變論》）這种傳統意識形態的回歸。民間立 場与政府立場顯然存在分歧，民間關注的是人權本身以及這些悲慘事件背后的体制原因。問 題更重要的是，類似“生產不安全”這种新聞事實蘊涵的政治寓意究竟是什么？ 簡單結論說“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就是要為政府管制企業說項顯然是缺乏論据的。但 是，“政府民粹主義”的政治轉向确實值得警惕。由于市場累計起來的道德災難可能使很多 民眾支持政府管制生產和市場。甚至奉行反資本主義的政策，從而使中國近代以來新一輪資 本主義事業夭折。這种危險在思想領域開始表現出左派思潮与“政府民粹主義”的合流，一 方面，“農民問題學者”和体制內的學者開始紛紛向左轉，另一方面，文學左派開始和自由 主義憤青一起在“神五”等事件中鼓勵為國家利益投資。因此，重申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 警惕官僚資本主義在“胡溫”時代卷土重來是非常必要的。 人們必須清楚，公正的前提是自由而不是管制，而絕大多數悲劇事件都起因于權力的濫用而 不是資本力量的崛起（前面的新聞報道也說明，煤礦事故上升主要是國有重點煤礦和鄉鎮煤 礦）。人權運動對公正問題的關注絕非支持政府恢复恩人角色并進入市場，而是要求給公民 以基本權利——不是呼吁政府控制市場，而是要求市場自治，要求進一步控制國家。永遠控 制國家，這對于中國自由主義來說——考慮我們的傳統——是自己的第一政綱。正是基于這 种認識，“后改革時代”的轉項就尤其值得深入研究棗必須警惕各种形式的國家主義。 中國近代以來的首要社會目標是發展資本主義。中國近代以來的最大悲劇是：“官督商辦” （晚清）和“官僚資本主義”（民國）制約了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其后社會主義運動從根本 上消滅了資本主義。這一教訓是极為深刻的。中國仍然是一個人口眾多的農業社會，這种文 化處境至少為資本主義提供了兩個強大的敵人：一是權力經濟，一是資源匱乏導致的平均主 義意識形態。這兩种思潮在极端的年代產生毛澤東主義運動（由于政治控制的程度使強制農 業積累和無償使用農業剩余勞動力成為可能），在相對和平的年代就會產生國民党1928年以 后的官僚資本主義運動（由于脫离了對地租的絕對控制，權力就強制市場積累和建立市場霸 權）。 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一些著名的体制內的學者開始重新談論“新民主主義”政策，他 們認為毛的根本罪行就是拋棄了延安時期确立的新民主主義政策棗在50年代初，毛撕毀《共 同綱領》這一憲法文件而毀滅了中國的資本主義。這是党內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思潮，他們希 望中國政府返回新民主主義路線，重新“補課”，這也是很多人對“胡錦濤新政”的盼望。 不論這些觀點如何，中國的知識精英們在發展資本主義方面還是存在基本共識的（左派思潮 除外）。但是，如何處理國家政權和資本主義的關系，在這方面，一些分歧還是存在的。關 于這些分歧的爭論是非常必要的，但至少到為止，爭論還沒有展開。而原因之一可能就是： 支持市場价值的學者們卻不得不生活在“國家經濟”的供養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