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學館听講座 北京 張耀杰 《在文學館听講座》是傅光明先生運作成功的一個文化名牌，我在這里借用一下，只是為了 介紹自己在中國現代文學館听取王學泰先生和龍應台女士的兩場講座的印象和感想。文章中 所介紹的講座內容，已經經過記錄整合甚至于借題發揮，好在講座錄相不久將在央視10套播 出，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相互印證。 一、“從《水滸傳》看江湖文化” 2003年10月18日上午，我按照《中華讀書報》的預告來到現代文學館，直到10點半鐘開始的 下半場，才見到了心儀已久的王學泰先生，他的講題是：“從《水滸傳》看江湖文化”。 近年來一直致力于游民研究的王學泰先生，身上并沒有半點的江湖气，而是一位笑容可掬的 謙謙君子。按照他的說法，江湖文化与龍應台將要講的《全球化了的我在哪里》一樣，是非 常當代的問題。 有江湖人才有江湖 為什么士人和商人不构成江湖呢？王先生認為：有江湖人才有江湖。無論是城鎮還是鄉村， 哪里有江湖人的身影，那里就有江湖。中國的宗法制度和自給自足的小農生活，本來應該像 歐洲社會那樣呈分裂狀態，結果卻變成大一統的超穩定形態，這里面的關鍵就在于游學游宦 的文人士大夫。起源于黃河沿岸的中國社會，能夠把文化從先進地區帶到落后地區，靠的就 是千里做官為吃穿的文人士大夫。文人士大夫的流動得到了朝廷的認可和授權，一般不會背 叛。但是這件事情并不絕對，唐代的黃巢科場不中走向造反，宋代的張元因科場不中跑到宁 夏，投靠元昊与宋朝對立，就是文人造反的例證。商人雖然不受官方支持和保護，只要有利 可圖也不會冒著生命危險与官場對抗。但是游商一旦賠了本錢，就有投入江湖變成游民的可 能，《水滸傳》中的石秀就是這樣。江湖中人的构成主要是游民。 中國社會自周代以來都是宗法社會，秦以前是宗法制的封建諸候國，秦以后到隋唐是郡縣制 的宗法社會，宋代以后又形成另一种宗法社會。中國宗法制社會的共同特點是靠血緣關系組 織起來的宗法共同体對宗法人既控制又保護，宗法族權的威力甚至胜過了官府。明代的朱元 璋不允許官吏下鄉扰民，農民直接被族長控制。失節婦女的沉潭，就是官府法律中沒有的。 宗法制有殘酷的一面，同時對于貧困農民也起到了一定的保護作用，安徽徽州的宗族，一年 要給守節的寡婦几百斤的口糧。范仲淹搞的義庄同樣是為了給同族的窮人提供福利保障。宗 法人的個性是萎縮的，不用自己面對社會；就像現在的國營單位給工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長期生活在這种社會中就養成了人性的萎縮，下崗職工自己面對社會時就感到無所适從和無 能為力。隨著人口的增加和社會的動蕩，宗法社會解体后就會有宗法人流入城鎮變成游民。 無業游民并不是貶義詞，是社會結构的不合理造成的游民階層，游民自己奮斗并形成了自己 的性格特征： 游民的性格特征： 第一是惟恐天下不亂的反社會心理，只有社會動亂才能改變游民的命運。阿Q 連宗族都沒有 了，連姓趙的權利也被剝奪了，他最希望的就是“革他媽媽的命”，也就是搶東西搶人報私 仇。 第二是主動進攻心理。李逵的先打后商量、不打不相識就是最好的体現。有人說李逵挺可愛 如果他就坐在我身邊，我就受不了他的那种可愛。 第三是只講幫派不講是非。同樣的事情，梁山泊的人做了就是對的，別人做了就應該殺頭。 智取生辰綱取的是不義之財，取來之后像官府一樣大吃大喝揮霍掉。《水滸傳》中真正逼上 梁山的只有林沖和解家兄弟，大多數的梁山好漢偏偏是被梁山人給逼上梁山的，秦明的一家 老小就是被梁山好漢殺光的。小說中對于婦女的殘忍殺害最充分地体現了游民思想。 第四是忠孝節義加替天行道的江湖義气。《三國演義》的劉、關、張三結義是后人的附會， 漢代并沒有出現結拜風气。南北朝的顏之推在《家訓》中最早提到异姓結拜，到了五代時期 拜把兄弟和認義父義子的風气才開始盛行，五代十國雖然只有50多年時間，在中國歷史上起 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唐、宋實際上是連不到一塊的。唐代還有貴族气，五代十國的戰亂把 以大族為主体的宗法制度給摧毀了，五代十國的國王大都是有异族血統的兵痞和流氓，連趙 匡胤也是隨父親寄居在外鄉的游民。《三國演義》的前身是《三國志平話》，一開始就是桃 園三結義。游民的第一要求是溫飽，接下來游民還要向社會索取屬于自己和不屬于自己的東 西。桃園三結義的目的就是要干大事，要上山當強盜。根据民間傳說《關索的故事》，桃園 三結義后劉備表態說我自己沒有家眷可以上山，你們兩個就干不了。關羽和張飛要殺自己的 家人又下不了手，只好由張飛去殺關羽的家人，由關羽去殺張飛的家人。張飛心善，沒有殺 死關羽家怀孕的女人胡金定，這才有了關索。《水滸傳》中病關索楊雄的綽號，就來自這樣 的傳說。 王先生還認為：《水滸傳》寫的并不是農民起義，而是游民的成功和失敗，《水滸傳》是江 湖生活的百科全書。游民中有的是喪失了產業走投無路，有的是黑社會中大發不義之財的暴 發戶，他們最大的目的是迅速做大后讓官方無可奈何，只有組成更大的團体才更有成功的希 望。108 將的主体就是游民，根本沒有談到農民最關心的對于土地的要求。高俅也是游民， 他出身太低，當的官也來路不正，不是真刀真槍掙來的，所以被梁山好漢看不起。被宋江殺 死的閻婆惜也是游民。只要看一看阿Q 對于婦女的態度，游民的幫派觀念和性別歧視就明白 了。李自成也殺婦女，哪里像姚雪垠小說中寫的那樣啊。 游民与文人 歐陽修給宋仁宗上書時談到過，社會上的殺人放火都不可怕，因為文人士子沒有參与其中， 一旦文人士子加入游民社會就不可收拾了。必須有游民知識分子作為中堅力量，中國的游民 起義才能夠發展壯大。宋江和晁蓋的結交江湖好漢都是一种投資。宋代的官和吏是完全不同 的兩回事，吏實際上是差役，收入很少，不能考官，几乎全都是靠貪贓枉法發家致富的，老 實人做不了差役，宁愿花些錢雇人替自己當差，農民起義的領袖們大部分都是差役。《水滸 傳》里倡導的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思想意識：江湖好漢進行造反的合理性，也就是歌 詞中唱的“該出手時就出手”，說得更直白一些就是“文革”中所說的“造反有理”。在這 之前中國文獻中從來沒有正面肯定和歌頌過犯上作亂的事情，庄子《盜跖》中只是說儒家和 盜跖一樣不是好東西，而不是歌頌盜跖的造反。唐代的好漢是書劍行俠的讀書人，狄仁杰是 好漢，李白是好漢。到了水滸中，攔路搶劫的變成了好漢爺。《水滸傳》和《三國演義》一 起為后世的游民造反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据，天地會入門詩的前兩句就是“桃園結義三柱香， 有情有義名宋江”。 在結束語中，王先生明确表示說：“我一直關注的是游民社會和江湖義气的負面影響，它為 中國進入法制社會和公民社會制造了許多障礙。古代的通俗小說和現代的電視連續劇中的很 多東西都是錯誤的和落后的，在很大程度上把流氓話變成了時髦話。金庸的武俠小說把江湖 人文人化了……” 以上主要是轉述王學泰先生的觀點，在我自己看來，比起不斷給中國社會提供破坏性活力的 游民社會來說，利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和“存天理滅人欲”的絕對專制和絕對天理限 制和捆綁中國人的思想靈魂的儒教文人，才是中國社會的罪魁禍首。《水滸傳》中忠孝節義 加替天行道的強盜哲學，不過是失魂落魄后流入游民社會的是中國文化人一手編造的儒教學 說的江湖版，就像金庸的武俠小說不過是《水滸傳》中忠孝節義加替天行道的強盜哲學的現 代儒教版一樣。金庸筆下的人物既不掙錢也不花錢，除了談情說愛就是打打殺殺，与江湖人 求生存的艱難凶險是完全相反的，也是從根本上缺乏真實性的。 二、《全球化了的我在哪里》 我從來沒有當過任何人的追星族，“文革”期間連毛澤東他老人家我也沒有崇拜過，因為他 沒有能夠讓我吃飽飯，換言之就是剝奪了我的生存權。對于有“龍旋風”之稱的龍應台，我 只瀏覽過一些大陸報刊頗為拙劣肉麻的炒作宣傳，僅有的一點好印象是大意為“幸虧我不是 新加坡人”的一篇小短文，我認同的是她對于個人自由和個人尊嚴的提倡。据傅光明先生介 紹，龍應台1999年因馬英九前往德國法蘭克福力邀出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長，2003年辭職后在 香港任客座教授，當天住在友誼飯店。 一個故弄玄虛的假命題 龍應台的講題本身就是一個故弄玄虛的假命題，“在哪里”是連沒有文化的原始人和少不更 事的小孩子都知道的小常識，被寫一點小感覺發一點小議論的龍女士包裝起來，就成了高深 莫測的時髦話題。 龍女士一開始先講述自己一天24小時的生活內容，結論是自己無論在香港、台北、柏林、紐 約，所面對的都是全球化的外國品牌和外國文化，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看報紙是《國際先驅 論壇報》和《華爾街報》，看新聞是BBC 和CNN ，書店里反正都是《哈利。波特》，看電影 又都是《泰坦尼克號》和《鋼琴師》，連打版權官司找到的律師事務所也是國際性的，送的 花是荷蘭的郁金香和美國的康乃馨，而沒有中國的荷花、菊花和梅花。梁啟超、胡适那几代 人所面對的是西學東漸，現在物換星移，西方文化早已全面進入。對我們而言，24小時的衣 食住行文化娛樂全都被全球化了，其中的80% 又是被美國化了。為什么會這樣呢？因為所有 的東西都成了商品，包括最抽象的思維。大陸還沒有同化到那個程度，我确信只是時間問題。 接下來龍女士談到自己對于外國文化的反抗思維：“1975年到美國留學之前，英文老師要求 取英文名字，我是用助教獎學金去美國的，一面讀書一面教書，教大一的英文寫作，美國學 生的頭髮是不一樣的，可是我總是記不住學生的名字。我就想美國學生為什么就不會另起一 個外國名字呢？我于是就放棄了自己的英文名字，美國人也可以學會發龍應台的讀音嗎？憑 什么不能呢？我第一次參加瑞士的國際筆會發現一個困難，我無法給他們談庄子、韓非子， 溝通是單向的，單一整齊的世界是很可怕的。華語人口占全世界的四分之一，四分之一的人 有沒有四分之一的貢獻？有沒有八分之一也都很難說，不成比例。華語人口有責任問一下， 我們做出了什么貢獻，應該做出什么貢獻呢？” 關于國際化和全球化 關于國際化和全球化，龍女士的說法是：“有人會問，你龍應台不是一直呼吁無論台灣還是 中國都要國際化嗎？我覺得國際化和全球化之間是有很大差別的。拿香港、台北和北京來比 較，哪一個城市的國際化程度最高，哪一個城市的國際化程度最低呢？香港國際化程度最高 北京最低。到台北第一感覺是觀光客很少，沒有外國人特別為這個城市而來，你到了香港， 貼出來的圖片標語一看就是觀光城市。我昨天到北京國際机場，印象太深刻、太鮮明了。出 關時要排隊，第一沒有看到商業廣告，第二沒有任何圖片，第三沒有任何一個外文字，根本 就不是給外國人設計的。除了穿制服的蓋章的人之外，我還能看到什么呢？不是北京如何文 化深厚、万里長城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奇跡之類的廣告宣傳，我第一眼看到的是《中華人民共 和國出入境管理辦法》的中文版和英文版，是本來給中國官員看的不許入境和必須出境的公 文。你會想：為什么會這樣呢？設計者完全沒有歡迎外國游客的概念，完全不知道國際化是 什么意思。” “我當文化局長時曾經召集同人看网頁，我要突出的是台北的形象，希望全世界的人喜愛這 個城市。紐約的网頁是專門為外國游客服務的，設計得非常漂亮，美不胜收。柏林有德文网 也有英文网，最便宜的旅館，最經典的演出，全都有介紹。看上海网頁時特別好玩，打開時 眼睛一亮，和紐約、香港、柏林的一樣漂亮，進去后全都是空的。這是半年前的事情，上海 已經知道推銷自己的城市，只是還在做。國際化指的是懂不懂得國際的情況，按照國際規則 和慣例讓外國人認識自己，接受自己，國際化強調的是懂得如何接軌然后把自己的東西推廣 出去。是讓上海的作家包裝后出版英文版、芬蘭版的圖書，而不是如何寫出中國的《哈利。 波特》，不是拿別人的東西來填充自己的火車。國際化絕對不是台灣當局所謂的讓英語成為 官方語言。我听說北大開始用英語講課，這是不是有點搞錯？！全球化是手段和技巧，工具 和靈魂是不能混為一談的。英語語言只是工具語言，漢語才是靈魂語言。這樣做是建了鐵軌 用火車撞自己，是擁抱外國的鐵軌、火車和貨物，中國人的當代到哪里去了？等到奧運會之 后再看就晚了。北京全都是西方化的建筑，你原來有的很深厚的土壤呢？從藝術到建筑都找 不到自己的東西了。” 片斷的小精彩 在龍女士的這番話中，有的只是片斷的小精彩，在小精彩背后卻是對全球化和國際化、英語 和漢語、華語世界和西方世界進行強行划分的大荒謬。馬克思有“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質” 的說法，所謂人本身就是大同人類中同為精神生命体的個人，只有精神生命体的個人才擁有 主体性的精神和靈魂，只有人本身才是人類社會中一切創造和一切价值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 點。無論是母語還是外國語，都只是精神生命体的人本身表情達意的工具。全球化和國際化 說到底不過是每一位個人在同為精神生命体的大同世界中，更加充分自由地實現自己的价值 而不僅僅是實現某一個民族、某一种語言和某一個國家的价值，更不是在人為划分的勢不兩 立的敵對關系剝奪個人的自由和价值。當過文化局長的龍女士在講座中還談到“我所說的民 族自信心和政權打針讓你對民族感到驕傲不是一回事”，轉眼之間她自己說出的恰恰就是一 种“打針”式的官腔和官話。 在現場提問中，有人問到龍女士對于兩個孩子的教育，龍女士的回答是：“我的兩個孩子在 德國出生，我從來不讓中國文化的東西成為他們的壓力。第一點是讓他們認同德國，我教他 們說中文只是幫他們開一扇窗。他們中文說得很好，但是不認識漢字，是文盲。我從小給他 們講《水滸傳》，講到武松砸人家的東西時就不講了。《西游記》全部講完了。1996年飛彈 打台灣時，我的大儿子只有10歲，我和他躺在床上談心，談共產党是怎么來的，從俄國談到 1949年再談到德國的分裂。談中國的歷史和文化。他長大愿意做就做，不愿意學中國文化也 不勉強。” 站在一個母親的立場上，龍女士對于自己的孩子可以不強求為華語世界做貢獻，站在文化局 長和華語作家的立場上，龍女士所提倡的卻不是把中國文化像西方文化那樣融入到國際化和 全球化的大同之中。她所說的“從藝術到建筑都找不到自己的東西了”，實際上是把只有個 人才擁有的“自己”，強行轉嫁到根本就不擁有主体性的“北京人”的“藝術”和“建筑” 之類的名詞之上。一個擁有主体性的個人所創造出的一切成功的和不成功的東西，都是有 “自己”的東西，只有主体性不健全的原始人和小孩子，才會在自己頭上神化出君主、上帝 祖國、民族之類的鬼把戲來壓倒自己，或者在摔倒后偏偏要責罵絆倒自己的沒有生命的石塊 龍女士強行划分全球化和國際化、英語和漢語、華語世界和西方世界的思維方式，正是連常 識都沒有弄明白的原始人和小孩子的思維方式。 龍女士的官話 龍女士最為不堪的“打針”式官話是這樣的：“當代學者要打入國際，把我們民族中最糟糕 的東西包裝后輸出去，現在是投西方所好，喜歡小腳、喜歡鴉片、喜歡‘文革’的殘酷，把 性描寫大膽輸出，把自己包裝成异議分子輸出去，把‘文革’中的傷痕輸出去。沒有中國文 化的情怀的時候，哪里有中國人自己的特色的、有獨立性的當代出來。‘五四’的全盤西化 后來的蘇化、‘文革’和改革開放，100 多年來中國人好好看看自己站在什么土壤之上沒有 總是不斷地接收不斷地接收，四分之一的人口不能做出來相當的貢獻是很羞愧的。我一個美 國朋友說他（她）每兩年必讀一次的書是《圣經》，我說是《庄子》，10歲時我父親就讓我 背《古文觀止》，我現在讀了還能夠發現新的東西來。” 稍有常識和頭腦的文化人都應該明白，“五四”時期只是提出了全盤西化的口號而已，陳獨 秀和魯迅等人的罵人，從根本上就是“欲加其罪，何患無辭”的專制遺風，連胡适、周作人 當時的西方化也處于初步階段。正像一個反腐敗的國家存在著腐敗，一個穩定壓倒一切的國 家并不穩定一樣，“五四”時期提倡全盤西化，只是因為當時的中國与西方先進國家的民主 科學格格不入甚至于背道而馳。至于《庄子》，到現在為止連中國名牌大學的專業教授都沒 有能夠完全讀懂，龍女士兩年讀一次讀出來的又是什么東西呢？《古文觀止》更是古代八股 文的集錦，是“存天理滅人欲”或者說是“欲加其罪，何患無辭”中國傳統文化的范本，是 中國几十年來一會儿要“共產”一會又要“代表”的党八股的根源所在，龍女士要是能夠從 這里面找出比民主憲政的西方文明更加科學人道的新東西來，簡直是比中國大陸當局所認定 的唯一正确的科學真理還要偉大、光榮和正确了。 在談到從政3 年3 月3 天的經歷時，龍女士介紹說：“從政是理念的實現。1999年是帶著疑 問進去的，非常困難。做完了之后竟然還得到普遍的好評。古語說危邦不居，我能夠全身而 退，證明台北市民的文化水平已經可以接受文化批判者的進入，允許我沖撞原有的体制而且 接受我，證明台北已經發展到這個階段，這是一個很好的事情。我進去就是要鋪那個軌，鋪 完以后可以讓別人去做，我要是再做四年可以更穩固一些，我是比較自私的，我需要自己的 自由空間，我對寫作的渴望更強烈，再做4 年對個人損失太大。” 針對“《野火集》已經出版20多年了，20多年來你有什么變化？”的提問，龍女士回答說： “我并不是頭上都是刺的人，20年前也是這樣一個人，我是很好的母親，我是很溫柔的，我 帶孩子的毅力是朋友們很惊奇的。我喜歡朋友，我喜歡游山玩水。我寫作的時候就是一個頭 腦在寫作，感性就不見了。寫《野火集》時我非常非常天真，現在依然天真，沒有那個天真 根本就不要寫作了，我是看到了光明的一面才會寫作的。台灣社會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 野火集》是最早對社會進行批判的一本書，現在需要的已經不是短打的東西而是核心的東西 我的《50年來家國》和《面對大海的時候》在台灣引起了30年來的大辯論，同樣的文章在台 灣和大陸的解讀真是南轅北轍的。” 當第二外語學院的一位學生請龍女士題贈一句話時，她回答說：“我是能夠用英語寫作的人 英語是工具的語言，漢語是靈魂的語言。工具后面都跟著一個靈魂，把英語机械地學習就太 呆了，一定要清楚知識就是權力，這就是我送給你的一句話。” 由西方世界所主導的全球化和國際化正是“知識就是權力”的最好体現，而中國大陸現在通 行的卻還是另一种權力，也就是凌駕于憲法和法律之上絕對剝奪公民權利的一党專制。打從 宋代以后，已經失去最低限度的創造活力的中國社會，一直是在一個又一個野蠻民族的征服 和殺戮中延續下來的，至今依然在現代世界中最為野蠻落后的蘇俄社會主義的統治和主宰之 下，像這樣的一個國家，即使由以美國為代表的最先進最民主的西化文明所同化、所征服， 又有什么不好呢？！ 精彩的最后聲明 在我看來，龍應台最為精彩的談話，是她在講座結束時的最后聲明：“在大陸上所有買到的 我的書都不是原貌，我還在网上看到挂在我的名字下面的文章根本不是我寫的，但愿有一天 能夠以原貌在大陸出版我的書籍。但我知道許多大陸朋友的書稿只能鎖在書桌里時，又感到 自己還是很幸運的。……” 比起龍女士的遭遇，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夫人希拉莉的傳記被改頭換面，已經成為更加全球化 的文化事件；而我和与我一樣不自由的大陸文化人的著作，大都是經過一而再、再而三的閹 割輪奸之后才得以出版的。在這篇文章結尾，我也想表達一下自己的意愿：希望有一天，中 國与台灣之間并不只是實現所謂的“三通”，而是全面開放到能夠讓在台灣經過民主選舉的 真正合法的陳水扁總統，到中國大陸競選全中國的真正合法的總統；希望中國公民能夠打破 政府當局人為的信息封鎖和新聞欺詐，隨時隨地可以像美國人、香港人和台灣人看中國中央 電視台國際頻道一樣，在中國人自己的領土上看到美國人、香港人和台灣人的電視信息和報 刊新聞；希望已經被毛澤東宣判為“閻王殿”的專門監視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和靈魂創造的中 共中央宣傳部，能夠早日在中國大陸徹底消失；希望已經充分全球化的文化名人龍應台所享 受到的全球化的自由和人權，能夠早已落實到所有中國文化人和中國公民的身上。 一個國家的國境線總是在不斷地分裂和改變著，一個民族的血統總是在雜交混血中遺傳和變 异著，在全球化或國際化的地球村里，每一個精神生命体的個人，所擁有的只能是更加自主 也更加充分地選擇自己所喜愛的信仰、國籍、語种、异性及其他所有生存方式的自由和人權 而不是利用祖國、民族、階級、宗教、主義、思想、理論、代表之類“存天理滅人欲”的鬼 把戲剝奪和犧牲公民權利的專制強權。只有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党宣言 》中所說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才能夠成立；也只有在這個意 義上，大同人類中同為精神生命体的所有個人的主体性的大同人性，才會在普世性的民主憲 政的切實保障之下，不被專制強權所分裂和抹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