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与“社會主義”隨感 南京 樊百華 有朋友說我是假自由主義真社會主義者，批評我過于強調公正平等。 的确，在諸如義務教育、基本醫療、生存保障、圖書館等所有“公共產品”上，我堅持“社 會主義”（僅僅是“政策”意義的？）立場。我与一些左派朋友有很多區別，但至少在強調 政府公共福利責任方面，沒有原則的區別。不管什么主義、什么党、什么政府，對“公共產 品”不負責，對大多數窮人的利益不負責，相反卻代表著權貴們的利益，我都要反對。一些 “自由主義者”，毫無公正心地販賣經濟學上的哈耶克、芝加哥學派，与他們為伍，是困難 的。無條件的私有化、私有財富神圣論，讓我感到恐怖。眼下中國正進行“只做不說”、 “少說多做”、“說此做彼”的迅猛“化公為私”運動（秦暉，2003），一些“自由主義者 卻在用力反左，真“聰明”！ 1.政府應當為全体中國人提供起碼的平等的“公共產品” 中國的現實政治只有絕對權力，要真有什么左派、右派，反倒說明絕對權力快要結束或者已 經結束了。作為政策的“社會主義”仍是一個將來時態。 例如王紹光先生的中央財政集權論、大政府論，我不贊同，但“SARS中國”期間，例如王紹 光先生發表的長文《中國公共衛生的危机与轉机》，很多意見我是衷心認同的。王先生說： 按道理說，預算對衛生事業的撥款不應存在太大地區差距。畢竟，政府有責任為所有公民 （不管他們住在國內的任何地方）提供大致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務，包括衛生保健。但中國的 情況不是這樣。在中國，2001年全國衛生事業費總額為546 億元，其中中央部分只有35.43 億元，占總額的6.5%. 西藏是唯一實行全民醫療保障的省份，資金的不足部分，全額由中央 財政補貼。除了西藏，別的省份基本上都得依靠自身的財力來解決衛生事業費。1998年，河 南人均衛生事業費只有8.5 元。中國地方人均壽命最高已達約77歲，而最低只有63.5歲。胡 鞍鋼從衛生設施和健康指標指出：中國國內存在著“四個世界”。北京、上海可以与發達國 家媲美；東北三省和東南沿海省份与東歐轉型國家不相上下；中西部省份略比一般發展中國 家好一些；有些西部省份比發展中國家還差一點，但比最不發達國家強。 王先生這里說到的一個數字是35.43 億，我也說一個數字：1998-1999 年國務院精簡16000 人左右，贖買的价格是50億元，人均補貼31.25 万元！ 不管政治立場如何，實事求是都是有良知的。一些“左派”朋友，常常比“自由主義者”可 信賴十倍！我是窮人，我有窮人本能般的直覺。 是的，富人應當受到比窮人更多更好的服務，不同地區之間也不可能有完全一樣的服務。但 是，我們討論的与此無關。我們討論的問題是：政府應當為全体中國人提供起碼的平等的 “公共產品”。羅爾斯的第一正義（起點規則公正）堅持不了，能否在羅爾斯的“第二正義 （實質是保障弱勢群体）上面做得像點樣子？遺憾的是，人們看到的多是“錦上添花”而不 是“雪中送炭”。 用事實說話——一是公共事業上的花費越來越“小气”。《財經》雜志有文章指出，2001年 政府支出在全國衛生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從1990年的25% 降為16%.（個人支出所占的比例從37% 升為61% ；社會保障以及其它保障体系的支出比例從38% 降為23%.） 据專家研究，在中國真正享有醫療保險制度福利的不過9000万人。這是就實際情況而言的。 比如國有企業職工，名義上都是有的，實際則千差万別。如果將离退休与在職官員、公務員 事業單位人員加在一起，用9000万來減，剩下的就沒有多少了。還是拋開政治說話，我覺得 特別是為“打江山”做出貢獻的人們，應當享有最好的保障，高級官員福利特殊一點也無可 厚非，但是，既然醫療保障涉及生存問題，覆蓋面太小總是說不過去的。 二是對農民越來越“小气”。据調查統計，中國有2000多個縣也即大部分農村的農民沒有任 何公共醫療保障。中國的醫療体系名義上覆蓋全國人口的21% ，而農村中至少3~5 億人的醫 療保障成問題。 加上看病難看病貴等因素，造成中國95% 的藥物用在了城鎮，大多數農民只使用了5%. 2.為 什么總是讓大多數老百姓付出代价？ 同樣需要拋開政治說話，我覺得毛澤東時代的農村醫療保障，還是需要保留并且加以完善的 這樣說是從我的切身体會出發的，我過去在農村看過病，比起現在我鄉下的親友來，毫無疑 問，過去政府提供的醫療保障當然更好，鄧小平時代至少在這方面是一個大的倒退。著名學 者溫鐵軍先生說到：不正常的市場化改革，“能夠產生資本收益的領域政府不放，需要支出 的都在甩包袱。諸如教育、醫療這些公共產品不應該市場化的也大搞市場化改革、產業化發 展”，這是造成主要是農民缺醫少藥的“宏觀原因”。 關于醫療的市場化或者產業化問題，与教育一樣，我首先認為，在“公共產品”也即作為國 家政府的基本義務范圍的那一塊，是千万不能交給市場的，而必須由政府“壟斷”安排。這 一塊具体怎么划，也即盤子具体定多大，應當至少在專家們中間發揚民主，應當給与輿論自 由，讓人們充分參与討論，應當結合國情确定。超出這個范圍，也不完全是一個交給市場的 問題。例如管到大學階段的希望工程，怎么是市場化、產業化呢？不是的。例如，至少民間 慈善組織參加進來，就不能用市場化來界定。 在醫療衛生方面，應當說中國政府也作了一些有意義的努力，例如限制城市普通群眾的用藥 浪費、醫藥分离、政府集中采購、醫療事故鑒定改革、建立醫療保險市場等等，但是，這些 措施大多涉及醫療如何市場化、產業化的問題，在擴大無歧視的健康保障方面，應當說作為 很少。 如何擴大或者說無歧視推開人權化、公民化的醫療健康保障呢？我一向認為，很多本來不屬 于政治的問題，中共當局人為地使之政治化、複雜化了，這是討論所有“公共產品”問題的 障礙。包括我在內的朋友，首先注重的是使很多問題回到自身的范圍，离開被人為糾纏的政 治范圍。當人們能夠按問題本身的需要來討論問題，中國就有希望了，共產党就出息了。實 際上，特別是SARS發生以來，中國的學者專家和部分官員，都為中國公共衛生体係的建立健 全，發表了很多中肯、重要、深入的意見，就看共產党怎么應對了。 我不希望听到“中國還窮”、“中央財政困難”，“公共福利不可能一步到位”、“改革總 要有人付出代价”這樣的話。這些話如果出于無知的人，我則要問：為什么有這么多人連起 碼的真相都不知道呢？如果是出于一些政府官員，我除了尊重他們的“職業道德”之外，則 一定要反問：接受扶貧的鄉村干部都坐上了豪華公車，是窮還是不窮？每年都要上一些多半 為大中城市服務的大工程，每年光官員吃喝嫖遙就花去近2000億元，還說明財政困難嗎？事 情根本不是什么一步到位的問題，而是起碼的最最起碼的政府責任，為什么不能盡到的問題 ；事情也不是什么代价問題，如果總是讓大多數老百姓付出代价，那世界上就沒有什么改革 了，20多年窮的越窮富的越富，根本不是什么代价問題了。知道真相的人們故意狡辯，這是 什么“職業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