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友人書----答畢巧林及梁泉諸先生 (北京)余世存 謝謝你們的好意。就像你們的一個兄弟，在長久孤獨地自言自語或朗聲傾訴中，忽然被你們 看見並指點關懷，我很不好意思，我跟你們沒有什麼不同，請不要跟我說客氣話，不要給我 加上漢語裹那些早已變得自大而無行的概念，丹哥談我的中國問題觀已經讓我不好意思了， 你們再來揭露說我是一個孤憤者，思想者，就太見外，太生分，會讓我手足更加無措：我相 信你們跟我一樣，具有必要的勇氣和獨立精神來恢復我們這個世界的某種信念和理想主義， 用丹哥的話說，我們雖不相，識，卻可以是精神上的同盟，我是你們的同類，你們的弟兄。 知識分子必須身體力行你們對我的理解也讓我覺得新鮮，原來我是這樣的一個人！我這麼多 年居然對同行做了這麼多的批評，仔細回想，倒也釋然，我確實對我國的知識分子們有點失 望，我國人生艱難奇詭，世所罕見，人們，其實仍是百姓們，對我國的知識分子有所期待是 應該的。用傳統的話說，人們心中的知識分子仍應該是明理，識禮、正義、正則的讀書人： 而不是在學者教授大師名義下層層包裝的人上人，人們不希望讀書人也讓世界處於懸而未定 的狀態，人們希望讀書人表達立場，示範生活，講明什麼是良知，正義，什麼是愛，幸福， 什麼是國家利益。在今天，由權力，資本和知識等操持的報刊，影視、網絡，學校等傳媒和 文宣教化，遠遠不能夠解答民眾的生存和發展要求，那些知書明理的人，在責任方面把自己 等同於百姓，在名利方面把自己當作精英或上等人。 我拒絕進入體制，也經歷了一個過程，現在可以說，這是我的選擇：我選擇了這種生活。我 希望能脫淨身上的一切裝飾，做一個本真的相融於社會的人。體制中的知識分子或文化人的 路不是不可以走，但那條路太窄，付出的代價也相當沉重，李慎之為很多如此生活的知識分 子遮羞過，隨著他的逝去，再沒有人為犬儒的知識分子們遮風擋雨，這種風雨，就是我們社 會劇烈變動的要求，是來自正義的叩門聲，走來自良知和正當性的疑問，是來自自由世界和 發達社會的較量性評估，慎之之後，知識分子必須身體力行地回答，他在何種意義上是一個 知識分子？這也是我近來不斷提到的個人生存哲學和民族社會變革的政治哲學。知識分子要 為青年提供生存示範，要為社會變革提供足夠的思想資源，我理解的革命你們看到了我在提 革命。對我國的革命問題，我只是小聲說了幾句，就讓一些人怕得不得了，謝謝你們對我的 革命主張的同情，其實，如果革命都不能被討論被分析，都不能作為我這樣的知識分子的重 要研究課題，並不能說明幫閒們的警惕性有多高，而只能說明他們的病態和神經脆弱：如果 革命不能作為像我這樣無權無勢或像我的工人農民同胞們那樣實在的威嚇和生存的最後手段， 那這個國家也就太無天理了，這個社會也太沒有自然正義了。用一句學者們的話，在我們的 國家裹，究竟有誰之道理，何種正義？ 到今天為止，社會意義上的革命，政治意義上的革命、思想意義上的革命都未破題，我所呼 喚的革命，是這樣的一種全民革命，並不是階級革命，更不是復仇造反。我理解的革命，不 是煽動人們內心的仇恨，不是放縱人們內心的情慾，而是激發每一個人立身處世的尊嚴，良 知，關愛和自覺。孫志剛事件中，如果能夠出現一個獨立的民間調查委員會或善後委員會， 就是我說的革命：三農問題的專家和眾多志願者中，如果能夠像對日索陪一樣，出現幾個志 士或機構，開展要求政府賠償農民、艾滋病人或其他受到盤剝和不公正待遇社會階層的活動， 就是我說的革命：提倡以法治國的學者中間，如果能夠出現一個獨立的護憲委員會，就是我 說的革命：及時公佈貪官污吏，胡作非為的商人，幫忙幫閒的學者，並建設某種審判和懲罰 機制，就是我說的革命……對於我國的類人孩們和我們這個類人孩狀態的社會，任何文明理 性的發揚光大都是一次革命。事實上，正是因為這種革命手段及其力量的缺乏，我們的社會 仍是一個專制社會，我們的民間有量無力，我們在私人領域裹有音而在公共政治生活中無聲， 我們孤獨的個人有力卻無足夠規模數量的人協力同心。我們無法限制權力，我們無能節制資 本，我們無力教化知識。公民社會的發育，其組織化、技術化和分工等等遠未啟動，我們因 此不能以公民運動哪怕是市民運動的方式監督政府的改革、抵制政府的惡法惡行。 微斯人吾誰與歸？ 我剛從鄉下回京，聽說北京拘留了16個人，上海拘留了7 個人，東北判了一個叫羅永忠的人， 這些本無罪錯的同胞，其唯一的罪是讓我國政府對其犯罪。其罪既已犯下，我們所能做的就 是阻止政府繼續犯罪，那些為孫志剛拍案過憤怒過的學者教授們，應該保持其做人的一以貫 之，不斷地集結力量來阻止政府犯罪，這樣才是文明理性的表現。但可惜，類人孩們趨利避 害的依附性使他們躲在單位或體制的庇護下，自覺地錯過一次次的機會。 這樣說。我過於刻薄了。我其實應該向我傷害過的人道歉，因為我也並不勇敢，我的生活充 滿失敗，這也是我一再解釋不能看重類人孩本性的原因。類人孩首先是指一種前現代狀態， 一種非文明狀態。在這個意義上，今天的世界，並不是只有中國大陸的居民是類人孩。 魯迅的國民劣根性，任不寐的災民理性，跟所謂的國情論一樣，都包容在類人孩的整體狀態 之中，吾人不能因與其他文明的孩子不同，而自大得永遠做一個成人眼裹的有中國特色的無 賴：其次，類人孩是指存在個體跟社會的關係。他依附社會，消融於社會，就像中國的知識 分子為人夫，為人父、為專家、為教授，完全消融到社會中去了，他不能超越、獨立，他不 能成為他所是，他難以走動，無能說話，不會交朋友，更不能思想、信仰。無論今天的幫閒 們如何說得天花亂墜，真正的成人之路必須爭取其在社會上即公共領域中說話權（言論自由 和出版自由，表達自己而不僅被人代表），必須爭取其交友權（集會結杜組黨的自由），必 須爭取其走動權（遷居自由，打破超經濟強制，打破地方經濟的分割），必須爭取其勞動權、 財產權、受教育權，等等，不能把言行的正當性建立在對類人孩們內在特性的揭露上，不能 指責類人孩的文化程度，不能指責他們的自私或愚昧落後，知識分子尤其不能像普通民眾一 樣只是在私人領域表達自己的良知或正義，只能在私下嘲弄或詛咒專制的愚昧殘酷，只能用 有自身特色的符號編碼來表達的見識。 感謝你們的理解，我對同行們的指責是希望有更多擔當者的出現，或者說，為青年朋友們鋪 平道路，作為一個熱愛文學的讀書人，我的指責也許還有范仲淹所說的意思，微斯人，吾誰 與歸？ 我之堅持革命，是因為任何類人孩狀態裹要進入文明社會，獲得成人狀態，不經過爭吵，討 價還價甚至流血，是不可能的。多少家庭的孩子都只能以叛逆的方式，才能正告並讓家長明 白，他們在諸多的關係上已是平等的一員。英國革命、美國革命、法國革命，乃至今天的天 鵝絨式革命，台灣的民主革命，都經過改革改良者難以想像的代價，才真正邁進了文明持續 發展的堂奧，關於我國的現狀及其前途，我應該是樂觀的，我只是對專制的改革改良命運不 看好而己，我國的命運，既取決於無數的民眾，也取決於每一個知書明理的人，我曾經悲觀 過，那是因為我對外界外人抱有希望，我的生活充滿了等待，我批評知識分子，曾哀求過他 們：但後來我明白實際上我能批評的是，反思我自己，我自己不也是知識分子？我自己能做 多少呢？我適合做哪些工作呢？我的一個老外朋友八十年代末來到中國，那時他見了不少中 國的知識分子，他印象裹，年年到中國來，聽到中國的文化人們說起自己的國家，就是一臉 沮喪、無奈、悲觀，用他們的話，「沒戲」他驚訝中國究竟是什麼樣的人組成的，為什麼民 族的精英分子都是旁觀者的態度，只想自己跳出來，該要和不該要的生活一個都不能少，而 不能盡心介入，以圖改變，要瞭解不同階層的國人生活這個月裹，為家事我回到了老家隨州， 我覺得多年不見，家鄉變化還是不小，但我的初中同學們異口同聲地說，隨州沒戲，隨州的 頭兒不行，隨州沒有產業，沒有人投資，我很想告訴他們，他們的話雖有道理，但他們對生 活方式，對產業化內容的理解有偏差，何況隨州的前途也取決於他們的作為。但我沒有說話， 我要多聽同學們的話，當代漢語貢獻獎的首屆得主劉力群先生說，我們的精英們如要瞭解不 同階級的國人生活，就得回去跟自己的小學同學做朋友：如要暸解不同階層的國人生活，就 得回去跟自己的中學同學做朋友：可惜大部分精英，只會跟自己的大學同學甚至只跟自己的 同行交朋友，他們的生活是差不了多少的，這導致他們跟社會的脫節和想當然，導致他們不 能平等地看待其他階層其他行業的同胞，更不用說跟後者進行理性地有效地交流，我曾經以 為自己完全不能跟人找交道了，但多年未見，我的初中同學們對我的出現表現出令人感動的 熱情，他們把待客作為生活中的人事，他們不求我任何事，不問我做什麼，他們只是要與我 分享在一起的時光。二十多年沒見面的同學中有人已經下崗，我們一起打牌時有人故意給他 輸錢，還有人是教師，有人是稅吏，有人是醫生，有人是個體戶，他們的生活沒有更多的希 望；跟理想或孩子時期的信念相比，他們生活得有些迷茫，難得糊塗，但他們達觀、堅韌， 他們很少憂天怨人，只是當他們說沒戲的時候，我一下子想到了老外朋友所說的國人言行， 我想他們也是說給我這個外來者聽的，在實際的生活中，他們絕不旁觀，等待，他們相當投 入，我還因此想起了年初（致朋友們的公開信），我希望朋友們仍有足夠的勇氣和獨立精神 來堅守我們孩童時期即有過的純潔信念和淑世情懷，並熱烈地介入生活，我在我的中學同學 身上也發現了他們的美好和善良。同時我看到了，所有說沒戲的人們，今天都大大小小是一 個混得不錯的人物。朋友們經常善意地關心我住的房子、我掙的生活費，但我同時也知道這 些話題已經成為大多數人交流的方式，那些說沒戲的人們，多用物質時尚，圈子名利，小眾 趣味、體制格局，把自己層層包裹裝飾起來了。作為一個受過教育的中國人，不能一面說沒 戲，一面又完全適應了專制生活，甚至把自己當下生活的成就榮譽乃，至回憶都歸屬於專制 時代：受過教育的中國人，不能跟自己嘲笑的專制建立一種相輔相成的依存關係。只要他們 在這裹，他們就有為爭取自己的成人之道而盡綿薄的責任。 在對知識分子的批評中，我一直有話沒敢說出口的，就是落後民族的學者教授們在見識和其 他方面比不上一個文明社會裹的新聞記者，我見過不少駐京的外國記者，他們揭示真相的勇 氣，他們評論事件的道理，他們解答民眾疑難的方法，往往超出我們的學者之上。當我如此 相對地看待這一社會現象時，我發現一些九十年代走出校門的年輕記者，從都市跑到內地時， 他們往往比當地社科院，文聯作協和政策研究室的學者專家，知識分子和秘書們更有言路和 思路，更能做點實事，更為自覺地擺脫長官意志。慚愧的是，當發達社會的志願者們不遠千 裡萬里來到我們中間，為我們的邊緣弱勢者服務，給我們帶來做人的意志和尊嚴時，我們卻 無能離開都市生活，去內地，中小城市，參與當地的建投，促進其社會組織化、技能化和社 會分工，爭取當地邊緣弱勢者們的正當權利。一方面，我們的大家長權威太強，一方面，我 們生活中需要的權威又總是缺席，伊枚克人曾問，你們為什麼來得這麼晚，我相信對相當多 的中國人而言，這句話有著血淚：我相信這句話裹蘊含有類人孩們成人禮的方法和內容。必 須有力量現身，必須有力量走去，必須有力量到來。而現在，我們遠遠不能成為一種力量， 也就是不能成就為一個人，批評政府，限制政府，彰顯民權，我們遠未能成為把做人的尊嚴、 力量、信心和正義還給自己和別人的人。 而今我們只能慢慢地著急由於缺乏自覺意識，使得我國的時代精神尋找其人格形式時不斷下 移，比起中共改革開放初期今人感動的全民各階層的合作，尤其是精英層對民眾要求的善用 帶來的全民受益，今天。 歷史任務的助力和推動者們已經從政府官員、精英層面下移到青年、學生和民眾那裹，可慮 的是，民族社會的資源並沒有下移，反而不斷地剝奪，眾斂，這導致了從精神到物質層面的 劇烈分化，導致了憤青一代的長成和偏執，長此以往，裂痕深刻而不可調和，我提倡革命， 就是希望在兌現我們生存的正義時，我們民族能夠付出較小的代價，改革改良的成本已經過 高，為維持穩定或不擾亂社會秩序付出的代價已經是幾代人都無法承受的，我們或者可以通 過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盡早地把我們民族帶入一個持續不斷變遷的文明社會，我一直在想， 如果我們的官產學資源。稍微下走一點，我們的民間社會就會迅速壯大力量，我自己也不會 有生活的恐懼或力不從心之戚，我們可能會以較小的代價解決民族社會發展的制度性瓶頸， 而今，我們只能慢慢地著怠。 作為一個農民的兒子，對於今天的社會生活，我確實有太多的話說，由於某種緊迫感，我的 寫作內容過於狹隘，這給你們和不少人留下了孤憤的印象，實際上，我本人性格是相當溫和 的，我的寫作興趣也很廣泛，對一切美的人事物情，我都願能夠結識傾心，我其實足一個極 為生活化的人，甚至對學問，思想、西方知識，我也抱有極大的興趣和同情，當然，我說過， 時代精神已經下移，學者，教授和文化人之流無能洞察並及時表達民族社會的正義要求， 「群赴東鄰學國史，神州士子欲羞死」，陳寅恪曾看到了沉溺於某種知識的危害，這種「唯 識」教士在我們社會既不能成就一個知識共同體，也於民族發展本身不切己，我們只有破除 其迷信，才有可能兌現一個社會的基本正義，才可能實現一個民族的文明正當性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