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最大的經濟

南京  樊百華

在自由社會，青少年往往以成為富翁、企業家為宏愿，想成為政治家的少之又少。這是因為
權利主義社會的政治已經理順了，成了總統、總理（總書記算不算大人物？）不等于就有了
呼風喚雨的特异功能，連一個“北京地區”也支配不了。相反，一個權力主義的社會，政治
必然無限擴張，社會的方方面面都被政治化了，人們被迫不得不首先關心政治，大大小小的
政治家也就不胜其多，連山溝里農民的思維模式都政治挂帥了。中國文革以后，應當說，用
生產力標准、經濟建設為中心等等取代政治統帥一切、階級斗爭為綱，是一個進步，民間的
覺醒從厭惡极左极權到注重人權、公民權，更是改變泛政治化社會的重要進步。

但是，例如甘肅省剛剛對一位人士的判決書中，還充滿了“敵對分子”、“反動組織”、“
反動言論”這樣的用語，就表明官方并沒有真正改變過去的政治習慣。實際上，權力主義的
“穩定壓倒一切”与“一心一意搞建設，聚精會神謀發展”恰恰是有沖突的，表面上的“以
經濟建設為中心”、“經濟是最大的政治”，并沒有改變“以維護傳統政治權力為中心”、
“政治是最大的經濟”的內核。我這里說的“政治是最大的經濟”首先是對現實的反映，加
上問好，是對政治依然壓倒一切條件下能否搞好經濟建設的疑慮，同時也是對經濟、文化等
等真正擺脫傳統權力的糾纏，表達一點愿望。

中國要什么樣的政治

既然“政治挂帥”依然是中國不幸的現實，那么，在中國，不是要不要政治、關心不關心政
治、對政治有沒有興趣的問題，而是要什么樣的政治的問題。

不錯，政治是最大的經濟。實際上，政治不但是最大的經濟，而且還是最大的科技、教育、
文化娛樂，等等等等——這是由共產党的大一統政治習慣決定的，當然不是好事——成熟的
成人社會政治不應當對非政治領域有如此大的控制、干扰与影響的。中國人的生活被共產党
弄得過于政治化了。

中國的經濟生活中真正煩人、折騰人的，無一不是來自糟糕的權力主義的政治干扰！今天的
中國必須將反腐敗与維護人權聯系起來，因為腐敗直接侵犯了人們的財產權。腐敗的根本原
因在于權力壟斷，或者用官方報紙已經出現了的說法即“權力缺乏制約与監督”，腐敗蔓延
，這說明人們的政治權利、公民權利，必定被嚴重侵害了。當然，腐敗也必定要侵害到人們
的各种社會權利和文化權利。

無論在哪一個生活領域，只要有權力触鬚的触及，人們就不難看到那里的一些侵權和腐敗現
象。一個人首先是“投胎”、出世，而這就需要男女的婚姻，而要領到婚姻許可證就得應付
腐敗，多者竟要花上几千元棗這導致“非法婚姻”增多；生孩子呢？要有准生證，于是全國
農村大多數落后地區賣起了准生證，收起了名義上的“超生費”實際上的“准生費”，而且
是連白條也不給打的，有多少村、鄉干部貪污了多少億“超生罰款”？看看全國每天不斷去
北京上訪就知道了——這導致計划生育國策的基本失敗，騙取國際社會的廉价夸贊無疑于縱
容亂生育；到醫院呢，又得進貢醫生；出生后入托、入園，要應付亂收費和老師對平民父母
出身的孩子們的歧視；帶孩子出去玩要被旅游行業宰；上學了要受應試教育制度之苦；節日
去公園因為門票等等被“宰”了，你還有真正的游玩嗎？……直到死后的骨灰盒安葬、儿女
們清明節來掃墓等等，可說是雖死而不宁。無論任何人，從出家門到回家，都可以在他進入
的社會角落里遇到腐敗。坐在家里就無事了嗎？公安隨便進門把你打一頓，讓你掏出冤枉錢
的事也會有；電費、水費亂收呢？（有線）電視、電話費呢？那污染的空气呢？居室的終日
不見陽光呢？噪音的干扰呢？……總之，無時無刻，無事無處都可能遭遇腐敗与侵權。高度
統制的權力社會，腐敗像被污染了的空气一樣。作為平民，在中國活完一生与歷險相若，不
應當說是“幸存者”，到頭來是個“幸死者”真正是“死得其所”了。

無法按极權路數解決的問題

何清漣女士說到“貪瀆文化傳統”，我說現行政制是其集大成，不老老實實承認這一點，便
不能心平气和、不能良性互動、不能同舟共進。首先問清楚自己是不是腐敗分子，如果不是
那么不管自己處于何种地位都應該看到，諸如腐敗的政治、市場的扭曲、企業的空殼化，農
民負擔、工人失業，金融的混亂、教育的落后、干群關系緊張、環境惡化……等等大且尖銳
、深刻的矛盾，都無法按极權主義的路數解決。

1998年晚些時候，在學界口碑尚好的《財經》雜誌（證券市場周刊月末版）組織有關專家，
進行了一次“關于中國改革前途的對話”。吳敬璉先生在對話會上指出，中國再回到計划經
濟的模式不大可能。但搞得不好會出現一個拉鋸戰的過程，可能會發展成類似東南亞國家的
“裙帶資本主義”或者“親朋好友資本主義”。中國在這方面的苗頭已經相當明顯了。要避
免“人治資本主義”的惡性發展，從經濟的角度講，就是要發展獨立的民間經濟和民間力量
；從政治方面講就是要确立游戲規則，實行法治。吳敬璉先生還說到，中國最大的危險主要
在兩個方面，一個就是繼續搞計划經濟，另外就是借改革之名掠奪大眾。這兩种力量互相以
對方作為自己存在的依据。公眾看不明白，就容易發生搖擺。為此，當前還是應該做一些比
較基礎的思想梳理和啟蒙工作。經濟學家汪丁丁也認為，改革的前20年回避的許多核心和困
難問題，現在再也無法回避了。經濟學家應該把市場經濟最基本的道理反复講，在實踐中講
，讓大眾和官員明白市場經濟的基本原理，建立信心。他說，中國的改革需要一种持之以恒
的思想力量，才可望走到它要去的地方。

“人治資本主義”不同于“新權威主義”（是兩碼事）。“新權威主義”必須具備四大基本
面（不是技術面）：一是存在真正的廉政、勤政；二是集權机制具有行之有效自上而下的發
現、甄別、任用德才兼備人才的功能；三是有真正的市場經濟因而充滿經濟的活力。吳敬璉
先生說過：“市場經濟并不是完美無缺和無所不能的。應當說市場經濟是一种有很多缺點的
經濟体制。然而与迄今為止人類已經試用過的一切其他体制相比較而言，它确是最好的”。
四是人民有較高的文明修養（品德、科學文化素質），并且對“無權狀態”下的人生幸福感
到相對滿足（像我們一些教授那樣）。以此觀之當世諸國，确實唯新加坡近之，但新加坡也
開始了民主改革，其國民也在期求更大的“發展空間”和“權利空間”。而諸如香港警署、
新加坡海關、菲律賓歲入局（短命）、駐韓美軍采購部等的廉政美談，畢竟只是一國（地區
）的机构或部件而已，自然無以作為國家整体的證据。至于偌大中國大陸就別做此夢了。這
里特別要轉告讀者的是，新加坡亞歐基金總干事許通美先生，1998年曾特別指出，廢除“朋
党資本主義”，是亞洲金融危机留給我們的一大教訓。我不認為許先生的話与新加坡無關！

“腐敗是經濟發展的潤滑劑”

若干年來，中國的一些學者，有的還不斷做著“新權威主義”的奏折和幕議，有的還一直在
強勢群体內推銷鼓噪著“腐敗是經濟發展的潤滑劑”（比起我前面說的“腐敗成了空气”來
，潤滑劑的馬屁拍得還不夠呀！）。其目的無非是通過其智力從權力和暴富者那里討口“食
客”飯吃。其心態無非是“管他娘的百姓，你們能撈就撈吧——只是千万帶我一份。”鼓噪
“新權威主義”、“腐敗潤滑論”的“學術流氓”們，無一不在私底下多少干著些見不得人
的勾當就是明證。

吳強、一杭兩位作者曾撰文指出：專制獨裁乃地區動亂的根源。在研究東亞金融危机的過程
中，眾多專家學者指出，專制与腐敗乃是亞洲金融危机的禍首。何清漣女士曾就此撰文指出
了“儒家資本主義神話的破產”；黃葦町先生則主要就韓國作了相關剖析；連典型的官方經
濟學家厲以宁先生也承認“東亞金融危机的‘根’在于泡沫加腐敗”。

1998年《中國國情國力》第2期刊文透露，一位“領導同志”在廣西考察時指出，亞洲金融
危机，有三條教訓：第一條是經濟結构失誤，把錢全投在房地產，和我們1992、1993年教訓
一樣的。投進去沒有市場就收不回來這個錢，壓在那個地方壓死了。搞房地產，不能把土地
層層下放、工程層層轉包。這是很腐敗的一套，一定要把它割除。第二，亂借外債。本來法
律規定的省級政府無權擔保外債，未經批准他卻擔保。我們不會保護這种非法貸款。第三，
腐敗。裙帶關系、貪污受賄，包括韓國、日本，一樣的。日本那些高官，都是受過那些大銀
行、大老板的所謂過份招待，腐敗得很，所以最后總爆發。蘇哈托統治了35年，他也得垮台
。經濟垮了，老百姓民憤太大，他不垮能行嗎？……

其實蘇哈托時代的經濟倒還不斷增長著，經濟沒垮，老百姓民憤還照樣大！

有學者認為，中國首要的問題不是腐敗，而是例如机制變遷（如基礎的產權制度，諸如政府
机關集体采購、公車集中制等的局部改良等等）。這与老百姓的說法不太一樣。1999年剛剛
到來的時候，中國社會調查事務所（SSIC）就1999年百姓生活的熱點問題，在北京、上海、
天津、廣州、重慶、武漢等地開展了專項調查，成功訪問了785位城市居民。

其實，歷年來的相關調查大概有上百次了，結果都基本相同；調查中“不關注”懲治腐敗的
人數比例10億人中才有800万，加上“不太關注”的也才2200万，以總人口13億計的話，則
為2860万人，仍小于人們估算的受惠于腐敗的群体人數，
黃葦町先生在《失落的尊嚴──懲腐備忘錄》一書中提出，“只有腐敗能令我們亡党亡國”
。一些官員雖口頭上也懂得這樣講，但一到實際問題時，便又端出党魁權閥架勢，似乎人權
人士、道義人士才是亡党亡國的罪人，說明內心并未有黃先生這樣的認識，或者雖嘴上知道
有亡党亡國之禍，也不惜站到腐敗一邊迫害正義人士。難怪人們議論說不反腐敗要亡國，真
反腐敗就要失去傳統權力。

關于腐敗能否根除的問題，人們持有不同的看法。實際上這与對腐敗概念的理解相關。我認
為，腐敗不僅是一种錢權交換或權力尋租，而且是一种制度性、体系性、群体性的政治現實
。既然如此，現代憲政民主社會的實際表明，腐敗是完全可以控制住的，在“控制住”的意
義上講，也就是可以根除的。南非行政管理學院那位名叫羅伯特·克利特加德的教授在其名
為《控制腐敗》的書中，所持的“腐敗不能根除，只能控制”的觀點，沒有看到專制國家的
“腐敗”与民主國家的“丑聞”的重大區別，是錯誤的。

浙江省溫岭市檢察机關對1998年該市查辦的十件大案（罪犯涉案金額從几万到几十、几百、
几千万不等，總罪額達2300万元，人均100余万）剖析為四類：１以權“吞錢”；２以權“
換錢”；３以權“調錢”；４以權“玩錢”。可見，腐敗是一個政治權力体系問題。腐敗与
權力過于集中（直白說就是專制）是二而一的問題，專制是因，腐敗是果。如果說，腐敗不
能控制住，就等于說專制無法制約住。幸虧，這已經被人類政治進步的現實否證了！

鐘國興先生講腐敗“導致經濟落后”、“導致經濟畸形”、“導致泡沫經濟”、“導致社會
動蕩”；何清漣女士將權力的壟斷稱作“政治之癌”！現在看來，大講經濟是最大的政治、
市場經濟与中產階級的成長有利于遏制腐敗等等，都是一廂情愿的經濟唯物主義的老調調，
講政治的民主化改革是控制、遏制腐敗的根本才是唯一清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