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市場化改革能走多遠？ 浙江 傅國涌 中國的多數媒体基本上都是傳統計划型体制的產物，長期以來都依賴于行政撥款、攤派征訂 過日子，沒有自我生存能力，在經過二十五年的改革開放以后，這樣的媒体一方面已与市場 經濟相脫節，成了溫室中的花朵，既經不起市場上的任何風雨，在“喉舌論”、“工具論” 的桎梏中，在宣傳部的層層管制下，更不可能擔當起什么輿論監督的角色，這樣媒体已到了 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2003年以來，一場以媒体市場化為核心的改革對中國傳媒業造成了不小的沖擊。6月21日， 各大報紙几乎都在顯著位置刊載了一條消息：中宣部、新聞出版總署和國家郵政總局發出通 知，禁止報紙期刊的出版單位在9月份以前征訂2004年的報紙和期刊，只有科技類出版物不 受限制。目的是制止各种強制性的攤派征訂。雖然只是短短一句話，卻在全國引起了相當的 震動。 7月30日，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出台新的規定，今后中央党政部門所辦的報刊，除公報、政報 、文告外，都要与部門實行管辦分离，由讀者自費訂閱。規定還涉及地方報刊的治理，市各 部門和縣所辦報紙將被停辦。 在此前后，最高層也多次就媒体問題提出新思路、新觀點。先是3月底在胡錦濤主持的中共 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討論通過了《關于進一步改進會議和領導同志活動新聞報道的意見》，提 出了新聞工作的三個“貼近”，即“貼近實際、貼近群眾、貼近生活”。后是8月26日溫家 寶在中央電視台考察時要求媒体在“貼近”群眾的同時，“對政府工作提出批評建議”。 2003年的所謂媒体改革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展開的。 傳媒的政策壁壘正緩慢地被打破 有人認為這場以党政和行業媒体市場化和糾正制止攤派征訂為核心的市場化改革，實質就是 要將“生死机制”引入中國傳媒業。以報刊為例，就是要把報刊推向市場，從根本上切斷報 刊經營与部門權力之間的利益紐帶，讓權力退出報刊的經營活動，最終將那些沒有社會效益 、經濟效益、只能靠攤派發行的報刊淘汰。雖然這場改革到底會產生怎樣的成效，現在下結 論可能還為時過早。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一天沒有新聞自由，改革就一天不會成功。 目前中國至少有2000种報紙、近9000种期刊，一旦取消強制性訂閱、迫使它們按照市場規律 經營，估計將會有數千种報刊無法生存下去，只能關門大吉。作為計划經濟体制時代的產物 ，這些報刊有個共同特征，它們頭上都有一個主管（或主辦）單位，基本上都是党政机關、 權力部門，而且從工作作風到工作机制都沿襲行政机關的做法，把報刊也辦成了公文、公告 式的。這樣的報刊全國各地都有一大批，從工商、稅務、公安、消防到主管經濟、貿易、土 地等方方面面的實權部門，几乎都有自己的報刊。多年以來靠權力介入經營，征訂攤派、廣 告攤派，以各种名目繁多、形形色色的手段，向下屬單位及權力管轄范圍內的企業等伸手要 錢，哪怕市場上連它們的影子都找不到，然而借助權力之手，它們不愁發行、不愁廣告，活 得還相當滋潤。雖沒有什么市場競爭能力，离開了權力的拐杖，連養活自己都困難，更談不 上什么社會效益、經濟效益，但只要一天不与權力部門脫鉤，它們總能找到求生之路。上有 政策，下有對策。任何一件事，尤其是有油水可圖的事，要改革起來确實是阻力重重。 總之，為報刊引入“生死机制”，禁止征訂攤派、強拉廣告這些都沒有錯，但如果不將報刊 与其依附的權力部門真正脫鉤，這個“生死机制”是否真的能起到什么作用還得打上個問號 。換言之，媒体能否市場化首先取決于權力的退出，要真正實現權力与媒体脫鉤不僅要做到 行政關系脫鉤、人員脫鉤、經濟利益脫鉤，就是連名義上也要脫鉤，既然權力部門退出報刊 ，又何必再擔著主管、主辦的空名呢？ 盡管由于媒体的特殊性，主要由于它的意識形態特征，媒体市場化改革的每一步都邁得相當 沉重、謹慎，但改革終究是大勢所趨，特別是在加入WTO之后，國際資本介入中國傳媒業也 是早晚的事。實際上，傳媒的政策壁壘也正在緩慢地被打破，從報紙雜志、出版發行到廣播 電視都已經不同程度地有非國有資本乃至國際資本的介入。 中國最大的壟斷媒体中央電視台也正面臨著日益嚴峻的挑戰 隨著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化，這些年來，即使是中國最大的壟斷媒体中央電視台也正面臨著日 益嚴峻的挑戰，各地的衛視（包括香港鳳凰衛視等有條件的落地）使它以往在覆蓋面上的絕 對优勢不斷喪失。5月1日央視新聞頻道正式試播，24小時滾動播出全球的新聞資訊，在頻道 專業化的路上又邁出了重要一步，也結束了《新聞聯播》一枝獨秀的時代。有評論認為，央 視已由原來完全依靠壟斷优勢逐漸轉變為以服務為核心、以市場為主導的經營模式。這一轉 型是否已完成還可以探討，但有一點不可否認，那就是即使像央視這樣擁有絕對資源优勢的 媒体也必須面對市場競爭，再也不可能被動地躺在那里睡大覺，畢竟遙控器是在觀眾的手里 。就像人們常說的，推動中國媒体變革的最大力量歸根結底還是公眾，他們有選擇的權利。 作為一個產業，媒体有其經濟屬性，這是有目共睹的。大力推行媒体的市場化改革确實是為 了适應市場經濟的新時代。但更好地履行監督政府、維護社會公正的職能同樣是這一改革的 重要目的。否則，媒体就將淪為一般的產品，失去其作為社會公器的基本屬性。今年以來， 官方媒体在抗擊SARS危机、在孫志剛事件（以及導致國務院廢除收容遣送制度）、在孫大午 案的報道等方面的作為已充分證明，在一個日趨開放的社會中，媒体這一社會公器正發揮著 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時代也正在呼喚新聞自由的到來。 “三個貼近” 針對媒体的眼睛總是盯住領導人、不切實際、脫离生活的現狀，新一屆領導人提出了“三個 貼近”。 “貼近實際”就是要求新聞的真實性，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緊緊抓住真實這個新聞的命 根子，杜絕假新聞和不著邊際的空洞說教，不玩花里胡哨、花拳繡腿的無聊花樣。 “貼近群眾”，而不是貼近領導、貼近富豪和明星，也就是關心大多數人普遍關心的事，比 如上半年SARS的蔓延、比如腐敗問題、農民負擔、農村貧困問題、城市失業問題、環境污染 問題、教育不公問題等等，關注這些与群眾切身利益有關，對民族未來影響至深、至大的問 題，就是最好地“貼近群眾”。 “貼近生活”，當然是貼近普通民眾的生活，關心他們的歡樂与憂愁，他們的失望和希望， 從住房、出行、就醫到孩子的上學、就業等等，但生活決不僅僅是這些，生活有很多丰富的 側面，還應該包括精神生活、公民權利等。屢屢見諸媒体的“處女嫖娼案”就是嚴重破坏、 威脅普通人生活的，如何使憲法賦予公民的那些基本權利得到确實保障，“貼近生活”可謂 任重而道遠。 盡管离真正的新聞自由還遙遠得很，但在新一波媒体市場化改革中，除了上面談到的与權力 部門脫鉤、市場化經營等等之外，媒体怎么改、向那個方向改，“三貼近”無疑提供了一個 可以依据的尺度。 “三貼近”提出沒几天，上海、浙江等地就出台了相應的舉措。上海市委宣傳部的初步安排 主要有三條：一、市委主要領導參加的重要會議，新聞報道要深入挖掘會議和活動本身的重 要意義；二、市領導參加的日常工作和調研活動等，一般不作報道；三、對其他有領導參加 的活動，以其本身的新聞价值為報道依据，不要突出領導個人。浙江省明确規定，領導下基 層，一般不帶新聞記者。省領導不要對新聞單位的報道規模、版面安排等提出要求。省領導 的秘書及省級各單位都不得干預新聞單位的報道安排。 這些省市對“三貼近”的迅速反應重點都在于“改進會議和領導同志活動”的新聞報道上。 遺憾的是，版面“多給”群眾還是“少給”群眾，鏡頭“向著”群眾還是“向著”領導，都 由省、市權力部門作出規定，而不是媒体按照“三貼近”原則作出的自主選擇。 登載确實的消息，發表負責任的評論 如果說“三貼近”只是在改進新聞報道內容、作風等方面的一些新要求，還沒有明确提出媒 体要發揮輿論監督功能的話，那么，溫家寶在考察中央電視台時已公開表示：“要加強輿論 監督，揭露各种不良現象，對政府工作提出批評建議，促使各級政府改進工作。”長期以來 ，由于种种原因，出現在媒体中的批評聲音确實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輿論監督是媒体 的首要功能，不能滿足于只做喜鵲，只唱贊美詩，報喜不報憂。今天，共和國的總理公開歡 迎媒体批評政府工作，能不令人感奮嗎？假如每個媒体（包括公民）都能本著善意、責任感 、建設性，真誠地對政府工作提出批評和建議，這不僅有助于政府工作的改進，使其真正落 實“執政為民”的目標，而且有利于樹立起公民對政府的信心，与盲目的、無條件的贊美， 与虛偽的套話、大話、空話相比，批評更是一种負責任的体現。偌大的國家，十几億人口， 自然有各种各樣的問題，各級政府在工作中有缺點、有失誤其實都不可怕，怕的是在一种封 閉、陳舊、僵化的觀念支配下，不許批評，容不得任何批評，把一切批評意見拒之門外。沒 有批評，并不意味著問題就不存在了。對政府工作進行批評是正常社會的正常現象，批評政 府恰恰是對政府信任的表現。政府歡迎批評，更是一個政府自信的表現。一個歡迎批評的政 府是可愛的、可信的，是人民自己的政府，相反，一個不允許批評的政府不可能是一個好政 府。只有歡迎批評、允許批評，無論政府工作中還有這樣、那樣的不足，有這樣、那樣的缺 點，最終都會贏得民眾的廣泛支持和真正信賴。 有了新聞自由，各級政府才能正視媒体的正常批評。今年8月底江西省定南縣曾發生一起依 仗行政權力扣押《人民日報》事件，作為中共中央机關報，《人民日報》所擁有的權威是毋 庸置疑的，卻在一個小縣遭到了封殺，起因僅僅是8月28日的一篇報道《如此拆房，為誰謀 利》，揭穿了定南縣違法行政、強拆城市私房的真相。 令作出這一決策的定南縣掌權者們始料不及的是，扣押報紙不僅沒能將輿論監督拒之門外， 反而引起了全國輿論的進一步關注。類似這樣的扣押報紙事件以往也時有所聞，大致上都是 某些地方、某些部門的掌權者所為，他們的權勢處于一隅，無法控制自己地盤之外的報紙， 他們不想人們普遍了解事情的真相，所以就采取強行收繳或扣押等下策。由此不難想見他們 對輿論監督的恐懼。 在某种意義上，新聞自由如同陽光，懼怕輿論監督就像怕見陽光一樣。只有那些手上不干淨 、又擔心自己的違法之舉暴露在陽光下的掌權者才懼怕公正的輿論。對他們來說，最好能逃 避任何監督、制約，可以任意妄為，順利地成就他們化公為私、權錢交易的美夢。在這意義 上，成克杰、胡長清、程維高之流又有哪一個不將輿論監督視為自己的天敵？ 心里有鬼的掌權者對輿論監督的懼怕恰恰證明了媒体的威力，新聞自由是政治文明中不可或 缺的一環，權力失去了監督就有可能像決堤的洪水到處蔓延，肆無忌憚。公正的輿論雖然不 是一道堅不可摧的堤壩，或許阻擋不了洪水的泛濫，但它至少可以成為一條條瀉洪的溝渠。 11月11日，由光明日報報業集團和南方日報報業集團共同主辦的《新京報》正式在北京誕生 ，被譽為“走出了新世紀媒体市場化改革中具有開創性的一步”。輿論普遍認為，從來沒有 一個時候媒体像現在這樣受到市場經濟的影響。一方面媒体只有通過自身的改革，才有可能 應對未來國際化大背景下的媒体競爭。另一方面，媒体只有更好地發揮輿論監督的職能才有 可能贏得更大的市場，最終的發言權還是屬于讀者、觀眾，那种靠吃皇糧、一勞永逸的舊時 代終將一去不返。《新京報》在發刊詞中提出：“對國家和人民利益的看護，對理性的呼喚 ，對權力的制衡，對本真的逼近，對美好的追求，對公義的捍衛，對丑惡的鞭撻這是媒体的 普世价值和終极价值。” 經過二十五年的改革開放之后，今天，中國的媒体終于也清楚地認識到了這些“普世价值和 終极价值”，要說希望，這就是希望。 重溫歷史，早在1931年《大公報》出滿一万號時，胡适就說過一句話，《大公報》之所以成 為“中國最好的報紙”，無非是因為它做到了兩項最低限度的職務：“第一是登載确實的消 息，第二是發表負責任的評論。”簡明扼要地概括了新聞媒体的責任所在。 如何最大限度地發揮媒体的批評功能，保障對媒体最低限度的兩個要求。這就需要制定出一 部适合轉型時代、同時無愧于歷史的《新聞法》，使擔負社會公器天職的媒体獲得可靠的法 律保障，這是今天媒体市場化改革中不能不面對的問題。在一個開放社會，國家對媒体的管 理，主要也不是通過事無巨細的插手干預，而是以法律為准繩，從管制轉化為指導的職能。 沒有一部保障新聞自由的《新聞法》，媒体的市場化改革又能走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