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分子的“夢想”

北京  傅國涌

1933年的好夢

1932年11月1日，創刊近三十年、久負盛名的《東方雜志》向全國各界知名人物發出約四百
多封征稿信，胡愈之在信中說：“在這昏黑的年頭，莫說東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國主義的槍
刺下活受罪，便是我們的整個國家、整個民族也都淪陷在苦海之中。……我們詛咒今日，我
們卻還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現實生活是緊張而悶气的，在這漫長的冬夜里，我們至少還可以
做一二個甜蜜的舒适的夢。夢是我們所有的神圣權利啊！”

《東方雜志》之所以發起“于1933年新年大家做一回好夢”，旨在征求兩個問題的答案：

（一）先生夢想中的未來中國是怎樣？（請描寫一個輪廓或敘述未來中國的一方面。）

（二）先生個人生活中有什么夢想？（這夢想當然不一定是能實現的。）

由此引發了一場前所未有、規模空前的“新年的夢想”。

征“夢”活動激起熱烈回響，截止到12月5日，共收到160多封答案，其中部分是《東方雜志
》的讀者。1933年元旦出版的《東方雜志》（總第三十卷第一號）以83頁的篇幅一下子刊出
142人的244個“夢想”（不算以漫畫形式做“夢”的丰子愷），其中包括了柳亞子、徐悲鴻
、鄭振鐸、巴金、茅盾、俞平伯、郁達夫、張申府、陳翰笙、金仲華、張君勱、鄒韜奮、周
谷城、宋云彬、李圣五、陶孟和、顧頡剛、章乃器、周作人、楊杏佛、馬相伯、林語堂、夏
丏尊、葉圣陶、俞頌華等大批人們所熟知的知識份子。

根据編者在《讀后感》中統計，就地域來分，上海78人、南京17人、北平12人、杭州8人、
廣州4人、天津、濟南、安慶各2人，武漢、徐州、西安各1人，全部來自大城市，而且集中
在滬、宁、杭，“卻不能便因此證明通商口岸的人們太愛做夢，而內地人就沒有夢想。”

就性別來看，男性占138人，女性只有4人，編者禁不住感歎“很可惜的我們接得女性投寄的
夢太少了。”這同樣不能表明女性沒有夢想。從年齡上看，大体上35歲以上的中年人占最多
數，最年長的馬相伯先生已94歲，依然“還有著偉大的夢”。就職業來看，編輯、作家39人
、大學教授38人、記者12人、教育家9人、藝術家3人、學生3人、律師1人，共計105人，其
余官吏12人、職員4人、實業家3人、銀行家2人，讀者自發來稿13人、未詳的3人。在12月5
日之后收到的“夢想”包括了梁漱溟和朱自清，他們的三個“夢想”刊登在《東方雜志》19
33年第二期的“夢想補遺”。在144個做夢者中知識份子至少有107人，占75%以上。何況，
即使是官吏、實業家、銀行家几乎也都是知識份子出身。這未免讓編者感到遺憾棗“當我們
發出通啟時，頗注意到職業的普遍。但是征求的結果則使我們失望。應征者的大部分乃至几
乎全部，都是所謂‘文化貴族’。自然智識分子是比政治家，軍人，資本家那些實際活動家
更富于憧影与幻想。社會的環境特許他們得享受‘夢的生活’，而且能把他們的‘夢的生活
’發表出來。可是此外，占中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農民，工人及商店職員，應該不至于
沒有幻想。可是現實對于他們的壓迫太大了，整天的体力的疲勞，使他們只能有夢魘，而不
能有夢想。即使有一些夢想，他們也決沒有用文字描寫的能力和閒暇。這實在可以算是最大
的國恥啊！”。

盡管有著种种的遺憾和局限，畢竟那么多有成就的知識份子參与了做“夢”，這144人的247
個“夢”。

“雖然不能代表四万五千万人的‘夢’，但是至少可以代表大部分智識分子的夢了。”無論
是“甜夢”還是“苦夢”，“好夢”還是“惡夢”，“吉夢”還是“噩夢”，“奇夢”還是
“妖夢”，“夜夢”還是“白日夢”，那都是一個個足以跨越時代的夢想，七十年后依然令
我為之駐足、為之動情，也讓我在回望舊夢時，進行一次新的反思。

知識份子的夢想并不始于1933年，但在整個中國歷史上這么一大批來自全國各地的一流知識
份子集体"做夢"還是第一次，在“那個昏黑的年頭”，《東方雜志》主編胡愈之的設想說得
上別出心裁，無論如何，他都為20世紀留下了一份真實可信的記錄，從中我們不難發現知識
份子的思想軌跡.多的是烏托邦的“大同”夢暨南大學教授周谷城夢想“人人能有机會坐在
抽水馬桶上大便。”《東方雜志》文藝欄編輯徐調孚夢想“未來的中國沒有國學，國醫，國
術……國恥，國難等名辭.”這些都只是特例，不是普遍的。大部分知識份子“夢想的中國
”乃是可望不可即的烏托邦，一個“大同”社會：柳亞子夢中的“大同世界”“打破一切民
族和階級的區別，全世界成功為一個大聯邦”，“沒有金錢，沒有鐵血，沒有家庭，沒有監
獄，也沒有宗教；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一切平等，一切自由。”

不約而同，女作家謝冰瑩夢見的也是“一個沒有國家，沒有民族，沒有階級區別的大同世界
。”

郁達夫描畫的“烏托邦”：“沒有階級，沒有？帄Z，沒有物質上的壓迫，人人都沒有，而
且可以不要‘私有財產’。”

百歲老人、時為《時代畫報》編輯的章克標說：“一切的夢想，一切的夢，是一种超越的飛
躍，所有界限和藩篱，須是完全撤除，國家這种界限，在任何人的夢想中或夢中是不配存在
的。”

复旦大學教授謝六逸向往“沒有階級，不分彼此”的未來中國。鐵道部一科長吳嵩慶所夢的
是“廢除軍備，國界，种族而臻于大同。”光華書局編輯顧鳳城夢想中的未來中國“是沒有
階級，沒有种族，自由平等的一個大同社會。”

開明書店編輯索非的烏托邦是“走上‘無治’之路”，是“平等”、“自由”、“博愛”。

清華大學教授張申府“理想中的中國”“是能實現孔子仁的理想，羅素科學的理想与列宁共
產主義的理想的。”天津女子師范學院教授韋叢蕪“夢想著未來的中國是一個合作社股份有
限公司，凡成年人都是社員，都是股東，軍事、政治、教育均附屬于其下，形成一個經濟單
位，向著世界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的目標走去。”

讀者伊羅生稱“將來的世界是無國界的大同世界”。讀者何法的“白日夢”之二是“新式‘
洪秀全’复活，率領了新‘太平軍’‘天朝’的歷史一頁一頁地翻開”。之三是“大家熙熙
攘攘，大同世界”，沒什么國界。中華書局編輯周憲文說得更細：“那里沒有法律，也沒有
軍警可是國民從無？巿蹋□媈Y沒有貨幣，沒有工資，可是國民都很勤力。”

《生活周刊》主編鄒韜奮夢想的中國“連現在眾所公認為好東西的慈善机關及儲蓄銀行等等
都不需要，因為用不著受人哀怜与施与，也應不著儲蓄以備后患。”社會科學研究所的姜解
生夢想“全國的人民都住在庄嚴偉大的公共住宅。他們底工作每天只有四小時或六小時.等
到全國的電鐘放出了上工的聲號，他們已一秒鐘不差地到達各人群底工作地點.”中央研究
院總干事楊杏佛的夢想“是一個物質与精神并重的大同社會”。

山東正誼中學的徐伯璞夢想的大同世界“以三民主義為原則”，“宣傳中國的王道，發揚中
國的文化”。徐州女師的俞覺所夢与此相似，也是三民主義救中國，“德感四方，各國來歸
，實現了中山先生的大同世界。”

复旦大學商學院院長李權時說得最為明白：“我理想中的未來中國是須合乎禮記‘大道之行
也，天下為公，……是謂大同’的一段事實的。”

法政學院教授錢嘯秋夢中出現了這樣的一幕：“吃飯不是各辦各的，而是持票赴農村公共食
堂去吃。”

在某种意義上，古老的大同之夢是和空想社會主義連接在一起的。柳亞子夢想中的未來世界
“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同世界”。謝冰瑩夢想的也是“沒有國家，沒有階級，共同生產，共
同消費的社會主義的國家”。上海法學院教授朱隱青夢想著“無階級專政的共產社會。”“
一個社會主義的新中國”、“聯邦社會主義的國家”甚至成了資本家、裕丰紗厂老板畢云程
和銀行家俞寰澄的夢想。失業三年的讀者周毓英夢想“主辦一個月刊定名《社會主義》，与
全國青年作思想上的往來，毫無顧慮的討論一切學術問題，思想問題，社會問題和革命問題
.我辦月刊不在取政權，可能范圍內還要幫助政府，幫政府革命，夢想當道不干涉。”燕京
大學教授鄭振鐸雖自稱“我并沒有什么夢想，我不相信有什么叫做‘夢想’的”，他心中的
未來中國卻是“一個偉大的快樂的國土”，“我們將建設了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的國家”。

不過他們的“社會主義”和我們今天所說的并不是同一個詞.暨南大學教授李石岑夢想經過
多年軍閥混戰、多次暴動之后，中國“走上科學社會主義之路”，“那時紅樓夢，納蘭詞及
曼殊大師的名畫之類，都在被焚毀之列。”《讀書雜志》特約撰述員嚴靈峰直接預言“1917
年10月的俄國的戲劇在中國复演”。

盡管這些“夢”形形色色、五花八門，但有一點是相同的，他們都熱切地憧憬著一個無階級
、無國家……的大同社會。古老的大同空想根植于中國文化深處，綿延數千年不絕，沒有經
歷過類似西方那樣的文藝复興、啟蒙運動的洗禮，生活在20世紀的知識份子依然只能沉醉其
中，如《現代》雜志主編施蟄存一般，最多只能想到“熙熙然如等春台”的境界，不會想象
出一個好的政治制度，“我以為政治制度是沒有關系的，問題完全是在人在人。”所以如實
業家穆藕初那樣夢想“政治上必須實行法治”的竟然寥寥無几。

少的是“法治”夢

只有光華大學教授諸青來夢想著“本國人民不論屬于何种階級，信奉任何主義，均有參政權
。各党和平競？帡够^對不用武力。”《人民晚報》編輯宓汝卓的“應許言論絕對自由，決
不諱疾言醫.”大夏大學教授梁園東“夢想我們的社會，成為一個以自己為中心的社會，而
不要再是一個以政府為中心的社會。”“如果政府是不得已的……他至少是一個不怕人講話
的政府。現在我們往往因為講話，触犯了‘我們的政府禁律’”。燕京大學教授張君勱以一
篇題為《中國今后之出路》的長文作為《東方雜志》的答案，提出了軍人“不得對于政治問
題，發表意見”、軍隊服從公民代表等看法。律師張耀曾的夢想几乎是一篇論文，他提出以
村或市的各同業公會作為“政治之根源”。馬相伯老人夢想“未來的中國既非蘇俄式的一党
專政，亦非美國式的兩党更替，乃民治的國家，法治的國家。”“根本大法，保障人民應有
的天賦人權：即身体自由權，財產所有權，居住權，？I業勸，思想發現于外，言論出版集
會權，并信仰‘無邪術害人’的宗教等權。”“法治夢”在247個夢中連零頭都不夠。

南京國立編譯館的劉英士的“夢”并沒有那么悠遠而不著邊際，他說：“未有人民不健全而
國家不衰弱者！未來中國的命運不決定于我們的‘夢想’，而決定于我們的行為。……未來
中國的國家身份，仍舊是和它的构成分子的知識，能力，和道德相稱.”《中學生》雜志編
輯葉圣陶的夢也比較實在：“個個人有飯吃，個個人有工作做；凡所吃的飯絕不是什么人的
膏血，凡所做的工作絕不為充塞一個兩個人的大肚皮。”北大教授李宗武則一口气寫下十個
希望，包括“中國的軍人不要只能內戰，不能抗外”：“軍事當局不要只知剿共，不知御侮
”：“學者們不要相率勾結軍閥，聯絡要人”；新聞記者“不要成為御用的宣傳者”：“中
國民眾能監督政府，使政府不為少數軍閥所私”等。大阪商科大學周伯棣的第一個夢想是：
“個人以研究經濟問題為職志，不偏不党，以‘學究’的立場研究實際的經濟問題，研究有
得，忠實的揭示給民眾。”上海市政府參議武育干的夢想是：“那時的中華民國是一個真正
名符其實的‘民’國，不是實際上的什么‘軍’國，‘匪’國，‘官’國，‘×’國。”

像杭州《民國日報》記者胡健中那樣夢想“未來中國是一個純三民主義的國家”，“夢想做
一個輿論界的權威”終究只是极少數，絕大部分做夢者，包括身居高位的，几乎都通過“夢
”表達了對現？畹膹娏也□M，借說夢對當政者作了极為尖銳的批評.外交部長羅文干夢想著
“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貪錢”，夢想“永遠做太平盛世的國民”。上海銀行張水淇的“夢想
”如同匕首、投槍，他夢想未來的中國“……沒有靠了槍杆壓迫無武裝的人民貢其膏血的英
雄。……政治之設施決之于國民的公意，公意一決，個人不拿陰謀鬼計來破坏。”“理想只
是理想，現實的中國，恐怕是羅馬的末期！哥鐵的蠻兵逐步侵略我土地，奴隸我同胞；而擁
武力的群雄只謀如何鞏固其自身之地步，我們善良的百姓，只能掙扎于內亂外患的悲境中。
”《讀書雜志》特約撰述員彭芳草借夢想抨擊國民党當局只會向國際聯盟求救的“無抵抗主
義”。作家傅東華“夢”中穿過“民族門”、“民生門”，到了“叫人令人不寒而栗”的“
民權門”，“我被剝了褲子，驗過陰毛中并未夾帶違禁品，又被用□光照過心里并無危害國
家的意思，這才放我過去。”對畏民如虎的國民党當局作了辛辣的嘲諷.也有人不相信夢想
，更有人直言自己沒有夢想，俞平伯說：“我沒有夢想”。茅盾說：“對于中國的未來，我
從來不作夢想；我只在努力認識現實。夢想是危險的。”安徽大學教授周予同說：“我們早
已空無所有。現實的生活窒息到這樣的程度，連你皺眉歎气捱磨各自的生命的耐力都沒有了
。東北三千万人民固然在帝國主義的槍刺下活受罪，我們又在誰的槍刺下受罪呢？”孫伏園
說“只有回憶沒有夢想！”中央大學教授凌夢痕認為“理想的國家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我生平從沒有做理想國的夢”。

有人甚至做著“開明專制”夢、“獨裁”夢，俞平伯認為：“絕對的開明專制的階段是必需
的。中國歷史上當得起這個名字而無愧色的只有秦政。然而他是失敗了。”讀者孫伯魯夢想
一個墨索里尼式的人物出來“用獨裁的手段，來救中國目前的危机.”

多的是“桃花源”之夢

在一百多個“個人生活”的“夢想”中，缺乏的是公民夢，唯有樓适夷一個人夢想“做一個
未來中國的公民，為著這國家的建設与成長，而盡我所能盡的力量，得到我應該得到的享受
。”而最多的就是那永遠不滅的田園夢棗《晨報》記者茅震初“想憑我的智力和勞力到田園
中去過活。”他的故鄉湖州山明水秀，在那里种糧食、蔬菜、果樹、花木，養蜂、養雞、養
魚，唯一的交通器具是船，“每當皓月懸空，波影散亂的夏夜，划著一葉扁舟，臨風駛去，
岸旁楊柳拂過我的頭，撣過我的肩，蟬聲一路相迎，水聲在船底低唱，仰著天，雙手打著槳
，……”這是一幅多么美麗的田園生活圖.俞覺的夢想也是到湖山秀美、民風淳朴的故鄉，
“買平屋三四間”，“春秋佳日，或函邀异方友朋，遨游本地山水；或赴他鄉訪舊，領略胜
境”。《生活周刊》編輯艾逖生夢想有一日“放棄一切”，“效陶淵明的‘歸去來兮’，到
鄉村里去，好象諸葛亮的躬耕南陽，做個十足道地的老農，自耕自食。……”章衣萍夢想“
回到山里去砍柴，或者耕田都好。”施蟄存“只想到靜穆的鄉村中去居住，看一點書，种一
點蔬菜”。銀行家俞寰澄也說：“我只想做一個略具知識的自耕農.我最酷愛田園生活。”
“何處是修竹，吾廬三徑。”是鐵道部次長曾仲鳴的“夢”。“我和我的夫人在山明水秀的
鄉村辦一個半耕半讀的新小學，以度其‘詩一般的人生’。”是教育部科長吳研因的“夢”
。

即使“在歐洲住了八年”的北平中法大學教授曾覺之一方面也夢想“獨善其身，优游山林的
高人逸士的生活”。

魯迅曾以他慣有的筆調嘲諷他們：“至于另有些夢為隱士，夢為漁樵，和本相全不相同的名
人，其實也只是豫感飯碗之脆，而卻想將吃飯范圍擴大起來，從朝廷而至園林，由洋場及于
山澤”。其實，從“大同世界”夢到這些山水田園夢，我們不難看出，中國知識份子心中有
一個解不開的烏托邦情結（倒不是為了“吃飯”這么簡單），使他們很少愿意去夢想費事的
、煩瑣的法治，對做公民的興趣微之又微，桃花源里做隱士的志趣卻千年不滅，他們雖不滿
現？睿□s普遍向往著大同世界，總想一勞永逸地解決一切社會問題，一步到位，畢其功于
一役。要么逃避、退隱，要么就追求宏大的大同空想，或者兩者兼而有之，而對漸進的社會
改革，對點點滴滴的進步向來就缺乏足夠的耐心，甚至不屑一顧。殊不知人類文明的每一進
步都不是一夜之間完成的。1933年新年的“夢想”從一個側面暴露出了中國知識份子致命的
缺陷，那是傳統農業社會造成的先天不足，武昌中華大學教授陳時說：“中國的傳統思想是
世界大同。我的夢想，自然是趨于這一途”。這句話也許可以用來解釋為什么會有那么多的
知識份子神往于“大同世界”，他們的身体走進了現代，他們的腦袋還留在古代，終究只是
傳統中人，要成就獨立的現代人格？

不許做“夢”

說夢者當中沒有魯迅，1933年元旦，他在收到《東方雜志》新年特大號當天，就寫下了《听
說夢》一文（4月15日發表在《文學雜志》第一號）。這位什么也不相信的清醒者說：“記
者的苦心，我是明白的，想必以為言論不自由，不如來說夢，而且与其說真話之假，不如來
談談夢中之真。”

在万馬齊喑的年頭，這么大規模做“夢”自然要闖禍，這些“夢”不僅直接批評了現實的黑
暗，暴露了國民党治下丑陋的一面，而且做“夢”本身也触犯統治者的禁忌。1932年，商務
印書館總經理王云五請胡愈之來主編《東方雜志》，胡提出條件，“每月領一筆錢，在外面
租一個辦公的地方，”編輯人員和作者稿費都由胡承包，稿件取舍也由主編負責，不必經過
總經理，王云五答應了。“胡愈之從10月16日出版的總第29卷第4號開始接手，不到20天就
籌畫了”新年的夢想“特輯。商務印書館經歷了近代以來的風風雨雨，深知其中利害（在軍
閥統治時代曾謝絕出版孫中山的《建國方略》），”王云五受不了國民党當局的高壓“，要
他別這樣編，他不干，”這樣就崩了“。半個世紀后（1982年），胡愈之這樣回顧這段往事
：”第二年一月里，我出了題目《新年的夢想》征稿，發表不滿意國民党的文章，有些國民
党人也寫不滿意的文章。王云五看了這個特輯，很生气，對我說，你這些東西不得了呀，商
務印書館要封門的呀！你能不能少發這樣的東西？我說，不行，編輯權在我，不在你。他說
，那就只好取消合同了。那時我性子急，就說，你取消就取消。這樣合同就取消了。“

到1933年3月16日出版的《東方雜志》第30卷第4號，胡愈之一共編了9期，前后只有五個月
。他因“夢想”而丟失《東方雜志》這塊有影響的言論園地，几乎印證了社會學家陶孟和所
說的“夢想是人類最危險的東西。”后來包括魯迅在內的許多人批評他，“其實不必那么急
噪取消合同，可以少登一點那樣的文章，也能起影響，因為《東方雜志》是個大雜志.”（
陳原《記胡愈之》，三聯書店1994年版）

魯迅以為“本來可以連夢想這樣的特輯也不必搞”，他在《听說夢》中一針見血地指出：“
雖然夢‘大家有飯吃’者有人，夢‘無產階級社會’者有人，夢‘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
少有人夢見建設這樣社會以前的階級斗？帡塜咨玧植潰𢕔Z炸，虐殺，鼻子里灌辣椒水，電
刑，……倘不夢見這些，好社會是不會來的，無論怎么寫得光明，終究是一個夢。”

胡愈之离開了《東方雜志》，“夢想”并沒有結束在“漫長的冬夜”，無論如何，那總是一
個有過夢想的年頭.如果知識份子們少一點“大同世界”的烏托邦之夢，少一點田園牧歌之
夢，多一點法治之夢，多一點公民之夢，在不太遙遠的將來，“夢”才有可能不再是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