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維爾的發現

西安  党治國

“彩虹橋”的坍塌彩虹橋原是重慶市綦江縣的一座鋼結构拱橋，前几年的一天突然瞬時坍塌
。在橋上行走的四十個人，非死即傷。對于彩虹橋的隱患，雖也有過微弱的警告聲音，但沒
有人會相信。“哪會呢？剛才還有車輛行人從橋上走過呢。”于是彩虹橋終于沒有任何預警
地坍塌了，使它成為壽命最短的橋梁。決定的因素是，彩虹橋的內部結构坍塌前已不為人知
地達到了破坏极限，即使沒有四十個行人走過，一陣從天空落下的風也會使它坍塌。

當彩虹橋坍塌時，瓦茨拉夫哈維爾先生正擔任捷克總統。他并不知道什么彩虹橋，自然也与
彩虹橋的坍塌沒有任何關系。但他在擔任捷克斯洛伐克總統之前十四年，即已預見到那座社
會主義捷克的“彩虹橋”終有一天要坍塌，而這個結論卻是通過他對當時捷克的政治、經濟
和文化結构進行了精辟分析之后得出的。歷史的演進證明了他的分析是正确的，他的發現堪
稱20世紀社會科學的一項偉大成就。

哈維爾稱1968年“布拉格之春”被蘇聯坦克碾碎后的捷克為“后极權社會”。但捷克不過是
當時蘇聯集團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并不是一個有著獨立地位的國家，而是一切听命于“蘇聯
老大哥”并為其控制，因此這個“后极權社會”并不是捷克的獨立存在，而是當時整個蘇聯
集團的狀況。就是說，哈維爾關于“后极權社會”的發現，不僅适用于捷克，适用于波蘭、
匈牙利、保加利亞等國，而且也适用于控制著這些衛星國的寵然大物蘇聯，后來整個蘇東集
團在短短的時間內發生的演變無可辯駁地證明了這一點。

后极權社會与后极權主義后极權社會的涵義是“后期极權社會”，在前面与它相區別的是前
期极權社會，在后面与它相對的則是一個民主的、多元的和開放的社會，例如今天的捷克共
和國和斯洛伐克共和國。

20世紀前期极權社會的創立者是列宁。前期极權社會的特點一是全面而嚴格地控制整個社會
的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這种控制遠遠超過資本主義以前的君權專制制度；二是它有著遠
大的越出一國范圍的世界性的目標，要發動世界革命，要解放全人類，要實現共產主義的美
妙理想；三是它有一套完整的意識形態高居于全社會之上，作為自己行動和目標的指導，認
為自己已掌握了歷史的規律，有能力控制整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能制定出完善而正确的
經濟計划，戰胜一切困難后實現自己的最終目標，因此這個社會的領導集團也理應始終高居
于社會之上。特別是，在整個過程中，偉大的領袖和英明的党是不會犯任何重大錯誤的，因
而不容許任何越界的批評甚至怀疑。它只容許一种批評，即專制得還不夠，統治得還不嚴密
，謙虛得有些過份等等。

前极權社會比之后极權社會是意气高昂充滿了信心的，它敢于公開自己的主張，認為隱瞞自
己的觀點是一件可恥的事情；它敢于公布事情的真相，敢于在報刊上和不同的意見公開論戰
，把論敵的文章公開發表或出版。不僅像列宁這樣的最高領袖堅信其目的的正當性，他的同
事、干部和党員們大多也都有這類堅定的信心和意志，而且相當數量的群眾也都接受其意識
形態的真理性，相信領袖和党為他們描述的目標，并把一切不擇手段、不計代价的行為理解
為實現偉大目標的必須，而所有的挫折則反映了道路是曲折的必然。另外，前期极權社會是
富于進取精神和創造活力的，而且其中不乏個性鮮明的人物。

從前期极權主義到后期极權主義是一個逐漸演變的過程，這种演變首先從上層開始，甚至首
先是從最高統治者開始的。前极權主義之所以演變為后极權主義，除了它在世界觀和理論体
系上的缺陷，突出的問題是過分強調手段（如認為無產階級專政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從
而使手段轉化成了他們自私、近視和猥瑣的目的。斯大林先生在上世紀30年代的大屠殺大迫
害，連他自己也不相信那許多受迫害的對象真的是什么要复辟資本主義。他的鷹犬們對像加
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布哈林這一批党的第一代領袖人物做工作說：為了党的事業和共產主
義目標，党需要你們承認自己反對党和企圖暗殺斯大林同志，以便更好地和資產階級敵人作
斗爭。手段是為目標服務的，但斯大林的目標卻絕不是什么共產主義，而是為了獨攬一切權
力。布哈林這些人把自己的冤死同共產主義目標聯系起來則只能看做那些昔日的共產主義者
精神崩潰的表現。從大鎮壓開始，蘇聯上層已開始進入后极權狀態，他們不再相信自己擁有
偉大而光明的目標了。

捷克這些衛星社會主義國家的遺傳基因來自蘇聯。盡管當1948年捷共開始掌權時蘇聯上層早
已不再相信什么共產主義，但初生的社會主義國家捷克的領導人和革命者仍然要經歷從前期
极權主義到后期极權主義的生命歷程。哈維爾在《故事与极權主義》一文中寫道（1987年）
：“195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有裝滿好几万無辜人們的巨大集中營。与此同時，建設工地充滿
著好几万青年積极分子，他們具有新的信仰，唱著社會主義建設的歌。那時有拷打，槍決，
穿越邊境戲劇性的追逐，密謀。与此同時，頌詞正在寫給首席獨裁者。共和國的總統為他的
親朋友好簽署死亡許可證，但是你有時仍然可以在街上看到他。”

但是經過了1968年蘇聯和華沙條約成員國對“布拉格之春”的鎮壓，前极權主義的面紗被撕
破了，于是很快地，情況發生了根本的轉變。這种轉變使捷克從原初的极權社會迅速進入后
极權社會。

過去的20年，捷克斯洛伐克几乎可以作為圖解一种發達的、后期的极權主義制度作用的一本
教科書。革命的精神和恐怖已經由沉悶的惰性，受托詞支配的小心謹慎，官僚主義的不負責
任，和無意識的、照章行事的行為方式所取代，所有這些的惟一的目的就是要將社會逐漸變
成現在的模樣。

狂熱者的歌聲和受拷打者的呼叫聲不再被听到，無法無天已經裝出溫文爾雅的樣子，并且從
拷打室搬到沒有個性的官僚們裝潢一新的辦公室。如果共和國總理終于在街上被看到，那么
他是躲藏在呼嘯著開往机場的轎車防彈玻璃后，去會見卡扎菲上校。

哈維爾的相反發現對后极權主義的否定通常有兩种方式。

一种是用民主、人權、市場經濟的理想和理論批判后极權主義的專制、肆意侵犯人權和權力
控制下的計划經濟模式。于是替极權主義辯護的先生們說：歷史是有規律的。皇權專制固然
不符合關于民主、人權的理想，但是它存在了兩千多年。這恰好證明了歷史發展的規律是不
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于是借口理想來否定极權主義的企圖便輕易地遭到失敗，政府對他們
的壓制和打擊也常常得到許多民眾的理解而暢行無阻。

第二种否定前進了一步，不是用一种思想、理論來批判現實，而是用一种事實和另一种事實
做比較。通常是用西方的民主、人權等現實成就來否定后极權主義的种种制度弊端。這种否
定從兩方面受到辯護者的消解：一是西方制度也是有缺陷的，這可以舉出大量的個案來證明
，而我們的目標則是要徹底消除資本主義的一切弊病，建立一個比資本主義更高的社會形態
。我們社會的种种弊端恰是舊社會的遺留和資本主義影響的產物，因此我們不能走西方的老
路。二是我們有自己的民族特點，絕不能照搬西方模式。根据自己的民族特點，我們定會創
造出超過西方的社會制度。當共產主義的實驗失敗后，民族主義就上升為后极權主義最重要
的意識形態之一。

哈維爾的發現与上面兩种思路相反。他不是通過高尚的理想和另一類事實從外部去否定后极
權社會，而是深入到极權社會的內部結构中，觀察它、研究它、解剖它，分析它的矛盾，指
陳它的演變，最后得出這种社會由于自身生命之不可抗拒的邏輯，必然要走向崩潰、解体或
者安樂死的結論，后者在捷克、波蘭等國發生時，被稱之為“天鵝絨革命”。

在1968年華沙條約國對“布拉格之春”進行鎮壓后，如同歷史上每次社會振蕩之后一樣，人
們又回到他們日常的勞作中，因為他們要活著，為了他們自己。“他們投身于巨大的生產定
額，完成或超額完成它們；他們像一個人那樣投票，一致地選舉某個推荐給他們的侯選人；
他們在各种政治組織中活動，參加會議和游行；他們宣稱支持他們應該支持的每一件事情。
沒有地方可以看到對于政府所做的任何事情持异議者的跡象。”

但是哈維爾在《給胡薩克總統的公開信》中問道：“所有這些是否進一步鞏固了您的成功，
完成了您的小集團所制定的任務——它們贏得了社會的支持和穩定了這個國家的形勢？”

從官方的統計數字和表面上看，給人的印象似乎是“一個全都聯合起來的社會給予其政府以
全部支持。”但對不帶偏見的觀察者來說，其回答則是：“他們被恐懼所驅赶。”

“因為恐懼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學老師講授他并不相信的東西；因為恐懼自己的前途，學生
跟在老師后面重复他；因為恐懼不被允許繼續自己的學業，青年人入團并參加不管是否必要
的活動；在這种畸形的政治信譽的制度下，因為恐懼他的儿子或女儿是否取得了必要的入學
總分，使得父母采用所有義務的和”自愿“的方式去做每一次被要求的事。因為恐懼拒絕的
結果，導致人們參加選舉，給被推荐的候選人投票，并假裝他們認為這种形同虛設的走過場
是真正的選舉；出于對生計、地位或前程的恐懼，他們不得不投票贊成每一項決議，或至少
保持沉默；是恐懼使得他們經歷自我批評、贖罪、不光彩地填寫一大串丟臉問題的令人羞辱
的行為。”“因為恐懼被從正在進行的工作中驅赶出來，許多科學家和藝術家效忠于他們事
實上并不接受的觀念，寫他們不同意的或明知是虛假的東西，參加官方的組織和參与他們認
為是几無价值的工作，歪曲和刪改他們自己的作品。”但這种恐懼并不是針對個別人的特殊
案件才發生的，而是“對于一种持久的、普遍存在的、危机的集体意識或多或少的分享”，
是一种對外部環境的适應，一种自我保護的有效手段。

“恐懼并不是當前社會結构中僅有的建筑材料。然而，它是主要的、基本的材料，沒有恐懼
甚至連表面的統一、紀律和一致亦不复存在，斷言我們國家可以獲得穩定局面的官方文件即
基于此。”

前期极權主義威脅人們的主要形式是逮捕、審判、拷打、沒收財產、流放、死刑等等。后极
權主義的壓制采取的卻是更微妙更精致的形式，“轉向生存壓力的領域”。盡管如此，“問
題的核心并沒有改變”。

后极權社會使得任何個人“本質上都是十分脆弱的”。“每個人都有東西要失去，因此每個
人都有理由擔憂。一個人可能失去的東西的范圍是廣泛的，包括處于統治地位的人享有的各
种各樣的特權。”最恭順的勞動者，“可能因為在一個會上或酒吧里說出他頭腦中所想的而
遭到殘酷的懲罰。”

之所以每個人都處在生存的恐怖中，因為政府已經壟斷了一切社會資源，沒有一個人在生活
上可以免除匱乏，因而也就沒有一個人的言論自由和信仰自由的生存基礎是有保障的，從而
也就沒有一個人能夠充分享有免除恐懼的自由，包括那些當權者。

生存的壓力源于制度這种籠罩著一切人的生存壓力，來源于對一切人產生生存壓力的制度，
這种制度則得到“這种權力結构的腹地的支持”，國家警察全面地、粗暴地、無所不在地控
制著整個社會，獲得了至高無上的權力。這种國家權力像蛛网一樣覆蓋著全社會，以致沒有
任何人可以向其挑戰，同時頭腦最簡單的公民又都能清楚地意識到它的存在，感受到它“每
時每刻沉默的在場”，并把自己的行為、言語最后是思想調整到這張蛛网容許的范圍。“十
分突出的事實是，國家警察可以在任何時候干涉一個人的生活，沒有他反抗的任何机會；可
以充分地剝奪一個人的生活中本來的和可靠的方面，將其轉變為沒完沒了的偽飾。”

因為每個人，不管是普通老百姓還是政權机器上的齒輪和杠杆都不得不生活在恐怖和虛假中
，結果使偽善上升。“那些忠誠地相信官方廣播所說的一切和無私地支持政府權威的人比以
前更少。”在這种制度下，自私成為生活的唯一動力。“在近代很少有像這樣一個社會制度
如此公開和厚臉皮地給這些人提供領域：什么能給他們帶來好處便支持什么事情；在追逐權
力和個人目的的時候准備做任何事情，沒有原則，沒有脊梁骨；樂于接受任何羞辱，隨時打
算為了一個巴結當權者的机會而犧牲他們的鄰居和他們自身的忠誠”。而腐敗則存在于所有
形式的公務員中，“他們公開地愿意為任何事情接受賄賂”，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加蔓延
開來。

從某种意義上，人們都公開地被賄賂，用他們被剝奪的權利來賄賂他們自己。“如果你在工
作中接受這樣或那樣官方的位置——當然，不是作為為同胞服務的一种方式，而是為領導服
務——你將得到這樣那樣的好處。如果你入團，你將被授予某种權力和接近這樣那樣的招待
會。作為一個創造的藝術家，如果你參加官方机构，你將得到這樣那樣的創作机會。想想你
在私下的情況，而一旦你和別人取得一致，克制住不要去制造麻煩，壓抑你對真實的興趣，
使你的良心保持沉默，大門就會為你敞開。”

其結果是人心的普遍冷漠，不僅對超出個人生活之上的真理、正義失去信心，而且對這种制
度的支持也持冷漠態度，僅僅成為一种例行公事。“絕望導致冷漠，冷漠導致順從，順從導
致例行公事的表演。”所謂“群眾性參与”的實質不過如此而已。“所有這些制造‘正常’
行為的概念是一個本質上深深悲觀厭世的概念。”

有利于當權者的社會注意力的轉移一個人越是（對社會）徹底放棄任何全面轉變的希望，放
棄任何超越個人的目標和价值，或任何對一种“外在”方面發揮影響的机會，他的能量就轉
向阻力最小的方面，即“內在”。今天的人們一心一意想著他們的家庭和房子，他們在那儿
找到安息，忘掉世界的愚蠢和自由地体驗他們的創造性才華。他們在自己的房子里布滿各种
用具和可愛的東西，他們試圖改善他們的住宿，他們為使自己的生活變得愉快，修小別墅，
照料自己的小汽車，將更多的興趣放在食物、穿著和家庭舒适上。簡言之，他們將興趣轉向
他們私人生活的物質方面。

而當權者則“歡迎和支持這种轉向私人領域的能量的溢出。”“為了平穩地操縱社會，社會
的注意力被故意轉向自身，即脫离對社會的關怀。通過將每一個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僅僅對消
費品的興趣上，是希望使他沒有能力意識到在他精神上、政治上、道德上日益增長的被侵犯
的程度。將他縮減成一個初級消費品社會的各种觀念的簡單容器，是打算將他變成复雜操縱
的順從的材料。”政治參与的自由和精神發展的自由被代之以隨意地選擇某一种洗衣机和電
冰箱的自由。于是在一种深度的道德腐敗中，生活必然地陷入一种生物學的、蔬菜的水平。

但是生物學的、蔬菜的水平是人之作為人所能跌落的谷底。因為人不是蔬菜，人之區別于其
他動物在于人有思想。西方的哲人說：“我思故我在”；中國隋朝的思想家王通先生說，人
是宇宙間認識的主体，而非以“圓顱方趾”的外部特征与其他動物相區別。于是后极權主義
壓制的重點必然導向對文化的壓制，用中國文革期間的語言，就是“在各种文化領域實行全
面的專政”。

“在全面控制社會、壓制不同精神發展的地方，通常首先要壓制的是它的文化”，“因為文
化是一种固有的對抗‘精神’操縱的現象。”而對于當權者來說，僅僅認同他們在特定時刻
“需要”的“真理”，他們也只認同宣傳這种“真理”的自由。

但真理只有在一种真誠的求知气氛中才能繁榮發展，而在一個權力控制的利害關系气氛中，
文化只能蟄居于“精神不育的，原則僵化的世界中，其刻板不變的信條必然導致無信條的專
制主義。”而這個“禁止、限制和秩序的世界，是一個文化政策首先意味著文化警察力量操
作的世界。”

關于成百上千的被禁止的書籍和作家，成批的被肅清的期刊；關于刪掉的出版計划和劇場節
目及切斷所有知識分子團体的聯絡；關于對展覽廳的掠奪；關于在這個領域中實行迫害和歧
視的荒誕不經的做法；關于解散所有原先的聯盟和無數的學術机构及它們被一些傀儡所替代
，而這些傀儡由放肆的狂熱者、聲名狼藉的野心家、不可救藥的懦夫們，在普遍的空虛感中
急切地抓住机會的不夠格的暴發戶所操縱。

文化的本質，它的靈魂是“人的因而也是社會的自我意識”。但在警察力量操縱下，文化的
本質在總体上被閹割了。只有那尚未意識到人自身和社會處于奴役狀況的表面文化才會被當
權者容忍。“有許多這樣的例子，一個好的演員被禁止，主要是因為他太好了。”

人之所以為人，并不僅僅因為他“活著”，靈魂、精神被閹割使人不再成為人。人類社會也
是具有自身生命的有机体，也有自己的精神和靈魂，這使它區別于動物界。對文化進行壓制
、取締和閹割的后果卻是人們無法預知的。

這樣一种雜志強迫性的取消——譬如說，一個有關劇場的理論性評論刊物——并不僅僅是它
的特定讀者的衰竭。甚至不僅僅是對戲劇文化的嚴厲打擊，它同時并從根本上，是對于一個
特殊器官的取消，在多种營養（這种營養將生活維持在多層次有机体的水平之上）的循環、
交換和轉換的意義上，這是一种難以准确描述的干涉。這是對有机体內部進行的動力過程的
一种打擊，對它的許多功能平衡地相互作用過程的一种干扰。正像長期缺少一种維生素（在
數量上僅僅是人類食物中可以忽視的一小部分）可能使一個人生病，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失
去這個刊物對社會有机体的影響遠甚于粗粗的一瞥。更何況失去的不只是一本期刊，而是全
部。

這樣的文化閹割不僅使人的心靈殘缺，也使社會殘缺。但問題還不只在于這种文化閹割造成
的整個民族智力上和道德上的軟弱無能，而是它一天天地制造著潛伏的危机和未來的沖突。
這种危机和沖突的最深刻根源來自生命本身与壓制生命的對立，來自從人的生命和万物的生
命匯集而成的社會和世界的生命動力与這种壓抑一切生命活力的僵化制度的不共戴天的關系
。

正像熵的不斷增長是宇宙的基本規律一樣，建立更高的結构和与熵進行斗爭是生活的基本規
律。生活反抗所有的整齊划一与平均標准；它的目標不是弄成一模一樣，而是多樣化、永不
滿足的超越、對于新奇的冒險和反抗現狀。提高生活質量的基本條件是使其隱蔽的秘密不斷
明朗化。

而后极權社會權威的本質卻盡量限制個人和社會的生存范圍，通過強制的整齊划一來保護自
己的永久性，對多樣化和獨特性一概否定，對超越現存秩序絕對不寬容，對一切未知的不能
控制的事物十分厭惡，對千人一面、一致性和墨守成規癖好成性，對保持現狀則執著而又堅
決。“在那里，呆板的精神胜過生命。”總之，追隨熵不斷增大的趨勢，“走向反對生活的
方向。”

在個人生活中，如我們知道的那种，總有這樣時刻，复雜的結构突然開始下傾，其道路轉向
熵的方向。這時他也屈服于宇宙的普遍規律：死亡的瞬間。在每一個選擇通往熵的道路的政
治權威（總是喜歡將個人視做可以輸入任何程序）的底部，存在著這种隱蔽的死亡原則。甚
至在“秩序”這個概念中便存在著一种死亡的气味，這樣一种權威將每一种真正的生活現象
，每一個意外的行動、個人的表達、思想、每個不同尋常的概念和希望，都視做打上了混亂
、嘈雜和無政府狀態標志的紅燈。

后极權社會最大的目標是秩序和穩定，但它要的是沒有生命的秩序，沒有個性張揚和激情創
造的穩定。不管是個人的生命或社會的生命，都是高度有序化的過程。人為的秩序只有符合
自然秩序時才能使社會保持在和諧和發展的狀態。极權主義者盡管自我標榜為“唯物主義者
”，實際上卻是無信仰的唯意志論即徹底的唯心主義者。他們以為只要憑借權力，就可以隨
心所欲地設計并建立符合他們利益的人為秩序。但這樣只能在非常有限的條件下維持表面的
秩序，而在表面的秩序下卻孕育著最大的無序和危机。直到1989年12月“天鵝絨革命”之前
的捷克，都是“安定”的，但哈維爾向胡薩克總統問道：“你不想說安定得像一個陳尸所或
一座墳墓？”

有生气的社會是一個有歷史的社會生命的過程就是新陳代謝的過程，特別是對具有精神活動
的人來說，其精神生命依附于精神領域的新陳代謝。對身体和精神都在迅速成長的少年來說
，一年前的事情他們覺得已相隔了很長時間，而對許多老年人來說，十年前的事情好像昨天
才發生。只因為老年人和少年人身体和精神方面新陳代謝的速度大相徑庭。人的成長總是伴
隨著對一些事情的記憶，而“事情”就是生命的里程碑。

一個有活力的社會中也總是有一些事情發生，標志著社會的變化發展。這些事情和故事就构
成歷史的鏈條。“一個有生气的社會是一個有歷史的社會”，充滿了有趣的引人入胜的甚至
是惊險的故事。但在后极權社會，“真實歷史的非秩序化被有條不紊的偽歷史所取代，它的
作者不是社會生活，而是一個官方的設計者。取代事件的結果是，我們被弄得沒有事件；我
們生活在從周年紀念到周年紀念，從慶祝到慶祝，從游行到游行，從全体一致同意到全体一
致選舉及再來一遍；從一個無聊的節日到另一個無聊的節日之中。”

在使世界僵止不動的努力中，它也令自己僵止不動，瓦解了自己對任何新生事物妥善處理或
阻擋自然的生活之流的能力。因此，這种“熵”的制度注定地變成它自身致命原則的犧牲品
而且是最脆弱的犧牲品，由于在它自身結构之內缺乏任何動力，將轉向自己的反面。与此相
反，生活以她壓抑不了的渴望反對熵，她越來越有能力成功地富有創造性地抵制被強暴，強
暴的權威將更快地受制于其自身。

“由于試圖使生活癱瘓，當權者也會自己癱瘓”，并使他們喪失了繼續令生活癱瘓的能力。
而生活，“不管怎樣被粗暴地蹂躪，她最終要比蹂躪她的力量活得更長久。”极權主義“為
了它自己生存它要依賴生活，而生活不以任何方式依賴它。”

面對沖擊的后极權主義者的僵硬模式在沒有故事的地方必定會發生事故，而且往往是突如其
來的重大的事故。這類事故一次次地沖擊著后极權主義者單向思維的僵硬模式，事故使他們
雖然會發生某些變化，但他們改變的速度受制于自身根深柢固的偏見，始終赶不上生活本身
前進的速度。

1939年8月23日，斯大林的蘇聯和希特勒的德國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在斯大林看
來，既然是“他”決定簽訂這個條約，這個條約就無比正确而且一定會得到确實遵守。于是
1941年6月22日德國向蘇聯的突然進攻就成為一個天大的事故。在進攻之前几個月，就有德
國將要進攻蘇聯的情報不斷傳來，但斯大林先生如何會相信呢？“他”早就掌握了歷史規律
和社會發展的方向。如果德國可能進攻，他就不會簽訂這個條約；既然他簽定了這個條約，
德國就一定不會進攻。歷史學家、塔斯社的宣傳一再告訴人們，“歷史是按照斯大林同志的
預言發展的”，連斯大林同志最后對這种宣傳也堅信不疑。總之，在德國發動進攻后，斯大
林先生竟然一個星期沒有露面，他在突發的事故面前既失去了現實感，更失去了應變能力。

第二個大事故是1986年蘇聯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了核泄漏。這怎么可能呢？當時蘇聯的
官僚們既難以相信會發生了核電站泄漏的事故，更不能想像要向國內人民和國際社會公布事
故真相。結果由于隱瞞事故加劇了核泄漏造成的災難。最后在國際輿論的強烈抗議和譴責下
才不得已公布了事故真相，并以此為契机將“公開性”作為蘇共一條重大的改革措施确定下
來。

當時的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先生銳意改革，但由于体制已過分僵化，改革的速度怎么也赶
不上生活變化的節奏。1988年蘇聯實行多党制后，出人意料地在1991年8月19日發生了人類
歷史上最奇特的一次軍事政變。執政的蘇共党內的保守派發動政變，推翻由本党執政的政府
。他們的腦筋怎么也轉不過彎來，共產党怎么會從領導党變成了一個“執政党”，他們固執
地想要重演27年前勃烈日涅夫等人發動宮廷政變把赫魯曉夫赶下台的故事，再也不會想到這
是一件違犯憲法和法律的犯罪行為，最后導致了蘇聯共產党的解体。

在沒有故事的地方一定有事故發生。生命本身是富于創造性和進取精神的。希特勒雖是大獨
裁者，但他屬于早期极權主義，正處在他惡魔生命歷程如日中天的上升階段，因此他能打斯
大林一個措手不及。當然与后极權主義從本質上長久對立的則是千百万普通人民那廣闊的日
常生活。

如果生活不可能永久地被毀滅，那么，歷史也不可能全部進入一种止步不前。秘密的小溪涓
涓流淌于慣性和偽事件沉重的覆蓋之下，漸漸地并難以覺察地從底部呈現出來。這或許是一
個漫長的過程，但是有一天它必然發生：這种覆蓋將不再有約束并將要揭開。

它是這种時刻，是可以看得見的某些事情開始發生，他們是真正新的和獨一無二的，從未列
入官方“發生”的日歷上，并使得我們不再對什么時候發生了什么事無動于衷，它們是真正
歷史的，在歷史要求再次被听到的意義上。

官方之所以不能相信更不能應對生活中必定要發生的沖開束縛的事件，是因為這類事件前所
未有和獨一無二的性質（歷史雖然有惊人的相似之處，但是所有的歷史事件都具有獨一無二
的特點），從未列入官方的“日歷”上，也從未出現在官方用來抑制生活的“文件”上。斯
大林曾經嘲笑過一位艦長突然看到海平面上出現了敵艦時，惊惶失措，赶緊翻閱馬克思的《
資本論》以求應敵之策。而當希特勒來犯時，斯大林的表現更在這位艦長之下，他的腦子只
剩下一片空白。他們從來不相信，事情會出現在他們的計划之外，他們也從不打算從不考慮
一旦事情出現在他們的計划、方針、政策、文件之外，他們將怎么辦；他們除了把它看做自
己隊伍的錯誤和敵對勢力的搗亂而照例懲罰鎮壓外，其余的則一點也不知道該當如何應對。

在那些沒有這种（公開的權力）競爭和沒有言論自由的地方，必然存在壓抑。——像在每一
個“熵”制度中發生的那樣——當權者，不是使自己和生活一致，而是試圖令生活和自己一
致。不是公開地和持續地處理真正的沖突、要求和爭端，而是簡單地用一個面紗將它們掩蓋
起來。但是，在這層掩蓋之下的某些地方，這些沖突和要求在繼續生長和增多，反而造成這
种掩蓋不再發生作用時刻的到來。它意味著這樣的時刻，死亡的慣性壓迫遭到崩潰和歷史重
又迅速地進入這個地區。

在這种情況之后發生什么？當權者仍有足夠的力量阻止這些致命沖突以公開討論或公開的權
力競爭的形式出現。但他們不再有力量全部抵制這种壓力。因此生活有可能破土而出——在
權力的秘密通道中，可能有著具有生活气息的秘密討論和最終是秘密競爭。當然，當權者對
此是沒有准備的：任何与生活實質性的對話都超出他們的能力之外。因此他們恐慌。生活以
個人的爭吵、陰謀、陷阱及對抗的方式散布混亂于他們的會議室中，甚至連自己的親信代理
也不可信了。

哈維爾指出：“這樣一种颶風穿過僵化的權力大廈的時刻，遠遠不是我們這些處于權力堡壘
之外的人感到有趣的一個來源。”但是几乎所有的人事先都不自覺地會卷入這個歷史事件。
“多年來為了表面上的完善、無懈可擊、不出一個故障而運轉的机器，在一夜之間土崩瓦解
”。其原因在于當權者動用解決矛盾所需十倍的力量去掩蓋和壓制矛盾，從而“制造”出一
個在某一刻必定要爆炸的定時炸彈。長期起作用的是社會本身不可抗拒的需要和利益。“除
了生活長期而平靜的壓力、持續的抵抗之外，最終也是整個社會的不可抗拒的要求和利益，
它們的沖突和張力，時時地瓦解著這個權力基礎。”

人們為了外在的安宁和平靜，他們的人類尊嚴付出了長期羞辱的代价。“而一個人如能長時
間地忍受，也必將長時間地記住。”“所有這些將在我們社會意識深層的某個地方安家和積
累，它們正在平靜地發酵。”

而后极權社會的當政者已失去早期极權主義者的“創見性”和自信心。“今天的制度僅僅建
立在少數統治者自我保存的本性和被統治的大多數人的恐懼之上。”他們不但較之以“解放
全人類”為目標的前期极權社會缺乏合法性，其合法性甚至還赶不上以“奉天子民”自詡的
古代皇權專制主義。特別是“一個吹噓自己是有史以來最科學的政府，不可能抓住自身運作
的基本規則，向自己的過去學習，這是令人惊愕的。”恩格斯在說到他和馬克思的社會主義
理論的科學性時，只有一句話：“它是可以討論的。”而蘇聯集團的“科學社會主義”，除
了最高領袖邏輯混亂的胡編亂造，最大的特點就是斷然不允許討論。最具反科學性質的理論
偏偏貼上了“科學”的標簽。而在這种情況下，“預見任何一個關于未來的‘真實的時刻’
的可行性方案都是不容易的。”改變的前提只能是承認“科學”的本質“是可以討論的”。
“顛扑不破的真理”，前提必定是可以任意顛扑。

詩人曾經發出過“我們不是石頭，不是木頭”的呼喊。然而恰恰是后极權社會的權力階層把
群眾看做石頭和木頭。哈維爾說：“人類靈魂遠遠不是一個任何東西都能往里面倒的容器”
，但官方卻一直認為可以把他們隨心所欲炮制的任何思想通過高強度的反复宣傳“灌輸”到
人民的頭腦里去，而一旦某一處的人民發出了自己聲音，則一定是“少數別有用心的分子”
在迷惑利用群眾。他們從來不想一想，政府動用其壟斷了的一切宣傳工具向人民灌輸不進去
官方的真理，而极少數不能指明其阿誰的“別有用心分子”卻能輕易地右左群眾的思想，除
非人們相信他們掌握著某种魔咒，否則就應該尋找隱身在這些宣傳聒噪下的真正原因。

後极權主義的腐朽支柱壓制、恐怖、偽善和謊言，是后极權主義的支柱。其結果不僅使社會
喪失活力，也使當權者喪失對外界的感知能力和應對能力。而在一個沒有故事的社會里，事
故，而且是重大的事故就是必不可免的，最后導致不知回頭的后极權社會無可逃遁的命運：
崩潰、解体或者安樂死。

此外，腐敗也是促使它死亡的重要原因。腐敗是后极權社會權力的生存方式。因為這個政權
除了統治集團自私的狹隘的利益，他們再也沒有什么遠大目標和崇高理想了。但腐敗必將迅
速激化它与人民的矛盾，即使把壓制、恐怖和謊言再增加多少倍也無濟于事。腐敗從來不被
當權者視為政治問題，相反卻把徹底反腐敗的行為看做政治問題。

上面兩節中我們引用的話出自哈維爾《給胡薩克總統的公開信》。他的另一篇有影響的文章
是寫于1978年的《無權者的權力》。如果每一個無權的個人全都甘心于無權的地位和奴隸的
命運，把自己改造成奴隸机器人，后极權主義就會“万壽無疆”以至無窮，天下也會永遠太
平。但生命和社會本身都不可能凝固不動，發展變化是生命的本質，而這就是他們不可戰胜
的邏輯。歸根結底，后极權社會最后就敗在了這些無權者的手下。

哈維爾對后极權社會之所以區別于傳統的專制社會做了充分的精辟的分析，結論是适合于反
對傳統專制主義的斗爭武器和斗爭形式在這里都失效了。

后极權制度在每一個方面触及人們，但是，帶著意識形態棉中藏針的手套。這就是為什么在
這种制度中如此徹底地滲透著偽善和謊言：由官僚掌握的政府被稱作人民政府；在勞動階級
的名義下奴役勞動階級；對個人徹底的貶抑被描述成他的完全的自由；剝奪人民的產權和自
由被說成使之成為有效的；權力的操縱運用被稱作權力的公共行使，任意濫用權力被稱之為
遵守合法法規；對文化的壓制被稱作它的發展；霸權權力的擴展被表述為支持被壓迫者；缺
少自由表達變成自由的最高形式；滑稽的選舉變成民主的最高形式；禁止獨立思想變成最科
學的世界觀；軍事占領變成了兄弟援助。因為這個制度被它自己的謊言所控制，它必然篡改
每一件事情。它篡改過去。它篡改現在篡改未來。它篡改統計數字。它裝成并沒擁有一個全
能和無法無天的警察机构。它裝成尊重人權。它裝成沒有迫害任何人。它裝成無所畏懼。它
裝成沒有裝過任何事情。

意識形態是這個制度維護其外在穩定性的最重要支柱，但這根支柱卻是建立在一种非常不穩
定的結构之上：建立在謊言之上，只有人們愿意和謊言生活在一起時才能有效運作。

但這种無所不在、触及一切人的制度并不是歷史誤會的產物，“也不是某些惡魔似的更高的
意志出于無從知曉的原因以這种方式懲罰一部分人類。”這种制度歸根結底是人性中消极因
素被充分激發和集合的結果。一方面是制度异化了人性，使人性中消极、自私、偽詐、丑惡
的東西有机會得到充分的表現；另一方面，人性中上述那些負面的東西也在支持這种制度。
后极權制度不僅收買每一個人，而且促使每一個人成為他人權利的侵犯者，通過侵犯他人權
利的犯罪活動使他獲得了入伙這個极權社會的“投名狀”。人性的普遍墮落成為這种制度的
另一個重要支柱。

但人不能長期處在被他人用謊言催眠或依靠謊言苟活的不正常狀態。生活的基本目標固然要
以當下的生存為出發點，但每個人的意識中又都存在著對人性的公正尊嚴、道德完善的向往
和對自由表達的渴望。一個人很難長期屈服于世俗的淺薄無聊和功利主義，混跡于沒有人性
的群体之中，漂流在偽生活的肮髒河道中。

如果這個制度的主要支柱是生活在謊言之中，那么對它的威脅就是生活在真實之中，這是不
足為怪的。這就是為什么生活在真實之中必須比其他任何事情受到更嚴厲壓制的原因。

后极權制度就像那個赤裸著身子的皇帝，只有像儿童那樣的真實才能戳破這一切自欺欺人的
把戲。于是在這种制度中，真實就成為一种權力因素，一种政治力量，比之其他的反抗扮演
著更重要的角色。

生活在真實中具有獨一無二的不可估量的爆炸性的政治力量，它來源于這樣的事實，公開地
生活在真實中有一個雖然看不見但卻無所不在的同盟，即隱藏的領域（即民間的私下的場合
）。在這個領域中，真實的生活得到發展，言論得以公開并得到理解。在這里存在著互相溝
通的潛能。這個領域是隱藏的，對于權勢來說也是十分危險的。其中孕育的風暴一直在暗處
發展，一旦最終沖破黑暗，對社會制度產生沖擊時，再來按常規加以規處，已為時太晚。造
成這樣的局面，就使當局十分恐懼，陷入挫敗，乃至做出不明智的反應。

哈維爾由此得出結論，生活在真實中就是后极權社會中最廣泛的反對派的溫床。它与政權之
間的沖突，不是在現實的權力層面上展開，而是在人類意識和良知的層面。“它存在于生活
的隱藏目標中（即政府權力無法控制的地方），根植于受壓抑的人們對尊嚴和基本人權的追
求和向往中，以及實現真正的社會和政治利益中。”它不是一种可以估量的确定勢力，而是
社會的一种隱藏力量，這种力量也存在于官方的權力結构之中。“這股力量不依賴自己的軍
隊，而依賴對手的軍隊，也就是每一個生活在謊言中的人。這些人可能在任何時候受真實力
量的推動。”

個人一旦被消費价值体系所誘惑，就會喪失對社會對他人的責任感而成為一個非道德的人。
“后极權制度依靠這個非道德化，深化這個過程，并在事實上將非道德化輻射到整個社會中
去。”而生活在真實中就是對這种非道德化的反抗，企圖重新獲得自己的責任感，這种道德
化的行為不是利己的，而且要求個人為之付出代价。

“七七憲章”的歷史意義胡薩克集團1969年上台后，發生的最重要事件就是“七七憲章”的
出現。事情的起因是官方對“宇宙塑料人”搖滾樂隊的逮捕審判。這不是兩种不同的政治觀
點之間的沖突，而是后极權主義制度對生活本身的侵犯。政府打擊的對象不但不是歷次政治
斗爭的老手，而且沒有任何政治斗爭經歷，甚至連明确的政治立場也沒有。他們不過是一批
想要生活在真實中的年輕人，想要演奏自己喜歡的音樂，唱与自己生活有關的歌，擁有尊嚴
和友誼，自由自在的生活而已。他們的案子對社會產生了特殊的沖擊，以致在審判時，一种
新的情緒悄悄浮出了水面，使得厭倦到极點的人們再也無法繼續忍受消极無為觀望等待的生
活。原來傾向各异的團体，突然有力地意識到自由是不可分割的。攻擊捷克地下音樂就是攻
擊“生活在真實中”這個基本理念，攻擊生活的真實目標。各行各業的人都很快認識到有必
要對這些年輕人加以堅決保護。一封營救“宇宙塑料人”的公開信發展成由70多人簽名的請
愿書。1986年哈維爾曾經說起：“如果執政者對文化界人士的打擊發生在兩年前，（這件事
）也許不會引起人們的注意。”時間在無聲無息地完成著一切，時間是一個不可抗拒的變數
。把堅硬的土地掘松的土撥鼠正是后极權制度本身，是它對人們真實的生活連續不斷的干預
、壓制和迫害。正是通過“塑料人”案件，反對派的各主要組織和團体非正式地走到一起來
了，成了“七七憲章”的核心。

“七七憲章”几十年來第一次打破了“排异性”這個原則，使憲章的成員們成了平等的合作
者。它不僅是共產党人和非共產党人的聯盟，在道德上和政治上也不具有“革命性”意義，
而是一個以向全民開放為前提的組織，其中任何人都不會置身于次人一等的地位，任何派別
無論多么強大，都不能在“憲章”上打上自己的印記，從而充分体現了憲章組織多元化的本
質。

誰也不會預見到，一個籍籍無名的搖滾樂隊受審案會產生如此深遠的結果。

在极權制度之內，那些日后逐漸演變為富有政治含義的運動背景，通常并不是由公開的政治
事件和不同的政治觀點和力量的公開沖突所造成的。這些運動大部分來自非政治的更加廣泛
的領域，是生活在謊言中与生活在真實中之間發生了沖突，也就是說，在后极權制度的要求
与生活的真實目的之間發生了沖突。……這种沖突之所以帶上政治色彩，并不是因為這些表
達的要求其本身是具有政治性的，而是因為后极權制度得以生存的复雜操縱使得每一個人類
的自由言行，每一個生活在真實中的企圖，必然呈現為對于制度的威脅，因此就成了百分之
百的政治行為。

這就是非政治的政治，是在后极權制度下能夠推動政治進步的有效的政治。它從非政治事件
開始，通過廣泛的社會動員和体制內外的互動合作，推動社會政治前進一步或者拓寬民間維
權和民間參与的空間。

許多痛苦的經歷告訴我們，不論是革新還是改革，本身都不能保障什么。我們生活于其中的
制度，無論根据何种信條，它看起來是被“革新了”還是“改革了”，對我們來說差別不大
。我們所關心的，在于是否在這种社會里能夠尊嚴地生活，是制度服務于人們，還是人們為
它服務。我們正在為這個目標奮斗，運用的是現有的有效的手段。

以“七七憲章”而言，其最初宣言里強調，它不是一個反對派，因為它無意提出另一种政治
綱領。

但捷克政府一開始就把“七七憲章”視為公然的反對派團体，只因為“七七憲章”主張擺脫
全面控制，否認制度對個人具有絕對的權威，它被看做對后极權權力的嚴重挑戰。

這樣的“持异議者”并沒有否定和背叛什么，他們只不過肯定自身的人性，不愿生活在謊言
中而已。

事實上，一個“持异議者”不過是一個物理學家、一個社會學家、一個工人、一個詩人；他
們只是一些覺得做該做的事情的人，因而不得不處在与當局公開沖突的境遇。這個沖突，不
是他們刻意引起的，而是他們的思想、言行和工作的內在邏輯所致（沖突來自他們多少不能
控制的外部環境）。換句話說，他們并沒有刻意做一個職業性的不滿分子，正如其他人立志
做一個裁縫或鐵匠那樣。

這樣的“持异議者”以他人的利益，以沉默無聲的人的利益為指歸。他們不過是一些普普通
通的人們，關心普普通通的事情，大聲說出別人不能說或不敢說的話罷了。他們所持的“异
議”建立在平等原則、人權和自由不可分割的概念之上。說到底，他們不是和波蘭工人自治
委員會共同攜手，捍衛默默無聞的工人嗎？不是因為保護那些無名搖滾樂手們才走到一起來
的嗎？

“早在捷克和斯洛伐克屬于奧匈帝國的時代，捷克和斯洛伐克人不可能在帝國范圍之外尋求
歷史、政治、心理方面的自我認同。那時候馬薩里克就已基于‘從小事做起’的立場，制定
了一個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綱領。”即在不超出現存的社會秩序之內，在廣泛的不同的領域
中誠實盡職地工作，來促進民族的創造力和自信心。一個有尊嚴的民族，其命運唯一可能的
起點，在于人性本身。而在對“宇宙塑料人”的態度上，只有同情和支持他們才是符合人性
的；相反逮捕和審判他們則是不符合人性的。

一個人成為“持异議者”并不是因為他為自己選擇了這個不尋常的角色，而只是他的正直品
格、責任感及外在的复雜因素把他赶出了現有結构，排斥到對立面的位置上。從奉公守法、
做好本職工作的良好動机開始，到被打成社會的敵人告終。久而久之，每個街角都能找到“
持异議者”。

非議“持异議者”“從小事做起”是荒謬的。“從小事做起”常常是真實的生活唯一可能的
選擇，而他最后的命運必定是成為一名“持异議者”。“他們可能是哲學家、歷史學家、社
會學家，以及其他所有從事獨立學術研究的人，如果不能通過官方或半官方渠道，他們就通
過地下方式來散布他們的著作，或者組織秘密的討論會、演講和研討班；他們可能也就是老
師，私下里把官方學校不允許的知識傳授給年輕人；他們可能是牧師，不論是否擔任神職，
或被剝奪了傳教的權利，也努力堅持自由的宗教生活；他們可能是畫家、音樂家或歌唱家，
可以是分享和幫助傳播
獨立文化的任何人，可能是用一切手段來代表和捍衛工人利益的人，促使工會名副其實或組
織獨立的工會；他們可能是大膽向官方呼吁要他們關注不公正的現象，將它們置于法律准繩
之內的人；他們也可能是各种青年團体，努力擺脫控制并按照自己的价值觀自由地生活。這
樣的名單還可以列下去。”

由于后极權主義不斷向人性發動全面的進攻，而被分裂為孤獨的個人的人們又只能孤軍奮戰
，因此一切“持异議者”都以自衛的形式出現，“以捍衛人類生活的真正目標來反抗极權主
義制度的目標”。后极權主義制度早已不是一個理論、路線和綱領的問題（后极權主義者可
以炮制出任何“新”的理論和綱領，而仍保持极權主義的實質不變），而是一個生活本身的
問題。因此，生活在真實中，從小事做起，非政治的政治，這個低調的、即時的甚至負面的
“綱領”，這個僅僅保衛人們正常生活的“綱領”，就是現實中最理想最積极的綱領。它首
先使自己回到生活的起點，從而迫使政治也回到生活的起點——關心每一個作為個体的人，
即組成“人民”這一宏偉概念的每一個有名有姓的個人。

“持异議者”頗怀疑不擇手段來改變制度和更換政府，也怀疑為了這些“根本的”變革來犧
牲“不重要的”東西即人的生命。那樣的話，尊重理念就超過了尊重生命，是人類又一次面
臨奴役的危險所在。

他們把注意力轉向具体的人們，保衛他們當下的利益，并深信“用暴力制造的未來只會比現
行制度更加糟糕”，即“暴力換得的未來只會打上暴力的致命烙印。”

法律是統治者的意志后极權社會對人民的壓迫、審判、關押和殺害都是通過法律進行的，并
借此對全体人民威懾恐嚇，使整個社會或明顯或暗昧地維持在恐怖的气氛之中。前期极權主
義者公然宣稱“法律是統治階級的意志”，但他們心中的“統治階級”卻是工人、農民和勞
動的知識分子；后极權社會中愚妄的當權者卻把“統治階級的意志”偷換成“統治者”即他
們自己的意志。但他們的這种意圖卻只能作為一种陰暗的思想深藏在他們空洞的頭腦中，從
而与正常思維理解的某些法律條文屹然相對。于是在一定條件下，非法的成為合法的，而合
法的成為非法的。

“壓迫性工具在權力結构中的地位越重要，同樣按規章制度辦事就越重要。”如果沒有法官
、檢察官，沒有辯護律師和法庭速記員，特別是沒有某些法律條文和對法律的极權主義解釋
，“那末怎么會輕而易舉地把复制了几本禁書的人關進監獄？”“假如沒有法典，這一切不
僅無法想像，在技術上也完全不可能。”后极權制度也根本無法存在。

重要的不僅在于法律條文規定了政府能夠做什么和人民不能做什么，尤其在于人們對這些法
律條文的理解。和早期极權主義比較，后极權主義更要依靠歪曲法律來維持權力。

我經常看到，警察、檢察官和法官与經驗丰富的憲章分子及勇敢的律師打交道時，如果他們
受到人們的注意（這時候個人都是具名的，他們沒法再受到机器的匿名保護），他們會突然
變得十分焦慮和謹慎起來，小心不讓儀式出現漏洞。這當然并不改變在儀式后面的專橫事實
，然而官員們的緊張焦慮必然造成對于專橫的制約和削弱。

他們之所以焦慮，是因為他們作為個人而不是作為迫害制度中無名的螺絲釘面對具体的被迫
害者時，他們心靈中未能被全部消滅的人性為他們故意歪曲法律的惡行感到心虛膽怯、尷尬
和羞愧。法律絕不僅僅是他們胡作非為的工具，它本身還有另外的性質。

“因此那些認為法律只是裝潢門面、缺乏可信性、毫無用處的想法，正好強化了法律裝潢門
面和制造儀式的作用。”這就等于肯定法律只是假象世界的一部分，從而听任那些主要靠武
斷和曲解濫用法律的人從容地享到最廉价同時也是最虛偽無恥的借口。當法律被看做一紙空
文時，它确實就是一紙空文。當人們轉而追問法律條文的原旨和普遍理解的真實性時，它就
可能成為公民維權的武器。

在《來自遠方的拷問》（又名《哈維爾自傳》）一書中，哈維爾說道：“章程的起草人恐怕
連做夢也沒想到有人真的按照這一條去做。這也許正是他們還保留這一條的原因。也許在其
他法律和章程包括《憲法》中保留許多類似的民主條款的原因，就是要裝點門面，并且相信
不會有人敢于真正那么地做。”這种說法對于后极權社會的愚妄分子無疑是适合的。但后极
權社會的權力机构中，并不都由那些愚妄分子組成，還有完全不同的人在，例如在哈維爾的
著作中稱之為“反教條主義者”，“開明的共產党員”的那些人。“1960年代，開明的共產
党員開始‘發現’尚未認可的文化价值和現象，這是具有積极意義的一步。”因為它為改革
開辟了新的空間。只有走出第一步，才可能走出第二步；而只要走出第一步，就有希望走出
第二步。

哈維爾寫道：“（官方）順應潮流的更高階段，是官方結构內部分化的過程。”他說到1968
年布拉格之春的情況：當時捷克斯洛伐克的后极權制度并未像今天這樣僵化、停滯不前和死
气沉沉，迫使人們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來建立組織。由于歷史和社會的原因，1968年的政
權要開放得多。它當時已被斯大林專制主義弄得疲憊不堪，不得不在絕望中摸索無痛的改革
道路，但其內部腐爛已經無法挽回，不能作出理智的回應，來面對社會情緒的變化，面對年
輕一代的世界觀，面對在非政治領域中捍衛生活的真誠表達——這些表達在官方与非官方之
間的廣闊范圍之內，如雨后春筍般遍地出現。

有重要意義的不是1968年捷克改革的局限性和改良性質，而是已經出現了民間和官方的某些
合作互動局面。我們必須正視并弄清這些事情的意義，并思考“如果不是蘇聯的坦克把‘布
拉克之春’又擠回到极權政治的嚴冬，歷史有沒有另一种可能性？”

不管是當時的捷克還是蘇聯，規章、法律和憲法中有利于人民的有關民主和人權的條文，并
非完全是裝潢門面而沒有實行的誠意。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是20世紀共產党人的原教旨，
特別是早期的蘇聯、東歐共產党人在掌握政權之前就已諳熟馬克思的學說。在馬克思、恩格
斯那里，民主、人權、個人自由的觀念全都是題中應有之義；他們的著作中所以不再詳述這
些理論，是因為這都是18世紀的歐洲和北美早已解決了的問題；對于每一個懂得馬克思主義
ABC的真實的共產党人，民主、人權這些屬于人類的先進觀念也都是無庸置疑的。馬克思關
于未來社會應該建立的“聯合起來的個人對全部生產力總和的占有”也和后來蘇聯東歐由國
家政權壟斷的所有制大相徑庭。尤其是他們闡明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
條件”，更和极權主義者僅僅把自由當做手段或“資產階級的欺騙”的說法水火不容。對于
這些從馬克思的著作中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的人（而不是像如今的許多打著馬克思主義旗幟
的共產党人根本不知道馬克思主義為何物），他們把民主、自由和許多有利于人民的條文寫
入規章、法律和憲法就不是裝點門面而是要認真執行的，這些條文既符合現實的狀況和需要
，也是他們的理想和价值觀的產物。如果不是這樣，就不會出現蘇聯和東歐一輪又一輪的改
革。不僅在政權內部存在著開明和頑固、改革和保守，更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民主社會主義和
极權主義的或明或暗的派別，就是在每一單個人的思想中，也可以同時兼容善与惡、真理与
謬誤、民主与极權這些對立的成分，因而在一定條件下都是可以轉化的而非鐵板一塊，頑石
一堆。如果蘇聯在赫魯曉夫之后不是勃烈日涅夫執政，采取停滯倒退的路線，而是（例如）
安德羅波夫或者其他更真實的人物執政，進一步深化改革，蘇聯未必就會在1991年解体。但
勃烈日涅夫執政的18年，使“彩虹橋”的几乎每一個构件都接近了破坏的极限，沒有回天之
力的戈爾巴喬夫又如何能挽狂瀾于既倒呢？

歷史應該假設嗎？

“歷史是不能假設的。”這句歷史主義的淺薄之見被鸚鵡學舌般地不斷重复著，其實毫無道
理。任何科學研究都离不開假設，歷史科學更是如此，因為在歷史過程中的變數比自然過程
更多。在民主、人權已成為世界大潮的時代，蘇聯集團卻自我封閉于厚厚的鐵幕之中，竟然
維持了73年，歷史的耐心和人民的等待均已達到极限。深入到這個极權社會內部，人們不由
感喟：留給改革的時間何其短暫，改革的步履又何其蹣跚踟躕！蘇東的解体僅僅對极權主義
的既得利益者是一場悲劇。對歷史而言，它的長期存在和謝幕方式，都是不可思議的荒誕劇
。

對執政的共產党人來說，最根深柢固的偏見莫過于認為自己掌握了科學的世界觀因而應高居
于社會之上這种蟄伏在內心深處，表現在一切言行上的自大狂了。當他們振振有詞地自吹“
我們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時，他們沒有想到，即使馬克思主義全部是真理，它
卻不是什么在密室中傳授的秘籍咒語，只能像皇帝的玉璽一樣傳給特定的接班人；它們寫在
書本上，在一切國家公開發行，別人為什么就不能比你們更准确更全面地掌握它呢？更何況
馬克思主義和任何學說一樣都有自己的局限性。

20世紀列宁主義的共產党人自命為唯物主義者，但他們一貫奉行的卻是馬克思在《關于費爾
巴哈的提綱》中批判的那种唯物主義。他寫道：有一种唯物主義學說，認為人是環境和教育
的產物，因而認為改變了的人是另一种環境和改變了的教育的產物，——這种學說忘記了：
環境正是由人來改變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這种學說必然會把社會分成
兩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會之上。

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的一致，只能被看作并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

行使“改變了的教育”的教育者本身也是改變前的教育的產物，他們如何能對人們實行“改
變了的教育”呢？結論只能是：他們生下來就是超越于教育之上的天才和超人，理應高居于
社會之上，永遠擔任教育者的角色。可惜馬克思所批判的“這种”唯物主義并沒有被從列宁
到戈爾巴喬夫這些一代又一代的共產党人理解，他們不自覺地陷入其中，養成了一种致命的
自負，認為真理永遠掌握在共產党人的手中，認為“共產党人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不管他
們的領袖是如何地胡思亂想和作秀，也不管他們犯了多少令人瞠目的錯誤。

真正的改革應源于思想上和理論上的反思，批判和糾正思想理論上特別是世界觀方面的根本
性錯誤（例如“這种”高居于社會之上的“唯物主義”）。可惜蘇聯東歐的歷屆領導人都沒
能做到這一點。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橫空出世，只是未能立足于反思歷史錯誤特別是基
本理論錯誤的堅實地基上，因而只能像划過北方天空的流星一樣很快消失了。

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哈維爾是一個有信仰的人，這使他時時都很謙卑，曾自稱自己只是一個“
捷克的鄉下佬”。信仰是人的精神和靈魂對無限、未來和絕對的把握方式。基督教是一种信
仰，真正的唯物主義（而不是唯物質利益主義）也是一种信仰。有信仰的人仰望星空，遙想
無限的過去和未來，感受到在至高的存在（上帝、真主、道、由物質构成的宇宙等等）面前
，自己和人類居住的地球不過是一粒塵埃。我們不管有多少知識，在無限面前連滄海一粟也
談不上。我們憑自己十分有限的知識，有時候不過言談偶中，或在知識海洋的沙岸上撿到几
枚貝珠罷了，但作為一個人，我們所犯的錯誤，所不知道的事情，較我們掌握的知識和真理
要多得不可比擬。無所不知的領袖和天才是神話，“從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是自欺欺人。
如果世界上真有什么最可笑幼稚的人，“這种”唯物主義世界觀造就的一批認為有權就有真
理的活寶，就是這樣一批可笑而又屢犯低級錯誤的人。

哈維爾雖然在“社會主義的捷克”被官方認為是一個“不同政見者”，但他實際上卻是一個
社會主義者。在蘇東社會主義解体之前特別是哈維爾當選為總統后，他被那些自由主義者指
責為“左派”和“社會主義者”。但他的社會主義理念更接近19世紀的原旨社會主義而和胡
薩克之流的“社會主義”截然不同。他說：在我看來，社會主義更是一個人道的、道德的和
感情的范疇。在歷史上的許多時期，每個站在被壓迫和受屈辱的人們一邊（也就是說，不是
站在統治者一邊）的人都稱自己為社會主義者；每個反對不應得的优先條件和承襲特權，反
對榨取無權者的勞動，反對社會不公的人，以及那些貶低一個人的地位并使他為他人服役的
缺乏道德的人也都稱自己為社會主義者。我也同樣曾是這樣一個“有感情的”和“有道義感
的”社會主義者，而且我今天依然如故，唯一的區別就是我已經不再使用這個詞來描述我的
觀點。

哈維爾不但是一個劇作家，而且成就為一個世界級的思想家和令人尊敬的政治家。他對人類
的貢獻是獨特的而且十分丰富，值得我們下功夫去挖掘和汲取。

我們高興地看到，2003年的中國發生了一些几十年來罕見的變化，雖然都很具体，但縱觀卻
具有深遠的意義。收容制度的取消，強制拆遷的叫停，社會保障方面的逐步推進，甚至政府
為欠薪民工討工資，民營企業家孫大午的出獄，“不銹鋼老鼠”劉荻的獲釋，這些都夠不上
什么“宏大敘事”的政治改革，但其結果卻通過一件又一件的“小事”推動了我們社會的政
治文明和民主制度的進步。這也可以稱之為“非政治的政治”，它是社會的廣泛參与和官方
積极行動的結果，是体制內外合作互動的成就。而我們未來的希望很可能就在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