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井》的文化震撼力 法國 陳 彥 由于中法文化年的緣故，法國關于中國文化的盛事不少。不久在法國上映的中國故事片《盲 井》也獲得法國輿論的廣泛好評。 中國的“萌芽” “盲井”目前已經是一部具有世界聲譽的影片，但是2003年年初該片同由張藝謀導演的“英 雄”一起參展柏林電影節時，卻沒有人看好這部影片和這為名不見經傳的導演。李楊正是以 其這部處女作，出人意料地獲得了柏林電影節名之為“最高藝術成就大獎”的銀熊獎。隨之 ，該片又連續在法國、美國、香港、荷蘭等國際電影節獲得大獎，顯示了影片非同一般的藝 術力量。据悉，“盲井”已在香港藝術中心公演，頗受歡迎，但由于自律的原因已中止放映 。“盲井”在法國上映自然不會有自律的問題，從十月一日巴黎各大影院推出之后，受到媒 体的廣泛好評。各大報及文藝雜志都發表了長篇評論文章及對導演李楊的專訪。不少評論家 將該片同歐洲著名現實主義大師如羅塞里尼（Rossellini）相提并論，稱影片為類似左拉（ Zola）的“萌牙”的經典之作。 “盲井”是一部情節甚為簡單，敘事風格頗近記錄片的電影。這步影片是該片導演李楊旅德 十五年后回到中國創作的第一部故事片，影片的情節是這樣的：在當今中國北方某產煤地， 伴隨著國營煤礦的衰落，私營非法的或半非法的礦井不斷涌現。生活在礦區的兩名看似普通 的礦工，不甘心同別的礦工一樣下井掙錢，找到了一條多快好省的發財之路。 他們先將打工者誘騙到礦區，然后將打工者謀殺于礦井下，并制造事故造成礦井人為塌方。 塌方之后，再作為被謀殺者家屬向礦主索要賠償。礦主則因為非法開礦或者安全設備不合標 准不得不解囊就范。 影片以十分突兀的手法一開始就推出這兩名歹徒得手的鏡頭，使觀眾有突然闖入一個道德淪 喪的人間地獄的感覺。隨后影片緩緩記錄了這兩名歹徒再次作案的過程。然而在一個純真之 气未退的小男孩成為他們的謀殺目標之后，其中一個謀殺者宋金明的感情發生了變化。在施 害与保護之間難以取舍，最后兩名謀殺者自相殘殺，雙雙死于井下，只留下小男孩掙脫了魔 掌。 人性的脆弱“盲井”的故事是以本世紀初的中國作為背景的。這些設備簡陋，事故頻繁的私 營小煤礦能夠存在進而獲得一定程度的發展并獲利，至少需要兩個條件：一是必須有源源不 絕的廉价勞動力；二是一個法制不健全的社會環境，以使煤礦能夠以足夠底的成本進行開采 。中國北方廣袤農村滿足了這第一個條件，而目前處于社會轉型中的中國有法不依，缺乏信 義，道德淪喪的社會現實則滿足了這第二個條件。盡管中國有著嚴格的新聞檢查制度，媒体 仍然經常披露出大量的有關礦井塌陷，數以十計的農民礦工慘死井下的消息。很顯然，僅僅 對中國目前這种類似于西方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代的礦業的悲慘現實給予同情和描述，就需 要勇气和良知。但是李楊的“盲井”并非一部描寫二十一世紀初年中國礦工命運的影片，李 楊不滿足于只將鏡頭對准礦工的非人生活和中國社會的兩极分化，法制虧空的殘酷現實，他 選擇了對更為深層的普遍人性的挖掘。 影片中的歹徒以謀財害命作為自己的職業的個案，是人，個体的人在利欲薰心的狀況下所可 能達致的极端。毫無疑問，這种极端的個案可以存在于中國也可以存在于西方。揭示人性中 存在的這一脆弱的一面因此超越了中國文化的范疇，具有普世意義。從對人性扭曲的暴露的 深度來說，此片已足以使西方觀眾感到震撼，這正是該片在西方普遍受到好評的一個重要原 因。然而，李楊的影片分明是以中國作為文化和中國現實社會作為背景的，這一特定的社會 背景使得“盲井”不是一部孤立的反映人性肮髒的影片。 盜已失道“盲井”是根据2002年曾榮獲老舍文學獎的中國作家劉慶邦的小說《神木》改編的 。也就是說，作為小說這一叫人惊心動魄的故事也已經受到中國讀者及文藝界的重視。重視 的原因不難想見，除了藝術性之外，就是這一故事在中國目前社會的典型意義，它充分地反 映了中國社會人性迷失的精神危机。 影片中有一情節十分發人深省：在決定殺人之前，兩個歹徒中的一位宋金明的人性還沒有完 全泯滅，希望說服另一歹徒唐朝陽暫緩處決他們手中的獵物。二人之對話的精采之處在于歹 徒并不以人性、親情的道德說教來作為暫緩殺人的理由，而是以殺人者的規矩來勸說，如被 處決者不應該是童男，因而必須找妓女為他行成人禮，行刑前應該給被殺者喝酒等等。然而 ，這些理由都沒有動搖唐某謀財害命的決心，相反，見到其同伴猶豫之心浮現之后，他反倒 將其犯罪同伙殺死。這一細節描寫生動表明，在今天的中國不僅缺乏一般的社會道德觀念， 中國傳統中根深蒂固的流行于下層社會的所謂江湖義气，綠林規矩都已喪失殆盡。庄子當年 所講的所謂“盜亦有道”的話，在今天的中國也已被連根拔除。 中國社會的這种最深層的秩序的變化，源于“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的共產革命的意識形 態，這种革命意識不僅顛覆了社會從上至下的組織秩序，也顛覆了中國文化潛意識層面的為 人准則，從而最終導致了中國道德文化的空前災難。 影片“盲井”不同于一般正在于抓住了這一深層的文化批判意義。